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點15分，來北京出差的林慧龍被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看到是99歲的老師任繼周來電，他的心中生出一股不踏實感。

“今天的會都有誰參加？你把名字報給我。”聽到老師的聲音，林慧龍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讓任繼周一大早就牽掛不已的，是他主編的《草業大辭典》的第二版修訂編務會，這是林慧龍等幾十位草業學者今年6月相聚北京的目的。無法到現場的任繼周還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3個小時后，敲完上千字的書面致辭稿，任繼周如往常一般，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去年生病過后，他的聽力受損嚴重，卻唯獨對從房間各處傳來的鐘表嘀嗒聲特別敏感。

近日，這位我國草業科學領域的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正式步入百歲。他的百年人生，一半極“卷”，一半極“舒”——

身為中國現代草學奠基人、開拓者的他，“卷”出了中國草業科學的四梁八柱，“卷”出了中國第一個高山草原定位試驗站和第一個草原系，“卷”出了中國草業科學的“黃埔軍校”……

但他的一生又全然“無我”，看淡名利生死、活得舒展通透：他將七十余載的年華獻給西北，于茫茫戈壁筑起現代草學的軀干與血肉；他一件尼龍外套穿了數十年，卻累計捐款600多萬元設立獎學金；他經歷了苦難和動蕩，卻一股腦兒當垃圾清除；他步入期頤之年，卻不懼生死、渴望“路倒”。

2003年8月，任繼周考察內蒙古羊草草原。

20世紀50年代，任繼周（右四）帶領學生在草原實習。

1978年，任繼周在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國際生物圈大會并發言。

任繼周（左）在醫院看望二哥任繼愈。

任繼周與妻子李慧敏合影。

本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 “卷”

這個7月的北京蟬鳴躁動、綠意盎然。離上地西里公交站不遠的一個小區，就是任繼周現在生活的地方。若逢訪客到來，他腿腳利索時，總會提前下樓迎接。

比起半年前，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明顯好了許多，手心更溫暖，走路也輕巧了些。他端坐在沙發上、身體前傾，一手搭在拐杖上，白色亞麻短袖配上淺咖色的長褲，深棕色的皮鞋擦得锃亮。

就在2022年底，一向硬朗的任繼周因病走了兩趟“鬼門關”。自那以后，他的聽力急劇下降，走路也只能靠拄拐挪動。每隔一會兒，保姆就提醒他該吃藥了。

今年初，身體剛有所恢復的任繼周又開啟了每天5小時的工作模式。他總擔心“來不及”。

寫不動長篇論文，他干脆開設了微信公眾號“草人說話”。他不怕聽到生死二字，為社會貢獻一生的他，最怕與社會脫節。最近，他還在思考如何把5G和ChatGPT應用于草業領域。

任繼周工作時，最離不開的是一副帶鏈子的眼鏡、兩臺電腦，還有一個隨身攜帶的尿袋。他在93歲時檢查出膀胱尿潴留，裝上了瘺管。學生胡自治懷疑，老師是在翻譯教材的那幾年落下了病根。

1956年，蘇聯的草原學教材更新。為了盡快讓學生用上新教材，剛把甘肅天祝高山草原站建起來的任繼周決定聯合胡自治等一起翻譯教材。

每天天未亮，任繼周就在草原上開始工作，結束后立即趕回辦公室翻譯教材。所謂辦公室，不過是兩頂帳篷，高山上寒風凜冽，做實驗的蒸餾水瓶在晚上常常被凍裂。為了少上廁所，任繼周很少喝水，一坐就是4個小時。

遺憾的是，寫了幾年的珍貴手稿還沒來得及出版問世，便因特殊時期無人看管，被老鼠吃掉了一大半。

“任先生倒沒有難過，他只是勸我，以后千萬不要憋尿。”作為任繼周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88歲的蘭州大學教授胡自治談起過往，歷歷在目。

那些年，30歲出頭的任繼周還是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一名講師。為了兼顧草原站的試驗和教學工作，他每周至少兩趟往返于甘肅的武威和蘭州。

