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5年第一次國際電報大會召開時，只有20個與會國——19個歐洲國家外加土耳其。自那以后的60年間，電報的發展突飛猛進。中國運輸部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團參加1925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七屆國際電報大會時，與會國已經增加到66個。中國此來要向國際社會發出一個重要呼吁，現有國際電報規則下，中文使用者處于嚴重劣勢。中國代表團需要解釋清楚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這是個問題，以及最重要的：為什么其他國家應該關心此事。

那時，除了中國沒人關心中文電報發送的缺點。電報首先是為西方字母文字，特別是為英文設計的。最初發明電報的塞繆爾·莫爾斯（Samuel Morse）和阿爾弗雷德·韋爾（Alfred Vail）沒想到電報會傳遍世界，進入使用表意文字的國家。

莫爾斯電碼

對中國人來說，莫爾斯電碼的不公平更是上了好幾個臺階。國際電報系統只承認大多數用戶使用的羅馬字母和阿拉伯數字，這意味著中文也必須通過字母和數字來表達。發電報時，英文就是英文，意大利文基本上是意大利文，中文卻要改得面目全非。每個漢字要轉換為一串數字，從4個到6個數字不等，所以一個漢字比一個字母貴。先要從電碼本里查到某個漢字的電碼，再將其轉為莫爾斯電碼的點和線。25個漢字從查碼到轉為普通電報需要至少半個小時，而發送相同長度的英文電報只需大約兩分鐘。每當發報員不得不停下來在電碼本里查找某個漢字的代碼，或必須花費額外時間來糾錯的時候，電報發送的時間就會拖延，因此積累的機會成本高得難以形容。想象一下，如果軍事指令無法快速送到戰場上將軍的手中，會耽誤多少時間，犧牲多少生命。或者如果別的競投者投標的速度比你快，你會遭受多大的利潤損失。這就是中國相對于在它的土地上做生意的所有外國人的處境。同樣的電文，中國人要多付錢。19世紀80年代發往英國的中文電報比英文電報貴一倍，這不光是由于中文電文的額外長度造成的。中國的電報線大多由外國公司和外國政府鋪設并管理，那些外國公司和外國政府可以任意制定收費表和收費標準。1870年，中國的土地上鋪設了第一條電纜，但在那之后的11年里，中國的基礎設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人在自己土地上發電報要付錢給外國營運商。

中國到19世紀末才加入國際電報系統，吃了后到的虧。隨著時間的推移，處境愈發不利。中國多次向國際電報聯盟投訴，但歐洲主要利益攸關方和成員國置若罔聞。它們忙著彼此互斗，維護自身利益，才沒工夫去管一個非西方字母用戶遭遇的不公。

在電報系統中為中文爭得公平待遇的唯一可行途徑是外交。國民政府派往巴黎參會的代表不能只是去那里觀察會議進展，而是要積極為中國發聲。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影響力，中國卻一點影響力也沒有，所以政府要找到一個能創造奇跡的人。此人要有嫻熟的外交手腕，能講上層人的英語，還須了解西方人的思維方式。

乍看之下，王景春不像是合適的人選。身為京漢鐵路局局長，被任命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他怎么看也不是個健壯活潑的人。他長著一張鵝蛋臉，脖子纖細，濃密的唇髭遮住了似有若無的微笑。王景春內向的性格被別人視為懦弱的表現，常被他在政府機關的同僚拿來取笑。他們說，你在任何事情上都看不到王景春出頭，因為他正在某個偏僻的療養院療養他那羸弱的身體。然而，同僚們沒有看出王景春性格中沉靜的頑強與堅韌。王景春平易近人，甚至能令人卸下心防。在他雙眼的注視下，人們會不自覺地吐露本不想說的東西。他是個耐心低調的謀略家。

王景春對美國人宣講中國希望做生意，《紐約時報》1912年11月10日刊

王景春驕人的履歷為他贏得了1925年巴黎國際電報大會的入場券。他是作為京漢鐵路局局長和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巴黎會議的。國際電報大會在索邦大學羅馬式建筑風格的教堂里召開。教堂宏偉的大廳外，法國首都黃赭紛呈、滿目秋意。公園樹蔭下的長凳上，一對對情侶相依相偎。街頭咖啡座笑語喧嘩、杯盞叮當。

但是，王景春不指望在索邦大學的會場上得到多少善意。電報業的競爭極為激烈，利潤與日俱增，這加劇了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加大了中國參與其中的困難。

接下來的兩個月里，王景春和他的團隊要利用所有國際規約，動用一切說服手段爭取重獲國家主權。根據西方自己不斷發展的國際法框架，王景春知道，所有國家均有權按照自己的主權利益行事，并保護自身主權利益——至少理論上如此。他必須從此處入手，利用西方人自己視為圭臬的條文規則。雖然王景春做好了硬杠的準備，但是他對西方并無敵意。王景春熱愛自己的祖國，但對它的缺點心知肚明，正如他對賬本上的數字爛熟于心。事實是，中國電報業眼下的困境不是西方造成的。中國電報業落得今天這步田地，完全是它自己的責任。中國本可從一開始就參與電報業的發展，本可守住自己的主權。可是，它卻把主權拱手讓人，等到醒悟過來為時已晚。

