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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選擇與策略
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會議(COP28)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阿聯酋的迪拜舉行。印度作為第二大發展中國家和第三大碳排放國,在氣候立場上與中國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探討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立場和策略將為中國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將首先簡單介紹氣候變化和氣候談判的形勢,隨后將討論印度的實際情況。其次此文將簡要闡述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承諾和立場。最后,本文將詳細分析印度如何在氣候談判中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以謀求國家利益。
氣候談判的背景與印度在氣候治理領域的形勢
研究已證明全球氣候變化是由于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和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增加而導致的。為了應對這一危機,通過多輪氣候談判在2015年通過了《巴黎氣候協定》,以督促各國采取氣候行動以實現在2100年將氣溫上升控制在1.5°C或以下。然而,目前來看世界在這場限制全球氣溫上升的競賽中仍舊落后。在2021年COP26的談判中表明了環境前景黯淡,世界各地的碳排放量正在迅速上升。2022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406億噸。如果排放量得不到控制,9年后就會超過剩余的碳預算。隨后,COP26上達成的《格拉斯哥氣候協定》強調了氣候行動的緊迫性,并呼吁各國加快氣候行動并提高國家氣候行動計劃中的目標。不過,COP27更新的國家承諾仍然不足。在金融、排放和化石燃料等問題上各國出現了爭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示氣候適應方面的進展仍然太慢,且缺乏必要資金,無法跟上加速發展的氣候影響。
印度在氣候行動中長期受到國情的影響。首先,印度是第二大的發展中國家,它還是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和擁有世界第二大人口。高人口密度也導致了對化石燃料的過度消耗,并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溫室氣體。其次,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煤炭仍為印度的主要能源,預計2024年它對煤炭的需求將增長4.6%,且未來印度的排放量將繼續增加。第三,受到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影響,印度的GDP在2020年萎縮了7.3%。更多的人陷入貧困和不平等。印度為了恢復經濟增加了對煤炭的使用,碳排放量也增加了12%。這加大了印度向低碳經濟轉變的難度。在未來十年,作為一個目前70%發電量依然依賴于煤炭的國家,印度能源需求仍會大幅增長。
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承諾和立場分析
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承諾比較靈活。雖然印度是第三大污染國,如果它在控制氣候溫度上發揮關鍵作用。它的凈零排放成就可以使全球變暖減少0.2攝氏度。但是印度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屬于發展中國家集團,面臨的要求并不那么嚴格。它在2015年“國家自主貢獻(NDC)”承諾包括到2030年將排放強度從2005年的水平降低33-35%。但在可再生能源產能和森林覆蓋率的承諾上印度也沒有額外的努力,這被解釋為“平價”目標,即在現有政策之外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因此其他國家認為印度的承諾不夠雄心勃勃。2021年印度更新了承諾,即到2030年非化石燃料產能將增加到500吉瓦,排放量將減少10億噸,碳強度將在2005年的水平上降低45%以上,至少50%的能源將來自可再生能源,并在2070年實現凈零排放。它還成為57個詳細計劃的國家之一。不過,為了在氣候行動上更加靈活,2022年印度將在“50%的能源來自可再生能源目標”改為“非化石燃料能源資源的累計電力裝機容量達到50%”。印度目前其裝機容量已達到40%,提升到50%對其來說更加可行和接近實現。
印度在全球氣候治理中以消除貧困和保證發展為首先目標。一方面,21世紀以來,印度歷任政府都將消除貧困作為優先事項。印度人均國民總收入和人均化石燃料的使用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發展水平與能源使用和電力使用密切相關,然而,數億印度人仍生活在沒有電的環境中,這與人類發展指標密切相關。此外,在印度兒童營養指標,兒童死亡率和女性預期壽命等發展指標仍遠遠落后于世界。對印度來說,獲取能源即是其人口正當的需求和基本的人權,也是實現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的發展與大幅增加能源消耗密切相關。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各國不能同時發展和脫碳。而印度尚未達到高級階段的發展水平,所以它對發展、人均收入或GDP的提高有著巨大的需求,這不可避免的將會導致能源強度的提高,進而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所以,印度長期基于發展為先的核心立場,采取在保證發展的同時盡可能的消除溫室氣體排放的氣候治理思路。例如,在COP26談判協議中,印度代表堅持將“逐步淘汰煤炭能源”的措辭改為“逐漸減少使用煤炭能源”。在本次COP28的談判中,預計印度仍會堅持這一戰術舉措。
