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大國，其發展有自身奇異的底色。獨特的地理格局、復雜的族裔群體、壓縮的工業化進程、內外的殖民剝削……諸多因素共同塑造了作為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在美國輝煌的成就之下，潛藏著錯綜復雜、相互交織的社會矛盾以及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勞工運動。美國工人隊伍與資產階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抗，時常選擇通過勞工運動表達自身的訴求。然而勞工運動作為美國歷史傳統中長期存在的“反資本主義”力量，卻時常被研究者所忽略。

藉此，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在11月19日，舉行了“美國歷史中的勞工、激進主義和反資本主義”主題學術工作坊，以促進相關領域學者交流，推動認知進步。本次會議邀請了美國史領域的資深學者作為主講嘉賓，包括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王心揚、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蔡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許鎮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俞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謝國榮、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于展、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楊靜、贛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周余祥、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焦姣和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劉陽，并邀請了浙大城市學院歷史研究中心陳希、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李家駒、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李朔嚴和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楊勇作為與談人。上海大學歷史系楊長云教授主持此次會議并致歡迎辭。

楊長云（上海大學歷史系）

大會主旨演講環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王心揚教授首先做了主旨演講，題為“美國勞工史學的發展和幾個值得再思考的問題”。王心揚教授首先回顧了美國勞工史學的發展。美國的勞工史首先是由威斯康星大學的約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他的學生們創立的。威斯康星學派同情工人的處境，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步主義時期的改革氣氛有關。這一學派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美國的工人僅具有強烈的工作意識，維護一些跟工作有關的權利，但是缺乏階級意識、階級覺悟；美國的工會運動有中產階級的理念，卻沒有工資階級的理念。此外，美國是以移民為主體的國家，導致工人階級缺乏團結。威斯康星學派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正像新勞工史的一位領軍學者指出的，盡管這個學派的研究有一些問題，但他們的成果如今依舊塑造著我們的研究工作。

王心揚（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接下來是20世紀60年代新勞工史的興起，其背景包括民權運動、歐洲年鑒學派的影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E. P. 湯普森（E.P. Thompson），他開創了一條新的研究勞工史的道路。他承認工人階級的形成離不開經濟方面的原因和生產關系的變化，但是他也非常注意文化方面的因素，并且指出，工人的階級意識常常是通過不同的文化方式表現出來的，這一觀點對后來美國新勞工史的幾位開拓者有很大的影響。

E. P. 湯普森（E.P. Thompson）

新勞工史首先是擴大了研究視野，它把加入工會的和沒有加入工會的勞動者、工廠工人和農業工人、在家里工作的婦女等等都看作是工人階級。同時，工人不僅僅是賺取工資的勞動者，同時又是家庭的成員、某個社區的成員、某個教派的成員，以及某個政黨的成員或者支持者。鑒于美國工人階級大都是移民和移民后代，移民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連鎖移民產生了兩個現象：很多的行業工作都是按照移民群體劃分，例如在匹茲堡這個鋼鐵制造業的首都，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從南部來的黑人，三分之一是意大利移民，三分之一是波蘭移民。另外，連鎖移民還導致來自母國同一個地區的工人居住在同一個社區。由于有著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傳統，遂產生了一種“隨眾的文化”（Conformist Culture），例如受到基督教文化（特別是天主教）的影響，美國的女工很少參加在夜晚舉行的工會會議。這都是新勞工史特別注意的方面。

隨著研究的不斷發展，到了上世紀90年代和最近這二三十年，美國勞工史又出現了兩個新的分支，其一是所謂的“Whiteness Studies（白種身份或白種認同研究）”。美國與許多單一民族國家相比存在一個很大的差異：它的工人階級是以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為主體，并長期受黑人奴隸制影響，所以，它的工人隊伍由不同種族組成。那么種族因素對工人階級的形成有哪些影響？長期以來，新勞工史學家極少關注這個問題，直至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Whiteness Studies”這個新領域。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是戴維·羅迪格（David Roediger）。羅迪格和這一學派其他學者的重要觀點是，種族并不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東西，種族是一種主觀的東西，是一種概念，一種社會構建。羅迪格認為，“種族”和“階級”這兩個因素在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糾纏在一起，互相滲透。“白種身份認同” 和“白種至上”的觀念令歐裔工人將黑人排除在生產者階級之外，產生了種族化（或種族主義化）的階級意識（racialized class consciousness），使得美國工人階級長期未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資本主義。

