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后李鳳娘

李皇后出身將家。紹興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親李道見有一只黑鳳停息在軍營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兒就在這天出世，這才想起有鳳來儀的吉兆，便以鳳娘作為二女兒的名字。十幾年后，李道出戍湖北，聽說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讓幾個女兒逐個出來拜見。見到李鳳娘，皇甫坦驚惶得不敢受拜，說：“這女孩將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觀者都以為他胡說八道，李道卻聯想到黑鳳棲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風鑒之術，連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許他進宮謁見。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宮，高宗問他何事而來，他說：“做媒來。我為陛下尋得個好孫媳婦。”接著把李鳳娘出生故事搬說了一通。李鳳娘應召候選。同時入宮待選的還有皇太子妃錢氏之妹，其父便是兩知臨安府的錢端禮。宮禁內外之人都看好錢氏之妹，但高宗還是篤信皇甫坦的相術，為恭王聘了李鳳娘。

李鳳娘雖長就天姿，卻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發驕橫悍狠了。太子入居東宮，左右侍奉的宮女人數自然不能與恭王府同日而語。李鳳娘受不了，經常在德壽宮與孝宗夫婦面前訴說太子左右的東長西短。高宗老大不高興，與皇后吳氏談話時后悔道：“畢竟武將之后。我被皇甫坦誤了！”孝宗也好幾次訓斥她：“你應該學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與太子爭吵，我寧可廢掉你！”

孝宗只想鎮懾住她，并不打算真廢皇太子妃。李鳳娘卻又氣又怕，認為這是太上皇后吳氏在挑唆。冊立為皇后以后，李鳳娘更肆無忌憚、目中無人了。孝宗和謝皇后對太上皇帝高宗與太上皇后吳氏非常孝順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卻十分傲慢無禮，有時甚至乘著肩輿一直到重華宮內殿才停下。有一次，謝氏在談話時提到這類事情，李鳳娘竟惱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結發夫妻！”言外之意譏諷謝氏由嬪妃冊為中宮的。在場的太上皇孝宗聽到這種挑釁性回答，與太上皇后謝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內禪前夕黃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廢黜李鳳娘的念頭。他把自己信得過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華宮，私下與他談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堅決以為不可行。或許認識到廢后會引起政局風波，這事終于作罷。但李皇后對孝宗和太上皇后謝氏的怨懟卻越積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臟不好。太上皇既擔憂又關心，從民間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據說服了心病即可痊愈，準備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來問安時面交給他。大內宦官原就企圖制造三宮摩擦，好讓皇帝無暇萌生“盡誅此曹”的念頭，便對李皇后說：“太上合了一大丸藥，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給他。萬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聽說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為皇太子，卻屬意于嘉國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藥準備著，便銜恨在心，以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決定為兒子博一次，也投石問路摸一下虛實。不久，恰有內宴，她突然當面向太上皇提出，請立嘉王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慮，沒立即表示同意。李鳳娘立馬發作：“我，是你們用六禮堂堂正正聘來的；嘉王，是我親生的，為什么不能立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沒有作聲，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會輕改主意的。

李鳳娘像

內宴不歡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著嘉王，一手抹著眼淚，把丸藥的事與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訴：“壽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廢你；給你服那顆大丸藥，就是讓嘉國公好早點繼位。”光宗受禪后，頗感貴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樣能隨心所欲。重華宮的太上皇、慈福宮的太皇太后雖不過問朝政，但一個父親，一個祖母，自己每一句話語，每一個舉措，都必須看太母的臉色，聽壽皇的教訓，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總讓他感到有一種父親對兒子的威懾。對太上皇執意讓魏王之子嘉國公作為自己皇位的繼承人，光宗本來就窩著一肚子火，現在一聽皇后的挑唆，也有點信以為真了。

