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深圳

高明勇 | 政邦智庫理事長

下半年，開啟了出差模式，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切換生活的場景。

11月10日上午，北京印刷學院，我在“跨媒介·設計轉化”學術論壇上做了個發言，主題是《設計“征服”出版：從“創意設計”到“閱讀旨趣”》。

中午，從會場直接去機場，前往深圳。臨行前，我發了一個朋友圈：“下一站，深圳。溫暖的南方，意味著從羽絨加身到短袖赤膊，從漫天黃葉到處處青綠，從遠望西山到面朝大海。上次去深圳，記不得何時了，但肯定是那三年之前。準備談一個既有哲學意味又有現實關懷的話題?！?/p>

這個話題，就是“文化與人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這是著名學者、深圳大學中國傳統文化創造轉化研究所所長王立新教授組織發起的會議，已連續召開數屆，在學術界頗有特色。此次成行，也是王立新教授盛情相邀。

最近幾年，我也參加了不少研討會，由于眾所周知的緣故，幾乎都是線上，線下參加不多。一方面因為工作較忙，沒有太多時間參加——但凡參加，必然認真準備，需要投入相當的時間精力；另一方面，開始聚焦于那些自己更感興趣、更擅長的話題。比如，這次的“文化與人的現代化”。這些年，我研究的方向之一是評論史，通過對數十位政論家/評論家的觀察梳理，隱含他/她們評論生涯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是對現代化的追求。

自從在調研筆記系列中寫了“帶一本書去遠方”的故事后，不少人說自己也有類似的情況，也好奇我的每一次出行都帶什么書。此次去深圳，隨行的背包中照例帶了一本書。

我這次發言的的題目是《“人”的現代化及其思維方式：基于<中國的現代化>報告的思考》，所以特意將《中國的現代化》帶在身邊，路上再溫習一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系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這本《中國的現代化》，醞釀于1974年，定稿于1979年，出版于1980年，歷時六年，當時被稱作“迄今為止國外關于中國現代化研究的最系統的一部專著”。

這本書對我啟發最大的地方，在于其提出的考察“中國的現代化”的五個維度：1）國際環境（世界秩序，西方對中國的影響）；2）政治結構（主權、國家權力、地方政權、法律機構）；3）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經濟基礎、資源配置、經濟增長動因）；4）社會整合（人力資源、定居格局、組織狀況、再分配過程、人際關系）；5）知識與教育（大眾教育、英才教育、科學與技術、教育和價值觀）。

其中，在人力資源、人際關系、大眾教育、英才教育、教育和價值觀等方面的觀察與思考更貼近“人”的現代化層面。

路途遙遠，我還帶了《韋政通八十前后演講錄》，這是著名學者韋政通先生晚年在大陸不少大學的演講集。此前讀過，印象深刻，其中的一次演講，我在讀大學時曾現場聆聽過。此次準備發言時再讀，又有新啟發，一并帶上。

一路上，陽光相伴，窗外云海起伏，時而如裊裊狀漫無邊際，時而如波濤狀滾滾而來，邊讀書，邊思考。于我而言，參加研討會，也是“調研”的一種。既然當作“調研”，決定了既要是“參與者”，能進得去，也要是“旁觀者”，還能出得來。

“參與者”的角色，需要認真去思考，何謂“文化現代化”？何謂“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做一個怎樣的中國人？“人”的問題及其本質是什么？作為“人”的“思維方式”：我們該如何思維？這些問題的歷史沿革是什么？今天提出來，現實意義何在？

作為“旁觀者”，我關心的是“如何開會更加有效”？尤其是類似的學術會議，學者云集，如何“開會”更是一個考驗。除了一般的議題設置、議程安排等因素，我更關心兩個問題，一個是發言者的“前提”，一個是發言的“語境”。

所謂“前提”，涉及到“時—空—人”的因素，即此時、此地、此人的問題。

為何此時——學術研討、正式調研的議題，很多時候帶有“母題”色彩，屬于經久不衰的話題，這樣一來，不同時段探討同一問題，意義也不盡相同。很多時候討論者身在其中，卻難以明確覺察?！按藭r”其實也是“時機”的選擇，是某些重大事件之前還是之后，是隨機性挑選時間點還是特意選擇某些特別的紀念日，不同的“時機”，引發的思考也有差別。

2022年7月25日，“有解思維 向前看齊：政邦智庫淄博高質量發展調研行”正式啟動，當天我發了一個朋友圈：今天，淄博城市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30年前的今天，國務院國函〔1992〕89號文件正式批準淄博市為“較大的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有關規定，淄博市人大常委會有了地方立法權。

拿“此時”和“歷史上的今天”進行對應，瞬間能激發不少思考。

為何此地——探討問題，在不同的地點/環境/場景，自然也各有意味。是在僻靜山野，還是喧囂鬧市，是在傳統的四合院，還是在現代的酒店，是在歷史古城，還是現代都市，是在一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再具體一些，在茶話會上，還是在推杯換盞之間，都值得細細思量。

正好在《韋政通八十前后演講錄》中，王立新老師整理過的一篇演講，也涉及到這個問題：2006年5月，韋政通先生在清華大學深圳國學研究院發表了一個演講，談《儒家倫理觀念的新檢討》。在深圳，他說新加坡是亞洲一個很了不起的小城市國家，新加坡跟深圳比恐怕還要小。這么少的人口，這個國家治理得非常好。當然因為人好、國家小，才容易治理得那么好，但百分之七八十也是華人，為什么能夠把國民治理得那么守法？那么有公德心？

如果不是“此地”，想來這種比較也可能無從談起。

為何此人——退一步說，如果舉辦一場活動，想/該邀請哪些人？此次研討會，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參加者身份多元，年齡多元，學科多元，到場每個人都顯得那么“恰如其分”。選擇邏輯是什么？除了組織者對每位嘉賓的熟知，我想也是韋政通先生所說的“科際融合”——從事創造性學術工作，要特別注意科際之間和跨領域之間的知識。就個人來說，就是在個人的專業領域之外，還能吸收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觀點。

1929年5月11日，平社的聚會上，羅隆基介紹了英國費邊社的歷史，胡適受到啟發，提議平社同人效仿，圍繞“中國問題”這個大題目，每人擔任一個方面的內容，各自準備論文，分期提出討論，然后合編為一本書。后來，潘光旦將其中的一些文字編為《中國問題》一書，1932年由新月書店出版。目序如下：《序》（潘光旦），《我們走那條路？》（胡適），《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羅隆基），《如何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青松），《關于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劉英士譯），《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吳景超），《制度與民性》（鄭放翁），《宗教與革命》（全增嘏），《性、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潘光旦），《我的教育》（沈有乾），《優生的出路》（潘光旦）。（《中國問題》，上海新月書店1932出版）。

序言中，潘光旦寫道：“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于這些問題從根本上抱著什么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p>

類似“現代化” “中國問題”這樣的重要議題，確實需要“科際融合”的精神、方法與視野。

所謂“語境”，有情景語境，文化語境，也有詞語語境，上下文語境之類。

正因為很多議題很重要，很多涉及到的概念就值得多推敲，因為在不同人的眼里，這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有差異的，有些理解上的差異甚至相悖。這就需要在研討或探討時，對基本概念的界定達成一定的共識。這也是為什么我之前專門撰文談《為什么要不斷推敲“基本概念”》。如果缺乏共識度較高的概念界定，探討的方向也必然出現偏差，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帶一本書去深圳，引發了不少“調研”的思考，也是意料之外的收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