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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一個導演只能拍一部電影

2023-11-27 08:0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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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 80 年代,“臺灣新電影”浪潮結束后,曾經共同發起這一運動的導演中,只剩侯孝賢還在拍電影。

他與好友楊德昌的作品,讓臺灣電影在一眾瓊瑤風格之外,有了新的面貌。楊德昌留美歸來,擅長捕捉都市感覺,而從小生長在臺灣南部小鎮,喜歡古典文學的侯孝賢,作品中始終貫穿著自然感,合作 30 年的好友朱天文曾將侯孝賢的作品比作小說,稱其講述的“是行云流水的生活,需要心胸,也需要真性情”。

今年 10 月,侯孝賢罹患阿茲海默癥的消息傳出,這一至今也沒能找到療法的病癥,悄無聲息地打撈著全球范圍內的老人。從 1973 年,以場記的身份進入電影界,侯孝賢從策劃、監制、編劇,甚至演員,轉換為導演,通過記錄他眼中的時代,留下了太多供后世想象的寓言。

在導演、作家唐棣眼中,侯孝賢這樣的人“幾乎絕跡”:他的存在,比電影圈制造出的各種假象都重要,年輕電影人遲早會回過神來。他給的是希望,夠實在。

侯孝賢,一個人也是所有人

撰文:唐棣

臺灣新電影,以 1982 年拼盤電影《光陰的故事》在臺灣全省聯映為序幕,其中就包括在美國學習和工作,后來回臺灣拍電影的楊德昌。第二年又一部拼盤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出來,拍過三部票房很好的愛情片的侯孝賢,加入其中。他改編的是文學界鄉土運動代表作家黃春明的同名小說——每次文化運動,最早似乎都是從文學先開始的。

黃春明筆下的父子情,也成了侯孝賢鏡頭里最切中人心的東西——這種特別中國化的家庭感情(父子、祖孫、夫妻等等)也一直在侯孝賢后來的電影里延續。

電影《風柜來的人》

談到電影風格,就要到 1983 年《風柜來的人》了。一種非常現代的情感狀態,在侯孝賢的鏡頭里出現了,類似惆悵、疏離這種東西。早期,他的電影并沒有不可替代的鏡頭感和視角,換句話說誰拍都行。

《風柜來的人》里那幾個迷惘的青年人的生活,被固定機位和長鏡頭,遠遠地觀察著,似乎有別以往。鏡頭有了態度,一代人終于不再懵著。以前的電影都在想如何帶入觀眾,去看“打打殺殺”,侯孝賢眼中的江湖卻在找打打殺殺背后的原因——這部電影有點兒推開觀眾,讓大家冷靜下來的意思。

20 世紀 70 年代初,臺灣是武打片和瓊瑤式言情片的天下。70 年代末冒出過很多色情或暴力影片,商業不商業,鄉土不鄉土。到 80 年代,臺灣和香港的情況不同,它同時面對中國傳統精神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拉扯,一代臺灣年輕人,就這樣在生活中隨風搖擺。

其實,臺灣新電影和法國新浪潮有不少相似之處,相比商業氣息重的香港,臺灣電影人傳統的一面,使愛電影想表達的年輕人有可能互相促進,共同在“電影江湖”上做點什么。

電影《戀戀風塵》

法國電影新浪潮出了戈達爾和特呂弗,臺灣新電影有植根本土的侯孝賢,和從美國回來的程序員楊德昌。楊德昌帶著西方視角,善于捕捉都市感覺,拍片子也更類型化。當時臺灣的都市感屬于一個鄉土和城市的中間地帶,獨特的味道在他的鏡頭里非常有標志性。

這兩個人是臺灣新電影的“雙雄”。至今在他們的電影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社會面相。往大里說,如果不是楊德昌過早離世,臺灣新電影會是另一種格局。