光宗即位后，妃嬪也多起來了。宋代后宮之制，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獨立的房院。紹熙時，自立房院的嬪嬙有黃貴妃、張婉儀、武才人、潘夫人、符夫人、大張夫人與小張夫人，最受恩寵的要數黃貴妃。早在淳熙后期，太上皇高宗見皇太子身邊沒有侍姬，就把黃氏賜給了他。光宗一即位，除冊立皇后李鳳娘外，還進封黃氏為貴妃。他把宮中收藏的揚無咎名畫《紅梅圖》賜她，還在畫上題詩一首：

去年枝上見紅芳，約略紅葩傅淺妝。

今日亭中足顏色，可能無意謝東皇？

以紅梅喻貴妃，以東皇自況，過去你紅葩淺妝，今天在我東皇照拂下，你位至貴妃，顏色十足，還不謝我嗎？調笑中透漏出對貴妃的昵愛。

在妃嬪隊中，皇帝“朝詠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對黃貴妃尤其專寵，李鳳娘自然妒火中燒，開始不擇手段地報復。一天，光宗在洗手時見宮女端盥盆的雙手嫩如柔荑，白似凝脂，愉悅之下，大感興趣。幾天后，皇后派人送來一具食盒，打開一看，皇帝差點嚇昏過去，食盒內盛放的竟是那宮女雪白的雙手。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慣例，光宗將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禮。宋代祭天地前，皇帝、宗室必須在前一天享太廟，受誓戒，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宮，必須夜宿南郊青城的齋宮。李皇后就在大禮前一天虐殺了黃貴妃，派人去通報了貴妃“暴死”的消息，自己到玉津園散心去了。光宗在齋宮接到稟報，又驚駭，又憤怒，他絕不相信活生生的黃貴妃會一天之間無疾暴卒，猜想必是李鳳娘下的毒手。但明天是祭祀大典，他不能違背歷代禮制趕回后宮看個究竟，便哭泣個不停。

郊祀大禮在下半夜丑時七刻（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時左右）開始。這時，星月當空，夜色清澄。光宗一夜淚流不止，懷疑黃貴妃是否真死了。但這時，他只能強打起精神，進入指定的位置，穿戴上袞冕，拿起大玉圭，準備主持大禮。

忽然，狂風驟起，把祭壇上燈燭全數吹滅，祭壇頓時漆黑一片。轉眼間，一兩朵將熄未滅的火苗被狂風猛地吹向了周圍的簾幕，簾幕撲剌剌傾倒下來，火舌卻狂竄起來，蔓延成勢不可擋的大火。光宗被這突如其來的景象嚇呆了。在場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風烈火驚退了。瞬間，大雨夾雜著冰雹劈頭蓋臉地打下來，夜黑如墨，風火雨雹之中，眾人都自顧不暇，也無法前往救駕了。

不一會兒，天色霽晴，大火已被豪雨撲滅。曙光微熹中，玉帛牲牢狼藉遍地，連祭祀用的鎮圭也不知去向了。郊禮已無法進行。內侍們這才把嚇懵了的光宗扶上車駕，送回大內。昨天，接到黃貴妃暴死的噩耗，今天又受到大驚嚇，光宗自“以為獲罪于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震懼感疾”，患上了精神分裂癥。

皇帝被送回大內，黃貴妃的死因大白。但光宗對悍后無可奈何，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齒，精神病徹底發作。實際上，精神病遺傳因子早就潛伏在光宗的體內，平日一無節制地酗酒，再加上震驚與恐懼的雙重猛擊，病情來勢洶洶，“噤不知人，但張口囈言”。

內侍馳報北內，太上皇帝孝宗與太上皇后謝氏連夜趕來探視，見光宗雖已睡去，卻仍滿口臆語。孝宗既擔心，又氣憤，便把李皇后喊來。李鳳娘與親信內侍大約隱瞞了虐殺貴妃事，只說皇帝飲酒過度而驟然發病的。太上皇大聲訓斥道：“你不好好照顧皇帝，反使他病到這等地步，全不顧宗廟社稷之重，”憤怒至極時扔下一句話：“萬一好不了，就族滅你李家！”

