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副刊為《復旦青年》學術思想中心出品：共分為思緯、讀書、天下、藝林、同文、詩藝、燈下、專欄八個欄目，與你探討歷史、時事、藝術等話題。

讀

書

不止是書，不止閱讀。讀書以書籍為跳板引出文章的主題，深入分析每一部書籍的內涵，搭建每一位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

此文可能涉及到部分偵探小說情節劇透，請知悉后選擇是否閱讀。

很少有一個角色能夠擁有這樣的成就：他的名字傳遍世界各國，歷時百年依然膾炙人口。他的故事是世界流行文化史上知名度最高、流行時間最長的系列。以他作為靈感來源的改編創作不斷涌現，直至今日依然熱情不減。在如今以網絡為傳播媒介的大眾文化場域中，福爾摩斯繼續著其驚人的生命力。對于這樣一個“超級IP”，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他及他的助手華生的人物形象？又該如何分析他的故事在偵探小說發展史上的作用和意義？能否通過福爾摩斯的故事，看到社會、歷史與文化的不同面向？

一切問題還要回到《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中去尋找答案。本學期，復旦大學中文系戰玉冰老師開設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讀書小組。《復旦青年》有幸邀請到戰老師，帶領我們深入走進福爾摩斯的世界。

另外，戰玉冰老師在中文系開設了本科生專業選修課程“近現代中西偵探小說與電影專題研究”。歡迎同學們來選修戰老師的課，學習更多與偵探小說相關的知識！

戰玉冰

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

主要研究方向為類型文學與電影

復旦青年記者 董菁 采訪、撰稿

復旦青年記者 蔡怡婷 編輯

人物：偵探與偵探助手的自我修養

偵探小說誕生于一個理性的時代。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偵探小說的發展進入第一輪高峰。其時，第二次工業革命興起，歐洲啟蒙運動進入后期，人們普遍對于啟蒙和理性懷著樂觀的情緒。同時，充斥于現代都市中的潮流和矛盾，也迫使著人們通過理性建立防衛機制，應對都市生活帶來的精神刺激。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以福爾摩斯為代表的早期偵探形象便是理性的人格化。他的世界是可知且可控的。一方面，他篤信可以利用理性這一認知世界的方式解釋一切奧秘；另一方面，世界的“可知”意味著世界本身具有秩序。只要偵探透過復雜的線索理清因果鏈條，就可以恢復世界的固有秩序，從而把控世界。

對于理性的信賴反映在福爾摩斯的行為和思維模式中，主要體現為他對于知識和信息的占有與篩選，以及他的“演繹法”。前者包含著偵探的經驗理性，后者體現了偵探的邏輯理性。

偵探和知識之間構成一種有趣的關系。一方面，認知的欲望，意味著對于把控世界、獲得秩序感的渴望。福爾摩斯通過獲取科學知識、運用科研手段，增強著探案的能力，也即用理性掌握世界的能力。在開篇之作《血字的研究》中，初次登場的福爾摩斯就在化學實驗室中做著實驗，歡欣于自己發現了一種只能用血紅蛋白沉淀的試劑。并且，福爾摩斯往往通過對于犯罪現場的指紋、足印、毛發等細微痕跡的觀察，即對信息的大量掌握和細致分析，做出重要的案情判斷，這正是其經驗理性的體現。

▲初次見面的福爾摩斯和華生/圖源：《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釋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同時，在《血字的研究》中，華生曾列出一份福爾摩斯的“知識清單”。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其知識結構的驚人偏頗：

1.文學知識——無。

2.哲學知識——無。

3.天文學知識——無。

4.政治學知識——淺薄。

5.植物學知識——片面，但對莨蓿制劑和鴉片非常了解；對毒劑具有一般知識，但對實用園藝學一無所知。

6.地理學知識——限于實用。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質。他散步時曾把泥點兒濺在了褲子上，根據泥點兒的顏色和硬度他能告訴我是在倫敦還是在別的地方濺上的。

7.化學知識——精深。

8.解剖學知識——準確，但不系統。

9.驚險文學——十分廣博，他熟悉近一個世紀發生的幾乎所有恐怖事件。

10.提琴拉得很好。

11.善用棍棒，精于刀劍拳術。

12.具有豐富實用的英國法律知識。

福爾摩斯這樣解釋自己篩選知識的原則：“我認為人的腦子是一個有限的空間，你必須有選擇地吸收知識……會工作的人一定要進行非常仔細的選擇，記住對他有用的東西，拋開無用的一切，并把有用的東西條理化……不能讓無用的東西排斥有用的東西。”

