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戴維森（Bruce Davidson）有一雙敏銳的眼睛。他為人挑剔、敏感、有同情心，在行業內以尊重拍攝對象廣為人知。無論是拍攝于紐約的《布魯克林黑幫》《東街 100 號》《地下鐵》，還是《小丑生活》，他的作品通常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影像見證之一。

當年這些照片是被廣泛刊登在美國眾多著名媒體上，所有讀者都可以從這些照片中領略那個時代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千姿百態，人間情苦。

風格是不可復制的

為什么戴維森的照片總是能打動觀眾？他到底用什么辦法讓這些照片成為許多人記憶中的永恒？這些瞬間是被偶然捕捉、隨機性的，還是誕生于他與拍攝對象之間極為親密的關系？

這些問題很難回答，戴維森仿佛是所有攝影師中的那個例外，他的風格是不可復制的——同時也很難描述他的典型特征。他對社會現實有著非常深入的思考以及明確的個人觀點，并長久地對一些主題懷抱興趣，在操作項目時他又展現出極其頑強的一面，非常耐心地“坐在”一個漫長的時間弧上，持續對某一點進行深入思考。 

他對各種文化，尤其是邊緣文化持一種非常開放的態度。他對生活充滿好奇，并對拍攝對象報以足夠的尊重和信任，而這也是戴維森在工作中一以貫之的，因此他被視為最具有人文主義的攝影大師之一。

戴維森能夠接受自己的拍攝對象，這個特征在他的每個系列里都非常明顯。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他能拍到很多直接而非常私密的畫面，同時不讓相機背后的自我意識暴露出來影響畫面。這些影像是非常復雜的，鏡頭貼得很近但又讓人頗有疏離感，讓人充滿好奇但是又有一種冷漠的氣質，看似客觀記錄，背后卻又是依靠戴維森對社會的見解和觀點來支撐——而這就是他最獨特的地方。觀者總是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即便直到今天，他拍攝照片的“魔法”似乎還在時時有新花樣。

拍照75年的戴維森

今年9月，布魯斯·戴維森慶祝了自己的85歲生日。他開玩笑地說，自己應該已經從事攝影工作75年，因為10歲就開始拍照了！時至今日，他依然能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在朋友的暗室里目睹照片顯影的那個神奇時刻；回憶起他買了第一部相機，母親允許他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建立暗房，從某個角度上說，這些就是他攝影之路的起步之處。

大學時代，戴維森在羅切斯特理工大學（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這所學校是美國歷史上第二古老的私立理工大學）學習。在這里，他第一次翻閱了剛剛出版一年的《決定性瞬間》，便記住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名字。

布列松經常用35毫米相機拍照，戴維森也模仿他，在1954年買了自己的徠卡M3 相機。而這一年，他決定去紐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攻讀藝術學位。在那之后，他又緊接著為美國陸軍服役去了一段時間法國巴黎。在那里，他終于遇到了自己視為導師的布列松，并與他成為朋友。也在那段時間，他開始拍攝一些有主題的項目，其中不少成為了他的代表作。

1957年，戴維森回到美國，并開始作為自由攝影師為《生活》雜志工作。1958年，他被提名為馬格南的預備成員，并在一年后成為最年輕的正式成員。那時，戴維森下定決心職業生涯中永遠不做全職雇員，也不再接受委托項目，他決定全身心、自由地投入到自己的拍攝項目中，并長時間專注于此。

的確，馬格南給他提供很好的條件和支持。在那里，他不僅僅得到了很多鼓勵和認可，也得到了很多關于拍攝項目切實的建議。尤其是馬格南為他的工作和拍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關系網絡，例如馬格南紐約分部的攝影檔案管理員山姆·福爾摩斯（Sam Holmes）就曾認真地建議他去看看和了解一下克萊德比蒂馬戲團（ClydeBeatty Circus）。

福爾摩斯不僅僅是“空中飛人”業余表演藝術家，其實他非常深刻地知道，馬戲團白色的帳篷將成為一組優秀新聞攝影作品里讓人興奮的背景。但當戴維森到達時，他完全會錯了意，他對什么馬戲團的明星，或者白色的大棚及里面的表演根本不感興趣，卻注意到了吉米·阿姆斯特朗（Jimmy Armstrong）——一個侏儒小丑。

戴維森回憶了與阿姆斯特朗的第一次相遇：“那天下午，當我第一次看到阿姆斯特朗的時候，天空陰暗正在下毛毛雨。他獨自站在帳篷外抽著煙，扭曲的軀干，正常人大小的頭，發育遲緩的雙腿既吸引我，也排斥我……他坐在那里，沉思默想。”戴維森為他拍了一張肖像，既可以展示他作為一名侏儒小丑角色，同時畫面中夸張的面具讓人讀出他背后的孤獨，以及因長久的孤獨而產生的、極強的自尊和敏感。

僅用一張照片成功地總結一個人一生的悲喜劇，這種能力再次證實了戴維森的早熟和自己對于社會的深刻認知，而這也成為他之后拍攝系列的特點。

關注社會邊緣群體

在戴維森的作品中，與《小丑》（Jokers）系列同樣知名的便是《布魯克林黑幫》（Brooklyn Gang）系列。

戴維森通過一名社會工作者與該組織取得了聯系。在接觸的過程中，戴維森越來越明顯地感到，這些青年并非僅僅是“問題青年”“社會的缺陷”這么簡單。因此在拍攝時，他并沒有將這個群體的形象簡化，以貼近社會的刻板印象。

相反，他將之塑造為在那個年代美國社會問題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的形象。在這些照片里，他并沒有花太多力氣來刻畫“幫派”形象和矛盾，而是更多地將落腳點放在1959年美國紐約年輕人的生活上。

“在與他們的親密接觸中，我能感受到他們的一些痛苦。跟他們關系走得越近，我越能感受到那種因生活的失敗而帶來的憤怒。”這是戴維森在《布魯克林黑幫》系列畫冊上寫下的一句話。他盡自己最大努力去關注、理解他們，相應的，這些年輕人也將自己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面暴露給他。

在這組照片中，不少瞬間影像給人一種偶然發生的感覺，但其實這背后是戴維森與他們長期生活的結果。這些照片經由獨特的構圖，將一些平時讓人容易忽略的細節凸顯出來。可以說，這個項目是那個年代紐約年輕人群體的時代畫像，在今天看來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此外，戴維森作為一名時代的記錄者，他還拍攝了美國反種族主義運動。他生活在社會文化相對平等的紐約，所以當他在1960年代了解到美國南部嚴重的種族主義沖突之后非常震驚。他立刻投入到拍攝中，由于那時他已經具備比較豐富的拍攝報道經驗，所以他并沒有馬上發布照片，而是反復整理、編輯。

一直到2002年，他才完整地出版了這次報道的畫冊《改變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利，1961-1965》。而這些照片，也成為歷史上這一事件最重要的影像資料之一。

戴維森的影像記錄了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他的絕大部分作品都已經被出版，并且獲得過眾多獎項與榮譽，就在今年的6月，85歲的戴維森獲得了徠卡名人堂獎，而評委對他的致辭是：“戴維森的作品感動了世界，甚至可能改變了世界。”而就像他的攝影之旅在開始時，受到偶像布列松的影響一樣，戴維森的作品今后也會成為無數攝影師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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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刊于 LFI 雜志，作者 Ulrich Rüte

朱一南編譯后發表于《攝影世界》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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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 magnumphot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