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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ADHD,成了聰明人的“時髦病”?

撰文 |許嘉婧
編輯 |薇薇子

“大雄-胖虎綜合征”
這個“毛病”,26歲的塔塔一度很難和別人解釋明白。
就是,當她想按計劃做些什么事時,仿佛有什么無形的力量死死摁著她,讓她無法啟動。“人家也想象不出一個人有手有腳,你怎么就不能在電腦上打下一行字呢?”
接下來,她會陷入持續性的自我攻擊和羞辱,產生強烈的抑郁情緒,覺得自己沒救了。惡性循環。
一個無可救藥的拖延癥,她只能先這么定義自己。
比如,在清華讀本科期間,她喜歡在23點59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5秒提交作業。這個“23點59表演”發展成了室友們熱衷觀看的固定節目。表面看起來,她每天都在泡圖書館,努力刻苦得很。但,她沒有一門課能提早交作業哪怕5分鐘。
大多數情況她都能安全上壘,但也有那么些例外,校園網絡掉線導致作業窗口關閉,都會逼得她不得不給助教寫上一封長長的道歉郵件,請求寬大處理。
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大四。一門社會學課程在開學時就布置了一篇很簡單的讀后感??蛇@個學期都快結束了,作業deadline過后一周她依然只寫了1000字不到。要知道,不交這個作業就會掛科,而大四學生掛了一門課就無法畢業,連助教都急得給她打電話問她是不是瘋了。只有在這通電話的強壓力刺激下,塔塔才能馬上動筆,一個晚上就寫完4000字交上去。
“這作業也不難,但你為什么就是不寫呢?”助教簡直無法理解。
向來是沒什么功課能難住她的。塔塔從小就是個聰明的孩子,別人需要花一學期完成的功課,她考前突擊兩個晚上就全會了。但她的不自覺、貪玩又會讓父母懷疑,她是成心跟他們作對。老師也常敦促她,如果你能再努力一點,一定能取得比現在更好的成績。
但按計劃啟動,才是她最大的難關。
是啊,這是為什么呢?對于類似控訴,塔塔百口莫辯。在她看來,這就像你問一個肌無力的人,你為什么不走?
她太想和其他人一樣按部就班地學習、工作了。無止境的自我懷疑在讀研究生時達到頂峰。2020年,23歲她在香港讀研,始終無法啟動論文,不得已去尋求心理咨詢師的幫助。對方告訴她,這大概不是咨詢能解決的問題。她的表現很像ADHD——她也是頭一次聽說這個名詞,注意缺陷和多動障礙,俗稱“成人多動癥”。咨詢師的話給了她啟發,2個月后她就去醫院做了檢查,確診了。
一個舉止正常的成年人是很難將自己和多動癥關聯的。人們可以很輕易地在腦內勾勒出一個典型的多動癥兒童形象,注意力不集中、容易丟三落四、說話肢體語言豐富、語速快——當然,這都是正確的。多動癥高發于兒童時期,它的根源是包括大腦前額葉、邊緣系統和小腦在內的神經網絡發育遲緩,隨著年齡增大,癥狀可能會逐漸緩解,如果在25歲前發展成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
而鮮少提及的是,有2/3的人都可能把這個病帶入成年。兒童心理健康專家王玉鳳在接受《人物》采訪時提到,在中國,保守估計,成年ADHD的患者數量超過2000萬人,在全世界范圍內成人ADHD約占2%-5%。并且這其中有更多女孩——年幼時,女孩不像男孩一樣能表現出明顯的多動特征,坐立難安或上躥下跳,她們更多表現為注意力障礙,也更難被外界識別,多數人很晚才被確診。
本質上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患者并非完全無法集中,而是很難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跑偏到哪里。王玉鳳主編的教材《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中這么形容,這種感受就像一臺故障的電腦總在不斷彈出新的窗口,很快機主會忘記任務的主次,那些廣告彈窗等干擾信息也會剝奪他們的注意力。

