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佛·庫魯（章靜繪）

2023年10月嶺南大學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文系聯合召開了“給世界送上進入中國文論寶藏的鑰匙：關鍵術語的譯介”國際研討會，哥倫比亞大學副校長、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社長珍妮佛·庫魯（Jennifer Crewe）應邀出席?！渡虾u》借此機會采訪了庫魯女士，請她談談美國大學出版社與學術出版的關系，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亞洲部資深編輯克里斯汀·鄧巴（Christine Dunbar）也參與了討論。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和大學的不同學科院系乃至廣義的學術圈有緊密的合作，出版過許多學者的專著，但我們都知道學術書沒有太多盈利潛力，那么出版社如何在專業性與商業性之間找到平衡？

庫魯：我們不會特別去關心某一本書是否能賺錢，而是會做通盤的考量。比如我們會出版教科書，在保證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全力支持那些不賺錢的學術書籍的出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是非盈利機構（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學出版社都是），出版和推廣學術書是首要任務，學術書籍能推動各類研究的深入和學術界的交流，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申請補貼來資助學術出版。大學也會給與我們相應的支持。我們不會出很多商業性書籍，因為所有的出版選題都要經過學術委員會的同行評議，是有學術門檻的。

跟其他的美國大學出版社相比，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有什么與眾不同的特色？

庫魯：美國的許多大學出版社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選題都是隨著歲月的沉淀慢慢積累起來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出版亞洲研究方面歷史悠久，本社社史上有多位老編輯對此方面很有研究，眼光獨到，通過多年不斷地出版優秀學術著作慢慢地奠定了在東亞領域的聲譽和權威性，這些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同理，其他大學出版社也有他們各自專精的領域，這與大學的歷史息息相關。本社在社工（social work）領域也頗有建樹，那是從1960年代開始的，當時的其他大學對這方面還沒有太多關注。因為紐約城的天時地利，哥大社還有一系列紐約研究的叢書，這是別的大學出版社所沒有的。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似乎對哥大社的漢學系列頗有貢獻？

庫魯：對，狄百瑞是很重要的人物。二戰后哥大開設了一系列向美國學生介紹世界的課程，亞洲因其重要性，是其中的核心課程，狄百瑞教授古代中國的哲學、文學和歷史，由此帶動了一批漢學研究和教科書的出版。

狄百瑞

鄧巴：翻譯在這個傳統中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每門課都需要可靠的譯本作為閱讀材料。經典文獻的譯本至今都是哥大社的重點出版物和常銷書，任何大學里只要教授相關的課程就會用到這些譯本，而且譯本往往能夠突破學術的藩籬，大型連鎖書店也會來進貨，這樣就能抵達對亞洲文學歷史有興趣的普通讀者。

翻譯有時候不被納入學術成果，怎么才能說服中文好的學者去做翻譯呢？

鄧巴：這也是我們的強項。我們跟漢學圈的聯系很緊密，認識很多對中國很有研究的學者，能夠隨時咨詢到哪些書值得翻譯出版，應該找哪些合適的人去翻譯。

庫魯：我們是從翻譯古代文本起步的，那當然都是由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翻譯，比如著名的學者翻譯華茲生（Burton Watson，1925-2017），他的譯本非常優美，廣受好評，應該說學界對翻譯的重要性還是認可的，學者也能從翻譯工作中獲得相應的正向回饋和激勵，形成了良性循環。后來我們的選題拓展到了近現代領域以及虛構類作品，學術書通常還是由學者翻譯，但小說類就有了不少學術圈之外的優秀翻譯。

華茲生

你們會收到來自中國出版社的選題建議嗎？

鄧巴：比較少。我們通常是從潛在的譯者那里獲得信息，他們如果特別想翻譯某本書，會跟我們聯系，比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羅鵬（Carlos Rojas）經常會有好點子。我們主要關注的還是教科書的讀者和各大書店會感興趣、會進貨的書籍，甚至可以說我們是在根據目標客戶的需求策劃選題。如果中國出版社建議的選題與此類市場的需求吻合，我們肯定也會考慮。