戴維·羅迪格（David Roediger）的著作

新勞工史的另一個重要分支是跨國勞工史的興起。20世紀后期，由于全球化的影響，歷史學家意識到，研究歷史應該把眼光投到美國以外，要從一個跨國的角度來研究各種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首先提出“跨國史”這個名詞的是哈佛大學的入江昭教授。同時鑒于合眾國的殖民地、領地、保護國和軍事基地有大批勞動者為美帝國打工，跨國勞工史學家也提出了“美帝國勞工史”的新概念。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勞工史學在不斷發展，其研究范圍和視野越來越廣，見解越來越深。最后王教授簡單談了談美國勞工史中的兩個需要我們再思考的問題。

首先是為什么美國主流工會在百年之內，始終執著于保守主義，不想改變資本主義？這需要我們追溯主流工會——一般是指美國勞聯——保守主義的來源，探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美國工匠的共和主義世界觀。研究發現，作為美國工?階級前身的早期工匠?常擁護私有財產、行業利益和機會平等，這些都是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性質的意識形態。傳統一經形成就會有其韌性，因此以工匠和前工匠為主體的美國勞聯繼承這一傳統，不足為奇。但是，對于這一現象仍有一些問題值得追問，例如：美國早期工匠為何擁護私有財產和機會平等？勞聯的普通會員為何不反對他們的保守主義領導？

“白種身份研究” 對于提醒學者注意白種工人“種族化的階級意識” 的有害作用，功不可沒。但是，他們過度強調 “種族意識”，卻忘記或忽視了白種工人當中也有很多進步分子——他們認識到，“資本”，而不是“種族”，才是他們真正的敵人，并主動團結有色工人。這說明，“階級覺悟” 是可以克服 “種族偏見” 的。總之，“種族” 和 “階級” 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值得學者繼續思考。

蔡萌（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

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蔡萌教授的報告，題為“結構、局勢、行動者——對一次工匠抗爭的事件史分析”。蔡萌教授選取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件：1834年初，《美國電訊報》的所有人兼主編達夫·格林向哥倫比亞特區居民征集捐款，修建一個名為華盛頓學院的機構，招收200名11-14歲男孩，給他們提供食宿、教育和醫療。由于成本高昂，格林同時建議，用開辦印刷廠的方式來獲得收益。格林的計劃類似于一個結合技能培訓、公司勞動和教育三種功能的綜合體。

但這一計劃卻遭到了以熟練工為主的哥倫比亞印刷協會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對整個印刷行業，乃至美國自由事業的損害。在印刷工的強烈抗議下，這一計劃最終流產。對于這一事件，蔡萌教授借用一些歷史社會學者提出的“結構、局勢、行動者”范式來進行分析。

從結構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圍繞生產過程控制的階級斗爭。自馬克思以來，眾多關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學者都指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擴張，就是資本家不斷蠶食和剝奪工人生產自主性的過程。19世紀的“工人控制”有三種方式：技術工人的自治、工會的勞動規則、工人之間的聲援互助。這次沖突的結構背景就是印刷行業工人試圖保持對本行業的控制。從“局勢”的視角來看，印刷行業在殖民地時期城市手工業中的等級制中屬于高等級，對于出身底層、無法奢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來說，印刷業既是一種替代性的教育機會，更是一種階層躍升的手段。隨著19世紀初工業早期工業化的起步，印刷業受到了沖擊，但也有技術革新，許多技術問題也在解決。它的工作競爭也在不斷加劇，但與同時期衰落速度更快的其他傳統手工行業相比，整體上仍有相對優勢。印刷業的傳統特權地位，工匠文化的深刻印記，加上在工業化進程中風雨飄搖的安全感，讓印刷工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我保全的需求，試圖在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中極力捍衛自己剩余的特權和傳統。這些“局勢”因素在結構之外，塑造了印刷工的行動。從行動者視角來看，華盛頓學院事件中行動者之一——哥倫比亞印刷協會是當時全國范圍內最強勢的印刷工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是印刷國會文件，工作具有很強的周期性。為了維持勞動力供應，該協會規定的工資水平一直以來保持全國最高。另一位行動者——格林，他是資深政治家、商人、報人，且長期以來意圖降低華盛頓印刷工工資。行動者因素的加入，給事件增添了偶變性、不確定性、不連續性。蔡萌教授最后指出，全面考察1834年的印刷工抗爭事件，既需要望遠鏡，也需要顯微鏡，既需要構圖、鋪色、勾勒輪廓，也需要深入局部刻畫細節。借助“結構—局勢—行動者”的分析框架，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性和工人內部的多樣性、差異性。

