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基辛格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一生中訪問中國100多次，直接推動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并促使歷屆美國政府奉行積極對華政策。中國國內對于基辛格逝世的紀念可說備極哀榮，主流輿論毫不吝惜對其傳奇一生的贊譽。美國國內主流媒體圍繞基辛格的討論同樣聲勢浩大，然而對基辛格的評價卻毀譽參半，且在美國建制派主流媒體中毀大于譽，展現出基辛格及其政治遺產的復雜面相。

亨利·基辛格

即便是對基辛格總體持正面評價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認其人其行的多面性乃至矛盾性。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網站刊發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蒂莫西·納夫塔利（Timothy Naftali）的署名文章，題為《基辛格的矛盾：戰略洞察力和道德近視如何塑造美國最偉大的政治家》。

納夫塔利認為，基辛格在世界舞臺上馳騁了六十多年，在此期間，他既出色地說服了強國，又巧妙地欺騙了它們，并建立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在他去世后依然存在。他是唯一一位掌握了外交政策制定所有杠桿的美國官員——他曾在兩年時間里同時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在超級大國時代的美國外交關系史上無人能及，唯有哈里·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與之接近，但艾奇遜的影響力，雖然是全球性的，主要是在西方聯盟的形成，而不是世界秩序。基辛格真正的對手是歐洲大國君主的顧問，與查爾斯·莫里斯·德·塔列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外交家）、克萊門斯·馮·梅特涅（十九世紀奧地利外交家）和奧托·馮·俾斯麥（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比肩，這說明了他在現代所扮演角色的獨特性，也說明了他與民主超級大國當選領導人之間相互依賴關系的特殊性。

納夫塔利寫道，基辛格是一個矛盾的人，他有著鋼鐵般的智慧和自負的自信，但他也很情緒化，有時會被不安全感所困擾。納夫塔利回顧了基辛格一生的外交成就。基辛格首次進入政府服務是在約翰·肯尼迪時期，他不僅相信有限的、可生存的核戰爭的可能性，而且認為有計劃地有限使用核戰爭是威懾蘇聯的必要條件。這與試圖淡化核武器作用的肯尼迪總統格格不入。

基辛格真正得以施展拳腳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政府。1969年之后波瀾壯闊的八年，基辛格見證并參與了越南戰爭的最后幾年、東南亞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崩潰、柬埔寨的內戰、美蘇之間的貿易壁壘擴大、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開放、約旦內戰、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印巴戰爭、智利軍事政變、以色列的贖罪日戰爭以及隨后的全球石油危機，上述歷史事件奠定了其一生外交成就的基石。

在納夫塔利看來，盡管基辛格有外交天才，但他有一個巨大的道德盲點。他只能從30000英尺的高空或者說通過強者的眼睛看待世界。1969年美國開始秘密轟炸柬埔寨，促成了紅色高棉政權的崛起。在他的回憶錄中，基辛格不愿承擔任何破壞柬埔寨穩定的責任。他嘲笑說，將這一結果歸咎于美國的轟炸“就像將希特勒的大屠殺歸咎于英國對漢堡的轟炸一樣有意義”。

1972年，基辛格策劃了美國的秘密行動，以協調伊朗和以色列對庫爾德部隊的支持，后者與親蘇的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作戰，牽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軍隊，否則薩達姆可能會派這些軍隊去攻擊以色列。但是，1975年，當伊朗國王出于自身原因決定解決與伊拉克的邊界爭端，并撤回他對庫爾德人的支持時，基辛格在伊拉克軍隊殘酷鎮壓庫爾德人時選擇袖手旁觀。

在智利，尼克松政府繼續執行肯尼迪開始的政策，采取秘密行動阻止社會主義者薩爾瓦托·阿連德成為總統。1970年9月，基辛格監督中央情報局安排了一場軍事政變，以阻止剛剛在全國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阿連德成為當年的總統。“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必須讓一個國家走向馬克思主義，僅僅因為它的人民不負責任。”這個被稱為“第二軌道”的秘密行動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三年后，殘暴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雖然皮諾切特不是美國扶持的傀儡，但基辛格對這一結果表示歡迎，并拒絕向新的親美派施加任何壓力。1976年6月，皮諾切特的軍政府拘留了數千名無辜的智利人，拷打了大約3萬人，處決了至少2200人。基辛格在一次私人會議上對皮諾切特說:“我的評價是，你是世界上所有左翼組織的受害者，你最大的罪惡是你推翻了一個正在走向共產主義的政府。”

