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好書推薦」朱民：讀《范式變更：碳中和的長潮與大浪》碳中和帶來的“范式轉變”宣告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工業文明”開始退出歷史舞臺

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碳中和共識及其所引發的行動，標志著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傳統發展范式開始落幕，新的綠色發展范式由此興起。這一新的發展范式將為人類提供新的現代化模式，為中國和世界帶來可持續的綠色繁榮。有史以來，還從未有過像碳中和這樣規模巨大、覆蓋一切、穿透一切、如此完美的自我革命和自我顛覆。碳中和不只是簡單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術問題，更表現為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全面和深刻的人類發展“范式轉變”。

中國的“雙碳”承諾，既是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擔當，也是中國以碳中和推動經濟綠色轉型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選擇。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將“中國式現代化”確立為中國今后的“中心任務”。“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簡單地學習和追趕西方現代化，而是對工業革命后建立的現代化概念的重新定義。這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便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的基本特征和本質要求。碳中和目標和“中國式現代化”，都意味著發展范式的深刻轉變。

發展范式的上述轉變意味著發展底層邏輯的變化，這將徹底改變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發展理念、發展內容、發展方式。這些改變會深入影響資源概念、企業組織模式、商業模式、金融模式、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等方面，具體表現為能源體系、基礎設施、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金融體系、技術創新等領域發生的新變化。轉變發展范式需要對經濟學基本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包括價值理論、財富的內涵和測度、成本與收益概念、最優化概念、消費者和企業行為的目標及約束條件等。在碳中和的“范式轉變”下，人類的生產目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都會發生變化。社會價值也會發生變化，人、生產、社會、自然將融為一體。我們需要從“范式轉變”這一宏大的歷史視野出發，思考、觀察、理解碳中和帶來的人類發展新邏輯。

碳中和帶來的“范式轉變”宣告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工業文明”開始退出歷史舞臺。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帶來了物質生產力的飛躍，提高了人均產出和收入，取得了物質指標上的巨大成功。但是，這種以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的發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質資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態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其對高碳能源和材料的過度開采和使用，以及對物質資本的嚴重依賴，導致了全球氣候變化風險與自然資本和生態恢復力的枯竭。人們為追求物質消費而過度掠奪自然，破壞了生物的棲息地與多樣性，引起了嚴重且廣泛的環境退化。除了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發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對“健康”和“平等”的持續壓力，削弱社會凝聚力。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演進不能再使福祉獲得相應提高。傳統發展范式的不可持續性是全球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嚴峻挑戰。碳中和帶來的“范式轉變”也將重新定義發展的目標。傳統的工業革命使用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一狹隘的產出衡量標準，將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這一目標夸大了物質商品和市場化服務的消費對福祉的作用，既沒有充分考慮生產和消費對社會環境方面的機會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確闡述或理解傳統發展范式對環境施加的不可持續壓力、對公共衛生的威脅和對社會福利的侵蝕。在碳中和開啟“范式轉換”后，發展的根本目的轉變為提高人們的福祉。這種從“最大化物質產出”向“思考福祉”的變化需要多維度理解人類的幸福感，由此回到“以人為本”的價值理論，體現“超越GDP”的基于福祉的發展目標。

新發展范式將重新定義發展的內容。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狹義的物質，人類的幸福感也將逐漸與物質商品消費脫鉤。因此，新的發展內容必須包括物質和非物質產出，涵蓋環境保護、健康、社會和諧等多個需求維度。整個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都將由此發生本質變化，生產和消費系統也會隨之轉變。在生產方面，新的發展范式重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將人類活動置于大自然的邊界之內，考慮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生產要素之間的平衡，要求物質資本的使用不能削弱其他資本。此外，除了通過進入生產過程提高人類福祉，這四類資本還在其他多個方面對人類福祉作出直接貢獻。

新發展范式還將改革政府的定位和功能。碳中和本質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新型公共產品。碳中和的目標、碳市場和相關法規不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的，而是政府為避免氣候危機、提升整體社會和人類的福祉而人為創造的。鑒于氣候變化問題是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的結果，碳中和轉型便是政府的一項艱巨任務，需要其在經濟管理以及資源配置方式上進行快速、深遠、持久的變革。發展范式轉型遠不只是通過零碳技術促使排放與增長脫鉤，還需要改變資源配置、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的模式，并對社會價值觀等方面進行系統性重塑。此外，政府還需要改變城市和社區的資源利用方式，對經濟活動和行為模式進行實際重組，以及使用更普遍的“福祉”定義來衡量發展政策的效果。這就要求政府在讓市場更好地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進行更積極的戰略規劃指導。政府需要通過“頂層設計”進行戰略謀劃，充分融合市場機制和激勵機制，在轉型過程中有效協調技術創新、制度改革和社會轉型；政府也要從發展范式轉型的新視角制定公共政策，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政府還要推動形成廣泛的碳中和社會共識，促進消費行為轉變，形成“自我實現”的市場預期，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和新經濟的出現。

【朱民：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