幾年下來，連火車站售票員都熟知這位常披著雨衣、戴著帽子、提著包、濕漉漉的年輕人，甚至還為忘記帶錢的他墊付過車票。

80歲時，任繼周仍習慣于小步快跑。他曾經的學術秘書、蘭州大學教授林慧龍回憶說，即使出差時候機，任繼周也在忙著敲擊電腦，哪怕是起飛前的15分鐘，他都要讀報紙、讀雜志。

近20年，任繼周一心撲在中國農業倫理學的建立上。他認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

為此，他90歲時在蘭州大學開設了全國第一門農業倫理學選修課，每節課一站就是一個小時。93歲后，他每兩年給自己訂一次計劃，先后完成了《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中國農業倫理學導論》《中國農業倫理學概論》以及《中國農業倫理學》等著作。

今年5月，對草業一線工作放心不下的任繼周，又派團隊成員、蘭州大學高級工程師胥剛前往云南的院士工作站開展工作。“我這大半輩子一半在西北，一半在西南，現在西南的工作還是短板。”任繼周說。

在任繼周的家中，鐘表隨處可見，書桌、餐桌、隔斷、柜子、各個房間的墻上……加上手上的腕表，都在提醒他珍惜這“借來的三竿又三竿”。

任繼周說，他長壽的秘訣就是“學術養生”，“大腦指揮著身體，腦子好使，身體各部分才運作得好”。

2 “原罪”

“順天時、量地利、行有度、法自然”，任繼周“四維結構”的農業倫理學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我喜歡思考，是受我二哥的啟發”。

任繼周的二哥任繼愈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其學術成就被毛澤東稱為“鳳毛麟角”。任繼周的成長、學術思想的發展，都與任繼愈有重要關系。

1924年，任繼周出生于山東平原。1937年，家鄉淪陷為日占區，他隨家人“流浪”在長江一帶。1938年，在四川江津一所中學讀初三時，他不幸患上了致死率極高的細菌性痢疾。當時我國還沒有專治此病的特效藥，他只得臥床靜養，發病時只能喝米湯吃稀飯，再加1包木炭粉。

患病期間，他讀完了學校閱覽室里所有的書籍，從代數、英語到希臘神話和流行小說，連《圣經》和“四書五經”也不放過。

當時的任繼愈是北京大學第一屆哲學碩士，畢業后去看望弟弟時，看到弟弟的作業和連續多年的日記時大為感動，便寫信給父親，說任繼周是“可造之材”。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工作后，任繼愈下定決心要把弟弟送到重慶南開中學讀書。

這是西南地區最好的私立學校，一年的學費就要花掉任繼愈10個月的工資。為了節省學費，任繼周立志要提前一年考上大學，“爭分奪秒”也在那時刻進了骨子里。

1944年，任繼周果然提前一年考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新生入學面試時，農學院院長馮澤芳問任繼周：“你入學分數很好，為什么第一志愿卻選了‘畜牧獸醫’？”

“為了改善國人的營養結構。”任繼周有些靦腆地說。這個回答，讓馮澤芳含笑贊許道：“你口氣不小！”

的確，任繼周的選擇與差點兒病死的經歷有關，更是“原罪”的救贖。

任繼周的父親是畢業于保定軍校的軍官。任繼周年少時的記憶里，滿是民族之殤，尤其是隨父親在長江沿線不斷轉移生活的那些年。

他忘不了在校園養病的傷殘戰士，離去后留下滿地血漬；他忘不了站在長江邊上，仿佛看見鮮血順流而下……“我的心里難過極了，這些悲慘的記憶，無法忘記。”每當提及這些，這位老人都眼含熱淚。

“我的命，是那么多老百姓保衛得來的。”這種“原罪”感，幾乎伴隨了任繼周的一生。

大學時期，任繼周師從我國草原學科奠基人王棟。畢業后，他在王棟的引薦下，前往剛在蘭州成立不久的國立獸醫學院（甘肅農業大學前身）工作。在這里，他被學院的創辦者、我國現代獸醫學奠基人盛彤笙領進了廣闊的草原。