那你們會向中國出版社建議翻譯選題嗎？

庫魯：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是很好的交流機會。在行業書展上，你能碰到全球各地的出版商，大家通常都會互相推薦重點書，然后推動版權的購買。哥倫比亞大學的商業院很有名，我們出版的價值投資系列參考書據說在中國銷售得很不錯。還有自然科學類的教科書和科普書也時常被譯成中文，但是純學術類的比較少。我做過一本講中國辣椒歷史的書（The Chile Pepper in China：A Cultural Biography by Brian R. Dott），最近剛有了中譯本（編按：達白安的《吃辣：辣椒的中國史》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于2023年9月出版）。

您曾經當過很多年的策劃編輯（acquisition editor），能跟我們分享一下秘訣嗎？

庫魯：你得建立自己的學術關系網絡，有一批學者可以隨時向你提供專業的評估意見，而且他們也需要了解圖書市場。我們也會關注學者的成長和學界的新動態，如果某領域有優秀的年輕學者出現，應該盡早建立聯系。

那您跟學者們交流需要掌握一整套學術黑話嗎？

庫魯：完全不用。學術黑話流行的時期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文學批評領域。那個時候你如果要跟上潮流，肯定得學一些術語黑話，但那也是個學者還會買書的時代。現在如果還有人在用這套話語體系寫作，那他的讀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們也會避免這一類書，畢竟現在的消費主力是學生和普通讀者。

2014年您成為美國常青藤大學出版社歷史上第一位女社長，能談談這一路走來的經歷嗎？現在常青藤大學出版社的玻璃天花板還在嗎？

庫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讀碩士的時候就開始在出版社兼職了，當時我想萬一靠寫詩付不出房租，得學點別的技能。我喜歡書，路過113街看到哥大社的門牌就走了進去，問有沒有兼職可以做。在回答了幾個問題以后，我當場就被雇用了。我的上司威廉·伯恩哈特（William F. Bernhardt）是人文部的策劃編輯，他因《退伍軍人教育法案》進了哥大讀書，后來在出版社當了許多年校對編輯。他有點社恐，喜歡給作者寫信而不是打電話或見面。那是個慢速度的年代，書信通過郵局往來，當中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但他打字速度挺快，一分鐘可以在老式手動打字機上打一百個詞。我在IBM電打字機上一分鐘才能打三十個詞，總覺得很惶恐。之所以沒好好學打字，因為我發過誓絕不當秘書。后來我學會了打字，學會了校對，學會了改稿，學會了跟作者溝通怎么把書稿改得更好，學會了如何有策略地向作者傳達同行評議的意見，學會了如何溫柔地退稿。

畢業后我開始了全職工作，當審讀編輯，讀了很多我自己絕不會想到去讀的精彩書稿。幾年后我想更進一步，當策劃編輯，去孕育一本書而不是僅僅為它接生。于是我跳去了斯克里布納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4年麥克米倫收購了斯克里布納，我就成了麥克米倫出版社大學部的策劃編輯。兩年后我接到哥大社社長約翰·摩爾的電話，問我愿不愿意回去當人文部主任。1986年我回哥大社時，已經大變樣了，有了很棒的設計部，還有書得了設計獎。出版社也開始了電子革命，我們是第一家大學出版社推出了“電子書”——CD-ROM版的《哥倫比亞百科全書》。我們也是最早嘗試在電腦上編稿的出版社。在大學出版社工作是幸運的，我有機會參與知識的傳播。大學出版社幫助學者交流思想，推動他們參與全球對話，這對理解我們的社會至關重要。

2014年至今美國大學出版社又有了許多位女社長，比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后者不是常青藤，但他們的出版也很強。順便提一句，哥倫比亞大學的新校長也是女性。

《哥倫比亞百科全書》第六版

最近經常在媒體上讀到政治正確大潮對出版的影響，比如英國出版界在爭論要不要把羅爾德·達爾以前寫的小說里的一些在當下看起來政治不太正確的語句改掉。你們會碰到類似的問題或有類似的顧慮嗎？