有時,情緒會像病毒一樣突然占據大腦空間,排擠掉其他感覺和想法,包括積極的,也包括消極的。對一般人來說,大腦內的多巴胺和腎上腺素可以調節人的認知和行為,保證正常的執行功能。但ADHD患者的激勵系統是失靈的,有時缺乏動力,有時又用力過猛。當他們興趣被調動起來時,有時能長達幾個小時沉浸在亢奮中做事,甚至忘記吃飯喝水,而負面情緒可能讓動力系統全面癱瘓,整個人陷入停滯。
終于,以往那些令人費解的行為,塔塔都找到了答案。
比如高中每次考語文,做到閱讀題她都很想睡覺——ADHD患者工作記憶差,經??戳讼露瓮松隙?,大部分伴有明顯的閱讀障礙,有時,她真的能在語文考試中途睡個20分鐘。
再比如高三的晚自習讓她極度痛苦,安靜的環境里,周圍鉛筆唰唰的聲音顯得更清楚了,腦子里的雜音就開始不斷往外冒:暗戀的男生今天跟哪個女生說了話了,課堂上哪個老師又跑題講了個冷笑話,小團體里在聊什么新八卦,人活著是為了什么,怎么解決我的存在主義危機……實在靜不下來時,她就到操場上跑圈,每天晚自習都必須去,有時能走40分鐘。大家都爭分奪秒地學習,她還在外面鍛煉身體呢——多少有些滑稽。
不過,這在別人眼里并不構成問題,甚至看起來還會有點“凡爾賽”。直到現在,父母還會經常得意地和別人炫耀“我家孩子高中前兩年完全不學,高三也能突擊考清華”。在老師那兒,一個學習好的孩子不可能存在精神問題,上課不聽講、粗心、缺乏紀律性那都是小毛病。當塔塔試著和朋友講起自己的困擾時,對方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你是我們中學習最好的,你還說自己有精神病,你讓我們怎么活?
久而久之,她學會了閉嘴,不再說起這些事。但也加劇了惡性循環。
一個真相是,成人ADHD在高智商群體里并不少見,正因為他們能通過智商代償,掩蓋自己在工作學習上表現出的問題,病情也就更難被察覺。ADHD當然是越早干預、治療越好,拖得越久越可能罹患共病。曾有ADHD患者在長期的自我貶低后崩潰,前往醫院治療時已經出現抑郁、焦慮、自閉癥等六種共病,情緒疏導會變得更加困難。
在日本,ADHD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大雄-胖虎綜合征”。一種是注意力缺陷,像大雄一樣散漫、時常神游發呆,另一種則是沖動和情緒調節失常,像胖虎的易怒和沖動。

確診后,塔塔參加了北醫六院組織的CBT認知療法活動,認識了很多和自己同樣病癥的人。她發現,現場的“胖虎”占大多數,到醫院尋求治療幫助的人大多是為人際障礙感到困擾。由于ADHD的沖動表現,他們經常話不過腦、頂撞他人、行事風風火火,甚至還可能和人動手打架。
在這里,塔塔顯得格外正常。“我就感覺我好像也沒那么嚴重。但誰說大雄的痛苦就一定比胖虎少呢?”
現在她覺得,對大雄們而言更難的是第一步——自我覺察。意識到自己和常人不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沒有參照標尺,我們就以為別人都是這樣的,但其實不是?!?/p>
塔塔使用的幫助專注APP“專注旅人”

