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去杭州一商場Adidas專柜買了一些換季產品，一雙經典款跑鞋、兩件不同的網球運動衫以及一件短夾克，總計1300元——大約標價的六五折。記得第一次買Adidas產品還是二十年前讀初中時，當時也是國慶，我媽領著我去杭州大廈買了一雙跑鞋、一條運動褲和一件夾克，總計1500元。當時的打折風氣遠不如今天來得猛烈，標價就是實價，所以相對來說，價格還是現在更劃算。

過去二十年里，無論是人工、原材料還是房租其實都在漲，Adidas的價格理應一齊跟上，但事實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作為一家超級跨國公司，Adidas能夠利用各國的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組建供應鏈，并通過有計劃的戰略調整將價格長期維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水平上。翻看所購產品的標簽牌就能驗證這一點，四件產品，一件產自中國，兩件產自印尼，還有一件產自越南。這份產地清單是一份不完全的統計數據， 但是它所傳達的信號強化了我的一個“片面”印象，即：中國部分產業已經并且會加速向東南亞轉移，東南亞處在可持續的高速復興期。

相信這股復興潮將維持下去的，不僅有我，還有阿里巴巴。10月13日，世界銀行成員國際金融公司（IFC）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世界銀行年會上聯合宣布，“啟動10x1000科技普惠計劃，計劃在未來10年，每年為新興市場國家培訓1000名科技領軍者”。據新聞報道，這個“10X1000科技普惠”計劃將率先在印尼落地，培訓領域將橫跨電商、金融科技和云服務等技術行業。

可以猜想，普惠計劃是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戰略的一部分。早先就有新聞報道，阿里巴巴決定收縮其在美國硅谷的投資業務，并有意將業務重心拉回中國和東南亞，而且截止去年，阿里巴巴也已經投了數十億美元給東南亞的電商集團Lazada Group，并領投印尼電商Tokopedia。這些零碎信息都可以表明，阿里巴巴不僅感受到東南亞的復興潮，而且還有意志投身這股潮流。

那么，問題來了：東南亞會持續復興嗎？如果要持續復興，他會以哪種方式復興？中國企業有機會享受到復興紅利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讓我來解釋下“復興”這個概念。

何謂“復興”

我之所以使用復興這個概念，是為了照應“東亞奇跡”這個說法。“東亞奇跡”這一用語的最早官方出處是世界銀行于1993年發布的名為《東亞奇跡》的研究報告，具體是指在上世紀下半葉發生于東亞的高速經濟增長。

這份報告在序言中提到，“在1965-1990年間，東亞23個國家和地區的增長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區，這種成績的取得主要歸功于其中8個經濟實體近乎奇跡般的增長：日本、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以及東南亞的三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即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東亞奇跡戛然而止，在此之后，這些經濟實體開始進入漫長的恢復期和爬坡期。2003年，世界銀行又組織經濟學家寫了一份名為《東亞奇跡的反思》的報告，某種意義上是在宣告對“東亞奇跡”這一概念的拋棄。

不過，我們依然可以沿用“東亞奇跡”這一概念，只要我們把中國納入整個參考系，并且將觀察周期從1990年代延續到今天，因為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著經濟上的高速增長，雖然在整個過程中出現過一兩年的磕磕碰碰，但總體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一旦我們把中國納入整個東亞來思考，就會發現，所謂的“東亞奇跡”其實并沒有終結，而是以區域輪換的方式在延續，整個過程最早啟動于日本，然后是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接著是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最近的就是中國。

輪換的發生可以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觀測到，宏觀上具體表現為數據的增長或降低，比如GDP、GNP、進出口數據、人均收入等都可作為參照，微觀層面上則表現為產業的轉移和流動、企業的拆并購等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瓶頸期，增長開始放緩，2017年的GDP增長率已經跌至7.0%以下。因為宏觀數據是綜合統計后獲得的結論，所以可以推測，微觀層面的企業衰退跡象已經先行于宏觀數據而體現出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由于通貨膨脹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原因，2010年以來，江浙不少中小型企業接連倒閉，一些金屬制品加工業和紡織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可以用作對比驗證的是同一時期內的東南亞經濟數據的增長，比如印尼，從2008年至2017年，GDP從5000億美元上升到了一萬億美元。也正因為此，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東南亞正在經歷復興，即東亞奇跡的中心又輪換至了東南亞。

資本總是會對高回報率的地方表現得特別敏感，越是大資本越是如此，一來是他們擁有更多的信息和渠道，二來則是他們有分散風險的強大需求，三來則是有來自股東的壓力。

從長期來看，阿里巴巴推行普惠計劃的目的是在東南亞建立起一支完善的人才梯隊，進而打造起一個能連通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請，把印尼作為普惠計劃的落腳點，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就是看重了印尼在東南亞的區域優勢。東南亞地區共有11個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東帝汶，總面積約457萬平方千米。對于貿易巨頭來說，人口最重要，因為人口意味著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整個東南亞人口總計6.25億左右，其中，印尼人口占比超過三分之一，約2.6億。就這點而言，阿里巴巴選擇印尼作為落腳點是順理成章之事。