在伊拉克和智利，基辛格可以說離明顯不道德和非法的行為只有一步之遙。但沒有什么能將他與1972年在北越屠殺平民的事件分開，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圣誕節轟炸”。這次軍事行動至今仍是美國冷戰時期最丑陋的外交政策決定之一。到1972年秋，基辛格與河內就美國從越戰中撤軍的框架問題進行了出色的談判，但他的努力遭到了南越的強烈反對。為了向西貢表明華盛頓仍然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基辛格主張轟炸北越。B-52轟炸機出動729架次，投下1.5萬噸炸彈，沒有任何理由為這次襲擊辯護。這次襲擊造成大約1000名越南平民死亡，但對雙方的軍事力量或談判立場都沒有影響。作為總統，尼克松應該承擔最終的責任，但幾十年后，尼克松所做的解密文件和秘密錄音將揭示，基辛格曾迫使不情愿的尼克松對北方的越南平民發動暴力，純粹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在基辛格復雜的職業生涯中，一個貫穿始終的信念是，只要美國的信譽受到威脅，就必須讓外國公民流血。

這種對個人生命價值的漠視，是十八、十九世紀——早在自由價值觀在西方社會扎根之前——為帝國君主制服務的政治家的典型特征。例如，在塔列朗對海地奴隸的暴行中，盲點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個人的。基辛格在20世紀下半葉為一個自由民主共和國服務，他沒有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找這樣的借口。

不過，納夫塔利在文末表示，即使有人糾正基辛格敘述中自私的省略，也無法否認他成就的非凡性質。他在全球事務中取得了不朽的成就，為美國建立了持久的關系。他為未來美國權力的實踐者留下了充滿警示性故事的遺產。正如他在1957年警告政策制定者教條主義的危險時所暗示的那樣，他的現實政治沒有規則。它和實施它的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樣獨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治國傳統格格不入。由于缺乏任何政治意識或人類同情心，這種做法與自由民主制度極不協調，因此必須秘密實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辛格的積極遺產來自他與精英互動的天才、他的野心和他非凡的毅力，這些因素促成了談判協議，讓使用暴力來捍衛現實政治變得更加困難。

《外交事務》另一篇署名小約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的評論文章也在結尾給出較為正面的評價：基辛格有時候辜負了與他的性格和勇氣相稱的美德，他的一些手段也值得懷疑。國際關系對于倫理是艱難的環境，外交政策是各種價值觀的妥協。但就后果而言，世界因為他的政治家風度而變得更好，他的成功超過了他的失敗。

但在自由主義左翼那里，基辛格卻是充滿了權力欲望、缺乏政治原則和道德意識的冷血形象。

作家大衛·克里昂（David Klion）在美國知識界雜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認為，亨利·基辛格只關心一件事，他身后留下的所有死亡和苦難都只是他一心追求精英權力的副產品。基辛格的許多崇拜者看到的都是他一貫的自我呈現：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一個多產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一個有偉大和重要思想的人。雖然他當然不缺乏學術資歷，但這給人一種誤導的印象，那就是真正驅使基辛格的是什么。事實上，他在意識形態上很靈活，投機取巧，對任何類似真誠原則的東西都不屑一顧。

克里昂寫道，基辛格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對柬埔寨和老撾的非法的地毯式轟炸，在孟加拉國和東帝汶的滅絕運動，以及對從希臘到智利的右翼軍政府的支持。基辛格為了實現美國大戰略的抽象概念，不惜施加無情的暴力，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喬治·W.布什似乎至少還對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在良心上感到有點尷尬，而拜登政府目前正忙著說服關鍵選民，他們并不喜歡以色列在過去兩個月里在美國資助的空襲中殺死數千名巴勒斯坦兒童，但基辛格從未覺得有必要為更大規模的屠殺道歉。我們的政策精英除了欽佩他趾高氣揚、帝國式的逍遙法外之外，還能有什么辦法呢?