二

19世紀70年代，電報業前景一片光明，甚至可以說令人陶醉。預計在那個十年結束之前，人類的90%都將被納入電報通信網絡。然而，中國似乎鐵了心要令此預言落空。就在丹麥、英國、法國和俄國爭先恐后地鋪設電纜，把電報網擴展出自己的領土，進入東亞之時，中國卻予以拒絕。

中國對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強迫中國交出關稅自主權一事記憶猶新。在《南京條約》的規定下，中國除了賠款之外，還要開放五口通商，關稅只能由英國來定。一年后，美國如法炮制，強迫中國給了他們同樣的待遇。然后，法國以及瑞典和挪威按照美國的模式也闖進了中國。西方列強協調行動，一方勒索成功后，其余各方隨即跟進，對中國步步緊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狡猾地在《天津條約》中放入了“最惠國待遇”條款。該條款規定，中國若給予一個西方締約國任何特權，就有法律義務把同樣的特權給予所有締約國。到19世紀末，開放通商的口岸超過了80個。

所以，電報業起飛的時候，中國的朝臣害怕它是外國人進入中國的又一個借口。一些大臣警告說，電報代表著西方帝國主義最新的滲透方法，這次是打著通信和技術的旗號。如果允許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鋪設電纜，他們一定不會就此罷休。哪怕一根電纜上有一個擦痕，外國人也會指責中國人并要求賠償。

1865年，俄國人前來提議把西伯利亞的電纜連到北京，被中國婉拒。代表朝廷與蠻夷打交道的恭親王說，天朝不需要此種技術。5年前，法國公使向恭親王贈送電報手冊，試圖引起他的興趣，得到了同樣的答復。恭親王說，天朝有靠驛馬傳送的信差服務，遠至天涯海角。他不屑地認為電報至多是無用之物。

歐洲人對恭親王的拒絕置之不理，干脆瞞著中國我行我素。丹麥人最先動手。1870年11月一個月明無云的夜晚，他們悄悄地從停泊在法國海軍基地的一艘丹麥驅逐艦上卸下電纜，沿吳淞江西岸埋進土里。電纜的鋪設在黎明前完工，整個行動神不知鬼不覺。

歐洲人占據了大部分中國市場，彼此間也你爭我奪。大北電報公司這個電報業務壟斷公司為丹麥所有，而丹麥意圖統治東亞市場，總想把英國的東方電報公司甩在后面。丹麥和英國抬出各種理由來說服中國做出讓步。它們說電報能夠便利中國國民之間的通信，還說電報有利于救援海上沉船。

中國農村老百姓對鋪設電纜的不滿在不斷發酵。鄉民們認為，橫跨大片鄉村地區的電纜驚擾了墳中的祖宗之靈，破壞了自家地里的風水，會造成莊稼歉收。據說電纜會帶來厄運，會令人橫死，招致災難。1875年上呈的一份奏折這樣解釋：“夷人只知上帝耶穌，不知祖宗。一俟入其教，則必先毀去家中神像。我中華對今世來生一視同仁。此乃吾人數千年之祖制，尤重骸骨及魂魄之所寄。夷人深埋電報線于土中，四方延伸，幾至斷絕地脈，令塋地難御大風洪水之患。吾等豈能心安？”

民眾對西方電報的反應恰好為官方所用。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起義者挖斷電纜，造成從直隸到山東多條電報線失靈。知道如何將民憤引向外國人的并非只慈禧太后一人，地方官員也學會了給民眾的怨憤和迷信煽風點火，他們鼓勵農民毀壞或偷走一截截電纜，有時電線桿和電報線被偷是為了獲取里面的高質量金屬。當局逮捕偷竊者的行動故意拖延磨蹭，外國人來報案，登記案情時也拖拖拉拉。

1881年，李鴻章等朝廷重臣認識到西化已不可阻擋，知道中國需要拿回控制權，最終成立自己的電報局。津滬電報線的開工建設得到了大張旗鼓的宣傳。不過到那時，歐洲在電報技術上所著先鞭已不可逆轉。丹麥人設計出了一套用于漢字的電碼系統，那是歷史上第一套中文電碼，歐洲的技術優勢因此而更上一層樓。中國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追趕。

三

為漢語制定電碼是西方人長期以來研究漢語的巔峰。自16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起，對中國文化懷有景仰之心的歐洲人對漢字癡迷不已，但鮮有外國人對漢語的掌握嫻熟到能夠贏得中國人的尊重。利瑪竇很快記住數千個漢字，此事被傳為佳話，但很少有人比得上利瑪竇的好奇心和恒心。許多人聲稱掌握了漢語的訣竅，卻都言不副實。

歐洲人經常對幻想的東西信以為真。漢學家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的著作《埃及之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里有一張著名圖畫，描繪了怪異的中國文字，第一次向歐洲人展示了漢字的樣子。圖畫中奇形怪狀的字是從一本中國民間歷書里抄來的，當時有學問的中國人不會認為那是合法的出處。盡管如此，漢字的圖畫還是燃起了歐洲傳教士和學者的興趣。之后幾個世紀中，他們都沉迷于對漢字的研究，樂此不疲。

