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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水斜橋又一時，桃花塢外寶蘇局

2023-11-28 06:2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作者：鐵筆換木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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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江蘇布政使司先后在盤門內梅家橋和胥門外棗市橋購進了兩塊地皮，建立起兩個鑄幣廠。從光緒三十年開始，兩廠使用鑄幣機生產大清銅幣，并收兌曾經的江南第一大錢局寶蘇局鑄造的制錢。機制幣紋樣清晰，質量穩定，哪怕之于寶蘇局制錢這樣素以造幣精美，銅料優質聞名全國的傳統錢亦形成了降維打擊，從此母錢翻砂的造幣工藝退出了蘇州的錢幣史。

制范鑄幣流程示意，吳文化博物館

然而，蘇州機制幣的歷史也僅僅維持了兩年，光緒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兩廠相繼停工，寶蘇局及其位于淮安清江浦的分局也被裁撤，旗下造幣廠擁有的大號印花機八架、舂餅機四架、翦機二架、壓模機二架及全部備件全部起運天津戶部造幣總廠。清廷依據《整頓圜法章程十條》，通過這種新式的無孔銅元，完成了對鑄幣權的集中。

大清銅幣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考察機制幣的歷史，這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1797年，瓦特的合伙人博爾頓（Mathew Boulton）將蒸汽機與鋼制錢模結合，以遠低于鑄幣面值的成本，生產出了一批優質而均一的銅幣。博爾頓便士比英國市場上流通的一切私鑄便士都更加精美，鑄造成本卻比一切私鑄便士都更加低廉，1816年《鑄幣法案》通過后，英國私鑄小額銅幣這個行當被徹底埋葬。

德魯伊幣 1791年博爾頓制造的機制幣利物浦帕瑞斯礦山公司

而1816年，也是嘉慶二十一年，這一年，印尼博拉火山的爆發導致北半球氣候異常，被稱為無夏之年。是年六月，京師鑄錢工匠大罷工；是年七月，因禮制問題，皇帝勒令英國使團回國；八月，清帝國最主要的銅產地云南爆發了大饑荒。紫禁城日中已過，倒向東方的陰影正被緩緩拉長，回首望去，在嘉慶之前的乾隆朝，中國在其古代史上最后一次成功地疏通了錢法，穩定了貨幣流通秩序。那是中國古代金融治理智慧的集中體現，也是寶蘇局的高光時刻。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永豐倉船埠圖源《蘇州舊街巷圖錄》

寶蘇局舊址，位于今桃花塢南部，這片土地在明代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城內的大糧倉永豐倉所在，明末曾短暫地成為造幣廠，又轉而作火藥局，自始至終，都是一塊與社稷興亡密切相關的土地。康熙六年開始，寶蘇局開爐，逐步成長為江南第一大錢局，十六座鑄錢爐上牽清代洋銅采辦與蘇、皖、贛三省銅政，下連江南、江淮各處軍餉及市面穩定，是除滸墅關外蘇州城又一處在經濟領域牽動著清帝神經的所在。

蘇州運河景象《姑蘇繁華圖》（局部）徐揚清代遼寧省博物館藏

盛世下的錢荒

乾隆朝初年，錢荒爆發，江南市價，一兩銀僅能兌換700錢。乾隆朝的這次錢荒，有和前代相似的因素：江南士紳的復興和毀錢私鑄行為的死灰復燃。清朝開放海禁帶來的海外貿易使得拉美白銀再度流入，分享著江南商品經濟發展的主要紅利，士紳手中再度握有大筆白銀資本。同時，受到日本幕府銅出口管制的影響，銅料緊缺，私鑄套利的空間再度擴大。

“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 16-19世紀初這類船只是執行美洲白銀貿易的主要工具