在基于“有用”“無用”這樣實用主義的原則進行知識篩選的過程中，他對實用性的判斷是完全圍繞探案來考量的。然而探案本身并非實用主義的，而是游戲性的。對于福爾摩斯來說，探案的根本目的在于滿足自己用理性掌控世界的欲望。正如克拉考爾在《偵探小說：哲學論文》中所說：“他解謎只為猜謎的過程。”

福爾摩斯的“演繹法”當屬理性運思方法的使用范例。在大都市中，人們對于陌生人的認識是空間性的，即我們只能知道對方在當下時間斷面上的情形，而無從知曉對方過往時間中的經歷。“演繹法”的功用，就在于把斷掉的時間鏈條重新連接起來，把空間性還原成時間性。最好的例子，莫過于福爾摩斯看見華生的第一眼，就能推斷出他從阿富汗來。

然而，如果我們細究其“演繹法”，不難察覺其中的漏洞。為什么身上帶有軍人風范一定能推論出一個人當過兵？為什么寫在墻上的“Rache”一定是德語單詞而不能是未寫完的人名“Rachel”？我們會發現“演繹法”其實是一個無法與現實精確對應的、高度封閉化和形式化的文本空間。

因此，福爾摩斯的“演繹法”實際上是對于理性精神的浪漫化想象。作為類型文學和通俗小說，福爾摩斯的故事帶有很多幻想性。如果將“演繹法”視為邏輯推理的形式，那么它確實無法達到之后“黃金時代”偵探小說那樣高度謎題化的嚴謹程度。然而，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個文學的形式，那么它很好地起到了為福爾摩斯增添傳奇色彩的作用。對于“演繹法”，柯南·道爾往往采用一種敘事策略：福爾摩斯總是先拋出結論，再反過來解釋推理的過程。他并不需要尋找唯一的可能性或者推想所有可能，而只需要找到一種足以支撐其邏輯鏈條的可能性。這種策略用驚奇的效果，掩蓋住其在真實性上的瑕疵，從而讓讀者以為這是無可質疑的邏輯鏈條。這也是福爾摩斯的故事能在當時眾多偵探小說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總體而言，福爾摩斯是一個帶有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作為理性的化身，他的形象被神化，是一個符號性、功能性的扁平型人物，無法被文字穿透和解釋。小說中沒有對于他的心理描寫，因為那是黑洞般的存在，不能被看穿。偵探本身比案件更為神秘。同時，作為正義的維護者，福爾摩斯當之無愧地符合“英雄”的定義。漢代劉劭曾經定義“英雄”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福爾摩斯的超群智商無須多言。而相比于之后“黃金時代”并不充分具備身體能動性的偵探形象，福爾摩斯的身體總是高度在場的。他可以身手矯健地爬上馬車進行跟蹤，也可以與嫌犯搏斗且幾乎戰無不勝，正所謂“膽力過人”。

▲福爾摩斯與警方制服罪犯/圖源：《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釋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然而，這樣一個神秘化的人物顯然不適合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需要一個講述者帶領我們走近他身邊，那就是忠誠可靠的華生。第一人稱旁觀者的敘述視角，給讀者以代入感，并且提供了窺視偵探生活和行動的刺激感，但相對地，它也避免了直接窺探其內心世界的可能性。此外，華生的敘述視角作為限知視角，也使我們無法在一開始知道全部情況。跟隨福爾摩斯探案的過程就像慢慢解鎖地圖的過程，讀者才能體驗到認知的樂趣。

同時，福爾摩斯的神秘形象，也帶來了一個二重悖論：其人物形象是超拔于現實的，然而故事發生的場景卻又是真實的。如何保證一個虛構的人物與現實世界不顯得脫節？華生的存在至關重要。他是當時偵探小說的主要閱讀群體，即中產階級男性的鏡像，也是那個幻想世界的守門人，為福爾摩斯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帶來平衡穩定的作用。

