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上午，“菩提相好、千里同風：漢藏佛教藝術研究高端論壇”在上海金茂君悅酒店舉行。此次學術論壇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漢藏佛教研究中心主辦，東方瑰寶（北京）藝術品有限公司承辦，邀請到了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浙江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美國哈佛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從事相關領域的資深專家與優秀中青年學者參與。與會學者圍繞元明清時期宮廷、江南地區以及西藏的藏傳佛教文化遺存、重要文物，結合多語種歷史文獻材料，充分展示了漢藏佛教藝術研究前沿成果。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謝繼勝作題為《飛來峰造像與楊璉真迦及元代杭州藏傳佛教臆度敘事》，圍繞元明以來漢文史籍雜錄以及近現代學術論著中有關杭州地區的藏傳佛教流傳的敘事，批判式回顧了飛來峰作為薩迦派為主的藏傳佛教造像說法的構建，指出以往歷史敘事將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迦與元明以來的涉及番僧惡行的種種記述等同起來，這一臆度敘事消弭了元代大都市杭州作為文明交匯的地位，忽略了元代杭州所具有的漢、藏、西夏、蒙古等我國多民族文化交融，并作為新的中華民族文明特征形成關鍵地域的基本事實。謝教授詳細分析了飛來峰的造像形態，明確展示了來自西夏的主要影像特征，指出了飛來峰造像布置的總體思想仍延續了江南自唐以來華嚴與凈土信仰的主流地域傳承，是藏傳佛教圖像于中原傳播在地化的表現。同時，報告論證了楊璉真迦作為江南釋教總統的主要功績在于通過飛來峰開龕乃至《磧砂藏》《普寧藏》的刊刻，來弘傳多民族、多元宗教融合的元代王朝思想與觀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廖旸研究員圍繞精美的明清宗教藝術品，展現了中原地區對于“烏斯藏”的想象，生動呈現了漢藏佛教藝術文化交流與流傳中的想象、誤讀、挪用與創新。報告首先回溯了歷代中原對于邊地西藏的描繪，通過出土唐代文物“都管七箇國”六瓣銀盒、《步輦圖》《摹閻立本職貢圖》《萬方職貢圖》等系列職貢圖像中的“吐蕃國”形象，指出長時間以來，中國古代視覺材料體現出來的都是對于西藏的想象。其次，報告從文獻與作品群出發，集中探討了“烏斯藏比丘海侖金畫”的流傳與變異，呈現了作品創作及其流傳過程中人群的認知、想象與誤讀，即對烏斯藏的遙慕，討論作品包括臺北故宮藏《日本僧海侖畫善財五十三參》、弗利爾美術館藏《五十三參妙諦》、首都博物館藏《十八尊者卷》等。最后，報告對漢地創造的熾盛光佛進入藏傳佛教佛像體系的路徑進行了探索，圍繞梵字咒輪的創造，展現了漢藏佛學傳統的交融以及這種融合的梵字咒輪宗教藝術形式如何在明清漢地的佛教藝術作品中得以再創造。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魏文發表了《元明之際西藏十六羅漢信仰的興起及其圖像意義》的研究成果，圍繞夏魯寺羅漢殿、大昭寺的羅漢殿與白居寺措欽羅漢殿三個鮮明的案例，通過歷史文獻與壁畫遺存，分析了其各自功能面相與旨趣。報告強調我們需要回歸歷史細節的宗教實踐，尋找十六羅漢信仰在漢藏兩地得到廣泛傳播、接受和重構的細節，分析它在不同語境下的多重功能和面向，從而解釋了元明之際十六羅漢在西藏得到蓬勃發展的原因。報告指出西藏十六羅漢的禮供（phyag mchod）與禱祝（gsol ’debs）的儀式化和文本化肇端于十三世紀初，在西藏佛教密宗化的背景下，對上師的尊崇與祈禱“長久住世”和十六羅漢受佛敕護持教法的功能聯系在了一起，豐富了十六羅漢信仰的內涵。

美國哈佛大學內亞與阿爾泰研究孫鵬浩博士從藏文祖師人物傳記中發現了有關織物與新色彩的譯介，勾勒了一段生動的漢藏物質文化交流史。孫博士首先從大司徒·賞竹監藏（1302-1364）回憶錄出發，提及文本中藏文詞匯“hor gos”（蒙古衣）、“hor lham”（蒙古靴）等的使用，探討服飾織物的特定描繪與奢靡風尚的內涵關系。其次，文章圍繞《薩迦世系史》、《帕竹靈塔志》以及《闊端致薩班書》的禮物清單等13世紀文獻材料中有關織物的記載，追溯了其作為傳家寶物、有價值的商品、禮物以及宗教物品的歷史文化語境。最后，報告展示了該類織物藏文詞匯中典型的漢語借詞，確定了藏文“na phyis”與納石矢的對應以及在文本中的應用，在元代物質文化交流背景下深化了對于西藏文獻中織物的了解。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所助理研究員閆雪作題為《多羅那他的佛傳敘事及其藝術實踐——兼談西藏佛傳文本的流傳與特點》的報告，以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十七世紀的佛傳壁畫遺存為切入口，探討了覺囊派祖師多羅那他（1575-1635）所著《世尊佛陀大行簡說》（Bcom ldan ’das thub pa’i dbang po’i mdzad pa mdo tsam brjod pa）的敘述特點與歷史價值。通過圍繞佛傳文本的類型、藏文佛傳文本的譯入與流傳、西藏本土學者佛傳敘事及其特點的討論，閆雪博士剖析了多羅那他佛傳故事的特點，指出《佛陀大行簡說》是一部混合佛傳與本生故事，以時間順序編排生動再現佛陀一生的西藏佛傳敘事集大成之作。