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實業家盧作孚的年譜、書信、傳記、文集等資料已有多個版本出版，不過，由于他活動廣泛，一些生平事跡仍然隱藏在史料中有待發掘，比如地方檔案。筆者在民國四川省甘蔗試驗場檔案（藏于四川省內江市檔案館）發現的一封鄒秉文書信抄件便是一例。這封信較為詳細地揭露了盧作孚在擔任民國四川省建設廳長期間，發起的一項資助蔗糖專家海外實習考察的計劃。

盧作孚

盧作孚擔任建設廳長是從1935年12月到1937年7月，他在這段時期的活動已有研究梳理，如張守廣先生所編《盧作孚年譜》（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按月詳細條列，盧國紀所著《我的父親盧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一章，介紹其間主要活動。而在此期間發起的資助蔗糖專家實習考察計劃，主要有兩處公開材料提及。一是盧作孚在1936年6月27日《四川建設施政綱領》中提到，關于甘蔗試驗，“將約留美的幾位專家，明年回川來同川大共同工作”。二是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回憶稱，“派專家到美國去學習種植甘蔗及機器制糖的技術”。兩份材料均未提及專家姓名，也未披露其中細節。

筆者提到的這封書信，不僅還原了這項計劃的細節，還有助于補敘盧作孚的生平，以小見大地反映他20世紀30年代規劃四川農業的整個活動。這是鄒秉文寫給陳讓卿的一封信。現附該信部分內容如下：

讓卿仁弟合鑒：

四月廿三日五月一日五月二日曾先后寄奉三函，想已邀鑒，察昨日四川盧建設廳長來滬與兄面商承，決定下列各項：

一、人選錄用弟及凌立、葉聲鐘、黃振勛四人；

二、在美研究時期自廿五年七月至廿六年五月；

三、參觀實習時期自廿六年六月至九月共四月，廿六年十月回川工作；

四、參觀實習地點美國檀香山、臺灣、印度、爪哇。

以上四項盧廳長完全采納吾等意見，表示同意。

五、津貼

甲、自廿五年七月起至廿六年六月止，每人每月津貼美金七十元；

乙、自廿六年六月起至同年九月止每人津貼參觀實習旅費美金一千六百六十元。

【節略】至于將來匯寄弟等津貼辦法，經與盧廳長商，由兄于本年七月及明年一月三月五月分四期向川建設廳代領代匯，每期匯寄美金二千元。又弟等應與川建廳預簽回國后服務三年之合同，俟由川建廳訂定格式后再行寄奉簽字可也。

專此布達，即頌學安。

 小兄 鄒秉文箋（原文作“堿”，疑為筆誤）

凌葉黃三君請代致意不另再。某華僑公司送川省若干爪哇蔗種，現作孚聘趙孝清回川主持試種，已告趙與弟常接洽又及。

廿五年五月九日

信中的“盧建設廳長”即盧作孚。鄒秉文時任上海市商業儲蓄銀行副總經理。陳讓卿系四川渠縣人，當時正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留學。鄒曾任東南大學農科主任（1927年離任），陳1926年畢業于東南大學農科，兩人應有師生之誼。書信反映的主要內容是，1936年5月8日，盧作孚與鄒秉文商定由四川省建設廳承擔費用，上海市商業儲蓄銀行協助匯款，資助四位專家在美國先期實習，然后赴檀香山等地考察，約定學成后回川服務，隨信所附的《蔗糖業參觀實習計劃及預算》記錄了時間、路線、預算等具體安排。

39歲時的鄒秉文，載《農業周報》1935年第4期之“農界名人錄”

根據張守廣《盧作孚年譜》，1936年5月8日左右，“盧作孚連日在滬分訪銀行界要人，商討投資川省問題，結果圓滿”。這條史料并未明言所訪何人。對照此信，當知盧作孚在滬訪問的“銀行界要人”即包括鄒秉文，他所商討的投資問題即包括這項資助計劃。

《盧作孚年譜》關于盧作孚在滬訪問的記載

這封信的寫作背景，是盧作孚在擔任四川省建設廳長期間積極謀劃農業之建設。盧作孚在創辦民生公司、提倡實業救國的同時，始終憂心農業發展，他認為“欲謀長治久安之計，則首在改良農業”，在多篇文章中堅定表達了想法和措施，這也是他鄉村建設思想的內容之一。1935年川政統一，在劉湘力邀下，盧作孚出任建設廳長，主持全川經濟建設。他其實早有謀劃，在上任后將農事試驗作為重點工作之一，具體措施是重新規劃四川的農事試驗體系，尤其在棉花、園藝、稻麥、甘蔗等農業特產地建設相應的試驗場，由四川省政府統一管理，同時聯系中央機關或者就近的四川大學合辦，實現農事試驗的專業化。

盧作孚在《一年來之四川省建設》一文中回顧了創立甘蔗試驗場等舉措

以農事試驗改良農業的做法在清末就已出現，民國以來普遍流行，是近代農業發展的重要體現。一方面是官辦推動，如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后設立了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等機構，將農事試驗推廣到全國范圍。另一方面是學界推動，如東南大學等積極開展農學教育和農事試驗活動。盧作孚雖然身在巴蜀內陸，但視野開闊，他的工作方針顯然順應了當時在沿海省份流行的趨勢。