印度在氣候談判中軟硬兼施的策略分析
在歷次氣候談判中,印度一直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印度在談判中表明自己在脫碳行動中的努力。首先,印度近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將氣候治理與改善民生相結合。僅在推行建筑和住宅的脫碳方面,印度就實施了多項措施。例如,2015年的國家可再生能源法和UJALA計劃(人人可負擔得起的LED燈);2016年的PMUY計劃(為農村和貧困家庭提供液化石油氣等清潔烹飪燃料);2017年的國家節能建筑計劃和Saubhagya方案(實現村莊與未通電家庭的電氣化);2018年的國家能源政策草案;以及2019年的印度住宅部門能效標簽和印度降溫行動計劃 (提供可持續制冷所需的行動)。在2018年印度還向聯合國列出了35 國家減緩行動,例如,提高印度鐵路效率和減少動物的甲烷排放。
其次,印度除了一直堅持提升能源效率外,還在努力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印度在最近兩年制定了更具雄心的脫碳計劃。2022年印度在NDC中列出了八個目標,旨在制定一項全面的長期行動計劃。這其中包括長期低排放發展戰略。該戰略詳細的設計了發展和消費可再生能源計劃,大力推廣清潔能源,以實現到2070年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在過去十年中印度取得了不錯的成果,除了推廣風電、水電、核電、生物質能、潮汐能和地熱能外,印度在太陽能領域表現出極大的潛力。印度在2008年啟動了國家太陽能城市項目(NSCP),到2019年已經設計了50個太陽能城市的總體規劃。這一項目生產的清潔能源每年可減少700多萬噸碳排放。印度的促進太陽能項目還將導致2015年至2030年間累計減少超過12.5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隨著太陽能發電的成本降低,其在印度脫碳領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在滿足印度能源安全需求的同時,也讓印度在新興技術方面更具優勢。此外,2021年印度還啟動了“國家氫任務”,旨在到 2047 年實現能源獨立。2023年繼續推出"綠色氫使命,"計劃到 2030 年每年生產 500 萬噸綠色氫氣,并推動工業生產使用綠色氫氣。
第三,當面對其他國家對印度總排放量的批評時,印度還通過各種實際數據來論證印度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很低。雖然印度是全球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但是印度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17%,它在2019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為全球排放量的7%。印度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更是遠低于世界全球平均水平,僅為歐盟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2019年,印度人均累積排放量排名第 129 位,人均年排放量排名第 126 位。印度所占的份額不到前工業化時期至2019年歷史累計排放量的4%。就大氣中溫室氣體的積累而言,印度在歷史、現在、甚至持續到2030年的未來排放量上,對氣候變化的責任都很低。
第四,通過20多年的治理,印度在脫碳事業上取得了不錯的成果。雖然印度在2010到2015年的營運碳強度指標增長率達到24.7%,甚至在2018年達到峰值。但是,在2019年和2020年開始下降。印度在高能源產業的能源效率也取得了不錯成果。從2005年到2019年,印度經濟的碳強度下降了28.7%,雖然仍舊略低于歐盟各國,但遠超了世界平均的碳強度下降值(17.7%)。在總脫碳和脫碳效率層面,在2000到2020期間,印度的累計脫碳總量為399.7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在2016到2020年的脫碳量占累計脫碳總量的40%。脫碳效率為7.5%,且呈現上升趨勢,甚至在2020年達到了13.6%的高位。印度的人均脫碳水平也在逐年增長。此外,印度的脫碳強度方面也增長迅速。在2015 - 2020年期間,它的總累計脫碳強度中的累計份額達到36%。到2020年,印度的年度脫碳強度幾乎趕上中國。印度也在降低GDP的排放強度,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印度的碳排放的GDP總體強度在2005年至2020年期間下降了31.5%。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印度同時為數億人提供能源的同時,還在努力成為綠色工業強國。
最后,印度還通過在森林覆蓋率上的成就為自己提供辯護。森林資源在固碳和減少排放量上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森林特定機制已經成為氣候談判的核心組成部分,COP26更是詳細的討論了停止森林砍伐的議題。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印度的毀林率一直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印度從1984年就開始大規模植樹造林。它的森林覆蓋率從1997年到2007年凈增長了4.75%,到2012年森林的覆蓋率達到了24.01%。這為印度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森林碳儲量和碳凈匯。它可被視為碳市場內的一項抵消碳排放的方式,并將產生碳信用額。
