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張小滿）的母親從陜南農村來到深圳務工。

獨立生活十幾年后，“我”與母親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個屋檐下。我們在狹小的房間中爭吵，母親看不慣“我”的花錢方式，用批判的眼光觀察“我”的生活，“我”難以忍受母親的生活習慣，激烈地回應。

我們深陷彼此糾纏、負擔和依賴的關系。然而我們彼此相愛，“我”深知母親的軟肋便是對我毫無保留的愛。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親在礦場、在建筑工地揮灑了年輕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寫字樓的幾格空間中做保潔員。“我”試著從了解母親在超級商場的保潔工作開始去理解她，母親又為“我”帶回非常具體而生動的保潔員群體日常素描，母女二人一起拼貼出這一群體的生存境況。

“我”想記錄下母親的打工史，努力穿梭她記憶中的生命。母親的人生為做著螺絲釘般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塊生活的“飛地”，讓“我”得以喘息、回顧，珍重自己的來處。通過保潔員群體的故事，或許我們也能關照自身的處境，對自身的生活有所省視。至于“我”與母親，兩代人之間的真正理解也許永遠無法抵達，但記錄、書寫母親生活的這一過程，令“我”與母親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信任對方、支持對方。這是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場寫作。

《我的母親做保潔》

作者：張小滿

光啟書局

選摘

我的母親有一種獨特的回憶時間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歷，也不是按照農歷。她的記憶以我、我弟弟、我父親，以及她自己和身邊親人的重大生命選擇和經歷為坐標。她經常無法精確說出具體的年份，但她記得那一年發生了什么。

“我跟你爸結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

“你出世那年。”

“你弟弟出世那年。”

“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

“你上大學那年。”

“你畢業那年。”

越是久遠的記憶，母親的細節描述越清楚、生動，年份卻越模糊。

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個五一假期結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館里聊起各自的母親。我帶著一些抱怨，跟她說起我跟母親分離多年后，又同住到一個屋檐下的種種不適。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親溝通，我提到一個細節，說，每當我向母親詢問她生命中發生的大事，她總不能給出具體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講述，比如躲計劃生育，跟父親一起在礦山打工…… 除了母親識字少這個理由，我無法理解這背后的真正原因。

理查德·格斯特爾畫作，下同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書《記憶的性別》，我花了一些時間讀完了它。我想，母親記憶的“錯亂”，也是一種“被塑造過后的遺忘”。當我越來越多和母親聊起她的成長經歷，聊起她那曾經經歷過又失去的世界，我才發現，母親的生命雖然被時代挾裹，但并不同頻。在母親的記憶里，她的世界從二十一歲時外婆自殺離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狀態，直到她自己成為母親，才又在廢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圍繞著“家”這個字展開，她總能記得家庭成員都忘記的那些陳年舊事，讓人驚喜。

我從進入母親的記憶開始，嘗試去理解一個與女兒分離多年、歷經磨難的女性。

母親不僅僅是我的母親，也是外婆的女兒、父親的妻子、大家庭中的妹妹和姐姐。更重要的是，母親也是一個女人，一個獨立的人。她經歷了跟我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們母女，經歷長長的跋涉，在深圳這座城市相聚，終于能長時間住到一起。這其實是我們重新連接的好機會。

她是我的母親，我是她的女兒。我們有扯不斷的血緣。我早早離家求學，工作，自己選擇愛人，選擇生活的城市。母親說的很多話，我都只是表面上應答，但實際并沒有聽。她和父親拼命做工，供我讀書，但我學會的似乎都是跟她的意愿背道而馳的東西。我的世界離她越來越遠，不再跟她母女連心、心心相印。

我們有一樣的臭脾氣。生氣的時候，像炸毛的獅子，摸不得、碰不得、氣不消，好像與全世界為敵，陷入壞情緒的漩渦，也傷害身邊真正在意自己的人。

每當我與母親起爭執，她說得最多的話是：“你不聽話！到時候有你后悔的！天上會響雷的！”有時候，母親會氣呼呼地操起方言：“你連我針尖一點話都沒聽，指甲蓋一點話都沒聽！”

我的丈夫與我的父親，有一樣的默契，就是在我們母女發脾氣時，要么離開家出門買菜，要么閉嘴。那樣的時刻，我很討厭自己，變成了母親的樣子。

很長時間以來，尤其在她年富力強、我不斷增長知識的階段，我和母親是彼此的對抗者，我們互相批判對方，但更多還是我依賴她。隨著她年齡越來越大，天平逐漸向我這邊傾斜。

她最經常批判的是我的穿衣風格，哪怕我已經三十多歲了，每次看到我從快遞盒里拿出的新衣服，她總是搖頭。我不在家時，母親有時候會幫我拆快遞。從快遞盒里拿出來的毛衣，像是我的罪證一樣被攤在沙發上。

母親拍照發給我，也發給弟弟。她用微信語音轟炸，表達她的不滿。她不理解為什么我總是因為喜歡就去買一樣的東西，不理解為什么買看起來不是那么需要的東西，她覺得我已經“衣滿為患”了。她跟弟弟更多是吐槽，對我是責難。她理直氣壯地不認同，而我理直氣壯地穿。她對我遲遲不要小孩很在意，她說人很快就老了。

我問她，媽媽，在哪個時刻，你覺得自己老了？她說，四十五歲，有一次，要縫一件衣服，發現眼睛模糊了，沒法準確將線頭穿進針孔里。

每當我不“聽話”的時候，她總是帶著哀怨的語氣跟我說起外婆跟她說過的話：世上只有瓜戀子，哪有子戀瓜？哪有牛兒不抵母？我問她，媽媽，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頭抵的！每當她說出“刻薄”的話又有一些后悔的時候，便會用理虧的語氣對我說：除了你媽，這世界才沒有別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這句話有點像是威脅，又有點泄氣。

雖然我們母女的對話總是有著長長的似乎無法跨越的裂縫，但并不妨礙我跟她對話。作為女兒，我按照她的愿望，在學業上讓她高興，走出鄉村，進到一個綜合性大學學習，在大城市的互聯網大廠謀得一份工作。我進入到一個她從未進入的由知識構造的世界。經由學習和閱讀，我獲得用文字解釋生命經驗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親仍常常為我現在已有的生活擔憂，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搖搖欲墜。

當我不理解她時，當我遇到困境時，文字和書寫時不時拯救我。我想，我同樣可以借寫作為由去記錄母親的生命史與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記憶里模糊的每一年都發生了什么，以及那時候的我在經歷什么。我必須這么做，去了解母親的過去，記錄她正在經歷的當下，也追尋過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這當作一條我們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圖片來源：資料圖

原標題：《“我”記錄下母親的打工史，共同拼貼這一群體的生存境況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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