這種研究在電報時代轉了向。漢字不再僅僅是遙遠的稀奇事物，而是如幾何公式一樣需要破解的技術謎題。此時，一位法國冒險家加入了虔誠的傳教士和迂腐的學者研究漢字的行列。皮埃爾·亨利·斯坦尼斯拉斯·戴斯凱拉克·德洛圖爾（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伯爵是發展中文電報的先驅。

1860年，他自愿加入英法聯軍對北京的侵略。那次侵略的目的是延長現有條約，再次向中國顯示西方的優越。一天早上，戴斯凱拉克在執行偵察任務時被俘，在監獄里因遭受酷刑落下殘疾。那段時期，英法聯軍借口懲罰中國沒有遵守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簽訂的條約，攻破并燒毀了皇帝避暑的圓明園。戴斯凱拉克在滿地屎尿的土屋里被關了幾個星期后獲釋。

因在牢中受過刑，戴斯凱拉克用手寫字都很困難，若是意志稍微薄弱點的人經受過這些，定會留下永遠的心理創傷，但戴斯凱拉克并未因自己的遭遇而敵視中國或中國的文化。相反，戴斯凱拉克開始著手為漢語設計電碼。他采用印刷刻字把一個字分為兩半的辦法，很像后來祁暄在20世紀20年代設計中文打字機的思路。但是，戴斯凱拉克缺乏現代語言學和工程學知識，最終設計出來的是由語義網格組成的一個相當抽象的“tekachotomic”列表，實際用處不大。他的設計巧思新穎，卻是閉門造車，僅僅是巧思而已。

到19世紀最后四分之一的時間，一位務實理性的丹麥金融家把尋覓中文電碼的漫漫長路帶到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C.F.蒂特根（C.F. Tietgen）是工業和銀行業大亨，也是大北電報公司的老板。這位看上去和馬丁·路德一樣嚴厲的鐵面無情的資本家一直希望進入未開發的中國市場。1868年，他接待了一個來訪的中國外交使團后，開始重新估計中國的潛力。19世紀60年代初，中國走上了“自強”之路。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屈辱后，中國打算靠外國顧問和教官的幫助建造船塢和軍火庫，以此來發展自身軍事和工業能力。蒂特根從中看到了機會。

蒂特根看到，擋在他的野心和中國巨大市場之間的障礙是語言。他的第一個目標是直奔消費者的喜好，盡可能地使中國人能夠輕松使用電報。蒂特根開始找人為漢字編制電碼。可丹麥是個小地方，在這個位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袖珍王國，他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專家是奧斯特沃德（?stervold）天文臺的天文學教授漢斯·謝勒俄普（Hans Schjellerup）。這位教授為了對比中東和歐洲的月食記錄學習了很長時間的阿拉伯語，然后又學了漢語。

應蒂特根的請求，謝勒俄普教授開始用手制卡片來匯編漢字清單。到1870年2月，他的工作已卓有成績。他給蒂特根寫了一封信，附上了他擬議的漢字電碼字典的頭兩頁，上有260個字。那些字像在漢語字典中一樣，是按照《康熙字典》的214個部首排列的，這樣中國人用起來就不覺生疏。字的先后排序按照部首和筆畫數來定。謝勒俄普把部首稱為“鑰匙”。在他之前的漢學家也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相信，漢字中鎖著一個幽深的秘密。

完成漢字電碼初稿后，謝勒俄普教授不得不回天文臺去繼續自己的研究。不過，這已足夠推動工作的開始。草稿交給了下一位主管、大北電報公司首任遠東地區主任愛德華·蘇恩森（Edouard Suenson），由他帶到了上海。上海外灘熙熙攘攘的全是外國人，在他們的圈子里消息傳播得很快。不管是需要進口許可證，還是打聽總理衙門的政治風向，都能在那個圈子里找到合適的聯系人。蘇恩森希望也能輕易找到人，為公司完成謝勒俄普教授開始的工作。他真的找到了。此人是風度翩翩的法國港務長、33歲的塞普鐵姆·奧古斯特·威基謁（Septime Auguste Viguier）。

四

威基謁有信心，也有相應的技能，正是大北電報公司要找的人才。幾年前，法國政府試圖引起清政府對法國電報電纜的興趣，卻無功而返。為支持那次努力，威基謁曾研究過編制漢字電碼的問題。他非常熟悉卡塞利傳真機這種作為現代傳真機前身的早期傳真機。法國的項目被束之高閣后，威基謁來到了上海，他的才能恰好為丹麥人所用。

塞普鐵姆·奧古斯特·威基謁的《電報新書》，上海美華書館，1872年，藏于丹麥國家檔案館

威基謁是最好的人選，但人緣并不好。同事們立即注意到了他的趾高氣揚和夸夸其談，他們嘲笑說那是法國人的做派。后來，威基謁還同主任蘇恩森大吵一架。圍繞酬金和功勞歸誰的爭執使得他與公司的關系急轉直下。盡管如此，威基謁還是迅速搭起了丹麥教授未完成的框架。1870年6月，他完成了第一稿。1872年，他提交了終版標準化電碼本——含有6899個字的《電報新書》。

