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全球化發展進一步深化的結果，也將對沿線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迅速發展，成為二戰以后，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的突出現象。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速度各有不同，但總體上都經歷了和正在經歷快速的城鎮化。后發展國家城鎮化和先發展國家城鎮化過程有類似性，都是基于城鄉二元結構的轉變，都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日益工業化的結果。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發展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點。

全球化影響下的城鎮化

和發達國家主動地通過全球化擴展世界貿易，擴張世界商貿網絡帶動財富生產和城鎮化發展有所不同，后發展國家的城鎮化基本上是被動地受到全球化影響，表現出作為全球化南方國家的城鎮化。

從全球角度看南方國家城鎮化，是北方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通過全球生產網絡的擴散和豐富的產業外包關系，帶動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是其經濟體系內嵌進入全球生產網絡的結果，因此形成了弗里德曼所討論的“中心-邊陲”關系。全球化使整個世界內嵌在全球生產網絡和商貿投資關系中，這種產業鏈聯系，從北方國家擴展到南方國家、從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擴展到拉美、非洲和亞洲地區，在此過程中推動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鎮化。

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主動擴展全球生產網絡和商貿聯系，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被動地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全球化帶動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最近二十年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特別是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尤其突出，這種快速發展可以說是一種發展的后發優勢。因此，從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的視野來看，南方國家在全球化過程的受阻，會影響其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并會加劇相關的社會問題。

全球產業網絡的擴展和外包服務的深化，帶動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城市和腹地的發展，形成了全球城市-區域。全球城市-區域指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區域城市化，或者城市區域化。全球生產網絡在一個區域中擴散成為區域經濟，帶動城市群的發展，并在此過程中將全球化的力量擴展到城市體系，將地區內不同的城市包括鄉村地區都納入到全球化的產業體系中去，深入影響家庭和個人的社會生活。全球生產網絡通過不斷擴展區域發展，依托基礎設施、河道航運的脈絡，將經濟產業力量擴展到廣大腹地。全球城市-區域帶來產業鏈的區域重組，包括生產網絡、生產性服務和營銷，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城市成為區域城市化和對接全球市場的樞紐型城市和門戶型城市。同時，全球化帶來的城市區域發展中，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部不斷塑造城市體系和區域發展，也通過跨境商貿活動帶動跨境城市和跨境的城市-區域。在此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城鎮化將增強區域合作的需求，促進區域發展的整合。

因此，全球化過程中全球產業體系的格局變化，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產生影響。歷史地看，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次國際貿易和產業分工體系的調整，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產生影響。抓住歷史機遇的國家和城市，就能夠極大地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的財富，推動城鎮化水平和城鎮體系的相應改變。

隨著一些后發展國家的更快增長，帶來全球生產網絡從南北縱向的分工體系轉向更加平面化的分工機制，南方和南方國家的產業網絡體系合作正在加深。“一帶一路”發展所表現的正是全球生產網絡重新組織，這可以從沿線國家間的巨大投資和日益增長的商貿聯系表現出來。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體系和商貿體系正在發生重新構造和結構性的調整。

歷史地看，發達國家是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力量的發展來主動地擴展全球化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更主要是將全球化作為一個外部力量，在全球化下影響城鎮化的發展，并帶來城市-區域發展和城市體系的形成。全球化過程和全球生產網絡的調整變動，會不斷地影響南方國家和后發展國家的城鎮化。

缺乏制度支持的城鎮化

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發展表現出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其非正式性。勞動力市場存在相當的非正式性。印度、拉美和非洲的勞動力市場普遍具有非正規就業特點。印度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是非正規就業。當城市現代工業部門不能提供足夠的規范性就業崗位時，大量非正規部門就業相應發展，包括社區部門、家庭部門的就業、個體和私人雇傭，以及在正規部門的非正式雇傭。即使在中國這樣經歷著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國家，也有研究估計當前城鎮部門中的60-70%的就業屬于非正規就業，或者說是靈活就業。最近幾年，中國雖然增強了勞動力市場管理，但是中國2.6億的流動人口和另外1億以上就地城鎮化的農業轉移人口的農民工，仍然說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非正式性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顯得非常顯著。

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發展的非正式性同時表現在居住和住房，大量勞動力進入城市，城鎮現代部門不能提供足夠的正式住房，因此出現了大量的私人租賃和非產權形態的居住安排。在非洲，非正式住房使得城市表現為蔓延性的綿延形態。貧民窟、城中村，以及各種違章搭建等非正式住房在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缺乏必要的保障和福利。例如，中國2.6億外來遷移流動人口，以及本地就業的農民工，在城鎮化過程中，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鎮體制之外，缺乏平等的就業機會、職業培訓和職業晉升福利，在教育、健康和社會保障等不同方面處于排斥性的地位，形成缺乏福利的城鎮化。這使得，城鎮化過程中大量人口進入城市，但是沒有在制度上徹底實現城鎮化，是一種“淺城鎮化”的狀態，或者存在顯著的城鎮化的不徹底。

這種非正式的城鎮化，實際是在城鎮化過程缺乏制度化的嵌入，缺乏足夠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化管理，缺乏產權制度的安排、以及缺乏足夠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的配套。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普遍缺乏相應的制度體系的支持。勞動力市場規范、經濟活動的從業登記、產權和法治體系建設、公共服務和福利供給等制度建設不足。