左起: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

《風柜來的人》同年,楊德昌處女作長片《海灘的一天》一出來,就是風格之作。拍這部電影前,楊德昌看了許多歐洲藝術電影大師的電影。他這部電影的劇情關于失蹤。當時的臺灣年輕人冥冥中感覺要找什么東西,楊德昌用電影定義了那種不知名的東西。另外在結構上,他比侯孝賢的電影現代,還是多重敘事。

我記得侯孝賢在一個訪談里說:“一個導演只能拍一部電影,關注的方法可以變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個……楊德昌離開臺灣去美國那么多年又回來,他的記憶跟他對當下看法的對比。我是臺灣南部鄉下長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書,自然的成長和生活這就是我的眼光……”

電影《童年往事》

現代的概念在侯孝賢那里表現為雜糅而豐富,東方形式,東方思考,核心的觀點又連接西方;到了楊德昌那里,則變得十分純粹。電影和文學不同,我越來越覺得,電影很多時候是一個視野,一種價值觀,一種判斷。觀看的當下,沒有足夠時間去理解(后期慢慢回味是另一回事)。不過,對于表現臺灣社會種種,全都是好事。

很快發生的是,平均年產 120 部左右電影的“美好時期”一去不返的現實,導致臺灣影院關閉,沒人再看這些臺灣新電影了。

于是就出現了 1987 年 1 月 24 日《文星雜志》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的《臺灣電影宣言》。宣言分“我們對電影的看法”、“我們對環境的憂慮”、“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三部分。我特意去看了當年這些年輕電影人的憂慮和懷疑,都是特別真誠,他們提出: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

宣言的簽名者分港臺兩部分,香港有方育平、方令正、文雋、徐克、潘源良、關錦鵬這些后來一直從事電影創作的人;臺灣包括侯孝賢、楊德昌、陳映真、朱天文、朱天心、杜可風、吳念真、林懷民、金士杰、蔡琴、焦雄屏、賴聲川等等文學、表演、導演界的人。

電影《悲情城市》

時代有時代的無常。無奈之后,大家的創作,不得不跟著市場和個人命運紛紛轉向,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事,比如很多電影人不著眼于臺灣本土的現實,也不從本土尋找資金,大部分錢來自國際電影節上接觸到的中國大陸、法國、日本方面的投資。(侯孝賢至今也是這樣)這么做好處是可以不受臺灣某些政策的影響,壞處是有遠離現實、沉寂回憶之嫌。

在關于“臺灣新電影”的資料里常見一種說法:“這場經由新生代電影工作者以及電影導演激發起的電影改革運動,在八十年代短短幾年之間經歷了興衰成敗,也成為臺灣電影至今難以企及的高峰,為臺灣電影在世界電影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電影《冬冬的假期》

高峰過后,很多人離開電影圈,只剩下侯孝賢一個人拍電影。并不是每件事,都要畫上句號,有時我覺得,“法國電影新浪潮”為什么要劃定結束呢?戈達爾活著,法國新浪潮就不能說結束;臺灣新電影后出現了不少名詞,比如新新電影(其實也可以談論,但似乎沒人再有這個談性)。可以說在影迷心中,只要侯孝賢活著,臺灣新電影,甚至某一種“新浪潮”電影的大幕就沒有落下。

侯孝賢喜歡對拍電影的年輕人說一句話:“你什么樣的人拍什么東西,這是逃不掉的!”想拍,上去就拍。當年,法國新浪潮那幫人就是這么干的。

電影《戲夢人生》

我記得有一次在電視訪談里,有人問他街頭戲的拍法。他笑著說,我們不可能像好萊塢那樣有專業的群演,還要封街什么的,你直接去拍,沒人看你的!反正現在機器很小。多年以后,這些生動的場景還能重溫,多虧了電影。

第 22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海上花》那次,侯孝賢致詞:《海上花》是二十一年前的片子,當時要求演員們講上海話,是為了絕大多數觀眾不會聽上海話,因此能造成一種距離感,甚至于距離的美感,當時哪里想得到有一天這部片子竟然會在上海放映……

