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生活方式》，[法] 皮埃爾·阿多著，姜丹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5月版，321頁，68.00元

何謂“哲學”？“哲學”是否僅僅意味著許多難以理解的術語、概念，抑或是復雜而抽象的邏輯分析？“哲學”有何現實意義，與我們的生活本身又有何關聯？我們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那些看似抽象的哲學教義？現代社會中的個體，是否還有必要回到那些古典的哲學傳統？那些早已遠去的哲學家們，那些散布在歷史長河中的哲學思想，對我們今天的生活還有何作用？

如何理解上述諸多問題，不僅對于專業的哲學研究者而言至關重要，而且對于所謂“業余”的哲學愛好者，乃至對于每一個希望認真理解生活、努力生活的個體，也同樣意義非凡。針對上述問題，法國哲學家皮埃爾·阿多的著作《哲學的生活方式》或能給讀者帶來重要的啟示。

皮埃爾·阿多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法蘭西學院榮譽教授，主要從事古希臘、羅馬哲學思想研究，他尤其強調西方古代哲學中的精神修煉與哲學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哲學觀念。福柯對阿多推崇備至，并主動推薦其進入法蘭西學院任教。《哲學的生活方式》一書，以對談的形式呈現：法國（巴黎）高等實踐研究學院副教授雅尼·卡爾利埃、芝加哥大學教授阿爾諾·戴維森，圍繞著古典哲學的意義、精神修煉的哲學話語等問題，與阿多展開了詳細討論，在詳盡而豐富的言談中，為讀者呈現了一場思想盛宴。

古典思想傳統的現實作用

如上文所言，阿多畢生從事古希臘、羅馬哲學研究，尤其對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換言之，他的研究主要指向古典思想傳統。由此而來的問題是，距今如此久遠的思想觀念，在今天是否還有現實意義？理解現實社會的問題，借助現代的思想資源即可，又何必大費周章地回到數千年前的“故紙堆”中去呢？古今之間在歷史背景、時代環境等方面均存在著巨大差異，那些誕生于特定時代背景中的古老思想，究竟還有何現實作用？在《哲學的生活方式》一書中，阿多首先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

在“詮釋、客觀性與誤讀”一節中，阿多強調，在對待古典文本時首先應秉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即我們應當先回到思想家所處的歷史背景中，尊重文本所產生的具體時代環境和書寫傳統，“詮釋者的全部工作都應旨在盡可能地探求把一些客觀的事實定位”（《哲學的生活方式》，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頁。下同）。“我想對一個學者來說，也許不止對學者來說，還有對閱讀古代文本的讀者來說，首要的苛求是力求達到客觀性，如果可能的話，達到真理。也就是說，如果扭曲一個文本的意義，以嘗試將之適應現代生活的要求或者靈魂的向往等的話，這完全沒有什么用。首要的任務是客觀性。”（第114頁）但與此同時，阿多也強調，尊重文本的具體語境雖然是現代詮釋者首先應當秉持的原則，但并不意味著這些古典文本的意義僅僅局限于特定的時空之中。他著重指出，我們還應當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在客觀性的努力之上，還要加以補充：即在其中找到我們的精神食糧的可能性”（第115頁）。換言之，這些文本中蘊含著現代生活的價值、意義，我們最終需要透過歷史的迷霧，從這些人類的永恒經典中尋求當下生活的力量。在書中，阿多曾以馬可·奧勒留為例，他認為這位著名的斯多葛派信徒所秉持的觀念、所希望傳達的意義和面臨死亡時的勸勉，完全可以在當下被重新激活并煥發出持久的魅力。

