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數字中國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數字生活與數字文化的中涌現的新問題日益增多，近年網絡上出現的關于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以及網絡游戲原罪論的爭論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確理解、看待這些新問題，便成為擺在社會各界面前的一道難題。且不說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的說法需要足夠的數據支撐，農村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本身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把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歸罪于網絡游戲，不僅有失偏頗，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數字生活已經成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視其為洪水猛獸、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廢食。正如人民日報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網游 妖魔化網游不理性》中認為，沉迷游戲的危害不在于“游戲”，而來自于“沉迷”。我們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網游。對于網游成癮，嚴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確的態度，社會、家庭、網游公司以及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尤其是盡快解決留守兒童背后的社會問題，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主辦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現狀、問題與引導”圓桌會議上，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度交流與研討。現征得主辦方同意，將專家們的發言精要刊發于此。以下是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胡馮彬的發言《媒體報道中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精要，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號。

媒體有關留守兒童的報道，體現其話語建構，是我們看待中國留守兒童及議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媒體話語既是后者的反映也是后者形象構建、民眾認知的主要渠道。2016年以前媒體有關留守兒童的報道相對穩定，以留守兒童的關愛、教育等傳統議題為主。但在2018年下半年伊始，有關留守兒童的媒體報道中突然出現了大量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兩者相聯系的議題，尤其以新華時評《不能讓農村青少年成網游成癮“重災區”》、中國青年報《農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機游戲廢掉》、公眾號閱讀量10萬+的《犯罪的留守兒童：被犧牲的6100萬人，現在長大了》等文章為主。

“缺乏關愛”“犯罪”“陰影”是以往媒體有關留守兒童的報道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幾組詞眼。同樣，有關網絡游戲的媒體中被提及較多的則是“成癮”、“沉迷”等。將這兩個聯系起來，極易導致標簽化的現象。

“留守兒童與游戲”議題報道的變化趨勢

國內主要媒體有關“留守兒童”的議題報道中，涉及“網絡游戲”內容的報道在2017年之前較為少見，就是說，把留守兒童與游戲兩者相互聯系的報道較為少見。但是，以“留守兒童”和“網絡游戲”、“手機游戲”為關鍵詞檢索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為期12月的全國主要媒體報刊庫，相關新聞報道數量就能相對明顯地看出議題討論呈現幾何級的增長。

2018年以來，相關議題的新聞報道數量顯著增加。之所以二月和八月是兩個峰值，與這兩個月份恰逢是寒暑假有關，每年這兩個階段一直是留守兒童、網絡游戲這兩個話題的報道高峰期。但是只過去三分之二的九月，其新聞報道數量非但超過了八月，甚至在2017年全年報道量之上。以八、九月新聞報道樣本進行文本分析，發現新華時評《不能讓農村青少年成網游成癮“重災區”》是被各地方媒體轉引最多的報道（參見下圖）。

而同時期《人民日報》刊發的《防的是沉迷而非網游》《孩子迷網游，都有啥理由》《成癮需引導，家長有啥招》等系列社評，無論標題還是內容，有關青少年網絡游戲等使用等問題的討論更為中立理性，但卻無人問津，基本未被地方媒體轉引。而中國青年報《農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機游戲廢掉》一文被轉引報道時，多著眼點于“網絡游戲正在逐步吞噬著鄉村，大批鄉村少年深陷其中，不僅不知自我約束，反而認為這是時代潮流，正如有人所說，農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機游戲廢掉”這一段話，但對文中作者所強調的留守兒童深處的家庭教育和鄉村教育的思考，如“家庭教育缺失導致留守兒童陷網游漩渦”卻視而不見。

簡單地說，有關留守兒童和網絡游戲議題報道，時間點媒體報道規律呈現每年寒暑假為報道的高峰期，內容層面則更多是選擇更為直接的，有明顯結論性的內容，地級媒體選擇轉發的新聞多數為符合其預設性，諸如網絡游戲對青少年的危害這樣相對符合大眾需要的報道。反思性、探索性的內容在媒體報道中較為缺乏，諸如留守兒童為何沉迷手機游戲等話題，還有待深度挖掘。

媒介恐慌還是真問題

在討論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或手機游戲兩者關系之前，首先需要搞清幾個問題。

一、為何把留守兒童這一群體單獨列出，與游戲成癮或沉迷話題聯系。留守兒童這一群體與其他青少年群體的媒介使用區別在哪里？而強調留守兒童，是因為這一群體更易沉迷還是更容易產生其他社會問題？這一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標簽化甚至污名化的傾向。當然，也需要反思留守兒童為何偏愛手機游戲，僅僅是使用方便，游戲內容更為誘人嗎？手機或游戲里呈現的世界跟他現實生活的環境相比更為吸引人。除了手機，他們所處的環境，家庭教育、鄉村教育等能給予更多吸引他們的豐富多彩內容么？

二、數字成癮還是游戲成癮，技術控制與被技術控制的問題。如果把數字成癮的問題等同為游戲成癮，似乎把問題簡單化了。土豆人、低頭族等這些之前媒體成癮研究的例子比比皆是。數字成癮問題伴隨著媒介的發展一直存在，不僅僅存在留守兒童或是青少年群體，成年人依賴手機的程度遠超過他們。不同的代際使用媒介動機亦有不同。如果用成年人的標準去衡量評判他們的世界，似乎有失公允。作為數字原生代，或是數字兒童的他們，他們社群間的溝通、互動、社交行為等多數依靠數字化的方式呈現。

三、游戲不是原罪。慎用“游戲成癮”一詞，雖然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把游戲成癮歸類為了精神疾病，但是“游戲成癮”診斷標準到底怎樣？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確診“游戲障礙“疾病通常需要相關癥狀持續至少12個月，如果癥狀嚴重，觀察期也可縮短。現行標準中所羅列的九種癥狀一般滿足其中五項才可后續判斷。也有提出“游戲成癮”是“除了是否具備戒斷、耐受和沉迷等相關成癮癥狀外，還要看這類行為是否對自己、家人和社會造成嚴重消極影響，即其自身社會功能是否喪失或部分喪失”。

游戲本身是一個客觀的事物，無論給游戲的標簽是好與壞，都是不科學或者武斷的，但當前的確存在好的游戲和壞的游戲，適度使用和過度使用游戲，都是需要我們思考以及面對的。留守兒童或許讓游戲問題變得更為凸顯，但是城市的青少年群體，甚至成年人群體，也面對著類似問題。隨著技術的發展，網絡游戲不僅是娛樂消遣方式，或者是社交方式，也是新興的文化產業、文化現象。就跟曾經剛出現的電視、電影一樣，可以給人們帶來更多的情感精神世界滿足。我們看待、報道游戲的認知也需更加全面、深刻。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授權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號，本文原題為《胡馮彬｜媒體報道中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專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