此外，清廷對江南士紳的打壓政策在三藩之亂后就已經轉向，雖然沒有公開平反，但已經允許涉江南三大案的士紳通過納銀等手段恢復功名，之后雍正朝的“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也因為士紳集團的反抗在乾隆初年被廢除，乾隆七年甚至再次出現了士紳抬神罷市，要求將依律只發放給受災農民的賑災糧發放給市民和富戶的情況。

《乾隆南巡圖第六卷/駐蹕姑蘇》（局部）徐揚清代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但乾隆朝的這次錢荒的誘因中也有前代從未出現的因素：首先是人口爆炸之后小額高頻交易的需求較之前代呈指數級增長，貨幣供應確實出現了巨大的缺口，尤其在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口大規模地脫離自給自足，普通百姓消費的糧食、布匹、竹器、工具、燒酒等等類目也改由錢貨交易獲取，制錢缺口尤其大。即所謂：“我圣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撫御七十余年，海宇升平，戶口之殷繁，十數倍于當時，而鼓鑄源源不絕者，惟寶泉、寶源二局”。

各類商鋪《姑蘇繁華圖》（局部）徐揚清代遼寧省博物館藏

同時，也正因為人口爆炸和江南等地手工業取代農業的趨勢，清代為避免出現大饑荒，產生了大規模的糧食跨省調撥，而調撥的核心系統就是常平倉系統。這個系統在乾隆初年的儲備量達到四千萬石，每年貿易量超千萬石，江西巡撫陳弘謀便指出了東南的糧食調撥對錢荒的助推：“米之糴也，必以錢。而今錢之昂所在皆是。以甚貴之錢，糴甚貴之米，物力安得而不屈”。

乾隆通寶開爐錢清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其次，清代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外幣沖擊問題，尤其是日本的寬永通寶隨著對日生絲貿易被大規模帶回江浙。“商船由日本長崎帶回者，彼處每千文值低色銀七、八錢，帶至內地每千文可換制錢九百文，而錢鋪仍作千文換出，各有厚利。”這不但意味著清廷控制銅源的政策實際上被繞過，更重要的是寬永錢不同于私錢劣錢，不但它的材料是優于大多數制錢的日本銅，而且不存在一個可以被打掉的窩點。寬永錢自1626年開鑄，直至德川幕府覆亡才停鑄，是日本歷史上鑄造量最大的銅幣，于是流入國內的寬永錢幾乎可以視為一種不在官方控制內，卻會不斷產生的新幣種，其國內保有量、流通量完全無法知曉。所以在對寬永錢進行管制之前，也就完全無法評估管制行動會對本就錢荒的國內市場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寬永通寶，1668年，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藏，圖片來源：首都博物館

以上的多種原因合力之下，想要在乾隆朝成功地疏通錢法，與前代相比也就多了許多困難：首先是無法從根源上打擊毀錢私鑄，與清初不同，此時的江南已經是清帝國絕對的大后方，是帝國能夠西向用兵的基礎，再無法進行“三大案”一般的鐵腕整飭；其次是無法拖延回避，人口暴增造成的制錢缺口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不能迅速解決而推倒了私錢流行這塊骨牌，則之后的白銀重回日常流通，士紳集團沉淀白銀而導致國困民窮的大明劇本幾乎必定再度上演，不但再無重建銀錢二元本位的流通秩序的可能，耗費巨大的“十全武功”也就只能是鏡花水月；其三是寬永錢的存在，使得就物料品質而言，清朝制錢不再是絕對意義上的良幣，而是一種品質居于私錢與寬永錢之間的中等錢，清廷面對的不再是簡單的良幣與劣幣之爭，而是法幣與非法幣之爭，政策騰挪的空間被壓縮在了一個非常狹小的區間內。就是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里，以蘇州寶蘇局為主戰場的乾隆朝錢法疏通之役打響。

寶蘇局的“宏觀調控”