許鎮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許鎮梅以“另一種激進主義：合作社運動與美國工業化轉型時期的農民抗爭”為題作了第二場報告。她從時代背景談起，介紹了美國農政問題的顯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造成的對傳統農村、農業和農民的沖擊，幾乎是世界近現代史上任何國家無法避免的經歷。20世紀之前美國一直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是大部分生產者的從業領域，農民是社會的主流和民主的基石，自給自足的耕織鄉居是美國人向往的生活方式。隨著工業化在內戰后的快速發展，美國農業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在工業資本主義強勢崛起的沖擊下，美國的農業、農村與農民陷入了周期性的蕭條、長期的貧困和普遍的不滿之中，由此形成了美國人難以解決的“農政問題”（Agrarian Question）。美國農民對此的反應則是農民運動。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三十年，農民的社會運動是民主化和政府機構發展的主要力量。一系列的農民運動，將民主要求提上了國家政治的議程，使民主黨的經濟計劃變得激進。美國的農民扮演著其他西方社會產業工人的角色，支持了企業的公共控制，和國家政府對勞動人口的需求的更積極的反應。

長期以來，美國農民抗爭的主流敘事是農業激進主義，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平民主義研究。盡管在百余年的時間里，平民主義研究從最初進步主義學派的經典詮釋（沖突范式），到共識學派的修正（發掘陰暗面）、新左派的再修正（正名與論爭）、社會轉向和文化轉向（社會政治、政治文化），再到20世紀末以來的跨國和比較研究等范式的轉變，其關注點卻一直都集中在農民的激進政治上。而作為一種長期被忽視的農民抗爭形式，合作社運動至少從三個方面代表了另一種農業激進主義。其一，合作社運動是一種經濟激進主義，農民試圖用一種合作的、分散的經濟共同體取代現有的以競爭和集中為特點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其二，合作社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是農業改革者進行合作社會主義試驗的載體，平民黨人根據合作共和國（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的構想在西部和南部的很多州都建立了一些合作社群落，為20世紀初期西南部的農業社會主義運動留下了遺產。其三，在合作社運動中，農民的經濟抗爭策略是強調組織整合與規模經濟，主張借用農民所反抗的工商業壟斷力量的組織和運營模式，以毒攻毒、以壟斷反對壟斷、以托拉斯對戰托拉斯。合作社運動在20世紀前三十年日益高漲，但與19世紀后期相比，農民在運動中的激進性和對抗性卻不斷降低。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著作《改革年代》，商務印書館2023年

通過聚焦于合作社來考察另一種農業激進主義，有助于學者對工業化轉型時期美國的農民抗爭和平民主義的“反現代”“反資本主義”本質進行再思考。著名史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改革的年代》一書中曾指出，美國農民具有商人和自耕農的雙重立場，前者指向聯合、合作、游說政治、漸進行動等商業世界的常規戰略，后者指向農業神話、激進主義、第三黨行動等對抗策略，理解美國農民運動的路徑之一，便是觀察在給定的時間點農民雙重性格中的哪一種占據了主導。這種路徑同樣也有助于審視和理解美國農民運動在本質上的復雜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俞鳳作了題為“新政時期美國工人爭取政治獨立的斗爭——以1934-1938年間美國獨立工人黨運動為中心的考察”的線上報告。報告分為三個部分，獨立工人黨運動的始末，其失敗的直接原因和獨立工人運動在當時歷史情況下失敗的必然性因素。20世紀30年代是美國工人運動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時大蕭條非但沒有完全摧毀已經衰弱的工人運動，反而具有革命性。在此期間美國發生了許多大罷工運動，為工人爭取縮短工時，增加工資，還有合法組織工會的權力，同時這也促進了工會力量迅速壯大。在每一次的大罷工當中，工人都遭遇了地方政府和資本方的雙重鎮壓，使許多人認識到了政府在其中的阻撓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州的地方工會自下而上地展開了試圖建立起一個獨立于民主黨，共和黨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之外的、屬于工人階級政黨的運動。但這一運動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遭到勞聯及相對更加激進的產聯領導層的阻撓，最終失敗。