克里昂表示，出生于德國的基辛格在戰后的美國受到了歡迎，受到了贊揚，受到了半個世紀的總統們的追捧。基辛格對自己的公眾形象有著強迫性的控制欲；他渴望與任何看起來重要的人分享一個舞臺；他狂熱的個人野心，他對這種野心的人道代價完全不感到羞恥，最重要的是，他的野心和無恥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刻，正如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所說，基辛格是典型的美國人。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加里·J·巴斯（Gary J. Bass）在另一份美國知識界雜志《大西洋月刊》網站發表的評論文章也揭示了基辛格的這種“美國性”。 巴斯寫道，基辛格沒有考慮他的行為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更不用說為違反法律而道歉了，而是竭力掩蓋他在南亞危機中的記錄。基辛格的辯護者們傾向于輕而易舉地越過這種對外國的粗俗刻板印象，頌揚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追求，卻忽視了他對真正的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南亞危機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如今流行的平淡版本的基辛格與歷史記錄幾乎沒有關系。令人不安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上流社會的許多人如此愿意寵著他，而不是誠實地面對他的所作所為？

社會主義左翼雜志《雅各賓》（Jacobin）則迅速編纂了基辛格評論文集，并將黑體加粗的醒目標題《只有好人才英年早逝：對亨利·基辛格的判決》置于網站首頁，展現出深惡痛絕的批判態度。這一文集的導語寫道，如果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機構是一座宏偉的堡壘，那么亨利·基辛格就是在其走廊上出沒的食尸鬼。半個世紀來，他是戰爭室和新聞發布會上無所不在的人物，盡職盡責地通過軍事干預和卑鄙的外交政策引導美帝國。對于幾代反戰積極分子來說，基辛格是美國戰爭機器墮落的化身。

與批評之聲分庭抗禮的是保守主義雜志《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該刊網站上的數篇評論對基辛格總體持正面評價。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chael R. Pompeo）在該刊表示，基辛格博士經常因其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而受到批評，但基辛格的批評者誤解了他的基本性格：他是一個對美國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的人。他明白美國是偉大的，美國是好的，美國是例外的。這也是他作為美國最高外交官如此成功的原因。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則認為，基辛格試圖傳授的關于治國之道的更重要的一課是現實主義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他來說，現實主義不僅僅是促進一個國家的利益，更大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可行的秩序，以防止災難性戰爭。在經歷了納粹主義的恐怖和一場導致5000多萬人喪生的戰爭之后，基辛格的當務之急是和平。

戲說或是胡說？雷德利·斯科特新片《拿破侖》的爭議

由好萊塢知名導演雷德利·斯科特執導的歷史傳記片《拿破侖》（Napoleon）已于今年11月下旬陸續在全球各地院線公開上映。這是已經85歲的斯科特進入21世紀20年代之后執導的第三部院線電影。此前他的《古馳家族》（House of Gucci）和《最后的決斗》（The Last Duel）均于2021年公映，而《拿破侖》正是在后者殺青時宣布開啟的新片計劃。《拿破侖》由索尼-哥倫比亞公司發行，并預計會在后續登陸蘋果公司的流媒體平臺。縱觀斯科特的作品列表，其中不乏《異形》《銀翼殺手》《末路狂花》以及《火星救援》等話題佳作，但此次的《拿破侖》卻因為對拿破侖這個舉世聞名的歷史人物的描繪而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拿破侖》海報

此番雷德利·斯科特版本的《拿破侖》聚焦于華金·菲尼克斯所飾演的拿破侖·波拿巴從普通士兵到一代帝王，以至最終兵敗滑鐵盧黯然退出歷史舞臺的故事，間中穿插他與凡妮莎·柯比扮演的皇后約瑟芬之間的愛情故事。雖然據說斯科特日后還將會推出250分鐘的導演剪輯版，但目前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公映版卻已有不少“槽點”，讓人更加好奇導演剪輯版成色幾何。在公映版本中，拿破侖與約瑟芬的愛情成為影片敘事的焦點，拿破侖的諸多行動也均由他對妻子近乎屈從式的愛而驅動。而在一些觀眾看來，這部電影也介于形式上的宏大古裝歷史大片與略顯狗血和戲謔的喜劇之間，觀感非常復雜。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從斯科特的前作《古馳家族》和《最后的決斗》中看出些許導演為《拿破侖》所做的鋪墊工作：兩部影片中，前者聚焦意大利奢侈品巨頭家族的羅曼史與倫常血案，后者則同為古裝大片，并有不少打斗和動作場面。

