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作家茅盾出版長篇小說《子夜》，出版這本書，茅盾內心有向社會大眾剖析當時中國社會的意圖；1948年，丁玲出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藝術地再現了農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斗爭；1960年，作家柳青的小說《創業史》出版，表現了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中的歷史風貌和農民思想情感轉變；1993年作家陳忠實的代表作《白鹿原》出版，作家以陜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白鹿村為縮影，表現了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

這四部小說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也有諸多共性。

《子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創業史》《白鹿原》書封

最近，青年學人張宇奇出版了《尚未完成的歷史：從<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國新文學之變》，書中即分析了這四部作品的共性：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探討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社會性質問題。張宇奇圍繞“封建與反封建”這一主線，對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梳理，多角度地再現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巨大變革。

《尚未完成的歷史：從<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國新文學之變》書封

在廣闊的歷史眼光中研究中國新文學

張宇奇從對《子夜》和“農村三部曲”的重讀入手。他認為，《子夜》被視為一部城市題材的作品，是主要描寫民族資產階級命運的作品。但實際上，茅盾所深刻思考的是：在20世紀 30 年代呈現出的“畸形的都市”與“凋敝的農村”的社會景象中，以“小生產”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在近代走向破裂、解體與衰敗的深層原因究竟何在？在他看來，由于地主階級的資本化、農村經濟的高利貸化、資本化的地主進入城市、農村資本以投機逐利的形式推動了城市金融資本的泡沫化，以及與外國資本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因此，只有把《子夜》與“農村三部曲”結合在一起，只有從“資本”角度和農村在“半封建”的生產關系里被迫“資本化”的視野出發，只有在互文式的閱讀中，才能進一步揭示茅盾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探索與發現。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歷來被視為充滿矛盾、具有歷史復雜性和可能性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這部作品寫作于中國的土地革命重大的轉折關頭。張宇奇認為：在寫作這部作品時，丁玲并非“滿懷勝利的喜悅”和對革命勝利必然性的認識，而是滿懷對未來的深沉憂慮。分析這種“憂慮”，是理解這部作品復雜性和可能性的突破點。

在丁玲看來，農民更關心的是土地，他們很少關心“暖水屯”外面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農民還不具備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認識，更不具備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世界觀”解釋自己命運的能力。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只有從農民的視野、農民的需求出發，喚醒最廣大的農民群眾，才能取得成功。如果脫離了這種現實需求，則難以發動群眾、組織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樣具有反封建的意義——這是柳青《創業史》的意義所在。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合作化和社會主義運動，其目標也并不是簡單地讓農民過好日子，而是為了國家的工業化。國家工業化的意義，僅僅從梁生寶與改霞之間的曖昧關系中去分析是不夠的，從蛤蟆灘不能看到中國工業化的意義，因為中國工業化的迫切性，只有從當時中國所處的嚴峻的客觀條件出發，才能得到深入的分析。

在重讀《白鹿原》時，張宇奇首先發問，在中國的現代進程中，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別是中國基層的社會結構，究竟是否發生了變化？《白鹿原》其實是一部深刻地體現了20世紀 80年代思想印記的作品。這場思想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但是，它也遺留了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則是——究竟怎樣實現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化。也就是說，難道中國基層的社會結構，真如《白鹿原》所描述的那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還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基層的社會結構，作為中國傳統的內核，究竟是什么？

張宇奇由此認為，中國的新文學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在廣闊的歷史眼光中研究中國新文學，意味著要從幾百年去看幾年、十幾年、幾十年，而不是從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去歸結幾百年。從這個角度說，重讀經典文學作品的意義依然重大，也是從這個角度說，這些作為經典的意義才能在當代的質詢中被不斷發現。

茅盾、丁玲、柳青、陳忠實等作家，不僅是文學家，更是時代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他們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創造了屬于中國新文學的獨特形式，記錄了新中國的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