鄧巴：我覺得這取決于你出版的是哪一種書以及出書的目的，從這個角度看，童書的情況就比較特別，需要考慮題材和目標讀者的情境。除此之外，我個人的看法是無需過度擔憂。

庫魯：再說就算我們想做，也沒有人力物力去把所有出過的書全都改一遍。如果一定要舉個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它首次問世是1930年代，所有第三人稱的指代全部用的是陽性代詞“他”。我們在1990年代重印以及出售電子版的時候修訂了不少與時代脫節的條目，尤其是這些人稱代詞。當然這跟羅爾德·達爾的情況還不太一樣。

說到圖書的電子化，您覺得紙質書終有一天會消亡嗎？

庫魯：人們說紙書會消亡已經說了二十五年了，紙書還活得好好的?，F在我們出書的時候會盡量同步推出電子版，作為書的一種形式。通俗類讀物的銷售中，電子版的銷售能占到大約四分之一，但在小眾領域比如文學批評，電子版只占百分之八。我們不出版浪漫小說、偵探小說這些門類，聽說這些書的電子版銷售比重會更大，因為讀完就扔的書沒有必要購買紙版占地方。

傳統出版業如何應對社交媒體的崛起？聽說很多出版社都在跟很火的“#BookTok”（編按：TikTok短視頻網站的子類目，類似于個人博主用短視頻推薦書）網紅合作推書？你們怎么看這類現象？

鄧巴：我覺得“#BookTok”短視頻的好處在于它很難裝出來，博主本人必須對某本書有真情實感，才能感染他們的觀眾。的確有很多書是通過這種新媒體形式熱銷的。視頻都極短，我想它的邏輯不在于內容質量的高低，而是觀眾對博主的信任度，只要自己喜愛并信任的博主推薦了，他們就會去買。

那你們也會跟短視頻博主合作嗎？

鄧巴：我們把自媒體博主當作書評人看待。如果他們想要，我們可以寄樣書，但不會主動邀約。

現在的紙媒書評還像以前一樣重要嗎？我經常聽到英國書評人抱怨批評已死，現在紙媒縮水，書評版面被砍，毒舌評論越來越少，禮節性吹捧居多……

庫魯：書評還是重要的，我們跟重要的書評媒體會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如果有重點書，我或者我們的營銷編輯就會給《紐約書評》打電話。傳統媒體的書評版面的確是越來越少了，但書評還是會以各種各樣別的形式出現。我們倒不是很介意負面評論，出版界有句老話：只要有評論就是好的。負面評論跟正面評論一樣，說明你出的書有人關注，無人問津才可怕。

您與蔡宗齊教授合作推出了“如何閱讀中國文學”系列叢書，能說說其中的過程嗎？

“如何閱讀中國文學”系列叢書

庫魯：我有過近三十年的策劃亞洲人文圖書的經驗，之前我和王德威有很多合作，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待過，現在在哈佛大學。他研究的是近現代中國文學，主持編輯過一系列現代小說的翻譯和文選，還有文學史。大概是二十年前，我在芝加哥的亞洲研究學會的午餐會上結識了蔡宗齊教授，討論了《如何閱讀中國詩》的出版可能性，它既是文學讀本也是語言教學文本。2007年這本書問世了，有讀者向我們建議做成系列，把其他文學體裁也包括進來，于是我們慢慢地深化了合作。目前這套叢書已經出了《如何閱讀中國散文》（How to Read Chinese Prose）及其配套的中文學習讀本《如何用中文讀中國散文》，《如何閱讀中國詩的語境》（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還有《如何閱讀中國戲劇》（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目標是出版十種。我認為這個系列跟市場上的其他叢書都不一樣，我們的目標是為漢語非母語的學生和學者搭建學習和教授漢語言和文學的橋梁。蔡教授還為“如何閱讀中國詩”的播客節目傾注了很多心血，每一集都用中英文討論一首中國詩。我們還將與蔡教授和嶺南大學合作一套新叢書“中國文論的關鍵詞”，也是十本，從講座開始。所以你看，我們從一本書開始，然后發展到包含各大文類的系列叢書，整個過程令人興奮。這個項目也拓展了我們的內容呈現方式，從紙質書到英文播客，五十五集播客節目在一年中收獲了來自九十一個國家的聽眾，接下來就要做視頻了。蔡教授已經制作了一些視頻的樣本，預計能吸引十倍于播客聽眾的觀眾，希望新媒體項目能夠為紙質書帶來新的讀者，并幫助到那些在自學中文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