對這部影片爭議最多的莫過于法國觀眾。在法國人心目中，拿破侖一直享有頗為崇高的地位，但這部影片從形式到內容卻足以讓高傲的法國人震怒。首先，斯科特本人來自曾與法國進行過百年戰爭的死敵英國，而片中角色則無一例外采用英語對白，而非法語。這種在拍攝非英語國家故事卻堅持用英語對白的行為如今也不免被視作好萊塢導演的一種過時與自大——最新一部的《碟中諜》開場，俄國軍官們也以一口俄式英語對話，在另一部近來上映的傳記片《法拉利》中，通篇的意式英語也讓影片成色打折不少。《紐約客》的亞當·戈普尼克（Adam Gopnik）就認為，一個講英語的波拿巴讓整部片子在法國的語境下顯得超現實且頗有喜劇感。戈普尼克說，我們不會因為銀幕上的凱撒和角斗士沒有講拉丁語而感到奇怪，但當一部在當今好萊塢有著如此豐厚資源的古裝大片還執著于用英語來演法國人的故事，這對于法國人來說未免難以接受，尤其這次的主角還是至今深受愛戴的拿破侖：試想一下，當美國人看到由法國演員“大鼻子情圣”德帕迪約來飾演林肯總統，并且從頭到尾都在用法語說話，對他們來說又會是什么感受呢？

通篇采用英語對白帶來的另一個尷尬就是，拿破侖和與他作戰的敵人們都在用同一種語言對話，而最終擊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公爵則必須更加拿腔拿調地說英文，以讓自己與這幫操著一口英語的“法國貴族”們區分開來。戈普尼克笑稱，影片中的威靈頓公爵仿佛一個諷刺漫畫式（caricature）的英國貴族，被刻板形象填充滿了。這種“英法對立”也是《拿破侖》惹惱法國觀眾的另一大原因：曾經為拿破侖撰寫過兩本滿是正面評價的著作的歷史學家Patrice Gueniffey就專門撰文直言，這部影片就是英國人拍出來“反對法國”的。除此之外，《拿破侖》一片在歷史事實上并不算講究，而是布滿演義式的戲說，而菲尼克斯飾演的拿破侖一世在種種戲說情節中既呆板又略顯滑稽的演出，則讓法國輿論進一步攻訐，稱這些不嚴謹的情節是為了進一步矮化拿破侖這個歷史人物。在戈普尼克看來，法國人的憤怒固然有其道理，《拿破侖》或許也稱不上一部佳作，但兩者之間的對碰有一大部分成因是法國人對一個帝王的懷緬和右翼民族主義作祟下的狂熱情懷，也使得這部影片在銀幕之外也產生了戲謔的喜劇效果。

但《拿破侖》的過度戲說和人物描摹上的粗淺也讓法國以外的觀眾感到不滿。歷史學者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曾經撰寫過多部關于拿破侖的著作，他就撰文批評，斯科特的劇組并不需要面對來自拿破侖的壓力，因此他完全有足夠的條件來讓這個故事拍得“更好”一點；相反，拿破侖的形象缺乏正面呈現，一些并非他所發起的戰爭行為也被安在他頭上，甚至不斷暗示法蘭西皇帝和希特勒之間的相似性，其中有數百個錯誤是斯科特及其劇組稍加研讀與拿破侖相關的研究著作就可以避免的。《拿破侖》也已在12月1日于中國大陸院線上映，在豆瓣電影上，這部影片也引發了兩極評價，批評者認為，這部影片缺乏對史實的基本尊重，同時劇情狗血；而好評則多聚焦于精美的服化道，同時也有觀眾以觀看“浪漫喜劇”的經驗給予影片肯定。

但目前看來，種種評價都不能對導演斯科特本人產生任何影響——接受媒體采訪時，斯科特坦言，自己并不在乎那幾百本關于拿破侖的研究著作，因為他們只是對事實的報道，然后是“報道的報道”（reports on report），所以閱讀這些書籍并不能帶來任何準確性；斯科特更極端的表述則是：拿破侖經歷的事情發生時，沒有人在現場。這一切也都不能阻止《拿破侖》成為近來的話題電影，無論是好評差評。甚至在法國，這部影片也在票房上取得不俗的成績。據《名利場》報道，該片在法國首映當天就斬獲過百萬美元的票房收入，整個法國市場也支撐起了影片公映首周的全球票房，也被認為是法國電影市場自新冠疫情結束后逐漸復蘇的另一標志。制片人凱文·沃爾什（Kevin Walsh）也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為影片助陣，他認為，考慮到近年來流媒體平臺紛紛進軍電影業，但除去網飛，其他平臺無論是商業或是口碑上的成績均有所欠奉，此次《拿破侖》得到了蘋果公司的支持，同時又在院線上映時表現不俗，或許能為更多流媒體平臺在網飛的經驗之外提供更多成功的啟發，也有助于為流媒體行業和傳統制片公司之間的互利合作提供借鑒。

（參考資料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