太上皇準備回時，光宗醒了，聽內侍說壽皇在，便矍然而起，驚怖地下榻叩頭，請罪不已。孝宗慰解再三，仍不能使他釋懷。回北內后，孝宗坐臥不安，又把丞相留正召來責備：“我讓你任相，卻不強諫，你干些什么事？”留正說：“不是不諫，沒奈何皇帝不聽。”孝宗說：“今后你須苦諫。皇帝如不聽納，他來問安時，我再好好勸他。”

光宗這一病可真不輕，太上皇在重華宮焚香祝天，祈禱兒子早日病愈。大約半個月后，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轉。照例，冬至有大朝會，這種大朝會一年僅舉行三次，即元日、五月初一與冬至日。但皇帝病得連邁腳登樓都不行，只能免了。病情稍愈后，李皇后哭訴說：“我勸官家少喝酒，就是不聽。近來你病了，壽皇幾乎打算族滅我李家。我李家有什么罪過？”接著又把太上皇對留正說的話歪曲走樣地搬弄了一番：“聽留正得到圣語說：如再過宮，一定要留住官家，不讓還宮。”精神分裂癥病人，本就容易妄想別人暗算自己，光宗聽了李鳳娘這番話，再與她此前挑唆的丸藥、廢立等謠言串連起來，自此而后始終擔心太上皇要害他、廢他，內心深處視每月四朝重華宮為畏途險徑，總千方百計地找尋借口，推延日期，于是導致了持續數年的過宮風波。

一個精神病者主天下

郊禮以后的第15天，光宗才在內殿召見宰執大臣，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再過半個多月，就是紹熙三年正月初一，照例應是正旦大朝會，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而一月四朝重華宮的儀式，只能請宰執前往代行恭謝之禮。開春以后，病情稍有好轉，光宗才恢復升延和殿聽政，但五月一日大朝會，還是未能如期舉行。其后，皇帝雖勉強聽政，但大朝會卻只在紹熙五年元日舉行過一次，其他都付闕如。即便聽政，他對臣下也經常“目瞪不瞬，意思恍惚”。從紹熙二年歲末起的兩年多里，就由這樣一個精神病患者君臨天下的。

光宗的病情時好時壞，倒使李皇后更有機可乘，自紹熙三年后，政事多決于李皇后。不過，她對大政實在沒有多大興趣與能耐，只是一味為娘家大撈好處。宋代遵循漢朝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國以后，即便追贈王封也不輕用于外戚，李皇后卻封李家三代為王，兩個侄子都官拜節度使。紹熙三年十一月，李鳳娘再次歸謁家廟，推恩親屬26人，172人授為使臣，連門客都蔭補為官，恩蔭之濫為南宋以來所僅見。李氏家廟僭越規制，防護之兵居然比趙氏宗廟還多。這一切當然都以光宗的名義頒布詔旨的。

對皇帝受制于悍后，臣下不是沒有勸諫。據《宋史·羅點傳》，有一天，光宗在便殿召對他，羅點問：“近來，朝廷內外都相傳，說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因而沉湎酒色，不恤政事，確有這等事嗎？”羅點是東宮舊僚，才敢以“內有所制，不能遽出”，來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光宗答道：“沒這事。”羅點見皇帝不愿正面承認，只得轉而進諫道：“我原就知道陛下不會不恤政事的。宮禁之間或有拂心亂意的事，姑且借酒自遣罷了。鄉下老百姓，閨門有不順心事兒，還縱酒解悶呢！不過，人主君臨天下，這心應像青天白日，風雨雷電過后，湛澈清明。怎能容許再有纖芥塵垢停留在天日上呢？”

紹熙五年初，起居舍人彭龜年進呈自編的《內治圣鑒》，光宗問了書的大旨，說：“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接著，他看了龜年的《進書札子》，又說：“祖宗待外戚最嚴，此處便不可容易壞了。”龜年道：“祖宗不輕委外戚權任，也是愛養親戚之道。我這書大抵對女謁、宦官防之最嚴，這些人見了，恐怕不會讓陛下經常閱讀的。”光宗說：“不至于這樣。”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紹熙初政時，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何況如今患了精神病。羅、彭的進諫對皇帝來說，猶如馬耳東風，至多換來口不由衷、言不符行的應答而已。