謝勒俄普教授計劃編制5454個漢字的電碼，但他未能達到這個數目。他建議使用數字來代表漢字發報，在接收端將數字再譯回為漢字。按照這個理念來充實編碼系統，給每個漢字分配數字，想出最好的辦法來組織并限定最終電碼本中漢字的數目——這些任務落到了威基謁肩上。

威基謁采取了列表的形式，每頁橫20行，縱10列。他給每個漢字確定了一個四位數電碼，四個數字從“0001”到“9999”隨意抽取。此外，他還留下了可容納另外3000個電碼的余地，用于商業專門詞匯。每頁紙有200個方格，列出200個漢字及其數字電碼。在總數約為4.5萬的漢字中，編了電碼的漢字相對較少。要大規模推廣電報，就要重點照顧普通百姓和通用語言，所以，限制漢字電碼的數目不僅高效，而且務實。

不過，在利用數字的背后，發生了更加重要的理念轉變。人為將漢字數字化意味著漢字與其代碼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關聯。漢字不再是謎，不再需要“鑰匙”來打開。電報員眼中的漢字引不起任何浪漫的聯想。漢字是何形狀，它們經過千百年的使用如何變成了如今的樣子……這些都無關緊要。在決定電碼的形狀或形式時，部首不再起任何作用。剩下的只有始終如一但枯燥無趣的四個一組的數字。阿拉伯數字絲毫反映不出漢字的形狀、含義或發音。西方電碼把漢字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為解決一個實際問題而設計的實用工具。

按照威基謁設計的電碼，中國人發電報時，實際上需要用一種外國代碼來代表自己的母語。威基謁只給中國人留了兩個輔助工具。發報人仍然可以使用按《康熙字典》的部首組織的“發報表”來用部首查字，但僅此而已。查到字后，發報人需要使用字上方的四位數電碼，用莫爾斯的點線發出。在收報端，這個過程正好反過來。收報員使用如同電碼本鏡像的“收報表”把數字電碼轉化為漢字，“收報表”里面的字和“發報表”一模一樣，不過是按數字而非部首組織的。為了讓中國人比較能夠接受，威基謁把數字漢化，采用漢字的數字“一、二、三”而不是“1、2、3”。然而，這無法改變漢字性質被徹底改變的事實。

威基謁似乎堅信，一旦中國人能夠輕易使用自己的語言發電報，所有其他問題，無論是對西方技術的不信任，還是對電纜的破壞，又或是朝廷的猶豫，都會迎刃而解。用漢字發電報不需要事先翻譯成西方語言，而是直接用數字電碼發送，這至少省卻了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在威基謁這個法國人看來，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是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西方字母。他假設，如果漢字字母化讓中國人覺得不快或感到猶豫，那么用數字代碼這種中性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沒有強迫同化，就不會有針對外國的敵意。但事實上，威基謁不過是把漢語變成了字母系統中的二等公民，因為根據莫爾斯電碼的原有規定，發送數字的價格比發送字母高。用莫爾斯電碼發送一份完全由數字組成的電報是最昂貴的通信方式，因為數字占用的點和線比任何字母都多。簡言之，威基謁處理了一個問題，卻沒有處理造成那個問題的前提條件。不過，威基謁和大北電報公司都不關心這種事。他們達到了眼前的目的，找到了他們想要的解決辦法。

在公司強大的支持下，威基謁的四位數電碼得到了推廣。他還建議鋪設三條主電報電纜來鞏固大北電報公司的影響力。這三條主電纜將在中國大地上跨越南北、橫貫東西，將較小的分電纜延伸到遙遠的省份。既然現在可以用電報傳送漢字了，大北電報公司認為沒有理由耽擱下去。一年前，丹麥人偷偷地在夜間埋設了一條電纜，現在他們有勇氣采取協調行動公開力推電報的使用。漢字電碼就這樣誕生了。丹麥公司里幾個對漢語一知半解的人為了賣產品想出來的辦法在中國使用了半個多世紀。威基謁的漢字電碼本成為后來所有漢字電碼本的范本，一直延續到王景春的時代。

不過，威基謁的電碼并非無人挑戰。中國人幾乎立即開始尋找更勝一籌的方法。第一個試水的中國人名叫張德彝，這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作為翻譯參加了1868年那次訪歐外交使團。張德彝注意到，每有急事，用“洋字”把中文信息送回中國有諸多不便。他也看到，西方電報更加安全，因為密信是用數字發送的。受此啟發，張德彝采用與威基謁電碼類似的格式編出了自己的漢字電碼本。

威基謁的電碼本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張德彝敏銳地發現了它的草率馬虎之處。威基謁給漢字編的數碼中國人用起來并不順手。連續不斷的數字不能依照中國人查字典的習慣把漢字分組。張德彝決定精簡威基謁的系統，將其重新安排，使內容更加清晰。威基謁1873年提出電碼初稿的兩年后，張德彝出版了《電信新法》。張德彝重組了漢字電碼的順序，使數字代碼更加規律。他使用了相同的214個部首，但他從《康熙字典》中重新選出了大約7000個字，給那些字分配了從“0001”到“8000”的不同數字組合。