盛彤笙是我國首位留德醫學博士，為了“改變國民食物結構之夢”，轉而學習獸醫。盛彤笙創立了國立獸醫學院，但他很快便意識到，光研究畜牧還不夠，還要研究草原。

任繼周就成為了那位“草人”。

他至今記得，從西安前往蘭州的700公里路途，他們一家人顛簸了21天。一輛美式舊卡車載著他們，那蜿蜒崎嶇的路，一路的黃土和不時的“拋錨”，都預示著未來的不易。

這一來，就扎根西北70余年。因為甘肅除了有全世界70%的草業類型，還有幫他在這兒安家并待他如家人的盛彤笙。

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盯上了把中國草業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任繼周，并開出比當時工資高幾十倍的薪資。任繼周果斷回絕了：“我是在這土地上長的，離開了土地，沒有前途，必須在本國，而且就在蘭州。”

近些年，任繼周被兒子接到北京居住，但他的戶口仍在蘭州，“戶口從蘭州遷出來，就意味著動搖人心”。

3 “我做我的事，走到前頭就好了！”

任繼周書柜里的書滿滿當當，其中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他的最愛。為了改變中國的“貧瘠”，他們都竭盡一生。

在傳統觀念中，草地不如耕地，甚至相互沖突。為了給草“正名”，初到西北的任繼周幾乎走遍了甘肅、青海一帶的草原，翻毛皮靴都踏破了好幾雙。

任繼周并不覺得苦，他胸前掛著盛彤笙不舍得用但慷慨借給他的德國相機，意氣風發。連夜晚被野狼圍住帳篷他都沒怕過，反倒大筆一揮，寫下“薄帳一頂雪地居，饑寒無懼伴熊狼”。

1954年，任繼周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草原調查專著《皇城灘和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后來，他在天祝縣試行全面的劃區輪牧獲得巨大成功，并得到時任國家領導人的表彰。同期，他還研制出我國第一代草原劃破機——燕尾犁。

20世紀70年代，任繼周在國內提出大力發展草地農業，但在“以糧為綱”觀念的長期影響下，反對聲四起：“飯都吃不飽了，還給你種草？”

起初，他據理力爭；后來，他沉默了，轉而用實際效果帶動轉變。“我做我的事，走到前頭就好了！”

1981年，任繼周正式創立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而最初的所址租賃了一座體育館橢圓形看臺的1/4，實驗室、雜志編輯室、辦公室都擠在這里。

自此，他帶著隊伍一頭扎進草地進行農業試驗，還不忘叮囑跟過來的隊伍把甘肅農業大學的工作也做好。胡自治當時就是“兩頭跑”，他說：“任先生對甘肅農業大學的感情很深。”

試驗地的成功，逐漸讓草業的價值得到認可。在西北，他在甘肅慶陽草地農業試驗站使用18％的耕地面積建立草田輪作的人工草地，使谷物單產提高60％，總產提高40％，畜牧業產值翻了一番。在西南，貴州威寧和晴隆的試驗站也取得成功，比如灼圃試驗站，1年產草量就增加了11.5倍，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

1984年，國家大力提倡種草種樹，草業“科學的春天”隨之來臨。

那年，受啟發的錢學森從工程系統論角度提出了“草產業”，擔心只是“冒叫一聲”，便寫信請教任繼周。次年在一場草業問題研討會上，兩位“筆友”一見如故。錢學森談到“草產業”時說：“他這樣一位科學家的鼓勵，才使我增強了信心。”

借著這股勢頭，任繼周迅速搭建起了草業科學的框架，從“草原”到“草業”，一字之差打破了農牧邊界。他說“錢學森是中國草業科學的創始人”，而錢學森也稱任繼周是“真正有學問的人”。

20世紀80年代，任繼周意識到，蓬勃發展的中國體育需要具備國際水準的草坪。草坪是草業的前植物生產層，為此，他很快組建了我國最早的草坪研發團隊，還從國際競爭中突圍，為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打造了中國自己的草坪主場地。

