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初期，橫濱的外國人社區為何被稱為“歐洲的垃圾堆”

[英] 薩道義著譚媛媛譯

2018-10-25 18:01

【編者按】

1862年，薩道義作為英國外交使團翻譯來到日本。直到1869年歸國，他經歷了開放通商、尊王攘夷、下關之戰到內戰爆發、天皇親政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在《明治維新親歷記》中，他以日常所見，刻畫日本幕末各階層在大變革中尋找出路的艱難歷程。本文選自該書，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在這一片段中，薩道義生動描寫了普通外國人與日本平民的互動：一方面，外國人認為日本人幾乎就是騙子的代名詞，而另一方面，遠離故鄉來到日本的外國人在面對充滿誘惑的東方情調時，也不免突破原先的道德束縛，使外國人社區成為“歐洲的垃圾堆”。

那時，日本按1858年與各國簽訂的條約（1858年江戶幕府先后與美、荷、俄、英、法分別簽署的《通商條約》，史稱“安政五國條約”）開放通商口岸已歷三個年頭。在港口城市長崎和橫濱，聚集著大批貿易商人。但同在開放之列的箱館（今函館市），對商人們的吸引力卻不像現在那么大。它遠離日本的政治中心，也缺少其他開港城市那種騷動不安的熱鬧氣氛。

大部分西日本地區的貴族領主都在長崎擁有固定的貿易商，以便銷售領地內佃戶們繳納的大米和其他農產品。為購買武器、火藥和汽船，貴族的家臣們頻繁地與外國商人來往，長崎城里也因此呈現出一種友好的氣氛。美國傳教士們則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友好關系，他們向貴族的年輕子弟教授英語，并給他們灌輸一些未來對日本發揮了重要影響的自由思想。然而在橫濱，與外國商人做買賣的凈是些既沒錢又不懂貿易的投機分子。對于這些家伙來說，隨便撕毀合同、搞些商業欺詐簡直是家常便飯。外國商人們必須謹慎行事。他們向當地人購買稻草，對方收了大筆訂金后卻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交貨；他們受對方的委托進口貨品，可只要貨品的價格稍有波動，主顧們便馬上拒絕如約收貨，生怕自己遭受一丁點兒損失。生絲里往往摻進了沙子，或故意用壓分量的粗紙繩捆扎貨物，外國商人們不得不將其拆開，一股一股地仔細檢查完畢后才敢付款。購買茶葉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當地人未必會按照樣品的標準交貨。偶爾也會傳來日本商人上當受騙的消息，但大體來說，在這種“比比誰更壞”的游戲中，通常的贏家總以日本人居多。對外國商人來說，“日本人”就等同于“騙子”，橫濱城里也因此不可能指望會有絲毫的友好氣氛。

海關官員們是腐敗之王。他們索要大筆賄賂，幫助外國商人們逃避進口關稅。最大宗的賄賂是在葡萄酒、啤酒、烈性酒及日用品進口方面，受賄的官員將其按“私人用品”的名義放行，進口商從而可以免交關稅。海關官員的職位十分龐雜：包括兩位“奉行”，即關長；兩位“組頭”，即副關長；兩位負責監察所有職員行為的“目付”；若干被稱為“調查役”的主管人員；名為“定役”的高級職員。此外，還有一大群身著黑衣或綠衣的文書、譯員、進港檢查員和警察等。

口頭和書面的往來交流通常使用荷蘭語，因為當地幾乎沒有日本人學過英語，而能說日本話的外國人更是屈指可數。但人人似乎多少都懂得一些對方的語言。商人們之間還流傳著一種自造的俚語。憑著馬來語的“peggi”（不行）、“sarampan”（有破損）就能有效開展交易，倘若再懂得些日語的“Anata”（你）和“Arimasu”（有貨）之類，則似乎人人都覺得足以應付最復雜的買賣。這種新語言的明顯特征是：省略了日語里那些用以表明對話雙方社會地位的多樣的詞匯和復雜而精妙的動詞變化，因此只流傳于商人們之間。歐洲人使用這種“日語”，只能令日本人愈發加深他們對“夷狄”們的輕蔑之情。而“夷狄”，即野蠻人，恰是日本人對外國人一貫印象。