面對迫在眉睫的錢荒，清廷的思路是從制錢流通和供應兩個方向著手。在解決制錢的流通的問題上，乾隆初年兩個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搭放兵餉與常平倉易銀。清朝的軍餉，本是以政府手中的白銀進行發放，但在乾隆錢荒之際，則選擇了以一比一千的官價折成制錢發放。這樣做有兩個明顯的優勢，由于清朝實行世兵制，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系統的官兵和軍屬對收入均有穩定的預期，且乾隆初年，清軍軍餉較之物價而言仍然比較豐厚，于是作為軍餉發放的制錢迅速進入流通環節的概率極高。且錢荒時期錢的市價較之官價要昂貴，清廷以官價關餉，其差價部分實際上成為了對官兵的補貼，更進一步助推了其消費意愿。

蔚州常平倉遺址河北蔚縣圖源：北京日報

而常平倉易銀，則指的是在戶部系統的協調下，常平倉的備荒糧在各省之間使用白銀結算，同時在荒年向民間平價售出糧食得到的銅錢也即刻在當地兌換為白銀，避免常平倉系統的采買過程擴大銅錢需求，售出過程沉淀當地銅錢，最終擴大當地銅。

江灘關稅銀清代銀錠博物館

在解決制錢的供應問題上，第一步是解決銅的供應。乾隆元年，以收兌的125萬斤銅器為原料，寶蘇局緊急開爐鑄錢，但這批銅料只維持了一年需求。于是清廷以貿易特許權和預付貨款為補償，從洋商處以17.5兩的價格，將蘇州市價每百斤22兩（合庫平銀19.8兩）的洋銅購入，供應寶蘇局鑄錢。同時大力開采云南滇銅，將其年產量提升至年七百萬斤，亦以市價的50%-70%調撥進入全國其他錢局。此外，寶蘇局還應用技術手段，試圖堵住民間熔毀制錢套取銅料的口子。

乾隆三年，兩江總督那蘇圖將寶蘇局銅匠開發出的一種新鑄錢方案上報，即以“紅銅七十、鉛二五、錫五”的比例，鑄造一種稱為“青錢”的制錢，可以有效防止民間私燬制錢以獲取銅質。因為青錢銷毀之后的金屬料脆硬，難以打造銅器；而要將其中的銅單獨提取出來，則需要使用一種名叫分金爐的工具，這種工具人工和燃料成本極高，而且容易被官府發現。這種方案后來被改進為洋銅、白鉛（鋅）、黑鉛（鉛）和點銅（錫）的合金方案，于乾隆五年三月十八日，諭令京局及各省鑄局，一體改鑄青錢，直至乾隆五十九年青錢技術被民間破解。

分金爐《天工開物·五金》宋應星明代

一開一堵，從乾隆五年開始，清廷供應制錢能力的轉折點到來，寶蘇局當年開爐鑄造11.2萬貫制錢。自此之后，寶蘇局銅料以“官商領帑分交之洋銅”為主，“偶有不敷，采滇銅添補”，銅料供應趨于穩定。以乾隆五年寶蘇局復鑄為開端，清廷的制錢投放量迅速增加，至乾隆二十五年達到最高峰，全國投放308萬貫，較乾隆五年翻倍。鑄錢配方的多次迭代、制錢的大量投放以及不時出現的特種錢，也使得乾隆通寶成為了清代制錢中色澤、觸感、質量變化最為豐富的種類。

乾隆通寶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其次，是在錢荒時期對私錢和洋錢流通的平衡。對于洋錢，清廷在乾隆十四年發現寬永通寶在江浙大肆流通時非常緊張，因其品質成色不同于一般的私鑄錢，且有統一年號，一度使清廷懷疑江浙地區產生了組織度極高的反清團體。幸而江蘇巡撫衙門中有熟悉日本情形的幕僚，識別出了寬永錢的來源，乾隆帝在評估寬永錢“核實工本，改鑄無利可圖”后，便放任其在當時極度缺錢的江浙流通，填補制錢供應缺口。但亦嚴令；“內地鼓鑄充裕，市價平減，自應嚴行查禁，以崇國體。”果然，三年后，當發現寬永錢流入兩淮鹽場，利弊天平驟然失衡后，乾隆立刻要求海關查扣寬永錢，并要求東南各省錢局收兌熔鑄省內流通的寬永錢。