1934—1938年間工人運動失敗的原因，第一是遭到了老工會主義者的反對。老工會主義者之所以反對，是因為在美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中這種激進主義政治曾經對工會運動帶來過負面影響。第二，從當時的形勢上來看，與民主黨聯盟是其最優選項。第三，工人內部分化問題。新政時期美國工人獨立政治運動的失敗在當時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下，存在著一定的必然性。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之下，美國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訴求和策略選擇，使得勞資雙方的經濟斗爭成為一種必然，二者之間的實力差距又導致了早期工人斗爭的挫敗，迫使他們在政治上尋求突破。但是受制于美國工人內部的多層分化和工會主義在美國歷史上的盛行，社會主義政黨力量的薄弱及其同工會之間的長期分裂，同時又得益于民主黨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對于勞工力量的需求，美國工人最終選擇通過與相對進步的民主黨形成政治聯盟來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這也就標志了它在政治上尋求獨立的運動的失敗。

謝國榮（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第四場報告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謝國榮教授，題為“黑人勞工領袖倫道夫與美國民權運動”。阿薩·菲利普·倫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1889——1979），是著名的美國黑人工會領導人。倫道夫早期的民權活動以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的美國臥車搬運工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為代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倫道夫與較為激進的黑人民權組織全國黑人大會合作，為被勞聯歧視的黑人勞工爭取權利。美國臥車搬運工兄弟會和全國黑人大會均奉行社會行動主義，旨在解決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問題。二戰期間，在1940年9月27日，倫道夫等三位黑人領袖與羅斯福總統在白宮會面。他們向羅斯福抗議美國軍隊和軍工產業中的種族歧視問題，希望羅斯福肯定黑人的貢獻、重視黑人的作用，但這次會談無果而終。這使倫道夫認識到，美國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僅靠少數黑人領袖的政治游說是無法解決的，必須靠“群眾的力量”。在美國政治運動史中，曾發生過群眾向華盛頓進軍并且取得一定成果的先例，因此在1941年5月，倫道夫號召美國黑人在7月1日向華盛頓進軍。在羅斯福總統頒布8802號行政命令后，倫道夫取消了進軍運動計劃。

阿薩·菲利普·倫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的傳記

在冷戰期間，倫道夫積極利用冷戰局勢，他采用了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一直使用的修辭策略，堅持認為改善勞工權利的斗爭是冷戰勝利的關鍵。1962年倫道夫和貝亞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聯合起來，計劃在華盛頓特區舉辦另一次游行。倫道夫把斗爭重點再次放在了就業問題上。1963年初，倫道夫和拉斯廷開始宣傳“為爭取就業機會而在華盛頓舉辦大規模游行”。伯明翰運動后，倫道夫和貝亞德·拉斯廷與馬丁·路德·金開展談判，爭取金對大游行的支持。在克服一系列挑戰后，他成功發動了美國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爭取勞工權利的示威游行。20世紀60年代末，也有其他民權組織試圖將爭取種族平等和經濟正義的斗爭聯系起來，但沒有一個組織取得了美國黑人勞工委員會在向華盛頓進軍運動中所展示的影響力。1979年，這位為黑人勞工奮斗終身的領袖離世。

于展（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于展副教授作了題為“淺析‘民權工會聯盟主義’”的第五場報告。“民權工會聯盟主義”（Civil Rights Unionism）是20世紀30、40年代，勞工（包括產聯等工會組織）、左派（包括美國共產黨）和黑人民權相結合而產生的美國早期民權運動。當時美國黑人與白人激進分子一起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把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與對經濟不公的徹底批判聯系起來。許多學者認為它是美國現代民權運動的第一階段，而非運動的先驅或起源。

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黑人的社會結構呈現出日益都市化、無產階級化的特征。加入工會的百萬黑人與產聯結盟，成為改變種族關系的先鋒力量。而產聯則在1935年從勞聯中脫離出來，主張為“所有工人”利益而斗爭，將各大附屬工會組織成民權工會聯盟，領導非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層面進行民權斗爭。這是早期民權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在南北各地，共產黨和產聯激進工會的組織以及黑人工人的動員使得民權成為一個不能再被工會領導、白人經理或政府官員忽視的問題。“民權工會聯盟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種族斗爭與勞工斗爭的緊密結合，他們發動了包括美國南部、北部的勞工運動與民權斗爭、全國性的左翼組織與民權斗爭等一系列運動。

