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疫情在現實中肆虐時，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及其《血疫》《血殤》兩部述及病毒起源和疫情蔓延的紀實作品收獲了頗多關注。埃博拉只是傳染病與人類互動的冰山一角，在埃博拉偶有沉寂的時間里，傳染病從未退場，與疫情的自然暴發相比，普雷斯頓的《冷柜里的惡魔》喚起的是人為制造傳染病流行的憂慮。

理查德·普雷斯頓的“暗黑生物三部曲”

20世紀70年代，人類成功消滅了天花。這也是時至今日，人類社會采取現代醫學手段，主動出擊，成功消滅的唯一一種傳染病。經過世界衛生組織授權，美國和俄羅斯（蘇聯）“合法地”保存有天花病毒毒種。

“9·11”事件后連帶的炭疽襲擊昭示著人為制造傳染病流行的可能性。現實的炭疽襲擊與可能的天花流行之間的交替敘事，暗示著天花毒種已經成為懸在人類社會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暗示其實并不那么難以置信，畢竟在游戲、電影等情節中，生物危機來得比核武器的威脅更為迫近。

作為伴隨人類社會數千年的嚴重致死性傳染病，天花的流行史是人與疾病關系的鮮明注腳。古埃及木乃伊上就留有可能是天花感染的蛛絲馬跡。從我國使用“人痘”接種術，到英國人詹納發明牛痘接種法，直至20世紀6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推動發起消滅天花運動，伴隨著人類曾經的苦痛、先哲的智慧、科學醫學的發展、各個國家的勠力同心，天花的消除足以振奮人心，彪炳史冊。

但就應對傳染病的威脅來說，天花的消除史并不具有代表性。天花病毒結構相對穩定不易突變，通常認為天然宿主只有人類，疫苗制備簡單、成效顯著，這些特定因素使天花更容易為人類所消除。與之相比，消除其他傳染病、攻克癌癥等曾經彌漫于二戰之后科學醫學勃興時代的浪漫主義想象，已經遭遇挫折，并成為檔案中的醫學歷史思潮，啟發著后人重新審視人與疾病的關系以及醫學的限度。而與天花消除所對應的是，天花消除后的幾代人已經不再接種疫苗，人群免疫屏障支離破碎。在天花病毒面前，我們堪稱“裸人”。以天花的傳染性來看，現有的疫苗儲備可能無力應對一次天花流行的生物安全事件。

書中對于美國疾控中心天花毒種存放方式的描述極為傳神：“冷柜是帶輪子的，可以移動，它可能會不時換個地方。它用巨大的鐵鏈纏繞著，上面掛滿了葡萄柚大小的掛鎖。鐵鏈和地板或墻壁上的螺栓相連，除非打開鎖或切斷鐵鏈，否則無法移動冷柜。天花冷柜經常被發現放在一個類似銀行保險庫的鋼制房間內，保險庫布滿了警報器，也可能被偽裝了。可能有不止一個天花保險庫，也可能有一個誘餌庫。如果你打開誘餌庫，會發現一個裝滿標有天花字樣的瓶子的冷柜，里面除了疫苗什么都沒有——這是疾控中心對著一個無能的天花盜賊豎起的中指。天花保險庫可以偽裝成一個看門人的壁櫥，但如果你打開門找拖布，會發現自己正對著一個上鎖的保險庫，警報器尖叫不休。一旦天花警報響起，配有武器的聯邦警察就會迅速現身。疾控中心的人不會去討論儲存的細節，他們中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儲存庫的存在。他們不知道，也不會問。”盡管作者承認根本沒有親眼見過這個儲存庫，但這段精到的描述倒是著實可以啟發我們給出不同解讀：天花毒種是個需要嚴加看管的極高危分子；消除天花來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消除天花充其量只是個“脆弱平衡”，需要如此繁雜甚至荒誕的多重保險勉強維系。