《乾隆南巡圖第六卷/駐蹕姑蘇》（局部）徐揚清代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對于對抗私錢，自錢荒開始，便不斷有官員提出降低制錢重量的明末方案，提出的理由也與明末的前輩們如出一轍：讓熔毀制錢鑄造私錢無利可圖。乾隆十年，在軍機處、戶部與地方數度拉鋸之后，決定在銅缺口較大的湖北寶武局試點八分小錢的鑄造，其結果果然如明末一般，私鑄更加猖獗，于是乾隆十二年立刻廢除了湖北小錢。此后哪怕在寶蘇局壓力最大，“民間行用其寶蘇局制錢不過十之二、三”的乾隆二十六年，當江蘇布政使申請鑄造一錢輕錢之際，清廷寧可對寶蘇局投入更多資源，與士紳集團拼消耗，亦嚴令不準更改制錢成色。

有制錢成色穩定且供應不斷擴大的預期在，江浙私錢亦無法將品質降低到八九分以下，清廷以財力換時間，終于熬到了乾隆三十四年錢價回落的時刻。至此，在乾隆朝的江浙地區橫行了三十余年的私鑄輕錢的末日到來。六月二十七日，兩江總督接到上諭，要求嚴加收買查禁私錢，并以蘇州為行動覆蓋的重點。到七月初五日，蘇州府附郭三縣即收繳小錢廢銅3825斤。同時蘇州、江寧兩地的錢鋪、布莊、米行、雜貨店亦遭到突擊檢查，經過這次查禁，蘇州市面上的私錢比例從最高峰時的70%左右被壓縮到了2%以下。

乾隆《姑蘇城圖》圖源：蘇州圖書館

乾隆三十四年之后，清廷終于平穩渡過了這場延宕三十余年的大錢荒，但這場錢荒當中積攢的實戰經驗，卻為清王朝開拓出了一整套疏通錢法的機制。清廷和地方之間建立起了錢價反饋制度，并以此作為通過政府采購、公共工程、兵餉支出以及開爐鑄造等手段調節貨幣投放節奏的依據。其中江蘇作為全國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這種調節尤其頻繁。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蘇州銀貴錢賤，銀一兩兌制錢1100文，于是乾隆五十七年，寶蘇局停鑄一年，江蘇兵餉改發銀兩；乾隆五十八年，錢價快速上升，寶蘇局隨即開爐。此外，當皇帝南巡，大量手持白銀的扈從人員進入江南兌換制錢消費的情況產生之前，寶蘇局都會進行臨時加鑄，避免錢價波動。

嘉慶通寶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就是在這樣相對高效的信息上報與政策反饋過程中，乾嘉時期，清王朝的錢銀比價基本維持在官價上下小幅波動，再未出現大的錢荒或者銀荒。然而，在看似牢靠的鑄幣秩序下，潰堤之蟻已經出現了在了寶蘇局內部。嘉慶年間，寶蘇局的官員與爐工相勾結，借官鑄之名夾帶私鑄了劣錢，民間稱其為“局私”，《清史稿》記載，御史王家相曾奏：“江南以官銅偷鑄小錢，每千不及四斤，民間號為局私，流通浸廣，以至銀價日貴。”

屠豬輩的“錢袋保衛戰”

雍正七年，清朝禁煙，中國從晚明興起的那一次鴉片吸食風潮被壓制。但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鴉片的專賣權，開始有組織地對華輸入鴉片。鴉片戰爭之前，入華鴉片從嘉慶年間的六百箱左右暴增至兩萬余箱，每年造成的白銀外流增長至三千萬兩，已經達到清朝歲入的七成左右。