但是，20世紀40年代末的冷戰反共產主義狂熱將民權運動撕裂，讓激進的美國黑人噤聲，使溫和的民權自由派受到恐嚇，幾乎摧毀了民權積極分子在勞工運動中的激進盟友。黑人勞工激進主義長達10年的衰落徹底破壞了以勞工為基礎的民權運動。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產聯內部的種族歧視現象也阻礙了該運動，后隨著冷戰的推進，產聯下更為激進的左翼工會因存在親蘇傾向而受到美國政府的清洗，早期民權運動走向衰亡。早期民權運動雖然因為冷戰反共主義的鎮壓出現斷裂，但其激進主義仍然通過各種形式保留下來，并傳到了更年輕的激進一代手中。

于展指出，關于美國共產黨和產聯的作用，學界仍然存在爭議，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應該摒棄非學術性的因素，吸收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融會貫通，科學辯證地進行分析闡釋。不能以結果推歷史，不能以后見之明來判斷成敗，要歷史主義地看問題，要全面地看問題。

楊靜（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楊靜以“美國女性移民勞工運動及其身份構建——以東、南歐女性移民為例（1880-1920）”為題作了第六場報告。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前20年，美國迎來移民大潮，女性移民數量也隨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共有超過600多萬的外來女性移民來到美國。其中大部分移民主要是來自俄國、波蘭、奧匈帝國、意大利等東、南歐地區。

進入美國之后，東、南歐女性移民大都因為生活的貧困而廣泛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在通過就業幫助自身和家庭在美國生存與立足的同時，也增加了與其他移民群體及美國主流社會接觸、互動的機會，吸收了不同以往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考察美國當時的就業大環境，幾乎所有勞工的就業環境都令人擔憂。移民女性在就業市場中除了遭受階級剝削以外，還遭受了種族方面的壓迫。她們因此只能在環境更差、工資更低的崗位上工作。受美國本土的勞工組織影響，加之移民女性母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諸如俄國社會主義、意大利無政府主義、歐洲母國工人社團等，這些因素促使東、南歐移民女性走向勞工運動。

1900年，紐約下東區的服裝工人成立了國際女裝工人聯盟，其中第25分部是主要由女性成員構成的勞工組織。1920年，國際女裝工人工會聯盟成立了第一個意大利工人群體分支——第48分支（Italian Cloakmakers’ Local 48），其會員數量達到了7000多名，成為當時該組織人數最多的地方分支隊伍。到1938年，意大利女式套裝女工組建第89分支。東、南歐女性移民這種集體抗爭的方式，向移民社區和美國社會展示了她們作為女性的力量、捍衛自己與家庭利益的斗爭精神，以及不怕犧牲的無畏精神，令美國社會側目。

罷工和工會運動給年輕的移民女性提供了一個掙脫傳統束縛，擴大女性社會角色和責任的機會，也是一次在美國社會大變革時代兩性合作關系的實驗。這些運動最終推動移民女性新公共形象在美國社會的確立。工會活動增加了移民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并且推動了女性涉足公共領域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基于同一階級和民族基礎上的兩性群體在公共領域上的合作。

第七場報告來自線上，由贛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周余祥作了題為“美國企業主追求自由雇傭的‘大棒政策’研究”的報告。這一政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1890年到1935年，美國企業主認為，勞方和資方能夠在合理的治理體系內通過合作的方式形成和諧的勞資關系。一些工會此時恰恰實施關閉工廠運動。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也認為，應該建立引導勞資雙方探索緩和勞資關系的法律標準。美國企業主極力地推進了一場使企業勞工最大或完全非工會化以成為自由勞工而構建緩和勞資關系的“自由雇傭”運動，這場運動就是開放工廠運動。

企業主探索緩和勞資關系的自由雇傭之路，即美國企業主實施的開放工廠運動，其具體措施有：一、在企業內部，企業主主導成立了公司工會，二、在企業外部，企業主成立了企業主聯盟。開放工廠運動始于西雅圖的資本家，鋼鐵工業是開放工廠運動的鐵桿支持者，也是極大阻礙工會的對手。1919—1927年實施公司工會的企業數量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公司工會勞工人數呈現遞增趨勢，這說明了開放工廠運動這一時期的迅速發展。在外部的企業主聯盟，也就是全國制造商協會，也在推行這種所謂的“大棒政策”。