1995年，任繼周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的發展也蒸蒸日上，不少一線城市的重點高校隨之投來橄欖枝。任繼周知道研究所并入高校會發展得更好，但他堅決不同意離開甘肅。“我在甘肅幾十年，甘肅待我不薄，對我有很多幫助。”

2002年，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最終并入蘭州大學。自此，甘肅省再添一支草業強軍，從甘肅農業大學到蘭州大學，大西北點燃的星星之火，逐漸在全中國“燎原”。

隨著當選院士，任繼周的事務變得多起來。任繼愈特地寫了一副對聯贈予他：“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

“我二哥告訴我，干任何事情都要靜下心來好好做，不要東張西望。不要考慮人家做什么火、生活好、地位高、賺錢多，專心干我自己的事。”任繼周指著掛在書房的對聯說。

4 草業的“黃埔軍校”

很多人說，任繼周建立了中國草業科學的“黃埔軍校”。

這些人才后輩遍布于全國各地的高校院所、政府部門、草業產業，只要聽到“集結號”，哪怕很多工作屬于“義務勞動”，對評職稱、晉升并無實際好處，所有人也會擰成一股繩往前沖。

就像6年前，任繼周決定編寫農業倫理學專著時，只是給幾位學生撥去了電話，大家便積極響應。“任先生的思想超前，我們知道這條路是對的，也愿意滿足他的愿望。”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院長董世魁說。

后輩們愿意聚集在任繼周身邊，不僅因為他是我國草業科學的一面旗幟，更因為自己的人生曾被他“照亮”。

胡自治研究生畢業時，恰逢20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他說，“哪里能吃飽，任先生就把我們往哪里送”。在后來的特殊時期，任繼周一手創辦的草學專業差點被撤掉時，也是胡自治等學生頂住壓力，將其保留下來。

直到現在，任繼周還總惦記著晚輩們的“肚子”。有次林慧龍帶著一行人匯報完工作剛要走時，就被叫住了。任繼周拿出一張銀行卡說：“這是你們幾個人的稿費，你和他們幾個分了吧。”

“他是怕我帶來的幾位老師沒有吃飯，怕大家餓肚子，但他說話總會給對方留臺階。”談及往事，林慧龍鼻子一酸。

蘭州大學青年教師趙安一直在幫助任繼周開展農業倫理學工作。在北京讀博士時，趙安的生活有些困難，有時會做兼職，任繼周知道后，總以各種理由給予趙安經濟上的幫助，并勉勵他要立大志、好好讀書，“不要出去折騰”。

“任先生對我們青年人的成長非常關心，有信必回、有問必答。”趙安說，哪怕是上萬字的文章，他都會逐字逐句地看，從早看到晚。

任繼周在學術上的嚴謹，對林慧龍產生了重要影響。2004年，林慧龍隨80歲的任繼周去貴州考察后，寫了一份報告發給他。次日清晨4點，任繼周不僅回了郵件，連文章中的標點符號都一 一改過。

從那以后，林慧龍發每一封郵件前都會反復斟酌。“任先生是所有人的坐標系。盡管我們偶爾搖擺、沉浮，但你永遠知道，正確的方向就在那里。”

除了親自帶出來的隊伍，圍繞在任繼周身邊“義務勞動”的，還有受其幫助的學者，以及慕名而來的年輕人。

201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辛曉平找到任繼周，請他為自己即將出版的專著作序。90多歲的任繼周沒有使用她準備的初稿，而是親自敲了1000多字，還在序言結尾寫道：“展翅雛鷹多珍重，青青諸子勝于藍。”

任繼周知道，所有的熱愛都是未來的希望。

通遼市林業和草原科學研究所青年學者韓永增在蘭州大學讀本科時，在一次實習中隨任繼周調研草原。韓永增的記憶中出現的，是一座高山、一段陡峭的懸崖，一位80多歲的老人，佝僂著背卻又精神抖擻地走在高處，“他總是走在第一個”。