從現實層面上講，華生的存在也為故事的展開提供了很多便利。作為一個醫生，他具備驗尸的職業技能。雖然福爾摩斯也精通醫學，但是華生的驗尸結果在當時的社會是更受信任的。同時，軍人兼醫生的社會身份，對于那些需要和性格古怪的福爾摩斯打交道的人們來說，更能提供給他們一種信任感。而且，作為軍人的經歷賦予了華生冒險的潛能，精力充沛、行動力極強的他總能及時地配合著福爾摩斯。

時空：維多利亞鼎盛時期的倫敦

我們可以類比馬伯庸的小說，來理解福爾摩斯的故事中對于時空的處理。馬伯庸曾說，他的創作是“三明治式”的，是兩層真實夾一層虛構——大的時間節點和史實、具體的空間地點等細節是真實的，而中間的故事是虛構的。福爾摩斯的小說大致也是如此。

從空間來講，小說中整個倫敦城的空間是高度真實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火車站，乃至《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去往巴斯克維爾莊園要坐哪趟火車，都是非常準確的。

置身于這樣一個由交錯復雜的街道構成的都市空間中，華生不止一次感慨：“這座城市太大了。”龐雜的都市空間，對于普通人來說，是難以全面認知和把握的。而福爾摩斯則能夠通過對于倫敦街道地名的極度熟稔，來達到對這座城市的精神把控。正因此，在后來很多人們心中，福爾摩斯的形象就是倫敦城市的守護神。

然而小說中的倫敦也有與現實不相符的部分：當時倫敦的罪案實際上大多發生在東區，即貧民區，而小說中的案件都發生在西區，即中產階級及富人的居住區。也就是說，當時中產階級的生活實際上是很安穩的。當來自中產階級的讀者閱讀福爾摩斯的故事時，會產生一種窺視的快感：他們自身處境非常安全，但是可以窺視發生在自己周圍的、鄰居家中的案件。這就仿佛是一種“躲在溫暖的被窩里看恐怖片”的刺激感。

從時代來講，福爾摩斯的故事籠罩在維多利亞鼎盛時期的背景之下。小說中處處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縮影。

彼時的倫敦，正如華生在《血字的研究》開頭所說的那樣：“倫敦這個大污水坑，這里聚集著大英帝國所有的游民懶漢。”城市的擴張滋生著罪惡。這里混雜著大量的流浪兒童、酒鬼和外來人口。與此同時，這座城市呼喚著正義。警察這一職業出現并逐步發展，福爾摩斯這樣理性與正義的化身也在那個時代獲得讀者的青睞。

▲福爾摩斯的“流浪兒小分隊”/圖源：《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釋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小說還呈現出資本主義都市發展中出現的新型職業和人際關系。以《血字的研究》為例，兇手的馬車夫這一身份正是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產物。這也是除偵探以外為數不多的，能合法地游走于城市之中、熟悉各種街道的職業。又如《證券經紀人的書記員》中，罪犯正是利用了陌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彼此生疏的人際關系，才得以冒充另一個身份實施犯罪。

此外，福爾摩斯的故事也能反映出當時正進行殖民擴張的英國對于異域的想象。例如《斑點帶子案》中被用于殺人的毒蛇是來自印度的；《戴面紗的房客》中吃人的獅子是來自北非的；《四簽名》中的殺手是來自印第安的侏儒。這些異域色彩增強了福爾摩斯故事的傳奇冒險特色。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是作為殖民帝國的英國對于被殖民國家的想象。在這樣的想象中，那些國家總是蠻荒落后、需要被考察、被拯救的。

故事：一個文類是如何成長的？

福爾摩斯的故事受到偵探小說的鼻祖愛倫·坡的影響。這自不待言，偵探配助手的模式明顯帶有愛倫·坡筆下杜賓和“我”的影子。與此同時，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涌現出大批都市犯罪小說和異域傳奇故事，柯南·道爾早期的創作顯然受到這兩個脈絡的影響。例如在《霧都孤兒》中，奧利弗正是被倫敦的犯罪組織脅迫進行偷竊的；史蒂文森的《金銀島》、哈格德的《所羅門王的寶藏》等都是當時流行的帶有異域色彩的小說。

當然，福爾摩斯的故事也對其后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黃金時代”的阿加莎筆下也有很多偵探配助手模式的故事，例如波洛和黑斯廷斯。不過，柯南·道爾更為重要的影響在于，他開創了長篇偵探小說體裁。

