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要符合本國實際，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

繼全國“兩會”關鍵詞、新中國成立70周年關鍵詞、“百年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關鍵詞、“小常識與大道理”關鍵詞等專欄后，2023年10月起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開啟“中國式現代化”關鍵詞。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對其理論體系、戰略安排、實踐部署等進行知識總結和理論解讀。

這一期的關鍵詞是：科技創新和“李約瑟難題”。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科技創新。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既是對“李約瑟難題”的回應，也是對中國近代興衰史的自省，更是對未來現代化強國的期待。

什么是“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國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家。他花費了近50年心血編寫了卷帙浩繁的系列叢書《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該叢書全面系統地說明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內容涉及哲學、歷史、科技思想、數、理、化、天、地、生、農、醫及工程技術等諸多領域。

與該書同樣受到關注的是“李約瑟難題”。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李約瑟提出：“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把該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還有學者把“李約瑟難題”延伸，進一步提出了“為什么中國近代科技落后了”“為什么中國在近代落后了”等問題。時至今日，關于“李約瑟難題”的討論一直非常熱烈。

“錢學森之問”可以看作是“李約瑟難題”的延伸。2005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去看望錢學森，錢學森感慨地說：“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業技術人員數量迅速增長。2012年11月，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說：“我們現在每年培養的工程師的數量，相當于美國加歐洲加日本還加印度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的總數。”但是，為什么中國的人才隊伍在數量上全球遙遙領先，卻遲遲不能誕生與之相匹配的重大成就？這個問題，被稱為“錢學森之問”。

習近平總書記如何分析“李約瑟難題”

2014年6月9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對“李約瑟難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從“李約瑟難題”開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那么，原因何在？

實際上，清初統治者并非對科技不感興趣。習近平總書記說：如康熙，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時間不謂不早，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間。那么，問題出在哪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卻并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

習近平總書記舉例說明：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得出結論：“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反之，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堅持科技創新，破解“李約瑟難題”

習近平總書記抓住了科技創新的關鍵問題：“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這既是我國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也是我國當前現實問題的根源，為破解“李約瑟難題”提供了指引。

第一，“技術引進”是我國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選擇。創新是有條件的，在不具備自主創新能力的條件下，從當時“社會發展”全局考慮，“技術引進”不失為一種合理選擇。中國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這一特征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很長時期內，是相對落后國家“趕超”先進國家。長期以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明顯技術落差，“技術引進”事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主要靠引進上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國外技術，早期是二手技術，后期是同步技術。”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我國形成了“要素驅動發展”：其技術基礎是“引進”，其發展動力是依靠要素投入，其產品是低端“完全競爭產品”，其盈利模式是壓低要素成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大量“技術引進”支撐了經濟快速增長和規模擴張。但是，“技術引進”必然帶來一系列負面問題：首當其沖的是“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習近平總書記稱之為我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其次是發展動力主要依靠“要素驅動”，資源環境難以承受；更加危險的是我國“將被長期鎖定在產業分工格局的低端”，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第二，當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已具備發力加速基礎。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在一些前沿領域開始進入并跑、領跑階段。我國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在應用研究方面，中國受理的專利申請量在2011年已經超過美國，單就數量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的專利申請國。其中，PCT專利申請量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利合作條約》認可的專利數量，中國在2019年首次超過美國，躍升至世界第一。中國專利缺少的是從“0”到“1”的顛覆性創新。在基礎研究方面，國際上比較認可的指標是“自然指數”，該指標由《自然》雜志創立。截至2022年11月，中國自然指數已經趕上美國，單就數量而言，目前中國的“自然指數”排名世界第一。和最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自然指數在量的方面具有優勢，在質的方面仍有差距。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人才這個第一資源、創新這個第一動力。

第三，堅定不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科技創新成果要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個環節一直是我國的短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多年來，中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癥結就在于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就像接力賽一樣，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沒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兒跑。”改革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運，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當前，我國基本形成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戰略框架：改革的著力點，是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改革的目標，是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創新體系”是由各個創新主體組成的“創新鏈”（黨－國家－科研院所·高校－企業-大眾-等等）；改革的關鍵，是激發各個創新主體的活力；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理順創新主體的關系，明確各個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