然而，也正是在古典資源之現代效用這一問題上，我們生活于現代生活中的個體往往會投去懷疑的目光，甚至拒絕接受。在阿多看來，無論是對古典哲學現實意義的懷疑，還是對古典哲學所呈現之生活方式的拒斥，很有可能僅僅是出于習傳或偏見而已，正如他所言：“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會在日常生活與哲學生活方式的習慣與風俗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立，造成喧嘩或者反抗，或者讓那些不懂哲學的世人發笑。”（第268頁）而這個時候，或許就“需要有一個蘇格拉底來提問，來提問他們拒絕的真正理由。”（第268頁）我們身處現代，由是深受現代觀念影響，并以之為普遍客觀之真理，殊不知許多時候這僅僅是習傳的觀念甚或偏見，當我們不斷用古典的資源來審視這些觀念之時，或許我們才能發現古代哲學傳統的意義之所在，以及，當下生活中諸多謬誤的來源。

人應當如何生活

人們往往熱衷于強調現代與古代之間的差異，但究其根本而言，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從古至今并未發生變化：人應當如何生活——這始終是貫穿古今的根本性問題。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篇就開門見山地指出，過去所發生的那些歷史事件，將來也注定會以類似的形式再現，因為“人性”并未發生變化（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政治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8頁）。換言之，那些人類曾經面臨的問題，當下的我們，乃至將來的人們也必將再度面對；在阿多看來，如何理解并應對這些問題，則需要我們回到古典的智慧之中。那些歷久彌新的古代哲學思想，指向的是普遍性的教誨，這些教誨貫穿古今并散發出恒久的魅力。阿多在書中反復提及的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教誨是如此，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是如此，中國古典傳統中孔孟之道的教誨亦是如此。

德國大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曾指出，人類文明存在著一個“軸心時代”，他如是寫道：“這一軸心必然誕生于‘人之存在’的形態——這一最了不起的豐富性之中，自此以后，人才之所以成為人。……這一世界史的軸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產生的精神過程。那是世界歷史最為深刻的轉折點。那時出現了我們今天依然與之生活的人們。這一時代，我們可以簡稱其為‘軸心時代’。”（[德]雅斯貝爾斯：《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頁）在他看來，“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對“何以為人”這一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了思考，并發掘出人作為“人”本身的價值，這構成了一種根本的規定性，由此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持續至今。因此，正如阿多在書中所指出的，在快速向前發展的現代社會，或許我們真正要做的，恰恰是向“后”看，即從古代的哲學傳統中尋求安頓心靈的思想資源。

然而，古代哲學究竟有何獨特性，從而使其能夠持續慰藉、安頓人類的心靈？這就涉及阿多對“哲學”的界定：在他看來，哲學的本質應當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非概念體系——這一點，在古代哲學思想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現代讀者乃至研究者往往會困惑于古代哲學的非體系性，但在阿多看來，這恰恰是古代哲學的重要特征，因為其目的并非在于構筑一套自足的話語體系，而是要培育人的心靈。以“對話”這樣的寫作形式為例，這一古典寫作形式往往具有口語化的特征，并且總是面向特定的個體，要解答具體個體的生活困惑，因而其內容總是與人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正如阿多所指出的：“因此，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哲學主要呈現為對話的形式，與其說是體現為一些理念之間的抽象關系，不如說體現為人們之間的一種生動的關系。”（《哲學的生活方式》,第94頁）因而，這種非體系化的特征并非（如許多人所言）體現了古代哲學家較為落后的一面，而是恰恰反映出他們對哲學之本質的準確把握。在阿多看來，隨著系統性論著成為唯一的標準，“哲學作為生活方式，作為生活選擇，也作為治療的觀念喪失了。我們失去了哲學的個人化、群體性的形態……哲學越來越遠離人類的具體生活”（同上,第96-97頁）。

由于阿多將哲學的本質視作是培育心靈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也尤其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換言之，需要將習得的哲學觀念融入自身的生活之中，并不斷以之完善生命本身。他將這樣的“實踐”命名為“精神修煉”，并對此做出如下界定：“一種自愿的、個人的實踐，目標在于實現個體的一種轉變，一種自身的轉化。”（第147頁）或許，我們可以用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論述對此進行概括，即哲學教育及其實踐的最終目的乃在于實現個體“靈魂的轉向”。將哲學觀念融入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在這一點上，中西方哲學高度契合，《論語》開篇就講“學而時習之”，“習”本就有“實踐”之意。阿多則特意將其所言的“精神修煉”與宗教的修煉相區別，并且強調，任何一個普通個體都能夠對此進行實踐，甚至對于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也是如此。在全書的結尾處，他特意以公元前三世紀的斯巴達國王克里奧門尼斯、公元前二世紀的古羅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等人進行的政治改革為例，以此說明他們不僅在私人生活中深受斯多葛派教義的影響，而且在政治改革的進程中也努力實踐之，從而產生了統治中的種種善舉，善莫大焉。或許，這正是柏拉圖所言的“哲人王”之真義吧！