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導致整個美國社會的勞資關系趨向緊張，促使國家進一步介入勞資斗爭。1935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勞資關系法》，又稱《瓦格納法》，該法確認了勞工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及勞資雙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這標志著美國企業主倡導的開放工廠運動失去了其法理基礎，褪去了其“合法的光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時期美國開放工廠運動的終結。

而關于美國企業主追求自由雇傭之“大棒政策”的成效，美國企業主探索緩和勞資關系的“開放工廠”運動的實踐效果在美國各地迥異，但一方面確實造成了勞工工會會員的減少，這直接打擊了勞工工會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導致了公司工會的蓬勃發展，這使得企業主在勞資力量對比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企業主探索調解勞資關系的“大棒政策”雖然一直備受部分勞工工會的詬病，但我們不應忽視這一時期美國的具體國情：一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管制勞資關系處于探索和發展時期，二是勞工和勞工工會也實行關閉工廠的運動。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企業主實施的“大棒政策（開放工廠）”與“胡蘿卜政策（福利資本主義）”相輔相成，共同維系著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進而維護了資本主義制度；此時勞資雙方的博弈是非均衡博弈，這為美國國家政權介入勞資關系提供了有利機會，也為美國政府以后治理勞資關系提供了經驗教訓。

焦姣（上海大學歷史學系）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焦姣作了第八場報告，題為“20世紀初美國的社會統計之爭與工會專家的興起”。“勞工統計”是19世紀末政府社會統計體系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強的統計類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專家開始主張，解決現在美國勞工問題或者工業化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暴力手段或傳統的政黨政治。社會科學方法因而得以引入，專家們試圖借助現代社會科學手段對勞工進行統計和研究。三個群體先后主導了這一過程：政府統計專家、進步派知識分子和工會專家。

美國的社會統計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聯邦人口統計也對勞動力問題有所關注。19世紀末聯邦和州政府一度承擔起勞工統計的主要角色，但政府勞工調查很難直接接觸到工會數據，其經費也有限，造成調查結果存在諸多技術問題。1900年前后，學院派專家開始介入到這個領域。1914年到1925年間，新興起的學院派專家對聯邦政府的一系列勞工報告提出了質疑。一戰前后，工會專家也參與到了這一進程中，并試圖爭奪知識權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勞聯研究部首先建立起來，一系列工會也爭相建立自己的研究組織。

當我們討論勞工研究或者勞工調查的時候，我們關注的究竟是對于勞工的調查抑或是勞工自己進行的調查？勞工作為所謂的被調查者，除了配合調查到底還能干什么？他們可以通過什么樣的途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工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各個工會的研究部的建立，這一現象具有悖論性。因為一方面他們通過類似的理性化途徑去參與了主流政治，加強了他們自我賦權的過程。但是另外一方面，這些舉動其實也意味著工會自身的被組織化，例如工會大量以前拒絕與政府共享的數據在這一過程中被迫公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一部分原本保守的工會的進一步保守化傾向。

劉陽（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最后一場報告來自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劉陽，題為“《鋼的城》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鋼的城》是美國學者加布里埃爾·維南特的作品，譯本由劉陽翻譯，并于2023年10月由三聯書店出版。本書講述匹茲堡從二戰后到21世紀初鋼鐵工業的衰落、與此相伴的醫療照護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第一章講述了工廠。第二章講述了工人的家庭。第三章介紹了工人階級的社區和社群，它是一張以工人為核心的網絡。第四章主要討論美國主導性的醫療保障體系如何建立。第五章講到美國整個醫療保障體系的架構。第六章記述醫療體系的商品化。本書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其中存在諸多極為細致的類似于人類學的描述，在這些細致的描述之上，覆蓋著一個更為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結構。

《鋼的城》

本書提供的一個啟發是，其首先擁有一個宏觀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例如對通脹現象、馬歇爾計劃和戰前左派的政治運動的分析。這些宏觀的事物會決定什么？它們決定了社會上一些核心的制度設計。各方力量經過不斷的博弈后產生了導向性的道路，這些被確定下來的制度又影響、決定社會后續的發展，包括各個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系，一個行業的發展的趨勢，以及決定了工人的生活狀態。

報告結束后，與會嘉賓就相關主題進行了討論，包括工人隊伍自覺性問題、美共的作用、勞工運動中的性別問題、研究材料來源等。討論結束后，王心揚教授做了總結發言，他向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聽取報告的感想，回顧了國內美國史研究的歷程以及深度、廣度方面的發展，并提出了一些仍然值得學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