因為韓永增的妻子是任繼周的研究生，韓永增申請參與了《草業大辭典》第一版的修訂工作。13年后修訂第二版時，任繼周主動找到了這位年輕人。“任先生一直記得有這么個‘小孩’在干活。”韓永增說，這讓他備受鼓舞。

5 “無我”

為草業奉獻一生的任繼周，不僅從未想過改行，還主動變成了“月光族”。

妻子李慧敏在世時，家中一切均由她打理，任繼周甚至不知道家中有多少錢。2019年妻子去世后，他把妻子攢的養老錢全捐了，先后在6家單位設立了草業科學獎學金，累計捐款超過600萬元。

“我早已‘非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社會的。”任繼周告訴《中國科學報》。

他看淡名利，也看得透生死。但目送一個個至親“離場”時，他也是一位白發蒼蒼的普通老人。

2009年7月，任繼愈生病住院，80多歲的任繼周每天堅持往醫院跑。病榻前，滿頭銀絲的兄弟倆手拉著手，回憶著兒時在院子里瘋玩、追著別的孩子“打仗”……樓道里時常傳來歡笑聲。

搶救前夕，任繼愈勸他：“不要強求，太痛苦了。”

任繼愈去世后，任繼周每年都會去陵園獻花祭奠，有時候還會從公墓賣花處買上一束菊花帶回家，插在花瓶里。同行的學生擔心“不吉利”，任繼周卻不在乎。

10年后，李慧敏也因病去世。很多人說，她是任繼周的“開心果”。她愛跟晚輩開玩笑，也愛讓他們帶自己“偷吃”好吃的——尤其是紅燒肉，因為任繼周對她吃什么一直看得很緊。

得知“李奶奶”去世，林慧龍連夜從蘭州趕到北京。凌晨1點的院子格外安靜，沒有靈堂，沒有送別的人群，似乎連悲傷都藏了起來。任繼周的兒子任海告訴林慧龍，父親不讓“辦事兒”，讓大家明早再來。次日一早，一行人趕到家中后發現，沒有遺像，沒有上香處，甚至找不到一處可以祭拜的地方。

幾位難掩悲痛的年輕學生直接沖進屋里，在師母的床前跪下，重重地磕頭。任繼周沒有落淚，反倒安慰大家：“人都有這一步，都會走的。”

那段時間，來拜訪的學生們小心翼翼。反倒是任繼周，一見面就談自己最近又把農業倫理學推到了哪一步。

但他每天要把床頭上妻子的骨灰盒擦得干干凈凈。

他的很多學生也步入了高齡，任繼周每個月都跟他們通電話。若是學生打來，任繼周總會掛斷后再撥過去，以節省學生的電話費。一聊一個小時是常有的，他們談學術如何發展，也聊誰“走了”，任繼周總會惦記著給逝者的家屬寄點錢。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當被問及希望給老師捎句什么話時，作為任繼周目前年齡最大的學生，90歲的甘肅農業大學教授陳寶書放下手中的杯子，笑著說：“希望任先生再來一次蘭州！他來我一定陪著！”

任繼周聽到記者捎來的話，大笑著點頭說：“好好好。”但聽到大家準備為他慶祝百歲生日時，他卻擺擺手說：“我就是個普通老人。”

今年10月底，在蘭州大學舉辦的任繼周草地農業學術思想研討會上，偌大的會議廳坐滿來自全國各地的草業學科帶頭人、承載學科希望的年輕人，此外，直播間還有近3萬人。他們用學術之聲，代替了那句“生日快樂”。任繼周并沒有到現場，但似乎他就坐在場地中央。

期頤之年，任繼周又訂了新的“兩年計劃”：“我這年齡只計劃兩年比較穩妥。我想回顧一下優缺點，看看哪些工作做的還不夠。生態文明的轉變是一個大關，我這輩子解決不了了，要交給后面的人了……”

內容來源 ｜科學網

編輯 ｜ 王文彬

責任編輯 ｜ 彭倩

原文鏈接 ｜100歲的他，“卷”出了草業的“黃埔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