張德彝和威基謁電碼本的主要分別在于視覺呈現。這對于電報員尤其重要，因為發報必須又快又準，沒有時間細查所發的字是否準確。張德彝的電碼索引更加合理，電碼本包括的字也更多。電碼本被重新組織為10乘10的網格。所有214個部首都標為紅色，確認了傳統漢語詞匯的組織原理，并留下許多空格給未來可能添加的字。張德彝還為簡單的加密代碼留出了地方。西方電報加密是把字母移動幾位。例如，如果加密方式是從原來的字母倒退3個字母，那么“SECRET”就拼為“PBZOBQ”。漢字電碼以10乘10的網格排列，每個字在網格上都有自己專門的坐標，這使得漢字更容易變位加密。為了使經過變位加密的漢字易于查找，張德彝電碼本每一頁上的網格都是一樣的。比起典型西方電碼本那種一行行排列的格式，用張氏電碼本查字更加便利。

發送中文密電麻煩異常。一個曾經在中國國內流行一時的辦法是使用某些成對出現的漢字來代表日期，但除此之外沒有容易的漢字加密法。中國自己的加密法使用漢字加密，但不太有效。后來漢字電碼的編制和加密混亂無序，以顏色為標記的密碼本因官僚機構普遍效率低下或保密不力而不起作用。最高機密的密碼本未經授權就任意抄錄流傳，不是供不應求就是無處尋覓。還有，密碼本在復制時常常用錯顏色標簽，或者干脆泄露出去。甲午一戰中國戰敗，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到1895年戰爭結束后中國人才知道，20多年來，日本一直在攔截解密中國的電報，中國因此而付出的政治和外交代價無法估量。

張德彝的《電信新法》，1873年，藏于丹麥國家檔案館

然而，張德彝對威基謁電碼做出的最重要的改變是，他實質上提出了中國式的新莫爾斯電碼。他設計的電碼不僅限于漢字，還為26個字母和10個阿拉伯數字中的每一個都編了四位數電碼。張德彝想讓所有人都能使用他的電碼，而不只是中國人，希望以此表明，他的電碼達到了任何現有通用電碼的標準。他打算奪回漢字電碼的編碼權，盡管電碼的編制必須遵照外國標準。威基謁采用中文數字是為了迎合本地需求，讓中國報務員易于識別電碼本中的數字。張德彝把中文數字改為阿拉伯數字，絕對更具全球視野和長遠眼光。雖說字母為漢語使用電報技術起了搭橋的作用，但張德彝成功逆襲，發明了中國自己的方法，用以表現并容納西方字母以及使用西方字母的所有文字系統。

張德彝和其他人對中文電報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但他們默默無聞。威基謁大名遠揚，張德彝的發明卻一直鮮為人知，他所做發明的相關記錄也錯誤百出。兩代西方專家學者都沒有意識到張德彝原名張德明，字在初，他在電碼本上的署名是他的原名和字——德明在初。西方歷史學家誤以為署名的是個名叫“德明在”的人，去掉了“在初”里的“初”，誤把他的姓當作“德”。他們好比是把張德彝的名字加了密，向后錯了一格，因此未能將電碼本上的名字與張德彝聯系起來。從蒂特根到張德彝這一至關重要的直接關聯在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內都湮沒無聞。

20世紀20年代，終于到了決斷的時候。這項任務落到了王景春頭上。他深知，雖然中國和西方在電報的問題上曾糾纏不清，但喋喋不休地訴說新仇舊恨只會適得其反。中國無法讓西方人因無地自容而自發行動起來糾正現狀，因為在西方文化中，羞恥不是核心價值觀。既然訴苦抱怨和激起負罪感都不起作用，就只能另辟蹊徑。

五

話頭拉回索邦大學，那里的電報大會已經開了兩個星期。大會每天從早9點開到下午5點，分四場同時進行，討論的主題包括規則及細則、定價問題、編輯工作。王景春團隊每天早晚加班復盤會議情況，弄清楚會上各方意見，好計劃己方策略和次日的回應。代表團里沒人能說流利的法語，于是雇了一位法國人當助手。可是，會上的討論一直圍繞著歐洲人關心的問題展開，王景春始終沒有發言機會。

歐洲國家代表一個接一個地抱怨、發牢騷。王景春聽著他們的發言，心中無疑在琢磨如何把話題引向中國，又不至于顯得只顧中國自身利益，這樣才能獲得外國同行的信任和尊重。除了中國和日本之外，每個與會代表都來自使用某種字母的國家或地區，無論是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還是阿拉伯字母。就連日本也使用一種音節文字，不像中國人，純粹依靠表意文字。中國的情況獨一無二。

那時，中國大地上已經鋪設了成千上萬英里的電報電纜，足以把中國連入全球通信和貿易網絡。中文通過四位數電碼進入了電報系統，但價格昂貴，且不能使漢字被承認為電報語言，這令王景春深為不甘。漢字在電報系統里地位全無，僅用數字代表。國際電報大會的會議大多用來辯論規則，或討論一封電文應該準許用多少字母、如何收費這類細則規定。召集巴黎會議的國際組織“國際電報聯盟”的宗旨之一是防止任何一方采用不公平的方法利用現有系統占便宜，但事實上，欺騙作弊比比皆是。