“這說的不是我本人嗎?”
覺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幸運的ADHD患者可能在不經意間被懂行人發現,但大部分人沒有那么幸運。
36歲的賀玲,是在31歲時,第一次確診了ADHD。但早在2007年上大二時,她就去精神科做過檢查。
那時,在某高校讀會計專業的賀玲,時常感覺自己的腦子像火山口一樣,身體里常常有火在竄,難以平靜。
在某直轄市安定醫院精神科,醫生讓她在電腦上做了一套300多道題的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試,據說這是一套專門篩查精神問題的量表。問診時醫生看完量表結果,賀玲剛聊了兩句自己的家庭情況,醫生突然勃然大怒說:“你只不過是因為人不成熟,幼稚而已。”
這句話氣得她當場站起來跟醫生吵架,然后奪門而出?!艾F在想想很諷刺,我是下了多大決心才來這里,她就這樣給我定義了。我就想我都能發展到和醫生吵架了,她說我沒問題?”
被醫生一錘定音后,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回家只能找了一本佛經念,紓解情緒。可這種對自我狀態的長期困惑始終沒有消散,在業余時間她開始進修心理學相關課程,還一鼓作氣考了心理咨詢師證書,想著在適當時候還能將其發展為副業。與此同時,她也為自己找了一位心理咨詢師,作為來訪者持續接受咨詢,一下就堅持了好幾年。她想著,總得先把自己的問題理清了,未來也能更好地對來訪者負責。
諷刺的是,就算她在專業心理學道路上一路狂奔,也壓根沒察覺出自己可能患有ADHD,甚至連從業10余年的專業咨詢師都沒看出來。
直到畢業后的第10年,某次辭職后她參加了一門高校的心理學考試,有1個月時間復習,她發現自己完全無法開始。和一般的拖延癥不同,ADHD患者的啟動困難更像是在享受一種命懸一線的刺激。她永遠會在考試前48小時才把書翻開,在24小時內集中復習,并憑借著腎上腺素的刺激,潛力爆發通過考試。
多年來應對這種啟動困難,賀玲磨合出的解決方式就是制造一種恐懼的黑匣子。她會想象有人用槍指著自己的腦袋脅迫她做一件事。但這種負面動力會給心理狀態造成很大負擔,也讓她持續處在自我審判的痛苦中。
這次的備考啟動困難加劇了她的困惑,她搜索和“分心”相關的書籍,找到這本《分心不是我的錯》,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關于ADHD的書,還被羅永浩、羅振宇共同推薦過。她驚訝地發現書中關于ADHD表現的20條標準,自己能對上17-18條。
“怎么這么多符合的,不會真有吧?”她和老公開玩笑說,對方鼓勵她,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去醫院問診試試?羅永浩就是在北京北醫六院兒童精神科確診的。
由于ADHD主治醫師一般都在兒童精神科,即便是成人ADHD患者也需要到兒童科室確診。賀玲到北醫六院掛了號,擠在一群吵鬧的孩子中間偽裝成兒童家長,一個19歲的高個兒男孩也顯得格格不入,他和賀玲聊了兩句后說:“我聽你說話的語速就像ADHD。”
可等到真確診那一刻,她還是有一瞬間的錯愕。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會有精神疾病。這更讓賀玲覺得關于ADHD大眾認知的普及有多重要,“這是一種很難識別的病,即使我在復習時都背誦過ADHD的病理原理,我也很難自我覺察?!?/p>
而當越來越多確診ADHD的人開始在網上普及自己的癥狀和內心感受時,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
這幾年,不少確診ADHD的人,相繼在社交媒體上發言,還附上了詳細的癥狀表現,甚至還有人專門打上“ADHD博主”標簽,生產段子和梗圖。

