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湖南人能吃辣，其實這是個誤會。

細數起來，湖南人吃辣的歷史，不會比吳三桂引清入關更早。不是之前的湖南人怕辣，而是辣椒這玩意兒是舶來品，以前湖南沒有。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副產品，辣椒傳入中國其實也就是最近兩三百年的事兒。至于辣椒是從哪兒上的岸，眾說紛紜。有說寧波的，有說福州的，也有說杭州的——現在上海菜場里賣的就有“杭椒”，但肯定不是湖南。

流行的觀念不僅認為湖南人能吃辣，而且認為湘菜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辣。這更是誤會。傳統湘菜其實是不辣的。

湘菜能成為八大菜系之一，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挨著湖南的湖北和江西，今天吃辣也不含糊。校門外那一家贛南米粉店，就總令我這個嗜辣的資深湖南人在餐桌上唏噓不已，遠不能從容自若。從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的角度看，武漢和南昌的地理位置，比長沙、岳陽都要好得多。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自不必說，江西在歷史上也一直人才輩出。而湖南直到近代才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湘菜的崛起離不開一個人：譚延闿。拋開思想、成就等等不論，就性格而言，這是個有趣的人。譚延闿有兩個愛好。一是書法。譚氏于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用功尤勤，當得起筆力可扛鼎的評價。看看中山陵里那塊碑上的鎏金大字，就知道此言不虛。另一個愛好就是吃。他雖然老家是湖南茶陵，和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是嫡親老鄉，但打小就住在杭州，因為他父親譚鐘麟當時做閩浙總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老譚家位高權重，自然少不了美食。近水樓臺先得月，當時譚家的餐桌上，最常出現的，自然是名動天下的淮揚菜。

譚延闿后來回到湖南，嫌老家的菜不好吃，就把善做淮揚菜的廚師班子也帶了去。作為資深老饕，老譚還親自參與餐品設計，于是正式作為“菜系”的湘菜鼻祖，就在譚府的廚房里誕生了。譚延闿字祖庵（組庵），所以從他們家發源的湘菜又稱祖庵湘菜。換言之，湘菜其實是淮揚菜的底子。

祖庵湘菜里沒有辣椒。更準確地說，是祖庵湘菜里不可能有辣椒的。當年宴客，辣椒和甲魚、鱔魚、螃蟹一樣，都是窮人家吃的東西，上不了臺面。

酸甜苦辣咸合起來號稱五味。但其實細究起來，辣味和酸甜苦咸不一樣。那四樣都是味覺，而辣是痛覺。你覺得辣，其實是痛。為什么窮人吃辣椒呢？為什么痛會成為人們餐桌上追求的口感呢？追根溯源起來，最根本的原因是窮。

窮人也需要有菜下飯。菜越下飯，口味就越重。什么口味容易重呢？要追溯得久遠一點，不妨看看尚書里怎么寫的：“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是咸的，梅子是酸的。這就是當年最重要的調味品。關心當代的，可以看看江浙滬的本幫菜，比如寧波菜，特點之一叫做“濃油赤醬”。這幾個字看著就淡不了。

海邊的人不缺鹽，而且還有海鮮可以調味。湖南是魚米之鄉，產稻米。所謂“湖廣熟，天下足。”但光吃米飯不行，得就著菜。可是湖南不靠海啊。不要說海鮮沒有，連鹽在湖南都不便宜。但是辣椒下飯可以啊。記得我小的時候，如果有小孩不肯吃飯，大人可能就會夾點兒辣椒放你碗里。等你吃兩口，辣得稀里嘩啦，大人會說：“趕快吃飯！吃了飯就不辣了。”不要問我是怎么知道的。

說了這么多，其實是想說，能不能吃辣，都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吃辣還是不吃辣，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人的行為。經濟學一向愿意把行為理解成是理性選擇，也就是人們在所面臨的特定約束條件下，作出的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但經濟學不僅研究個人的行為，還研究人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人和人之間有一種互動，是通過市場和價格機制間接進行的。比方說，我們每個家庭對于大米的需求加總起來，形成大米的市場需求，而大米供應商的供給加總起來，構成大米的市場供給。最終我們每個家庭購買多少大米，并不取決于我們的鄰居或者其他需求者，而是取決于由市場供給和需求確定的市場價格。換言之，這里實際上每個消費者的行為，都只取決于非人格化的市場價格。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類互動，其中一個參與者的行為或者策略，直接取決于其他參與者的行為或策略。如此一來，世界就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加有趣起來。這個時候每個人在出手之前，就得琢磨對方或者其他人會怎么出招。可是對方的出招又取決于對方怎么揣測己方的出招，所以你就得想，對方會怎么揣摩我是怎么揣摩他的。與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無窮無盡的套娃。比方說，我們倆人玩石頭剪刀布的游戲。我現在告訴你，接下來我一定出剪刀，你會出什么呢？