因為電報按字母計費，所以發報人都盡量縮短電文。1854年一位母親給兒子的電報言簡意賅：“回家。滾石不生苔。”兒子的答復同樣有說服力：“來吧。抱窩雞不肥。”最短的電報是一位美國商人向他在倫敦的代理人詢問消息的推特式電報：“？”答復是“0”。更常見的做法是稍微破一點規矩。發電報按字母數而不是單詞數收費的時候，人們在拼寫中偷工減料，如把“立即”拼為“immidiatly”，而不是“immediately”，把“就這樣”拼為“nuf sed”而不是“enough said”，或者使用其他文字。19世紀60年代晚期，電報企業采用了按單詞收費的計費制度，于是人們開始使用合并詞，如把“this morning”拼為“smorning”，把“for instance”拼為“frinstance”。人們還很快想到，可以在電文里塞入更多內容，但又能少付錢，辦法是用一些詞來表達與其原意完全不相干的意思。市面上甚至出現了教人如何取巧的書。1884年出版的一本教人少付電報費的手冊建議用“CELESTIFY”來代表“我覺得那樣并不更便宜”，用“DANDELION”來表達“如果發生損壞”的意思。按照1896年的《阿特拉斯世界旅客與商業電報密碼》（Atlas Universal Travelers’ and Business Telegraphic Cipher Code），“GULLIBLE”的意思是“包裹被海關沒收了”，而一個礦業股票交易公司在1910年使用“REVERE”一詞來代表無疑是用來應付客戶投訴的一句話，而那句話包含的英文單詞達到驚人的31個，大意是：“電線出了故障，您的電報未能及時送達，今天無法交易，既然您的訂單一周內有效，我們將嘗試明天執行您的訂單。”這種自作主張的憑空造字使電報公司不勝其煩。總是有人鉆規則的空子，電報公司只得多次說明什么才能算一個單詞。后來，電報公司不得不公開明確地宣布更加嚴格的規則，一來是規范哪些做法在準許之列，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用的單詞必須符合詞典中的意思。明碼電文和密碼電文之間的基本區別逐漸浮出水面。

1925年的《國際電報服務規則》第八條重申，明碼電文指“以授權用于國際電報通信的一種或幾種語言表達明白易懂的意思的電文”，密碼電文則“使用授權的一種或幾種語言的單詞，組成的句子卻無法理解”。國際電報聯盟的許多成員認為，這個條款依然模糊不清。一位美國觀察者問：密碼電文的意思對收信人來說非常明白，而一種語言的明碼電文對不懂該語言的人來說和密碼電文沒有分別。此種情況下——哪怕是在同樣使用字母的不同語言之間——該如何界定什么是明白易懂？

在巴黎會議的大廳里，人們圍繞著文字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因為參會的不僅有國家代表，還有電報公司派來為自身利益游說的人員。關于數字卻無人談論。歐洲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從0到9的數字被視為秘密語言是毋庸贅言的。首先，數字是抽象符號。每當用于計數之外的目的時，它們顯然就代表別的意思，是秘密信息。電碼本也利用了這一點。想想看，若是用“1”來表示“我給你寄了一本書，我自己也有同樣的一本，這樣我就能夠輕易地經常與你聯系”的意思，這樣的簡約將是無與倫比的。或者用“214”來表達傷感：“心如止水，完全聽從上帝的意志。”也許可以用“7571”來表達報復之意：“你若那么做會后悔。”

規避定價規則的各種巧妙辦法令人眼花繚亂，各國莫不如此。只有中國是唯一的例外，但這并非它自愿的結果。西方人在字母和數字發報價格上取巧占便宜的辦法中國人用不了，因為中國人的語言完全由數字代表。一個漢字能占到44到68個單位，幾乎比一個英文單詞多四倍，因此也就更貴。中國沒法作弊。如果你參加的系統中所有其他人都可以作弊并經常作弊，那么你自己不作弊并不表示你有什么美德，而是一種默認的懲罰。

王景春知道，電報規則在發展過程中，絲毫沒有考慮到中國人的需要或習慣。中國人不是試圖在系統內部鉆定價規則的空子，而是試圖找機會加入系統。真正的麻煩開始于1912年推廣了一種專門的技術性電報服務之后。由于發電報的各色人等越來越多，顧客愿意支付的電報費用高低不一，所以推出了一項新服務：那些不必作為急件或正常電報立即發出，而是可以等48小時以后再發的電報算是遲發電報，價格很優惠，只有正常價格的一半。

然而，條件是必須發明碼電報。這是為了防止顧客既利用價格優惠，又使用縮寫、商標、標點符號或任意的字母組合來在電文篇幅或內容上做手腳，兩邊占便宜。對一個字的音節數也有限制，并規定，字必須能念得出來。這項新服務禁止使用加密電文或密碼電文，自然也包括數字。過去，漢字和字母之間只是存在差距，現在這差距擴大成為無法彌合的鴻溝。

王景春在巴黎的任務是盡量溫和但堅定地陳述這種情況，并說明這給中國人造成的困境。他認識到，與會的西方代表雖然是定價和關稅的內行，卻對漢字原理及其在電報方面構成的問題一無所知。王景春的外交技能沒有用于國家交往，卻在解釋漢語中有了用武之地。他要給西方同事們講解漢語的基本知識，解釋漢字是如何組成的，為何漢字因其結構而難以系統化，為何用數字代表漢字是不得已且有缺陷的辦法。