具體到地方，蘇州這樣的商業都會自然首當其沖，據包世臣的筆記，嘉慶二十五年，蘇州城就已經出現了十萬鴉片吸食者，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白銀三百萬兩以上。而原本當運河要沖，行會與會館聚集的南壕，也因之墮落為煙館與妓院密布的銷金窟，煙槍煙具制造在蘇州府也儼然成為朝陽產業。道光三年，林則徐就任江蘇按察使，對南壕鴉片進行打擊，并在鐵嶺關硝煙。這次禁毒行動，既是十三年后虎門銷煙的預演，也是道光禁煙運動之始。

道光通寶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有足夠的能力和運氣完成這樣體量的功業。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相繼爆發，導致清王朝國庫存銀迅速減少，對地方的控制力迅速下滑。道光十九年，“除鹽務懸引未完及帑利等款準其分別展緩外，其余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萬兩之多”，清王朝的治下居然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欠稅，這是一個能氣死順治到嘉慶歷代帝王的數字。而據《清文宗實錄》，咸豐三年六月，“部庫僅存正項待支銀二十二萬七千余兩”。至此，清王朝二百年的銀錢二元本位崩潰，裁銀的剪刀與稱銀的天平重新回到各處鋪面，碎銀和外來的鷹洋在中國境內大肆流通起來。在這樣的末世之中，蘇州在同治光緒年間最后一次對私錢進行了大規模打擊。

咸豐元寶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寶蘇局咸豐元寶當千大錢圖源：中國錢幣博物館官微

這一次禁毀私錢，困難極大：首先是太平天國戰爭之后，蘇州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經喪失，不可能指望中央政府再調撥大筆白銀支援蘇州的金融戰，甚至恰恰相反，寶蘇局的制錢還要不時被抽調往天津，以穩定京畿的制錢流通；其次是太平天國戰爭彼時結束不到十年，清王朝根本沒能重建貨幣流通秩序，還充斥著砂殼、風皮、魚眼、鵝眼、水上飄、榆莢、剪邊等數十種私錢，已經占據流通額的半數以上；其三是鎮壓太平天國期間發行了大量的高面額制錢，導致鑄造私錢的獲利遠超前代，如私鑄的咸豐當千大錢，凈利潤可達八倍，因而私鑄團伙的規模也就可以相應縮小，從源頭查抄極度困難。

同治通寶

太平天國圣寶

天元通寶
清代吳文化博物館藏

于是從同治十一年到光緒三年這六年間，蘇州的禁私有禁而無補。雖然寶蘇局和附郭三縣成功地逼迫私錢退出了市面流通，但半數以上通貨驟然消失，導致蘇州城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雖然江蘇布政使譚鈞培通過行政命令要求全城食品相應減價三分之一，但效果寥寥，反而導致大批鋪面關門歇業了事。眼看此次禁私行動就要徹底潰敗，估計譚鈞培自己也沒能想到，在此絕境中助了他一臂之力的不是桃花塢的寶蘇局，而是城外山塘河邊的豬行河頭。

《乾隆南巡圖第六卷/駐蹕姑蘇》（局部）徐揚清代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豬行河頭，乾隆年以來蘇州最大的生豬交易市場，最高峰時聚集了豬行二三十家。光緒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蘇州豬行公會毗陵會館聚會議定，自此全城大小肉店出入概用足值制錢。兩個月后，食品減價令發出，豬行成為了全城唯一以行業為單位響應的行當，肉價每斤從一百二十文減為一百文。豬行的一系列舉措，對于這次禁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其在日常商品流通過程中恰好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位置。

一方面，豬行溝通了農村與城市，同時也對整個餐飲業的定價擁有巨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豬肉每斤一百文，則生豬的批發交易額就將壓在幾貫到幾十貫，或者說是幾兩到幾十兩，又或者說是幾塊鷹洋到幾十塊鷹洋這樣一個區間內。換言之，生豬批發交易正是一個制錢、銀兩與鷹洋流通的結合部，豬肉交易，實際上是制錢流通過程當中最高頻、最大額的幾種交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