按通商條約的規定，神奈川成為最初允許歐洲人定居的地方。不過，由于恰位于東海道——即連接江戶和京都兩大城市的交通要道附近，當局一直擔心各地領主的武裝家臣會與外國定居者發生沖突。遺憾的是，沖突的確時常發生。大君的政府努力試圖化解這一難題，他們在神奈川以南、僅隔一個淺海灣的橫濱的漁村里建起了海關和幾排木造的平房，希望將外國人逐漸遷至橫濱。相比于日本官員和歐洲商人們的實際方便，各國外交代表更關心日本是否能嚴守條約的規定，有人因此強烈反對向橫濱遷移的計劃。然而商人們卻很滿意：橫濱離貨船的停泊地更近，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于是橫濱的“通商港”地位便漸漸得到了各方的承認。從那以后很長時間以來，也許直到現在，各國代表們明明居住在人口已接近十萬的神奈川對岸的橫濱，卻總要在發送公文時將落款寫成“寄自神奈川”。也正是從那時起，歐洲發來的貨物每每在兩地之間發生糾紛，原本要發到神奈川的貨物常常被送到橫濱，反之亦然。商人們之間常常會因為運費的差額吵鬧不休。

橫濱，日本五大通商口岸之一

為安全起見，外國人聚居區周圍開掘了一圈運河（護城河），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橋。出于“一舉兩得”的考慮，橋上配置了多處哨卡，由人數眾多的士兵把守，嚴格檢查進入聚居區的所有人。如此，不僅能防止危險分子混入聚居區，還可以對從外部進入聚居區內的某些商品征收稅金。起初，聚居區對所有的外國申請者開放，申請入住的人都可以免費獲得一塊地皮。然而，不少各國領事館的雇員開始考慮從中牟利。他們將白得的地皮高價賣給那些新來的人獲得暴利。后來，當聚居區再次擴大時，便規定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必須為獲得聚居區內的土地支付足夠的代價。再后來，聚居區又發行了地契，規定土地只能發放給地契的持有人，或者他的繼承人、管理人、遺產執行人、指定受讓人等。就這樣，一種介于動產和不動產之間的，對英國人來說相當新奇的財產形式便誕生了。聚居區中的街道設計完全不曾考慮一般人的出行便利，更缺乏長遠規劃。那時在日本馬車尚不多見，因此道路只留出了足夠手推貨車通過的寬度。這一缺乏遠見的決定，讓橫濱這座未來日本最重要的商業中心長期面臨交通擁擠的煩惱。凡對50年前的倫敦商業中心區或在首都不斷更迭的意大利公國時代陸續成為首都的那些城市有所了解的讀者，大抵都能想象出橫濱街頭將來的情形。在建筑物方面，外國居民們起初對那些木頭搭建的平房已感到心滿意足，但從1862年下半年開始，聚居區內漸次出現了兩層的建筑物——雖然其數量只有屈指可數的五六棟。

定居點背后是一大片新近填埋出來的沼澤地。除了建起的一個賽馬場，大部分都還空著。穿過它后面那片泥濘的泥地，便可望見“吉原”（即妓院）那粗陋的房子。某位顯赫的公爵在議會中將其委婉地稱為“年輕女子教習所”。而某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社區主教還曾特地前去拜訪，并給那里的老鴇遞上自己的名片，讓聚居區里的年輕人和無良之輩笑破了肚皮——那時聚居區里的外國居民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橫濱的娼館

那時，聚居區內已建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聚居區外側還特地辟出了外國人的墓園。墓園中長眠著的只有幾名死于日本武士（即佩帶雙刀的階層）那殘暴的、被誤導的愛國心的俄國軍官和兩位荷蘭船長。歐洲和美國的居民大多保持著良好的健康狀況，在這個陽光燦爛、風土優美的國度，還沒有人因為疾病而丟了性命。

說來也許有些刻薄，某位英國外交官形容當時橫濱的外國人社區為“歐洲的垃圾堆”。脫離了故鄉那些嘮嘮叨叨的道德約束，又突然面對充滿誘惑的東方情調，也難怪人們不能像神學院的學生那樣嚴格地保持道德情操。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比其他地方的同一階層的人更為品行惡劣。只是，在一個人人行為都半公開化、疏于藏藏躲躲的小天地里，在別處無須特別指責的小惡習在那些尚未受到誘惑的人眼中便顯得格外刺目。此外，人人都需要賺錢維持生計，盡量過上富裕的生活，但有不少人是兩手空空地來到異國，在他們眼中，道德之類的事情遠遠不及賺錢來得重要。不久，又出現了貿易中使用的“洋銀”無法兌換成本地貨幣的難題。外國商人們紛紛向日本財政當局提出了一系列他們無法滿足的要求。最終，雙方達成了妥協，問題暫時得到緩解。商人們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買入當地貨幣“一分銀”（當時日本所用的銀質硬幣）。同時，外國官方人員則可按自己的薪俸額度——有時還可更多——兌換與“鷹洋”等重的“一分銀”銀幣。

