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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發聲、敢創新、敢出海:經濟學家共議民企何以應對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近年企業家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國際環境面臨高度不確定性,行業市場有不確定性,技術發展有不確定性,乃至政策也可能隨之變化。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民營企業家在風浪中尋找機遇已成為一種本能。在預期不穩、市場內卷的當下,創新提效、數字化轉型、開拓海外市場……一批企業家正在爭相尋找“確定性”的出路。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31條具體舉措,八部門發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25條措施,期冀助力民營企業解決沉疴難題,推動發展壯大,引發高度社會關注與討論。
2023年12月11日,“直面不確定性:民營經濟的生存與創新”研討會在上海舉辦。本次研討會由澎湃新聞主辦,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文匯報社文匯講堂工作室協辦。
研討會邀請了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黃奇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
四位嘉賓從理論、立法、債務、創新、海外投資等角度剖析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現狀,并對如何從制度層面擴大民企發展空間,提出了政策建議。

研討會現場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企業家不等于資本家,民企發展需要輿論與制度支持
近年來,中國民營經濟取得大步發展,但也面臨不少問題與挑戰,用現場多位專家的話來說是今天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更卷”了。
史晉川指出,民營經濟的產業分布存在明顯異質性,民營企業大部分仍集中在中下游行業,導致橫向競爭加劇。實際上,在市場準入、項目招標、資金獲取、國家安全等方面,國企民企區別對待的現象尚未完全解決。這是民營企業家特別關注的現實問題。
“國民經濟的產業分布仍呈現出明顯的國有和民營分立的新二元經濟結構。”史晉川指出。橫向看,國有和民營產業分布存在明顯異質性。民營經濟主要集中于木材加工、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等中下游行業。縱向看,民營企業數量更多、規模更小、利潤更薄,同時民營經濟發展總量(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擴張趨勢已放緩。
史晉川認為,對民營經濟擴大來說,市場開放是關鍵一點。部分領域準入還“名準實禁”,一些準入事項辦理“名備實審”,有的招投標范圍“名廣實窄”?!耙徊綄嶋H行動,勝過一大綱領?!秉S奇帆指出,最重要的是幫民營企業解決具體問題。

史晉川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除了卷,民營經濟對輿論也較為敏感。“資本家”不時與民營企業家放在一起被討論,這給一些企業家也帶來了困惑。
“把企業家與資本家區分開來”,劉世錦在此次論壇上強調,工業革命初期,有本錢的人才能辦企業,資金提供者和企業創辦者合為一體,人們并沒有意識到二者的不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企業所有者、創立者、經營管理者分離的現象,特別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創新理念后,人們逐步認識到,企業家才能或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特殊的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一群人,識別并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組織各類資源,創辦起大量充滿生機、有創新精神的企業。
“他們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沒有多少資本。通俗地說,是一些‘窮光蛋’,窮則思變而創辦企業。投資者正是看中他們的企業家才能,知道企業家比他們能夠更加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資本,才把資本交給企業家管理?!眲⑹厘\表示,企業家精神對企業發展有關鍵作用,可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勞動,市場依照按勞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原則給企業家以報酬,與所謂的剝削并非一回事。
現階段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理解、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劉世錦呼吁,要營造健康的民營企業發展輿論環境。
他建議,平等對待不同所有制企業應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并形成相關行政檢查、社會監督、法律訴訟等制度。還要允許和鼓勵平臺企業、大型科技骨干企業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行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監管。
史晉川也建議,要支持民營企業家發聲,一起探討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宏觀政策、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議題。最好在法律上淡化所有制企業經濟成分表述的差異性。

劉世錦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破局內卷的三個關鍵詞:出海、數字經濟賦能、創新
經濟具有周期性。在不少經濟學者看來,經濟放緩趨勢應從更早說起。2016年,《人民日報》頭版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判斷,至今不斷被引用——“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經過調整后,中國經濟將進入質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續的新的發展階段。”
近年來,不少民營企業感受到“L型走勢”。如何適應經濟放緩的趨勢?尤其外部環境復雜、各行各業“內卷”、市場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如何尋找“破冰”之路?學者們給出各自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是進一步參與全球市場,即“出?!?。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中國基本上走到了這個階段,我們的企業開始要向全球去布局”,張軍表示,民營企業產能要向海外輸出,要進行大規模的直接投資。
對比其他國家,中國向海外直接投資(ODI)具有很大潛力。張軍表示,美國在海外的直接投資累計量近十萬億美元,新加坡雖經濟體量小,但海外直接投資也超過1.5萬億美元。中國累計海外直接投資量超過2.5萬億美元。“但從人均水平看,中國(的數值)非常低”,張軍指出,中國人均ODI大約為美國的1/12,新加坡的1/14。