如果能以印尼為輻射原點成功帶動整個東南亞市場，那么毫無疑問，阿里巴巴將繼續鼎盛二十年，但問題是，怎么才能成功呢？在我看來，阿里巴巴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政府怎么做而不是阿里巴巴的自身表現，因為在后發國家做投資，政治因素比市場因素更重要。

為什么政治因素看起來更重要呢？

就直觀上來看，市場和政治往往是相對立的。市場的核心特征是個體的自由交換，它有離心性，政治卻相反，權力的內在傾向是控制，它是向心的。政治一旦過于強大，市場就會受到抑制，但政治的運作是有成本的，需要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因為財政的來源是通過對商業行為抽稅獲得，所以政治必須時刻遏制自己對于市場的控制欲，以免竭澤而漁。因此，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政府應該服務于市場而不是控制市場，因為人民對國家的主要期望是物質財富的持續增長。

然而，這樣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因為市場和政治之間并不總是涇渭分明，比如，政治所要處理的問題是繁復的，除了需要促進物質持續積累外，還要保證國家的安全與穩定，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即便沖突時間很短暫，它也不得不犧牲市場。同理，市場也并非總是純粹，當某些利益團體過于強大時，他會有天然傾向嵌入影響政治以維護自己的利益，比如美國一些工會，就利用各種手段強化自己的利益，最終搞垮企業。

在經濟學家的眼里，國家的模型是一維的，可以稱之為治理模型，但是在社會學家眼里，國家的模型是二維的，即治理+統治模型。治理強調分配，目標是平衡共同體內各團體的利益訴求，統治強調控制，目標是維持共同體的完整、安全與秩序。雖然所有國家都會同時面臨統治和治理的問題，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統治往往擺在優先于治理的地位，一個原因是后發國家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以疏導內部沖突，另一個原因則是人口流動的規律所致。

國家的三要素是領土、人口和主權，人口走光了，國家建構也就失敗了，反過來說，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人口必須被留下來。先發國家由于擁有更多的市場機會和福利保障，所以放到全世界范圍來看，他總是能從其他地區吸引更多的人口，憑借著強大的積聚能力，他能把更多的政治資源放在治理而非統治事宜上。后發國家卻相反，由于缺乏相應機會和福利保障，相對于先發國家而言，始終需要處理人口流失的問題，尤其擔心精英群體的集體出走。

但是，國家發展無法一蹴而就，不可能說今天要發展明天就發達，它需要時間，所以為了減緩人口外流的壓力，后發國家必須想盡辦法壓縮發展周期，希望在最短的時間里縮小自己與先發國家的差距。正是出于這一點的考慮，以出口為導向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產業政策在上世紀下半葉成了諸多東亞各國的主要治理手段之一，因為它能在宏觀層面上劃定最清晰的目標、減少探索成本，但壞處是，“很容易做過頭”，因為過渡依賴政府的宏觀把控，外加政府見到政策成效后會形成慣性的路徑依賴，市場各行為主體會對環境——尤其是需求端——變得不敏感，一旦因生產過剩、銷售滯脹導致現金流中斷的情況發生時，債務危機就會爆發。

經濟學家批評產業政策和計劃經濟導致市場扭曲，邏輯是沒錯的，因為隱性風險會加重，但他們的批評又缺乏具體的情景認識，因為他們忽視了后發國家和先發國家在心理構成、政治資源以及所面臨問題的緊迫性方面有著巨大差異，從實踐層面看，后發國家不可能像先發國家那樣坦然行動，以至于認為必須加大政治杠桿。所以我以為，正是外部壓力加內部壓力所構成的諸多限制性條件才使得有計劃經濟色彩的產業政策成了后發國家的最優選擇。

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我這么說并不是為產業政策或計劃經濟進行任何價值判斷上的辯護，而是在解釋后發國家的行動邏輯。也正是基于行動邏輯的考量，所以我才強調政府作用的顯著性，認為在分析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時，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而非市場層面。顯然，以印尼為地理中心的整個東南亞世界幾乎都是后發國家（新加坡除外），因此在我看來，“阿里巴巴在東南亞的戰略計劃到底能否成功主要還是取決于各國政府的做法而非企業本身”。

那么，東南亞各政府會怎么做呢？我們不妨以印尼為引子猜想一下。

關于未來的猜想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先知道印尼的現狀。雖然印尼的人均GDP只有3700美元，不足中國的一半，全國GDP也只有一萬億美元左右，不足中國的十分之一，但是他的潛力不容小覷，尤其在一些基礎性條件方面，他比大多數人都要想象得好：