雖然盧作孚主持建設廳的時間不長，但稱他為當時四川農業改進的“設計師”并不為過。他搭建了農事試驗的體系，包括稻麥試驗場、棉作試驗場、甘蔗試驗場、蠶桑改良場、家畜保育所等。更重要的是，他創設的這個體系為全面抗戰時期四川大后方的農業改進奠定了基礎。國民政府內遷后，中央的農業改進力量直接介入四川，于1938年9月成立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統籌四川農業建設，將原有的地方試驗機構納入管理，其實就是沿用了盧作孚時期的體系。

四川省甘蔗試驗場的設立是其中的代表性舉措，目的在于改良四川蔗糖業。四川是清末民初的蔗糖生產大省，然而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進口糖沖擊、本土工藝落后、軍閥內戰等原因，四川蔗糖業處境艱難，亟待建設。盧作孚以為，改良川糖當從甘蔗制糖試驗開始，于是在著名產地四川省內江縣創立了甘蔗試驗場。在具體措施方面，他沒有閉門造車，而是積極采納外省已有先例的做法。一是引進域外品種，委托華僑公司上海建源公司采集爪哇蔗種，運抵內江，希望以此改良本土品種。二是引入大學合作，聯系四川大學農學院提供技術支持，由農學院教授毛宗良（亦出身于東南大學）兼任首任場長，這種做法與當時設立的其他試驗場如出一轍，如稻麥試驗場系與川大合作，棉作試驗場系與中央棉業改進所合作。鄒秉文的信中就提到了盧作孚與建源公司接洽爪哇蔗種、聘任四川巴縣人趙孝清主持試驗場工作等事，反映了盧的親力親為。這些工作還得到了國民政府中央的認可，1936年，蔣介石曾令四川省統籌辦理改良糖業，川省政府隨之呈報了盧作孚的工作計劃。

聘請和培養專業人員是盧作孚極為重視的工作。甘蔗試驗場雖已創立，但毛宗良的專長并非蔗糖研究，還需要引進蔗種栽培、制糖工藝、病蟲害防治等多方面的專業人士。這便是盧作孚發起這項資助計劃的直接原因，他預備引進專業人士，以圖改良蔗種、建設機械糖廠，向國內外先進做法看齊，由此可見他的深謀遠慮之處。之所以聯系鄒秉文，推測不僅是因為鄒任職于滬上銀行，便于操作匯款，更因為鄒是當時國內推動農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素來提倡農事試驗、農學教育等，與盧作孚頗有共識。

選定的四人都是正在美國留學的農業專家。陳讓卿曾在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即原東南大學）農事試驗場，以及四川中心農事試驗場工作，從事過煙草、棉花改良等，著有《種煙法》，研究甘蔗品種改良及種植；黃振勛原籍廣東南海，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曾在嶺南大學化學系擔任助教，研究制糖工程；凌立系浙江人，明尼蘇達大學農學博士，研究甘蔗昆蟲及其病害；葉聲鐘系江蘇人，中央大學農學士，明尼蘇達大學碩士肄業，著有《種甜菜法》，研究土壤肥料。陳讓卿、黃振勛都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留學，后來獲碩士學位，該校以制糖專業著稱，中國不少制糖專家都曾在此求學，如沈鎮南、周可涌、張力田等。四人中除陳讓卿為巴蜀人士、曾經在巴縣服務外，其他人都來自外省，反映出盧作孚網羅人才的決心。筆者在甘蔗試驗場檔案還發現一封盧作孚致趙孝清的書信，囑托后者提供內江本土材料供陳黃二人在美研究使用，可見其對川省農業建設的關懷。

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中關于盧作孚發展四川蔗糖的回憶

若不是全面抗戰爆發，這份計劃本來可以全部實現。1937年7月，陳讓卿、黃振勛、凌立三人學成回川，本擬按原計劃出國考察，孰料護照還未辦好，就因淞滬會戰爆發而取消。凌立被調往四川省病蟲害防治所，陳、黃則如約留在甘蔗試驗場，陳讓卿接替毛宗良擔任場長，黃振勛專務制糖工藝。他們均投入到四川大后方的蔗糖改良，乃至參與全國其他地域的蔗糖業發展，比如陳讓卿后來還擔任川農所副所長等職務，曾赴臺灣調查糖業，黃振勛擔任過中國聯合煉糖廠總工程師、粵糖公司總工程師、臺糖公司副總工程師等職務。作為我國的甘蔗專家和制糖工業專家，這段赴美學習經歷在他們的事業生涯中占據重要地位，在各類資料中已有提及，但是此事與盧作孚的關聯卻是若隱若現，有了這封書信的補充，至少在新修他的年譜時，可以補敘這段事跡了。

盧作孚資助實習考察、創立甘蔗試驗場、統籌四川農業等一系列活動，其影響甚至延續至今。新中國成立后，四川省甘蔗試驗場演變為今天的四川省內江市農業科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演變為今天的四川農業大學，一直在為四川農業建設發揮作用。陳讓卿參與籌建西南農學院（今已演變為西南大學），赴海南島籌建甘蔗育種場，長期從事甘蔗栽培育種的教學研究，黃振勛則在輕工業部糖酒工業局擔任總工程師，他們都投身于共和國初期的建設。這封書信雖然微小，但意義深遠，或許還能反映出一條跳脫1949年分期所限的農業“近（現）代化”脈絡，當然，這已是題外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