這就是電影的意義,創造距離,穿越時間。而楊德昌電影《一一》里小男孩洋洋總是在問爸爸:“是不是我們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呢?”很多事看不到后面,新浪潮也是。

電影《海上花》

這里還要說,侯孝賢不是我的電影啟蒙,我沒那個好運,除了小時候一點點看露天電影的經驗,就是各種黑市上的碟片,決定了我電影審美的不健全。那時候基本上有什么看什么。我是通過看他的電影和關于他的文章,漸漸對他感興趣的。

第一次在國內大銀幕看侯孝賢的電影,已經到了 2015 年。在北方小縣城的一家電影院,我和我媽花五十塊錢就包場看了《刺客聶隱娘》。

電影《刺客聶隱娘》

我看過電影后寫下一段話:

“《刺客聶隱娘》不講聶隱娘如何成為刺客,而講她如何沒有成為刺客。首先,鏡頭定氛圍。很多導演對著一群說話的人拍照時,侯孝賢關注著站在角落里的人,他在鏡頭之后,沒牽著我們看什么,而是隨著鏡頭的移動,一同去感覺里面藏著的東西,在說話人的附近始終徘徊著一雙眼睛。”

我媽在看過電影后,以一個北方婦女樸素的審美判定,自己從來沒看過這么美的電影。這是她眼中的《刺客聶隱娘》,侯孝賢電影里的美對一個北方農婦起了作用。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電影《千禧曼波》

后來,我沒機會親見過侯孝賢,卻意外地認識他身邊幾個人,還有住在朱天文家附近的朋友,也經常跟我描述侯導坐公車去附近咖啡館聊劇本的情形。其實,侯導演患失智癥的事在圈子里傳好幾年了。我認為,媒體說一個導演退休相當無趣。

這幾年間,侯孝賢新片《尋找河神》不時傳來消息,但我總隱隱地覺得,可能看不到了。事實上,他完全可以讓這些年培養的后輩去完成他的電影志愿,自己掛個名……一切只因他是侯孝賢,走過臺灣新電影那段歷史的,最有影響的,也是最真實的人。也許對有的人來說,電影是一份工作,而侯孝賢可能已經走過了這個階段。最后一部電影命名為《尋找河神》相當意味深長——這個河神,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隱喻,所以他必須親手去找。

電影《最好的時光》

像他過去那些電影一樣,站得不夠遠,經歷不夠長,都很難看清什么:從 1983 年《風柜來的人》后,侯孝賢的形象越來越像“江湖大俠”,越走越孤絕,直到 2015 年《刺客聶隱娘》在戛納電影節拿獎一刻,我心中忽然生出無限感慨。

在我看來,這條路上一開始并不只有他一個人,可是后來這樣的人幾乎絕跡。這樣的人明明可以融入更大的“集體”(如調配流量明星和大投資),可他沒有。他的存在,比電影圈制造出的各種假象都重要,年輕電影人遲早會回過神來。他給的是希望,夠實在。侯孝賢有句話常被人引用:一個人,沒有同類。哪怕他的朋友楊德昌在世,他也完全有可能說出同樣的話,因為他是藝術家,所有真正的藝術走到最后,身邊就不該還有任何人——藝術家也可以用此自證。這是逃不掉的!

那時,你將成為一個人。平時不覺得“所有人”這個概念虛無,一寫到侯孝賢,它就顯得有點大而無當!面對一個如此具體的人,那種實實在在,可親可敬是最珍貴的。也許,在某種微弱的希望中,一個人又是所有人——這句話看著別扭,其實意思不復雜。煙消云散在所難免,有種東西會在人群流傳下去。

(節選自“法國電影新浪潮小史”專欄之七《美好時代,新浪潮的注解》,

原載《天涯》 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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