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數起濫用指定監視居住強制措施造成嚴重后果的事件受到廣泛關注。但這一現象并非今日才有。事實上，近年來，被非法指定監視居住并在“指居”期間遭受刑訊逼供的刑事案件當事人不在少數，在個別地方，濫用指定監視居住已經成為野蠻生長的毒樹之果，給國家法治建設和司法機關形象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亟待遏止。

當前，濫用指定監視居住強制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犯罪嫌疑人有住處，本應在住處監視居住，卻被指定監視居住。

根據刑訴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只有在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處，或者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情況下，才適用指定居所執行。

也就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有自己的住處，且不涉及與國家安全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犯罪，那么辦案機關就不能對其采取指定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張三明明在辦案機關所在地有住房，涉嫌的是普通犯罪，不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也不是恐怖活動犯罪，卻被辦案機關指定到異地監視居住，并在指定監視居住期間離奇死亡——這就是對“指居”的典型濫用。

個別辦案機關為什么要違反法律的明確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呢？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三款也許能提供答案。該條款規定“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在實踐中往往具體化為監視居住由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執行。這樣一來，個別辦案機關不惜違法也要對犯罪嫌疑人指定監視居住，就不難理解了——將犯罪嫌疑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好讓案件的處理朝自己預想的方向發展。這也決定了個別辦案單位在對犯罪嫌疑人非法采取指定監視居住的措施后，為了達到最終目的，接下來很可能會進一步實施違法行為。

第二，被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律師會見權被非法剝奪。

根據刑訴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可以適用監視居住措施的有兩類人：一類是符合逮捕條件，但有特殊情況（如患有嚴重疾病、懷孕、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羈押期限屆滿），不宜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類是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交不出保證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此可見，監視居住是一種比逮捕要寬緩、比取保候審要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

根據刑訴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即便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要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辯護律師都有權隨時要求會見，而無需任何單位的批準或者許可。當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既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律師都可以隨時要求會見，無需任何單位的批準或者許可，考慮到監視居住（無論是正常的監視居住還是指定監視居住）是比逮捕更為寬緩的強制措施，辯護律師當然更加可以隨時要求會見，而無需任何機關的許可或者批準了。對此，負責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安排會見。

而且，刑訴法第三十九條第五款還明確規定了，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而刑訴法第三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也就是說，辯護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的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無需經偵查機關許可；負責執行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只負有及時安排辯護律師會見的責任，而沒有不允許辯護律師會見的權力。

刑事訴訟法之所以沒有規定辯護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是因為該條款是對看守所的專門要求，無法直接對負責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適用。但根據刑訴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以及監視居住的屬性，實際上刑訴法已經確定了被監視居住（包括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律師可以隨時要求會見，無需任何單位的批準或者許可，負責執行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必須及時安排辯護律師會見。

然而，司法實務中的實際情況卻是，辯護律師向公安機關提出的會見被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要求經常被無理拒絕。據某熱點案件辯護律師反映，他們曾在長達半個月的時間里持續要求會見被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全部遭到拒絕。而這種拒絕給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

第三，犯罪嫌疑人在被指定監視居住期間遭受刑訊逼供。

刑事訴訟法規定“偵羈分離”，主要目的是防止偵查機關利用羈押權形成的對犯罪嫌疑人的控制，對犯罪嫌疑人施加恐嚇、威脅甚至暴力，逼取口供，釀成冤錯案件。事實證明，偵羈分離制度對于防止刑訊逼供發揮了重大作用，凡是嚴格執行該制度的地方，刑訊逼供就大幅減少甚至絕跡，但在個別改制度執行不暢或者廢弛的地方，刑訊逼供很容易死灰復燃。

在犯罪嫌疑人被指定監視居住的情況下，由于執行監視居住的是公安機關——司法實務中經常是偵查機關或者是跟偵查機關十分熟悉的單位，使得刑事案件的處理很大程度上回到了偵羈合一的老路上。加之指定監視居住期間，辯護律師的會見權經常被侵犯，犯罪嫌疑人會見律師的權利被非法剝奪，這就給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大開了方便之門。結果就是不少被指定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反映，他們在被指定監視居住期間，遭受了嚴酷的刑訊逼供。

非法指定監視居住引發的問題，已經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和強烈不滿。須知——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辯護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的非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無需經偵查機關許可，負責執行監視居住的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安排辯護律師會見；嚴禁刑訊逼供——這些都是刑事訴訟法的剛性規定，有關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遵守和執行，刑訴法沒有賦予他們選擇的余地。對刑事訴訟法如此剛性的規定，是不允許公然踐踏與肆意違反的，否則就是一種嚴重的司法倒退。

而最不可思議并且最需要引起關注的是，個別辦案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濫用指定監視居住的行徑經媒體曝光，被輿論關注，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后，相關監管部門卻很少出面糾正和問責。這種現象令人擔憂。如果不用實際行動遏止非法濫用指定監視居住的現象，這必然對我們建設法治國家構成嚴重威脅，甚至是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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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堅衛，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