這一措施給所有正派人留下了極為丑惡的印象。反對者們稱，這無疑是在向各國公使、領事、水手、士兵們提供賄賂，誘使他們對日本方面違反條約的行為聽之任之，而將本國非官方人員的利益置之度外。這些指責無疑都是偏見。指責者們混淆了貨幣本身的性質和功能。事實上，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個人的利益關系違反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所致。按照條約規定，100美元可兌換311個“一分銀”。然而根據1862年9月的市場行情，市面上的匯率是100美元兌換214個“一分銀”。各國公使館、領事館每月可將與雇員工資總額加若干行政費用總額等額的“洋銀”兌換成日本貨幣，其中每兌換100美元將被扣除13個“一分銀”作為鑄造貨幣的成本。假使某位外交人員的月薪100美元，按官方匯率，他可以兌換到298個“一分銀”。倘若他再按市場匯率將這298個“一分銀”換回美元的話，則實際可換得139.25美元，獲利竟接近四成。而一位公使的年俸大約是3000美元，可想而知，他的獲利將更為驚人。不僅如此，各國外交機構所獲得的可兌換配額與實際支出之間都存在差額，他們將這部分差額按上述方法兌換后套利，將本應歸入公賬的“額外利潤”按薪俸比例發放給館員們。因此，各外交人員或領事館的館員們雖然表面上收入菲薄，實際上卻過著優渥有加的生活，家家都養起了矮種馬，日日痛飲香檳酒。隨著時間的推移，投入流通的“一分銀”銀幣數量不斷增加，官方匯率與市場行情之間的落差也逐漸縮小。先前所規定的兌換政策也逐步廢除。而至于金錢為什么會大把大把地飛入外交官們的錢包，自有經濟學者去加以解釋。就我個人而言，回首那段時光，實在難說是問心無愧。雖然在歷史的法庭上可能毫無意義，但我唯一可為自己辯護的理由就是：那時的我，不過是官僚機構階梯底下的無名小輩。我所做的，只是將大人物們分給我的東西放進錢包里罷了。

橫濱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榮的貿易港口

在這里，我還要再贅述一些當時橫濱社會的情形。在外國人聚居區里，鮮有女士們的身影。日本距離歐洲萬里之遙，且尚未開通定期的輪船航班。在這里，外國人的生命安全時常受到那些身帶長短刀的武士的威脅，時刻都有可能遭遇危險。中國的兩家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寶順行自然都在橫濱開辦了分號，后者在我來到日本的一兩年后便宣布關門大吉。此外，上海的大商號——弗萊徹公司和巴奈特公司也在橫濱開了分號，但如今它們早已退出日本市場，為人遺忘已久。其余的商行大多都是日本商行，還有少數外國洋行，如英國的一流商行埃斯皮納爾·康納斯公司麥克佛遜公司、美國屈指可數的大商號沃什·豪爾公司等。其他德法荷各國的洋行，則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在這里，金錢充斥著每一個角落，至少表面上如此。每個外國人都養著一兩匹矮種馬，狂歡宴會無休無止，席間香檳處處飛濺。每到春季和秋季，還會舉辦賽馬會，有時竟可看到各家以純種賽馬來進行比賽。最時髦的周日旅行是沿著東海道策馬飛奔到川崎，享受午餐后踏上歸途，在傍晚時分安然返回。有些人還會遠行到金澤、鐮倉、江之島等地游覽。不過，那些竟敢越過條約規定的開放邊界，深入到八王子、箱根等地的家伙，通常被人們視為不知死活的冒險家。

日本當局規定，唯有外國機構代表才能享有在離開橫濱25英里以外的地區旅行的特權。即使獲得公使的允許，不裝扮成公使館館員也難以前往江戶。因為種種原由享受不到這種特權的人對此極為不滿，有人公然質疑，無論與公使私交如何，作為“國家公仆”，邀請自己的同胞去一趟江戶，并為他們提供食宿，難道不是公使應盡的義務嗎？然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存在著類似的現實。雖然被稱為“國家公仆”，但公使眼下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居住在橫濱的人們。既然公使沒能滿足自己的雇主——即橫濱的英國居民——的愿望，人們自然有權在背地里發發牢騷。

那句“歐洲的垃圾堆”在聚居區里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由英國商人組成的橫濱俱樂部始終拒絕英國使領館館員加入他們的俱樂部。這種厭惡之情一直持續到1865年大不列顛王國的外交使節全部更換后方才得以平復。聚居區里的英國居民與作為這個小社會首腦的使領館之間產生對立情緒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居民們大多是些無知的年輕人。囿于本人的教養和經歷，他們對他人對待自己的態度十分敏感，很容易覺得受到了冒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這種易怒好斗的傾向尤其強烈，只能待他們歲數漸長、積累了一定的修養和閱歷后才能有所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