白天的正式會議散會后，王景春才開始真正投入工作。他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組織晚間沙龍和晚會，借機舉辦介紹漢語的簡短演示。他們知道，西方人通常對漢語抱有獵奇或輕蔑的態度，于是提供大量酒水來緩和來賓的反應，令他們放松。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來講解漢語的基本要素——部首、筆畫、漢字等等。他們講解得很耐心，從不采取教訓的口吻。王景春講了許多關于表意文字起源的故事。做了這些鋪墊之后，他開始介紹漢語中常見的同音字這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王景春盡力說明，本來羅馬化也許是個簡單的解決辦法，但遇到同音字就行不通了。發音相同的不同漢字若是用字母表達則很難分辨，因為字母無法標出字的聲調，也無法顯示漢字一目了然的細節。無論對漢字采取怎樣的羅馬化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會失去漢字的根本識別特征，除非能找到另一種方法來代表漢字。這是換個說法來闡述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中國愿意實現國際化，但絕不能脫離它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國情。

9月中旬，國際電報大會舉行了第七屆會議。代表們又回到了定價和規則問題上。他們需要堵住明碼電文和密碼電文傳輸中的漏洞。歐洲代表中有人呼吁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來研究電碼和目前的電碼管理規則，王景春馬上表示中國代表團愿意參加。不過，他接著說，這不是為了中國，因為這個問題是歐洲所特有的。他溫和地指出，在目前明碼電文和密碼電文之間區別的基礎上制定的任何發報費用規定對中國都沒有幫助，因為中文要靠數字傳輸。他自愿參與這方面的工作，是本著合作的精神，表明中國愿意做出犧牲，把為別國找到公平的解決辦法置于中國自身利益之上。王景春不厭其煩地提醒其他與會代表，漢字用四位數代表，這是獨一無二的。他像在晚間沙龍里一樣，禮貌謙卑，但鍥而不舍地侃侃而談。

王景春從未提出過要求，但是他在幾周時間內成功說服了其他國家給予中國特殊考慮。他的方法奏效了。10月9日，大會開幕五個多星期之后，開始聽取各國介紹。王景春明確表示，必須采取行動使中國不再因依賴數字而受到懲罰。明碼電文的一個核心定義是它必須以發報人的母語發出，那么中國的四位數電碼就必須算是代表母語的方法。

王景春和西方代表坐在同一個會議室里，積極參加會上的討論，表明中國可以是文明的團隊成員。他的辛勤努力終于使西方代表放了心：中國不僅愿意進入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網，而且愿意遵守國際規則，接受自己的例外情況。最后，王景春成功地讓西方國家的代表看到，對中國有利的對他們自己也有利。

歐洲各國代表開始明白，解決中國在定價方面的劣勢有益于所有各方。他們若想順利地把商業活動擴展到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最好給予中國特例待遇。王景春代表官方以平靜的語氣提出了簡單的要求：

自中國引進“遲發”服務以來，政府于1912年開始準許外國人享受發送不太重要的電報少付一半費用的優惠，但中國人卻因為只能使用數字發電報而無法受益。事實是，漢字因其特點，除四位數一組、每組代表一字的方法以外，并無其他更好的發報方法。由于遲發服務僅接受表達普通含義的數字，所以海內外華人無法在電報中使用自己的語言，換言之，他們享受不到半價服務……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提議將表達漢語意思的四位一組的數字納入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電報遲發服務。

國際電報聯盟被說服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為照顧一種非字母文字而改變莫爾斯電碼依靠字母的前提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是，可以把中國和漢字定為例外。于是，在收費或字的長度的定價上面，他們同意放入一個特殊條款——“exception ellement”——規定中國使用的四位數代字法為明碼電報。

看來目的達到了。王景春強調，這個提議不是作弊，而是承認把防止作弊的規則用在中國身上是不合適的。歐洲人想吵盡管繼續吵下去，但中國做事要正大光明。王景春的辛勤努力沒有白費。

國內同事準備像歡迎英雄凱旋一樣熱烈迎接王景春。他取得的成果意義重大而持久。中國終于在電報領域的國際舞臺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并且將更加堅決地發聲，爭取贏回自己的世界地位。可是，王景春還沒登上回國的航船，就已經因自己未能達到奪回漢字的完全主權這個最終目標而感到遺憾。那么多個星期的談判和外交活動都進行得相當順利，但根本性問題仍未解決。畢竟，漢語為什么必須用數字來代表才能得到世界的接受？讓國際組織給予例外待遇可以暫且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但問題的根子依舊未解。只要中國僅僅是被容忍的例外，它就不能完全進入全球通信的圈子。接受特殊待遇不能使中國最終獲得充分主權。在分秒之間就能通過電報影響政治的時代，中國尚未成為世界制度中獨立的一員。

六

接下來的幾年中，王景春一直忙個不停。他在巴黎取得成功后，各方更是對他爭相延聘，但他不愿意完全放棄用西方字母表達漢字的努力。王景春參加了多次將西方的產業和政治價值觀奉為圭臬的國際會議，愈發認為中國必須進一步堅定立場。巴黎會議的兩年后，他參加了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無線電大會。那次會議上，王景春采取了更加堅定的態度，表示沒有中國的同意，外國公司不得在中國領土上建造或成立電報站或無線電站。