以下10條,總結自小紅書ADHD博主常提及的表現:
嚴重閱讀障礙,一段話能讀一整天;
別人講話超過半分鐘就開始走神,經常打斷他人的話;
經常拿起手機就忘記自己想干嘛,做到一半就開始看別的軟件;
情緒轉換很快,容易因為別人的一句話陷入極度亢奮或emo狀態,但很快又過去了;
決策也非常快,總是腦門一熱就下決定,三分鐘熱度;
討厭循規蹈矩,組織紀律性極差;
學東西很快,基本全靠自學,很難專注聽講;
思維過于跳躍,有時記不住名字,比如王曉紅就說成王紅曉;
做事沒有條理、粗心,不重視細節;
喜歡即時激勵和反饋,受不了延遲滿足。
是不是覺得每條特征都具備普遍性,沒有ADHD的人也可能會被掃射到?
某種意義上,ADHD的癥狀恰恰吻合了互聯網時代人們注意力容易分散、碎片化的現象,以至于“你是不是有ADHD”逐漸演變成一種戲謔化的調侃方式。ADHD meme開始病毒式擴散,這個概念也更普及了。
對于那些真正被ADHD困擾的人,這就成了一種提醒。他們會開始警覺,“這說的不是我本人嗎?我要不也去查查”?
像裂變一樣,一部分人確診后,她們又會在網上po出新的經驗貼,或分享ADHD的日常,讓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這個過去很難識別的隱形疾病,越來越被看見了。
“后浪研究所”聯系到3位近期確診成人ADHD的患者,她們都是看到別人分享的ADHD帖子了解到這種疾病,并馬上去醫院確診的。
27歲的Josie就是其中之一。她說話像連珠炮一樣,時不時還會吞字,能感覺她的思維運轉很快,嘴時常跟不上腦子輸出的速度。
她更傾向于“胖虎”的特征,她從小就好動、閑不下來,和男生打架,上課喜歡接老師的茬。思維敏捷、喜歡新鮮感和挑戰是她的優點,相伴的是缺乏組織紀律性。
她告訴我,高中時自己是很喜歡學習的,高考成績全校第2名。選專業時家里人推薦她學審計,覺得未來就業前景好,結果等到大學她就垮了——她完全受不了核對報表這種注重細節、高度精細化的工作,每天在外面玩,不想學習,大二成績班級墊底。
當然,她也沒有走上審計的路。大四時她看到校園樹洞里有人發“招兼職啦,和美女出去拍照”,很興奮地去報了名,一下子轉向攝影,畢業后轉成正職繼續和老板干了5年,現在離職了也在做自由職業短視頻博主。
看起來,她每一次“決定人生轉向”都很隨機和草率,周圍人也經常說她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在看到ADHD這個概念后,她簡直大徹大悟了,毫不猶豫地就去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掛了號。
今年7月的某天,她告訴媽媽自己要去看病,媽媽不以為然:“你腦子怎么會有???你聰明得很!”她拽著媽媽一起去了醫院,這里的ADHD科室剛開了半年,走廊上貼著宣傳海報,她就指著海報和媽媽說:“你看,注意力不集中,丟三落四,沖動,這是不是都是我?”
問診僅僅持續了半小時,醫生就給出了ADHD的診斷。通常情況下,ADHD還需要完成瑞文推理測試、視覺誘發p300、腦地形圖等一系列檢查,但醫生覺得Josie的特征已經明顯到不需要做測試的程度。
對很多病友來說,確診是一種解脫,一種著陸后的安全感,意味著一輛脫軌的列車重新找到了軌道。這些年來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它的意義在于你調整了自己的坐標,你知道自己屬于哪里,知道了自己的大腦是什么特點?!辟R玲說。

“你的靈魂被改變了”
選擇吃藥干預,還是放棄治療、自我調整工作學習方法?確診后無外乎這兩條路線。
很多人是沖著能拿處方開藥才想積極確診的。“藥物干預后,能體驗到正常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對很多ADHD患者都來說,這條路線充滿神秘的吸引力。
目前在臨床上針對成人ADHD的用藥只有兩種,一種是“專注達”,它的本質是一種興奮劑,能刺激神經中樞分泌多巴胺和腎上腺素,使患者能注意力集中地完成任務,見效很快,但只能維持10小時左右。另一種是“擇思達”,這是一種抑制劑,能抑制神經元對腎上腺素的再攝取,但需要長期服用,效果更溫和也沒那么明顯。
為了應對備考壓力,賀玲短暫開過一段時間專注達。這種藥并不便宜,19塊一片,一次1~3片每日服用,在今年3月剛剛進了醫保。