另一方面,印度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一直在督促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并要求它們對包括自己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印度強調不能因為“規模”的理由而阻礙自己的發展。它堅持應該討論歷史責任因素,并堅持各國應該享有公平的責任。印度還依靠《巴黎氣候協定》中所規定的氣候承諾為自己辯護,即“公平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CBDR-RC)”。發達國家多年來大量消耗的碳預算的公平份額。根據碳債務和碳信用,發達國家背負了 79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債務,而印度的碳信用額超過248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因此,印度通過強調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分享碳預算。印度還反對談判中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和責任的要求。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資金轉讓和技術的支持和補償,以增強減排雄心。此外,在氣候談判中,印度還與利益相關的國家結成聯盟以實現自己的倡議。例如,澳大利亞需要出口煤炭資源以獲得經濟利益,印度在反對“淘汰煤炭資源”的議題上與澳大利亞立場一致。在讓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的問題上,印度與G77集團以及中國也有著廣泛的共識。2023年11月,印度環境與森林部國務部長拉梅什表示中印之間在氣候方面的合作關系是建設性的,對兩國和世界都十分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在獲得氣候融資的問題上面,印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即是合作又是競爭的關系。不能獲得足夠的氣候資金仍是印度成為碳中和國家的最大障礙。這是因為在印度國內沒有專門用于減緩氣候變化的預算,印度主要希望借助國際氣候融資談判獲取所需資金。一方面,印度一直強調發達國家的氣候資金承諾不足,即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另一方面,印度支持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以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災害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發展中國家到 2030 年實現其氣候行動目標預計需要 5.6 萬億美元的資金。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這一立場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印度方面一直反對不成比例地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受益。例如之前的REDD計劃(減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印度提出將“增加森林碳儲量”包含在內。這推動了全球REDD談判的重塑,給印度帶來了更直接的利益,而不是僅僅對像巴西和印尼等森林覆蓋率和森林砍伐率高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激勵。另一方面印度還努力避免被劃分為氣候融資的提供方。印度的態度是將發達國家的融資公平的提供給所有發展中國家,而不僅僅是脆弱國家、最不發達國家或小島嶼國家。
印度在氣候談判也逐漸顯示出其謀求軟實力的努力。各國都在追求氣候變化話語以保持既存在的權力平衡。近年來,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已經走到了氣候變化談判的前沿。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談判權力變得更加分散。印度還希望重新塑造印度在世界舞臺上形象。它在氣候談判中的目標之一就是將形象從“唱反調者”轉變為“積極參與者”。例如,印度在COP27談判中希望將自己提出的“環保生活方式”(LiFE)愿景融入聯合國的“可持續生活”的敘事中,并邀請各國都加入到這場“LiFE”運動中。這種行為也將為提升印度的大國地位和在氣候問題上的話語權創造條件。
總之,氣候治理的形勢和印度的實際情況都很嚴峻。印度提出了結合國情的氣候承諾,并堅持發展為先的立場。印度在氣候談判中還采取靈活的策略,它既宣稱自己在氣候治理上的貢獻,也在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談判中謀求自己的利益和優先事項。另外,這種靈活的策略可以保證印度既可以通過表現出“遵守規則的負責任大國”態度在意識形態上與歐美發達國家靠攏,又可以代表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提出更多的要求。
(作者:徐博,墨爾本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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