張軍 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圖
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擁有大量跨國企業。世界上的跨國公司主要來自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未來中國能產生多少跨國公司,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發展表現。正因為,多位學者提出要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尤其是領軍民營企業。
張軍認為,中國擁有國內大市場,但中國企業在各領域中的市場份額集中度還不夠,“國內的市場結構還不利于大企業發展,對民營企業更是如此”。他進一步提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策戰略上都需要做出相應調整,服務企業更好地走向國際市場。
“這是出海企業的一些代表(下圖),有實體也有互聯網公司。它們是未來可能在全球代表中國實力的主力軍,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張軍表示。

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出海的部分成功案例 張軍教授演講PPT 圖
史晉川關注創新集中度,盡管頭部民營企業對創新的研發投入在增長,但相比國際水平,中國大企業的創新集中度還不夠。

史晉川教授演講PPT 圖
中國企業如何更順利地從國內市場走向國外市場?制度層面的支持是關鍵。這兩個市場間,有一個鴻溝需要跨越。用黃奇帆的話來說,兩個市場,“內外兩張皮”。
“中國內外貿幾十年兩張皮,外貿和內貿的制度規則不協調使得中國企業‘做外的不會做內、做內的做不來外’,這本身就喪失了很多產能?!秉S奇帆表示,下一階段不管做線上還是線下,總之一定要下功夫做內外貿一體化,進行制度性改革。
讓做內銷和做外銷的企業產品能同線同質同標,正是“十四五”規劃中所強調的目標。黃奇帆強調,中國要在內循環、外循環上形成一體化的土壤和生態,關鍵是在制度、規則、體制、機制上形成內外循環一體化。
具體看,廣大企業如何才能在跨境電子商務中走出“內外兩張皮”困境,在全球市場打出新天地?黃奇帆認為,必須推動產業互聯網。
黃奇帆提出的關鍵詞是“產業互聯網”,這是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重中之重。這個產業互聯網,指國內、國際產業互聯網的一體化(平臺),它能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化、結構性的新特點、社會潮流的新需求,形成生產制造研發的重點。這個平臺要能組織國內大量科研開發的企業,將國際市場的新需求轉變為商品。
“一旦平臺建立起來,意味著掌控幾千甚至幾萬個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制造類企業。產品生產過程中,各種零部件原材料又形成配送(鏈條),平臺掌控航空鐵路水運相通的全球物流體系,最終在準確的時間、準確的地點,把小批量的各種消費者喜歡的產品供應到位?!秉S奇帆表示,這樣一個系統,它能以銷定產,以新打舊,以快打慢,以新的設計(對需求)進行快速反應,和一般的電子商務B2B有很重要的區別。
“從邏輯上講,傳統產業一旦被數字化賦能,一般至少會有1%-10%的產出。這個產出不需要增加資本投入,不需要有新的原材料或者各種方面生產要素的植入?!秉S奇帆指出,數字技術的賦能使現有傳統產業平均增加5%的產出。按照中國一百萬億的工業產值,5%的產出就是五萬億,可以把它看成利潤,即不消耗原材料的增加值。
黃奇帆認為,產業互聯網將影響三類企業:第一類是高水平制造業企業,第二類是以華為、三大運營商等為代表的企業,它們是以5G通信為核心技術的物聯網信息通訊實施推進的基礎,第三類是(跨國的)產業互聯網平臺公司。
在此意義上,今后十年,哪個城市擁有以研發、生產、銷售一體化的產業互聯網的跨國平臺公司,哪個城市就將掌控更多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經濟中心的資源,并可能帶動幾萬、幾十萬的就業。
黃奇帆呼吁,在市場內卷、前景方向不那么確定的當下,一個確定性的、數字經濟可賦能國民經濟的方式就是產業互聯網,特別是跨境產業互聯網。把它做好,不僅對傳統產業數字化是革新,也會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巨大動力。

黃奇帆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第三個關鍵詞是創新。黃奇帆指出,創新包括制造業的核心技術、底層技術的創新,也包括新服務、新業態以及企業運營層面的創新。黃奇帆說,創新是多方位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企業運作的創新、企業文化的創新,都會形成生產力。
“物流方式、產業鏈的金融組合方式、產業鏈的市場準入方式、產業鏈里專利品牌運行方式……這里都有很多經營、重組或者各種創新的形態?!秉S奇帆說,創新是多方位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企業運作的創新、企業文化的創新,都會形成生產力。
史晉川認為要處理好商業模式創新與體制創新的關系。比如移動互聯網帶來的創新容易觸碰到原有領域的體制機制,如果完全不允許商業模式創新觸及體制機制,就會抹殺創新的可能性。
“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能力,近年來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正在減弱?!笔窌x川呼吁,過去幾年,創新主體在相互磨合探索過程中,有時受到抑制,接下來宏觀經濟運行要重視創新主體通過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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