專注達
她清晰記得服藥的那個上午10點半,她很有儀式感地走進客廳告訴老公,她準備打開新世界的大門了。那時老公正在客廳看NBA球賽,賀玲從來看不進去體育運動。而服完藥后,她突然覺得能靜下心來了?!澳苊黠@感覺到視野明亮了,大腦不再是霧蒙蒙的,我竟然能坐下來看上一個小時球賽了。”
接下來她察覺到更多改變。比如心情上的,當時她每天都是“上班如上墳”,坐在工位上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吃完藥后,上班也變得輕松了。更重要的,工作生產力明顯提高,她不再需要給自己加油打氣,也能照計劃按時完成今天的任務。
頭兩天她很享受這種難得的專注感,但半年以后她意識到長期服用專注達對心臟會有很大刺激。當她熬了幾個大夜沒休息好,或早起去晨練時經常感到疲憊,有一次擼鐵還誘發了心律不齊。
還有個尷尬的處境。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賀玲經常是工作日才服藥,周末不吃,又或者有時候忘了吃藥,她時常感覺自己穿梭在兩個世界里,精神恍惚。
有段時間賀玲甚至會對藥物產生一種憤怒:“為什么我要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節奏而改變自我特質?”半年后,她停止了服藥。
她這樣解釋藥物帶來的影響,“服藥主要是為了提高績效,讓我能融入精密的社會機器里。我會覺得自己變成一個流水線上的機器人,讓渡了一部分自我特質。我也知道藥物會給我帶來好的感覺,但我認為那不是我自己,吃完以后沒有靈魂,你的靈魂被改變了?!?/p>
芒果則向我們講述了服用另一種效果更溫和的藥物,“擇思達”后的體驗。
她是一位中國傳媒大學的大四學生,正在準備申請海外藝術方向研究生,ADHD的啟動障礙讓她始終無法開始準備文書材料,已經錯過了dream college的第一輪申請截止日期。
9月的某一天,她處在一種極度的情緒崩潰中找黃牛掛了北京安定醫院的號,確診ADHD后,醫生給她開了4盒擇思達。

芒果在北京安定醫院做的測試
當天她下午4點30服了藥,給自己定的第一個目標是5點去洗澡。放在過去,她肯定會拖延到晚上才去,但那一天她震驚地發現自己在4:59準時下了床,5點走進浴室。一般在洗澡時她會放歌聽,可那天她如果不努力集中注意力去聽歌,歌詞的內容就不會往腦子里鉆,自己只會專注在洗澡這一件事上。
晚上她看了幾集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恰巧是個非常催淚的心理題材。芒果是個很能代入的追劇人,追劇到情感爆發時會流淚,那天她卻覺得心如止水,這個從來記不住前面情節的人竟然都能看清楚劇情脈絡了。“假如那時我看的是什么懸疑電影,我都能自己推理了?!?/p>
第二天,她發現自己的睡眠障礙也緩解了。以往她必須睡前聽播客助眠,否則腦子里就像《瞬息全宇宙》一樣跳躍,聽播客能幫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聲音上助眠。而服用擇思達后,她睡了整整一天,大腦一片空白。
對一名ADHD患者來說,這些細節簡直是奇跡,但奇跡持續的時間不長。一周后她覺得藥效弱了,執行力提升也不那么明顯了,自己還得去醫院找醫生復診,先順利度過申請季再說。
“吃藥主要是為了提高申請效率,其實我還是喜歡混亂的自己,做完作品集我肯定就不吃了。”她說。

當多動癥“獵人”耐下心來
時至今日,國際上越來越流行ADHD的去病化趨勢,大家更愿意用“神經發育多樣性”來稱呼ADHD特質。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認知和行為方式,人類的大腦并不只有一種理想型,ADHD就是非典型的一種,很多神經發育特征是從出生就具備的,研究也證明ADHD的遺傳概率高達75%。
ADHD障礙只是因為不適于在高度程序化、精密化的社會機器中運轉,但如果調轉思維角度,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在極短的時間內腎上腺素飆升完成任務、具備跳躍的思維,這些特質也可以是強大的優勢。
美國企業家湯姆·哈特曼是一家多動癥支持機構的創始人,曾和2000多名多動癥患者共事。一位多動癥心理學家告訴他,約半數企業家都患有多動癥。他和美國幾千位企業家對談,在他們身上觀察到不同程度的多動特征,他們敢于冒險,不斷試錯,厭惡穩定,需要持續不斷的挑戰。
比起“患者”,他更愿意稱呼他們為“獵人”。一種說法是,ADHD是一種適應早期狩獵社會的特質。在史前時期,獵人們需要時刻警惕周圍環境,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以便追趕更多獵物。他們享受捕獵時的刺激感,受不了一成不變的環境?!矮C人對于時間的感覺要么極快,要么極慢,對‘當下的生活’感到興奮或厭倦?!惫芈凇抖鄤影Y商業獵人》中寫到。
賀玲告訴我們,最適合ADHD的職業可能是消防員,他們總往返于火場之間,緊急情況能做到臨危不亂。另一個職業就是銷售,短平快的工作節奏,也有即時的激勵反饋,她之前就做過一段時間。