然而，這些小小的勝利仍然不過是贏得了短暫的喘息時間，并非持久的保證。應當找到一種電碼，既能利用西方字母的標音優勢，也不致有損漢字的性質。王景春在中國召集起50多位語言學家、官員、教師和電報員幫他研究這個問題。在國內不久前興起的羅馬化運動的影響下，他們嘗試了一種新的經過改動的字母系統。這一系統不是依照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的拼法，而是代表了漢字三個最主要的特征：發音、形狀和句法。

之前，威基謁等西方人用數字來代表漢字。后來，中國人自己試圖用數字來代表字母。大家不斷地把同一種辦法試來試去。王景春日益堅定地認為，應該用西方字母更長期地為漢語羅馬化服務。他采用了1913年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讀音統一會上批準的漢語注音符號，也贊同其中的用漢字的不同組成部分作為輔助性注音字母的主意。在此基礎上，他對被稱為拉丁字母的羅馬字母做了調整，用它來代表漢字的三個語言學屬性：發音、聲調和部首。為了在自己的新注音系統中標注發音，王景春用具有相似首輔音的字母來顯示ㄅ、ㄆ、ㄇ、ㄈ等符號所代表的波、潑、摸、佛的發音。這樣，與ㄅ、ㄆ、ㄇ、ㄈ相對應的字母就是“b”“p”“m”“f”。為表示聲調，他挑了5個字母來代表古代與近代音系中的5個聲調：“B”代表平聲；“P”代表第二聲，或上聲；“X”代表第三聲，聲調先降后揚；“C”代表第四聲，或去聲；“R”是第五聲，或輕聲。對于部首這個最后的屬性，王景春使用兩個字母來表現，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用兩個字母拼寫發音的做法僅限于漢字部首，如，土拼為“tu”，力拼為“li”，口拼為“ko”，等等，和王照的官話字母中的處理方法有些類似。

王景春用一個字母代表發音，另一個字母代表聲調，再用兩個字母代表部首的發音，這樣為每個字確定了由4個字母組成的密碼。漢字因此可以通過電報傳輸，而完全不必使用數字。王景春的想法與當時其他的羅馬化方案相似，但那些方案不是為了收發電報，而是為實現提高識字率這個更大的目標而設計的。王景春從語言學家和民族學家的討論中獲得了靈感，找出了辦法來解決他在外交舞臺上看到的問題。

王景春的方案引起了注意，并因他的聲望得到重視。他編制了一本字典，按照他設計的注音系統給公共電碼中所有的漢字重新配碼，這本字典再版了三次。王景春的方案由教育部批準并頒發，于1929年1月1日生效。王景春大功告成，但已經有人開始對漢字進行更大膽的實驗。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莫爾斯電碼基本上被埃米爾·博多（émile Baudot）于1870年發明的二進制代碼所取代。在博多的代碼中，所有字母統一用5個等長的基本單位來代表，使用二進制數字制度。但是，直至20世紀80年代，威基謁發明的最先催生了其他代表漢字的方法的四位數格式仍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被使用。

王景春對中國公眾福祉和政府政策的貢獻無可否認。華盛頓會議后，他離開了鐵路交通部。他在美國待了3年，擔任中國教育代表團團長，盡心培養中國的年輕人才，后來又成為政府電報部門的顧問。王景春在國外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在倫敦待了18年，為中國采購原材料和工業設備。

不過，王景春從未放棄漢語羅馬化的事業，不斷修改自己這方面的主張。他把自己最后設計的系統稱作“Gueeyin”。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景春最后一次搬家，來到了美國加州克萊爾蒙特（Claremont），設計Gueeyin成為他暮年的個人愛好。他在克萊爾蒙特一直住到1956年去世。王景春一生盡全力為國效勞，幫中國把電報基礎設施掌握到自己手里，從而贏回了部分主權。他常說，中國必須走出對往昔苦難的沉溺才能前進。作為中國最出色的談判家之一，王景春在美國初露頭角，他篤信美國是中國未來的榜樣，他在1912年就是這樣對美國人說的。

然而，許多中國人不相信羅馬化是解決一個老問題的唯一辦法。王景春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研究羅馬化方案的時候，一場從根本上改變漢字的廣泛討論正在展開。這場討論不涉及字母，而是另辟蹊徑，對漢字本身進行分析，這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廣泛興趣。王景春加入的時候年事已高，無力像推動電報事業那樣推進這場討論，需要由別的人擔負起領導作用。站在這場努力前列的人為數眾多、五花八門。他們不是官場上的人，而是知識分子、出版商和工廠工人。他們設想創造另外一種未來：也許能夠開發漢字本身的字母式功能，何必改變字母來為漢語所用？

此事與電報不同，它始于一個遠離政治聚光燈的安靜角落：一群老式圖書館員將領跑所謂的漢字檢索方法的競賽。在國家存亡懸于一線之際，他們要熬過又一個政治上波瀾起伏的時期。在這場磨難中，有些人興起，有些人跌落。所有人都備受考驗。

（本文摘自石靜遠著《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林華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有刪節，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