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天津、廣東、浙江等地多所高校的助學金評定出現爭議，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討論。追本溯源，大家其實是在討論3個問題：助學金發給誰、助學金怎么評、助學金如何用。筆者的工作與高校助學金相關，結合工作經驗，有必要對以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首先，是“助學金發給誰”的問題。毫無疑問，助學金要發給困難生，但如何確定哪些學生是困難生呢？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門發布了《關于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這為認定經濟困難生提供了指引。在此指導下，絕大部分學校考慮的主要因素是學生家庭收入、在校開支或者綜合收支等因素，在此基礎上，著重關注特殊地區、特殊群體，再考慮家庭贍養撫育、家庭負債、重大意外等因素。但是，家庭收入低于多少算困難？在校支出高于多少不算困難？什么樣的情況屬于突遭重大意外？如何剝離出家庭負債對學生就學的影響……這些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現實中，復雜多樣的學生家庭情況使得認定標準無法“一刀切”，必須將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有較大的主觀性。如何把握和拿捏這個“度”，各校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摸索著前行，這難免產生異議。

再者，是“助學金怎么評”的問題。這屬于程序性問題，困難生認定和助學金評定一般都要經過學生申請、學校審核兩大步驟，現實中，兩大步驟中各自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申請階段，常有困難生不申請。在這背后，一方面是學生自尊心強，不愿意讓周圍的同學知曉自己家庭狀況，另一方面，是容易出現錯判，部分來自鄉鎮和小縣城的學生，對大城市的消費支出沒有概念，仍以生源地的標準判斷自己經濟條件，認為自己不困難，所以不申請。還有少部分學生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裝窮”。2019年，教育部取消學生申請資助要提交所在地民政部門蓋章證明的要求后，出現了個別學生虛報、瞞報、謊報家庭經濟條件的情況，刻意“裝窮”騙取助學金。

除此之外，還有“助學金如何用”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是學生個人的事，但助學金的無償性，決定了社會大眾對于受助者有較高的道德期待，事關社會風尚就不再是個人的事。某些困難生高消費行為的背后，反映出學校在感恩教育、消費觀引導上的不足，資助育人理念存在問題。

當前，學生資助工作正在由保障型資助向發展型資助轉型。助學金已不單單局限于幫助困難生完成學業，更要幫助學生更好地成長發展。一些工作人員對發展型資助育人理念認識不透徹，對助學金工作的理解仍停留在“發錢”層面，缺乏對受助學生的持續追蹤管理，缺乏對學生學業、心理、人際社交、素質能力、價值觀等諸多層面的引導幫扶，造成助學金只是短期內改善了學生的經濟情況，并未從根本上剔除困難生的思想困難、能力困難，既未“扶志”又未“扶智”。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更應該追問：應如何改進相關工作，才能讓助學金效用最大化、真正造福困難學生呢？

其一，要推進資助信息化建設，加強“精耕細作”，提升資助精準化水平。通過問卷調查、數據統計、數據庫互聯互通等方式全方位收集學生收入、消費、學業、心理、就業等信息，建設學生信息集成化系統，為掌握學生家庭經濟真實情況，為科學制定困難生認定和助學金發放標準，為日后個性化幫扶提供堅實數據支撐。但數據和信息只是基礎和輔助，要真正做到精準資助，離不開一線工作者的“精耕細作”，必須要依靠談心談話、深度訪談、宿舍走訪、實地家訪、民主調研等方式，讓信息化的困難生“活”起來，一生一策地確定成長幫扶方案，打通精準資助的最后一公里。

其二，要加強資助政策的宣傳，增強工作的透明度，堅決保護學生個人隱私。政策的宣傳不僅要讓學生知曉可獲得的資助資源，了解助學金評定流程和標準，看到學校公平公正評審態度和決心，更要通過宣傳，引導學生正確看待貧困，扭轉申請助學金丟人的念頭，打消學生的顧慮。還要堅持群眾路線，做好民主評議工作，在標準制定、助學金評定和發展性幫扶等方面，廣泛征求一線工作者、專家學者、困難生、非困難生的意見和建議。

其三，要轉變資助工作理念，不斷優化助學資金結構。資助工作者應該改變過去重經濟資助輕育人資助的工作態度，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回歸教育本質。通過助學金的評審發放，做好學生誠信教育、感恩教育、消費觀教育，提供更多發展支持項目，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還要優化助學資金的結構，提高勤工助學金、勵志獎學金、實踐獎勵金等有償資助的比例，鼓勵學生自立自強。同時，還要讓更多的助學金能夠支持困難生從事科學研究、培養文體興趣特長、開展社會實踐等發展性項目，彌補困難生文化資本不足的問題，真正通過教育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實現教育脫貧。

（作者：張佳寧 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