《瞬息全宇宙》劇照,導演關家永在拍攝過程中發現自己也是ADHD
哈特曼的多動癥理論還提到,當下是典型農夫社會的邏輯。比起高風險高回報的投機者,大部分工作崗位需要的是能維持精密儀器運轉的螺絲釘——他們適應朝九晚五的規律生活,能耐下心耕耘,等待每年秋天豐收。相較而言,獵人的工作模式則是干一單、吃一年,需要即時獎勵,受不了延遲滿足。捕到一只大獵物,他就可以階段性躺平,再等待下一個機會了。
近幾年社會壓力太大,獵人性格越來越多暴露出在農夫社會里的不適應。
一個獵人在農夫社會里的彷徨,賀玲的職業路徑就將之展現得淋漓盡致。
曾經,家人對賀玲的期待是進入國企事業單位,這也是她對自己的期待。而賀玲和穩定并不沾邊,畢業后她開始北漂,先后換了4次完全不同行業的工作。按她的話說,頻繁跳槽大多是因為失去了新鮮感,“老子干得不開心了?!?/p>
對于央企國企來說,這樣的跳槽頻率是相當罕見的。國企一般看重工作年限和閱歷,頻繁離職則會被標記為不穩定、沒長性,這些都是競爭劣勢。不斷更換賽道后,賀玲發現自己并不擅長做細致的分析工作,她擅長的反而是給公司拉單子——ADHD的情緒感知能力讓她更能隨機應變,在公司新成立的某小組里,她是唯一一個能給公司創收的人。
最近幾年,賀玲正式轉行做心理咨詢師,她本來擔心自己的注意力障礙會影響接待來訪,但她后來覺得這份工作和ADHD特質很匹配?!澳銦o法預測每個來訪者會跟你說什么,每次他們都會帶來新鮮的內容。并且這份工作也很考驗現場隨機反應,咨詢的50分鐘創造了一個短期高壓環境,我會非常集中,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來訪者身上?!?/p>
Josie同樣有過高頻跳槽的經歷。一開始她做電商直播助理,上架50件衣服能漏好幾件,老板罵她“每天白天像在夢游一樣”。后來老板發現她拍視頻經常有很多巧思,就不再讓她做清點的工作了。Josie找到了自己的優勢領域,每天外出拍攝,誕生過很多爆款。

Josie和她的狗子,小紅書@人寵攝影師李墩墩
而疫情來臨后,外拍的機會沒有了。Josie需要坐班,“我頭一次感到如此痛苦,我很佩服那些能坐8個小時的人,我坐4個小時都不行?!弊匀?,她跳槽了,又換了2份工作,直到現在做自由職業。確診ADHD后,醫生聽說了她的工作性質也沒給她開藥,覺得藥物反而會影響她的工作狀態,現在這樣不也挺好的?
她也想開了:“上天配給我這樣一個大腦,我就盡量去規避它不好的一些地方,去發揮它好的那一面。”
塔塔依然在堅持吃專注達,她目前在媒體廣告行業,自己還是經常拖稿,需要靠藥物維持工作動力。但她發現,做媒體3年來,光是現在的公司就有3個編輯確診了ADHD。在這類需要創造力和藝術知覺的行業,還可能天然聚集更多特質相似的人。
什么是適合ADHD的工作?和賀玲討論這個問題時她告訴我:“我們是魚,在人類的進化中沒長出四肢,現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陸地上,我們就成了少數群體。明明是魚,為什么非要勉強自己在路上跑,還想去爬樹呢?”
“但是這個世界已經快干涸了呢?”
“那就去找你自己的水溝吧,總會有的。”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封面圖來源于電影《瞬息全宇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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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確診ADHD,成了聰明人的「時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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