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樂季里進行“該聽未聽”的探索，是上海交響樂團的重中之重。繼法國鋼琴家艾馬爾為樂迷鋪陳出一個絕美的利蓋蒂音響世界后，上交再次策劃出一臺別具一格的音樂會。

12月1日，上交在指揮家黃屹執棒下，牽手小提琴家列奧尼達斯·卡瓦克斯、男中音歌唱家托馬斯·鮑爾，打造了一個讓人難忘的肖斯塔科維奇之夜，上演了作曲家極富戲劇張力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和中國首演的《米開朗基羅詩歌組曲》。

卡瓦克斯在現場

一部極富戲劇張力的小提琴曲

1948年，蘇聯發動“反形式主義運動”，意在打擊當時蘇聯音樂中的“形式主義”，即“現代主義”傾向。

運動后，肖斯塔科維奇在創作時開始主動區分兩種不同風格：一種是以完成官方任務為目的，另一種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藝術需求。

1947至1948年間，肖斯塔科維奇為蘇聯小提琴家奧依斯特拉赫創作了《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他的《第十交響曲》成功首演，重新確立了肖斯塔科維奇作為蘇聯首席作曲家的地位，他才決定讓這首協奏曲公諸于世。

1955年，奧依斯特拉赫和列寧格勒愛樂樂團成功首演此曲，次年又和紐約愛樂樂團合作，用這首協奏曲征服了西方聽眾。

這首小提琴協奏曲的結構是交響曲式的，由四個樂章構成。

“它以一個非常緩慢的樂章開始，就像催眠，但在一種陰暗的環境中營造出戲劇性，這種悲觀情緒又讓人感到非常有力量。第二樂章是大師杰作，帶有一絲瘋狂，演奏者和聽眾的腎上腺素都會飆升……”每次演奏這首協奏曲，卡瓦克斯都異常興奮，“每個樂章的色彩、行進速度都如此不同，40分鐘的音樂創作出讓人難以置信的音響世界。”

“音樂的奇妙之處在于，它是一種通用的偉大語言，是一種人人都會被觸動的語言，也是一種人人都能接觸到的語言。”出生于希臘雅典一個音樂世家的卡瓦克斯認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起，而不是分道揚鑣，“音樂和藝術能幫助人們相互理解、彼此關愛，共同面對人類的兩面性。”

“中國古典音樂市場正在蓬勃發展，令人驚嘆。魚兒生活在水里，但魚兒并不珍惜水，因為它一直在水里。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歐洲人明白，我們的遺產絕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卡瓦克斯為上交音樂季的策劃點贊，更對音樂總監余隆對中國音樂面貌帶來的改變表示敬佩，“我看過小提琴大師斯特恩來中國的紀錄片，再反觀現在，變化之大，讓人感慨。余隆在其中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

托馬斯·鮑爾在現場

一套帶有死亡思考的詩歌組曲

米開朗基羅不僅創作了大量的繪畫和雕塑，還是一位詩人，留下了300多篇詩文作品：不僅思索藝術，也歌頌生命、愛情與死亡。

《米開朗基羅詩歌組曲》作于1975年，選用了米開朗基羅的11首詩歌，被肖斯塔科維奇視為自己的最后一部交響曲，明顯帶有對死亡的思考——1973年底，他被診斷出癌癥，且自1966年起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晚年的許多作品中彌漫著黑暗、焦慮與不甘。

在鮑爾看來，這套組曲很像馬勒的《大地之歌》，“結尾就像一首兒歌，像是把天堂想象成幼兒園。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都會想起年輕時或孩童的時候，這也是我想到馬勒的原因。”

“米開朗琪羅的原詩是意大利語，肖斯塔科維奇是從俄語的視角來理解文本，我是德國人，又要從德語的視角來理解，像三重意義上的重新創作。”鮑爾是用俄語演唱，只有深刻理解文本，才能從心底真正理解作品，也因此他請來一位語言指導幫助自己攻克語言關，逐字逐句理解每一個字詞。

鮑爾在余隆的建議下擔綱《米開朗琪羅詩歌組曲》的中國首演。在此之前，他唱過也聽過大部分聲樂作品，但這套組曲還是第一次聽、第一次唱。

“非常美！”鮑爾認為，大膽地探索未知的全新作品，而不僅僅是重復舊有作品，對藝術家、對觀眾都很有價值，“如果唱那些非常受歡迎的作品，你會被著名歌唱家的演繹所束縛，甚至有人會告訴你要像20年前的某位歌唱家那樣演唱。而唱那些少有人唱過的作品，你可以完全自由地進行自己的演繹。”

鮑爾曾經擔任上海交響樂團2018-19音樂季駐團藝術家，如今再續前緣，“很多合作的持續是因為有一個紐帶，而基礎必須建立在高質量的音樂水平之上。”

鮑爾的妻子是沈陽人，也因此，他對中國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在密切關注中國樂團的發展。“這個國家如此之大，沈陽、上海、廣州的美食完全不同，這種探索是我每次來中國最大的樂趣之一。”鮑爾認為，世界存在很多誤解，消弭隔閡最好的方法是親自見到人，并建立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