這樣的缺乏制度支持的非正式性，甚至表現為城鎮化的優勢。因為這樣的缺乏福利和制度安排，降低了城鎮化的成本，構成了全球經濟競爭中的比較優勢。而缺乏制度的約束，某種情況上也是有利于創新的。因為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本身也意味著對制度的突破。但是，缺乏福利制度支持的城鎮化，帶來日益增加的社會分化和不平等，造成全球化過程中對弱勢群體的損害，并進而會損害城鎮化持續發展的能力。

在城鎮化過程中缺乏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和各種福利制度的缺失，也對城鎮化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這在拉美地區的城鎮化中已經顯著的表現出來，并被認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當前中國城鎮化缺乏制度支持的淺城鎮化，對城鎮化發展和城鄉發展帶來越來越顯著的不利影響。這造成城鎮化過程中的內需發展不足，造成城鎮部門產業升級困難、城鄉差距擴大、健康環境惡化、住房供給不足、勞動力再生產過程受到破壞、缺乏人的城鎮化。這些都對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對人們的生活福利在城鎮化過程中得到提升帶來阻礙。

總體上看，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是在清晰規范的產權制度和市場體制，以及配套的福利制度體系建設過程中的城鎮化。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工業化帶動遷移，卻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存在分離，就業制度建設和福利制度相分離，出現了缺乏規范的制度安排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非正式性，出現了缺乏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支持的城鎮化。城鎮化過程中的非正式性，說明在發展中國家中普遍存在著城鎮化發展缺乏制度支持的現象。這種缺乏制度規范的非正式性，以及缺乏福利制度支持的低福利陷阱，也說明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正面臨制度建設和發展模式提升的巨大任務。

文化和制度傳統的路徑依賴

不同國家的城鎮化都是在具體歷史背景和結構環境下的城鎮化，這在發展中國家中也同樣表現出來。歷史文化的多樣性、制度傳統的差別性，使得發展中國家城鎮化表現出和發達國家不一樣的特點。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制度安排對于城鎮化發展的進程和挑戰都產生著深遠影響。

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曾是殖民地的歷史，這些殖民地制度的遺留影響城鎮化，例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不同國家也有各自獨特的制度安排，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仍然影響當前印度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過程中中存在一些不可接觸的被排斥者，這加劇了印度社會的社會分化。中國的戶籍制度對于城鎮化發展的影響已經引起了廣泛討論。戶籍制度影響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市民化的不足限制了內需的發展。不理解戶籍制度，很難正確理解中國的城鎮化，而從這個角度看，積極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構成了推動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杠桿。

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過程主要依賴市場機制，也具有較為成熟的市場制度安排。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由于市場體系發育相對不成熟，因此總體上比較重視政府的力量。殖民地社會建立民族國家的歷史一定程度上重視了政府在國家發展和治理中的作用。特別是在那些從計劃體制社會向市場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俄羅斯和中國，由于改革存在的路徑依賴，政府主導成為城鎮化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強政府的作用對于城鎮化發展的影響，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中國城鎮化發展和不同城市-區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空間規劃，政府對于制度改革也發揮了主導作用。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表現為政府主導推動的發展模式，甚至被認為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特點，不管其是否能夠稱為模式，但毋庸置疑其顯示出強政府推動的突出特點。

城鎮化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歷史文化的過程。城市發展中存在歷史人文的機理，都會在城鎮化的每個細節中表現出來。例如長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固然受到全球化外部因素的影響，也離不開歷史變動的軌跡，離不開傳統文明的更新和城鄉體系的千年演化。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普遍存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結合在一起的相互影響、相互塑造。在這個過程中推動了傳統文化的改造，并存在文化從自身傳統中的返古開新。同時，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的底蘊，也構成城鎮化發展中特殊性的基礎和資源。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文化特色也構成城鎮化道路的特色，有助于形成發展中國家具有獨特性的城鎮化形態和發展模式。 總之，一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格局、比較優勢和發展模式，和歷史文化的傳承和演化緊密關聯，和制度建設的路徑依賴和不斷演化緊密關聯。因此在世界不同的國家中不存在同樣的城鎮化，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也具有顯著的非西方社會城鎮化的發展特點。

結論和啟示

因此，我們固然要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和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有相當多的共同性，也應該看到二者有相當的差異性，其發展基礎、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存在不同。這些不同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全球化背景下所塑造的城鎮化，往往缺乏充分的市場和福利制度的支持，同時發展中國家城鎮化受到歷史文化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可以很大程度上吸收先行國家城鎮化的經驗和教訓。通過對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演化規律的認識，有助于為面臨城鎮化發展的問題提供有效經驗。而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些不足，例如城鎮化和污染的關系，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鄉關系，也能夠提醒發展中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實現預先性的應對。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具有社會科學的后發優勢，有利于實現更加快速、更加良好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但是，也正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展現出和發達國家城鎮化不同的特點。使得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需要結合具體國情，結合自身的城鎮化實踐，探索具有發展中國家特點的城鎮化道路，實施對城鎮化過程的有效發展和治理。

（本文是作者在第二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上的演講，經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