同時，由多羅那他所撰寫的佛傳文本出發，再到彭措林寺三層集會大殿壁畫的藝術實踐，閆雪博士進而深化了對彭措寺集會大殿壁畫設計的核心思想的解讀，指出多羅那他以佛陀/覺囊祖師篤布巴成道和傳法之路為主線，試圖將彭措林寺打造成了佛陀所居的西藏唯一的“祈園精舍”。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員侯浩然作題為《從文本到圖像：如何將高僧傳記繪成唐卡——以〈竹巴噶舉金鬘〉為例》，厘清了現存多幅竹巴噶舉祖師唐卡系列，對這一唐卡題材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方法范式。侯浩然博士首先介紹了該系列唐卡研究在圖像采集與藝術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這套描繪竹巴噶舉祖師傳承的唐卡畫作是由第三世康珠活佛（1680-1728）在康巴噶寺設計,邀請到了藏地噶瑪噶赤派著名畫師曲扎西（Chos bkra shis）繪制。報告以《金鬘》中祖師降揚曲吉扎巴（1498-1523）的唐卡為例，根據其藏文傳記，結合唐卡上的題記，詳細剖析了唐卡畫面中的描繪其生平的場景。報告指出，康巴噶寺的噶舉金鬘唐卡的制作應與寺廟建立和衛藏竹巴噶舉的聯系以及建構康珠活佛系統的合法性和寺院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這樣圖文互動的呈現讓我們一窺康珠活佛與畫師卻扎西之間的互動，同時深化了傳記與圖像之間的雙向的解讀。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水木學者“研究員姚霜博士作題為《西藏藝術理論的生成——重訪工巧明文獻的類型與敘事》的報告。姚霜博士首先從學術史出發，對歷代工巧明文獻進行了梳理與重新分類。其次，通過解讀工珠.云丹嘉措（1813-1899）《知識總匯》（Shes bya kun khyab）卷六中《工巧明篇》的敘事，姚霜博士次第展示了工巧何為、造像的要點（包括圖像分類、量度、姿態、風格等）與造像儀軌，特別強調了這些內容之間所形成的關聯對于理解藏傳佛教藝術作為修行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性。報告指出，藏傳佛教藝術獨有的三所依（rten gsum）建立說及其密教儀軌性質，作為藏傳佛教藝術理論的核心，是區別于印度普通工巧與漢地佛教藝術之處。藏傳佛教通過身、語、意的建立法，將物質世界轉為成道的方便，而工巧的修習，即對人之根器（dbang po，英文作sense）的全面培養。作為本土的藝術理論，工巧明文獻提供了一個解讀藏傳佛教藝術的基礎解決方案，展現了物質的、藝術的密教儀軌世界內部的關聯和邏輯。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沈衛榮針對明代重要西藏歷史文物《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展示了最新研究發現。在回顧了學術研究史后，沈衛榮教授對這場在明永樂五年（1407）南京靈谷寺舉行的“普度大齋”被認作明成祖為確立政治合法地位而組織的一場政治秀給予了批評，認為這是對此事件的宗教形式與性質缺乏理解造成的誤讀。報告重新發掘和解讀了與五世噶瑪巴得行協巴（1384-1415）生平事跡相關的藏文文獻資料，仔細檢查了三、四、五世噶瑪巴文集以及與其相關的漢文密教文本，最終發現這場轟轟烈烈的“普度大齋”其實是施行了一場噶瑪噶舉派所傳特有的“勝海觀音除障儀軌”。這一場持續十四天的儀軌完全按照三世噶瑪巴讓瓊多吉（1284-1339）所造的《勝海觀音法門除障儀軌》（Spyan ras gzigs kyi sgo nas sgrib pa sbyong ba bzhugs）所設立的程序進行，其目的不只是為了超度明太祖夫婦，而是為了所有在明初戰亂中喪生的有情超度薦福。這或說明這場“普度大齋”具有的明確宗教目的，以及明成祖朱棣具有明確的藏傳佛教信仰。 

論壇吸引到了來自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相關專業高校師生現場與線上參與，共同探討了漢藏佛教藝術研究與發展的重大議題。這些研究表明，漢藏佛教藝術是漢、藏乃至廣大西域地區各民族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努力而得以實現的，展現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來源。作為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漢藏佛教藝術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閃耀結晶，作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體現，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典范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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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喜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