在經濟學中，研究這種當事人之間直接面對對手的行為或者策略作出反應的學問，叫做博弈論。

張維迎教授在他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這本書里，講過一個吃辣椒的故事。假設你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比如說張三。張三有個人所共知的特點：欺軟怕硬。如果他認為你軟弱可欺，就會選擇欺負你；而如果他認為你很強悍，就會選擇跟你和平相處。可是初來乍到的張三并不知道你的真實性格。或者說，你是軟弱還是強悍，是一個張三無法直接觀察的特質。

張三此人雖然不夠良善，但并不傻。他知道，人的性格和飲食習慣相關，而飲食習慣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于是，他就可能通過觀察你的飲食來判斷你的性格特質。比方說，假設性格強悍的人能吃辣，而性格軟弱的人不行。

這一天早餐，你要了一份面條，而餐桌上擺著一碗切碎的小米辣，碗里還放著一個小勺。面條剛上來，張三也來了，一屁股坐到你對面。于是問題來了：生性柔弱而不愛吃辣的你，面對欺軟怕硬的張三，究竟要不要往面條里加辣椒？

聰明如你，第一反應當然是應該硬著頭皮往面條里加一勺辣椒。擋得一拳開，免得百事來嘛！

但事情并沒這么簡單。張三也知道，即使性格柔弱的人也會在他面前佯裝強硬，辦法之一就是吃辣。所以，你吃辣并不足以讓張三相信你的強悍。張三會想，既然所有人無論軟硬，都有動機在我面前佯裝，而且其他人也知道這一點。那么，那些本來就嗜辣的人應該會想辦法讓自己區別于不能吃辣的人。比方說，平時往面條里放一勺辣椒的人，現在得放兩勺了。如果兩勺下去，本來柔弱的人依然受得了，那么他們就會往里面加第三勺，如此下去，一直到另一撥人受不了為止。

如此一來，那些本來性格柔弱的人，辣椒吃多了自己受不了，吃少了又嚇不退張三，所以也就沒有動力通過吃辣來佯裝強勢了。

經濟學家說，這個時候你參與的這一盤博弈，或者說這個游戲，會達到一個這樣的均衡狀態：因為張三的到來，你們班不能吃辣的同學繼續不吃辣，能吃辣的同學會過度吃辣。

這樣一個故事有什么意義呢？意義可大了。

如果把這個故事里的場景轉換一下，換成人才市場。將故事里個人不可觀察的性格換成同樣不可觀察的能力，將與性格相關但可觀察的吃辣椒換成與能力相關但可觀察的教育（文憑），將過度吃辣帶來的痛苦換作過度教育帶來的痛苦，你是不是對教育體制有了新的認識？

讓我們做一個極端的假設：教育根本就不能培養人。那么教育還有用嗎？上面這個推理說明：有用！用處在于，當個人的能力無法直接觀察時，可以通過文憑來進行篩選。如果你能輕易獲得很高的文憑，說明你很聰明；如果你通過非常艱辛的努力才拿到一個很高的文憑，說明你意志堅韌。聰明和堅韌，在職場上都是寶貴的品質。

上面這個推理還意味著，拿到文憑的人，往往接受了“過度的”教育。

以上這些思想，是邁克爾·斯彭思（Michael Spence）教授的一篇關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教育功能的論文提供的洞見。這篇短短的論文，是斯彭思教授在2001年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

那么，高校擴招意味著什么呢？這個事兒斯彭思教授沒說。但回到吃辣椒的故事，并不難得出答案。想一想，如果早餐店的老板一夜之間，把小米辣換成了微辣的杭椒，那些原本就吃辣的同學會怎么做。

你吃辣椒了沒？你吃“太多”辣椒了沒？

[作者李輝文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經濟學教授、區域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研究興趣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制度經濟學、世界經濟和經濟思想史，出版有《現代比較優勢理論研究》、《大國經濟學》（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