正因為阿多將哲學的本質視為對生活方式的呈現，并強調進行實踐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書中也反復強調，我們應當活在當下，而非留戀過去或指望未來，即“生活在我們所在的唯一時刻，即現在，而不是生活在未來。”（第275頁）他甚至強調，我們應當將每一天都視作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樣來認真對待，并以一種極度珍惜的態度來度過當下的生活：“生活在當下，仿佛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世界一樣去生活。”（第287頁）讀者或許很難理解阿多為何會秉持這一論調；在筆者看來，我們不妨從作者所舉的如下例子入手，阿多曾如此講述自己求學時的幾次經歷：“有一次，那是在魯納爾的街上，在從小修院返回我父母家的路上。那段時間，作為走讀生，我每晚都走路回家。夜幕降臨，星辰在廣袤的天空上閃爍。在當時，還可以清楚地看見星星。另一次，是在我們家的一間屋子里。在這兩種情境下，都有一種既恐怖又美妙的焦慮感攫住我的身心，那是世界的在場，整個宇宙的在場，還有自我在世界之中的在場所引發的感受。”（第8頁）阿多在書中反復強調，我們需要深刻注意到世界的在場，需要理解世界的魅力所在，當我們將自己置身于如此廣袤的時間與空間之中，才能深刻意識到“個體”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才能深刻領會到自身的缺陷與不足。惟其如此，我們才能以“活在當下”的態度，在每一天、每一刻中以哲學的思考與實踐不斷完善自身。所以，在阿多的觀念中，“哲學”離我們并不遙遠，也絕非高高在上，它就是每個人可實踐的生活本身。

在《斐多篇》中，柏拉圖曾明確指出，哲學的本質乃在于“練習死亡”，對此，阿多給出了一種非常深刻的理解：“練習死亡”本質上意味著練習如何“生活”，即以哲學的態度持續不斷地實踐并完善我們的生命本身，使得我們最終能夠坦然面對死亡——無論其何時到來——這應當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是生命的意義所在。衡量生命價值的標準，從來不是那些外在性的、物質性的內容，而是一個人靈魂的高度。當然，這絕非意味著我們每天無所事事般地純粹陷入空想，而是要將哲學的思考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并以此塑造我們的行動：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不斷思考并厘清何者為“善”，然后始終以“善”為準則而行事。阿多在書中對蘇格拉底推崇備至，在他看來，蘇格拉底就過著一種簡單的日常生活，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哲學家。阿多引用了普魯塔克的言辭，如此評述道“蘇格拉底和他的朋友們一起散步，和他們一起吃飯，共同討論，像他們一樣去參戰，最終，他還和他們一起喝下毒芹酒，他用這樣的方式做哲學家，而不是在一個高高在上的講臺上講課。如此，他也呈現了日常生活如何賦予哲學思考的可能性。……作為哲學家的典范，他的生與死就是最主要的授課。”（第204頁）蘇格拉底之偉大，并不在于他創造了大量的哲學概念，而在于他將哲學的生活方式實踐、貫徹得最為徹底，他用“助產術”的教育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關照著自己與他者的靈魂，并且明確告訴世人，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實踐并努力追求的狀態。

誠如阿多所言，哲學的本質乃是生活方式，生命的本質乃是一場修行之旅，而關于“修行”的知識，恰恰在古代哲學的話語中得到了最深刻的揭示。

（作者：方仁杰，復旦大學政治哲學博士，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盧梭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