第一，印尼是一個多民族但同質性較高的國家。印尼國內最大的民族是爪哇族（Jawa），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2%，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均占據主導地位，其次是巽他族（Sunda），占比14%；馬都拉族（Madura），占比7.5%。雖然除第一大族以外的人口也很多，并且都有各自的民族語言，但不會危機主權認同，因為蘇哈托在當政時期（1967至1998年）執行了強硬的統一語言政策，使得目前幾乎所有人都能流利地講官方的印尼語。統一語言帶來的好處有二，在文化和意識層面上，有助于構建國家及主權認同以避免分裂，在具體的經濟和政治行動層面，有助個體流動，使個體能夠實踐更廣泛的社會活動，比如遷移。

反例可以參看印度，印度人口是印尼的五倍，但 人均GDP僅為后者的一半，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語言問題造成的自然隔離。印度共有1600多種語言和方言，憲法規定的聯邦官方語言就有18種，其中使用人數超過百萬的達33種，行政和司法用語則為英語。雖然印度政治制度層面早已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以語言為標志的種姓制度在社會層面完好地保留了下來，由于大量人口因語言隔閡無法自由遷移，所以不得不居留于農村。眾所周知，現代社會的發展必須以工業化為基礎，但工業化又需要以城市化輔佐，但語言隔閡使得印度城市化進程緩慢，從而抑制了工業化。

第二，印尼的民主化進程比較成功——目前來看至少如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引發印尼國內債務危機爆發、失業加劇，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受到了沖擊。沒多久，經濟危機就引發了政治危機，政治反對派要求當時的總統蘇哈托下臺，以終結維持了三十多年的中央集權體制，軍方起初表態支持蘇哈托，但幾天之后又改為支持反對派，在國會的壓力下，蘇哈托宣布辭職。副總統哈比比繼任總統，隨即推動政黨的自由注冊，重制了憲法，于次年組織民主選舉。在2002至2003年期間，印尼的人民協商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國會通過一系列法律，全方位完善了選舉法、政黨法，并且在法律層面推動了警察和軍隊的中立化。印尼在沒有流血的政變下實現了和平演變，2004年之后，重新進入“繁榮期”。

印尼的民主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有一支較為完善的技術官僚團隊。1982年之前，印尼一直是吃資源飯的。1975年，印尼的油氣和礦產方面的產值占GNP比為20.5%，到了1980年，上升至26.5%。但是石油輝煌年代于1982年終結了，為了避免因石油紅利的消失而陷入國家危機，蘇哈托通過積極的改革和產業政策的推進，不僅擺脫了石油經濟，還推動建立了一系列的非油氣產業。與此同時，產業政策幫助訓練出了一支較為務實的技術官僚團隊，雖然產業政策和之后發生的債務危機拖不了干系，但是技術官僚的“優良作風”形成了。

1997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雖然印尼受到了嚴重沖擊，但是沒有沖跨官僚階層，在之后的金融改革方面，技術官僚團體及時吸取了經驗和教訓。在民主化之后，國家政治也沒有陷入曠日持久的政黨政治，而是在技術官僚的協助下，繼續改革金融機構、保障民生并且優化各個國家部門，全方位完善了社會的安全機制。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印尼雖然受到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上還是安然無恙，民主化也沒有發生退潮。

所以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印尼將會繼續繁榮，其復興期也會延長。如果印尼的復興能夠帶動整個東南亞，那么東南亞的前景將是無比樂觀的。

總結：中國企業有望取得復興紅利嗎？

重新回到開頭，中國企業有望從東南亞的復興中分享崛起紅利嗎？

我相信是有的。就印尼來說，整個國家已經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司法和政治系統，而且獲得了鞏固，從現有條件來看，足以為資本發展營造出一個可預判的穩定環境。這意味著，無論是從微觀的企業層面還是從較為中觀的產業層面看，技術、知識和資本都有機會實現累進性發展。就這點來說，阿里巴巴的普惠計劃肯定是劃算的，只要資金充足，就不用擔心會因外力而中斷。

其次，印尼人口占東南亞總人口超過三分之一，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占據絕對的主導優勢，所以他們的成功能形成激烈的積聚效應，進而從周邊國家析出資源。這意味著，他會給周邊國家帶去強烈的制度同構壓力，倒逼其他國家改善政治環境。反過來說，周邊國家若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就不得不向印尼學習，以避免人口和資源的流失。

結合兩點，我們可以預測的是，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印尼以及周邊國家會想盡辦法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為吸引外國資本競相推出各種優惠政策——短期可能會有反例。這對于急需走出去的中國資本而言，無論如何都算是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