消除傳染病是人類的美好夙愿。天花之后，消除天花的基層經驗也為其他一些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所效仿。即使消除（eliminate the disease）的理想不易實現，終結疾病的流行（end the pandemic）也能夠成為更為務實的共識性目標。畢竟，從神靈醫學模式開始，送瘟神就是人們共同而樸素的期盼，科學昌明，各國集體行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人們帶來了終結傳染病流行的曙光。

《冷柜里的惡魔》，【美】理查德·普雷斯頓/著 小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9月版

然而，在這表面共識之外，一些終結傳染病流行的底線共識卻不斷地受到侵蝕。

一方面，科學技術應用底線的實踐共識缺乏保障機制，個體強大的能動性與倫理制約的薄弱凸顯出科學技術濫用的風險。書中毫不避諱地指出，隔在人類和超級病毒制造之間最主要防火墻其實僅僅是生物學家個體的責任感，鑒于人類本性和歷史記錄，用天花基因玩火并非沒有可能。與見證過核武器使用的全球物理學家群體相比，全球生物學家們尚未經歷過“生物武器”的殘暴，或者說，沒有共識性的造成大規模殺傷的生物武器使用記錄促使生物學家有所反思（這種反思的機會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大抵不會有國家、組織或個體承認使用了生物武器）。英國物理學家貝爾納（John Desmond.Bernal）倡導科學家要考慮自身的責任，科學應為人類造福、為提高生活質量服務，發揮為善的作用；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倡導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等科學的精神氣質以及科學共同體的基本準則，這些倡議在科學狂人或人性之惡面前，多少顯得蒼白而無力。

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休戚與共的價值共識正風雨飄搖。禁止生物武器、共同應對傳染病挑戰就是這種價值共識的一部分。然而疫情的各種陰謀論已經讓世人發現這一共識的孱弱，在所有的時代里，自由而真誠的友人鮮有，彼此互信還是彼此猜忌始終是主體間面臨的選擇。在極端的懷疑論面前，任何自證清白的努力都注定徒勞無功，一方對于另一方的指責其實也具有廣義上的反身性。即使國家主導的藥物研發（及為研發藥物而保留毒種的行為），也可以被遐想為某一特定群體得到藥物保障而肆意對他者發起生物攻擊的可能性，畢竟“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結果可能反而釀成人間地獄”。“幽暗意識”不僅會撕毀社會契約，更可能放大月之暗面，擊穿想象的共同體。

每代人遭遇社會動蕩時都難免自作多情地認為自己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的至暗時刻，但至暗時刻的境況可能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我們期望和平與發展是歷史的主色，但如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所言，“盡管多次讀過或敘述、描繪過戰爭，可在親身經歷可怕而令人厭惡的戰爭之前，又是否真正懂得‘戰爭’一詞的全部含義呢？”回望長時段的歷史，誰也不敢保證當代人所經歷、所建構的理想主義、樂觀主義、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使人類道德迅速提高的美好愿景，究竟是不是一段二戰、冷戰結束之后短暫的過隙時光所賦予的幻想，畢竟從我們所知的人類歷史看，地球村不過是出現不及百年的新形態。我們又一次看到倡導科學技術發展與倡導人文主義的殊途同歸。歸根到底，我們需要讓人文價值有的放矢，規訓出科學與權力的邊界。

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感嘆，“人類喜歡贊揚自己的理性，認為我們做出的一切偉大行動都是因為我們憑借理性行事，而常常忽略我們做出的很多‘大事’往往出于情緒化和不理性的理由……像聲望、榮耀……這些非理性動因都是比理性更強大的力量。”光鮮的公約和宣言背后，那些惡的科學，那些削弱價值共識的沖動性情感與權力意志能夠像天花病毒一樣被關進冷柜嗎？

惡魔正在凝視著我們，很難說清是在冷柜之內還是冷柜之外。這是我們的宿命，也是我們隨時都可能直面的危機。不知何時，遠處的那首命運悲歌就會奏響。

（步凱，科學技術史專業理學博士，現工作于北京協和醫學院，從事傳染病史、公共衛生史研究及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