對于偵探小說而言，從短篇發展到長篇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作為一種注重故事情節編排技巧的文類，文本體量的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展開空間和更充分的情節發展。然而柯南·道爾的長篇創作并非一開始就取得成功。

《血字的研究》作為福爾摩斯系列的第一個長篇，最大的問題在于其中探案的故事和犯罪的故事是割裂開來的。柯南·道爾還無法在一個完整的結構中去講述這兩個故事。更為合適的寫法應該是通過講述探案的故事，同時還原出罪案的故事。

而在其創作后期出現的長篇《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顯然是一篇更為成熟的小說。它的敘述技巧在于，先讓華生獨自前往莊園去查案，福爾摩斯則在之后才現身。通過這樣的形式，小說把查案的過程不斷延宕推遲，從而展現出更復雜的情節和線索。

同時，《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對于荒涼孤僻的大宅中破敗景象的描寫，和“地獄之犬”這一元素，顯然帶有愛倫·坡小說的哥特風格。而小說中將發生罪案的空間從都市轉移到鄉村，也進一步開創了鄉村偵探故事的新模式。這一模式對于之后阿加莎的小說產生了很大影響。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書籍護封/圖源：《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釋本）》 同心出版社 2013版

衍生：不斷歸來的夏洛克·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的風靡是一個不斷“疊buff”的過程。他的故事在當時脫穎而出，之后的傳播和改編，更是持久地塑造著福爾摩斯這一人物形象。新的意義和理解，不斷被混入“福爾摩斯”這一符號場域里面，對于他的演繹越發豐富，也就越發深入人心。

在21世紀，我們依然能看到以英劇《神探夏洛克》（以下簡稱《神夏》）為代表的優秀改編作品。《神夏》的改編，可謂在高度熟悉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了經典與現代的融合創新。

首先，《神夏》將福爾摩斯故事的背景從維多利亞時期轉移到現代，同時將福爾摩斯形象原型中的很多特點進行現代的改編。例如《血字的研究》中兇手是馬車夫，《神夏》則將兇手變成了出租車司機；原著中的福爾摩斯是能打電話就不寫信，劇中改編成他能發短信就不打電話；原著中一些經典的對白也被放到了《神夏》的臺詞中。類似的細節處理使得劇集一方面致敬了原著，同時也適應了現代都市的背景。

其次，《神夏》將“演繹法”這樣不可見的推理形式進行了視覺化處理。當夏洛克在犯罪現場仔細搜尋著線索并沉浸入推理之中時，畫面中會以字幕的方式呈現出他此刻的所思所想，從而帶給觀眾更直觀的感受和沉浸式的體驗。

▲《神夏》中用字幕展現福爾摩斯的推理過程/圖源：《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一集

此外，柯南·道爾在進行福爾摩斯故事創作的時候，并沒有構想過一個整體連續的體系。但是《神夏》則有意識地將每個故事串聯到一個更大的體系中去，就是福爾摩斯和莫里亞蒂的斗爭。例如第一季第一集結尾，兇手在臨死前說出他是受莫里亞蒂的蠱惑才開始殺人的；第二集結尾又告訴觀眾那個犯罪團伙能來到英國是由于莫里亞蒂的幫助；在第三集中大boss莫里亞蒂終于現身。這就使得整個劇集構成了一個大長篇的體系。

由此，《神夏》再次延續、甚至更加激發了人們對于福爾摩斯的熱衷和追捧。

除此以外，其他有關福爾摩斯的衍生創作當然不計可數。例如尼古拉斯·邁耶的《百分之七溶液》、尼爾·蓋曼《綠字的研究》等，都是非常精彩的改編作品。

而福爾摩斯在中國的傳播也擁有很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國時期。當時中國的翻譯大家，很多都參與過“福爾摩斯系列”的翻譯，例如林紓、周瘦鵑、劉半儂等，與此相關的衍生創作亦為數眾多。福爾摩斯在當時的中國已然成為一個流行文化的符號。到了七八十年代，葉永烈筆下再次出現對于“福爾摩斯”的改編作為科學神探符號的征用……

可以說，從福爾摩斯這一人物形象誕生之日起，他在文藝創作的各個領域就不斷地復現，一次次地歸來，仿佛這場屬于大偵探的游戲從未停止。

微信編輯丨蔡怡婷

審核丨張志強

原標題：《福爾摩斯：浪漫化的理性精神，跨時代的“超級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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