也許病情關系，對東宮舊僚與春坊舊人，光宗反倒較為信任和親近，對姜特立的眷念之情也從心底喚起而不可遏制。紹熙四年五月，他讓姜特立起任浙東馬步軍副總管，還準備召他入宮，賜錢2000貫作為行裝費。姜特立受召，光宗完全可能一念之轉將他留在朝內，就難免出現近佞弄權的政治局面。這一詔命立即遭到朝臣們的反對，彭龜年、蔡幼學、項安世等紛紛請皇帝收回成命。光宗卻在給事中謝深甫的繳駁上批道：“朕憫其舊臣，無辜而去，特與書行。”

反對最賣力的是丞相留正，動機依舊公私兼顧。他擔心姜特立應召赴闕，光宗顧念舊情留他在身邊，特立就會東山再起，伺機報自己當年排擠他出朝的一箭之仇。對留正來說，這可是前途攸關的較量。他對光宗說：“四年前，是我任右相時論列他招權納賄，才奉祠而去的。現在既然召他，我理當罷相。”光宗沒做出反應。過了幾天，留正逼光宗表態：“我與特立，理難并立于朝，請早賜處分。”光宗批道：“成命已行，朕無反悔，卿宜自處。”留正便居家待罪，試圖迫使皇帝改變主意。誰知過了七天，光宗仍不理不睬。

六月初一，留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奏請辭相位：“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陛下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我居家八日，出城三日，都不理不報，這都是把定之說誤了陛下。我怕長此以往，事情不論是非，陛下固執把定之說，言路就會斷絕。”紹熙初政，光宗就有“臨決機務，自任太過”的毛病，自從發病后，偏執本就是精神病癥狀之一，他也更固執難回了。見辭相奏疏也不能讓皇帝回心轉意，留正便把入仕以來所有任命告敕都繳了上去，移居范村僧舍待罪，乞歸田里，使君相僵持更升一級。但光宗既不許他歸田，又不召他回朝，就把左相撂在僧舍冷落著。

宋光宗像

九月四日是光宗生日重明節，理應由丞相率百官上壽。留正是左相，雖在待罪，卻未免職，他這天從范村趕回大內，在紫宸殿為光宗上壽。他還是戀位的。按例，左相應是百官班首，光宗卻下詔以右相葛邲為班首。留正不宜再立到丞相位上，好在他還有少保頭銜，只能沒趣地站在少保位子上。祝壽一結束，留正仍折回范村待罪。

歲末，光宗病情有所好轉，這些天是他幾個月來少有的理智清醒的日子。預定冬至向壽圣皇太后上尊號冊、寶的日子迫近了，而依例上冊、寶須以宰相為禮儀使，這次倘若再讓右相葛邲代行，于大禮不順。光宗對太皇太后一向尊重，便派人召留正回都堂理政，宣布姜特立仍任浙東副總管，但不再堅持召他入朝。留正去位待罪，行使制度許可的宰相規勸君上最激烈的舉動，前后長達一百四十余天。君相兩人懷著各自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心態，不負責任地視國事朝政為爭勝賭氣的兒戲，這在宋代歷史上是絕無前例的。見留正還朝，光宗似乎纖芥不存，顯得十分高興，他畢竟是個精神病患者。

初政時，光宗召還陳源，但沒重用，他仍厭惡那些近習。而如今內侍們播弄北內是非，他已聽得入耳了。紹熙四年夏，陳源遷為入內內侍省押班，光宗仍讓他做宦官頭領，并發還了籍沒的產業。陳源剛召回時，只讓徒黨搬弄些小是非，不敢做得太過火。而今得到這么個最親近皇帝的要職，便與宦官林億年、楊舜卿等沆瀣一氣，“日夜交牒其間”。皇帝對太上皇的疑忌心理在發病前就深層潛伏著，現在一經陳源一伙火上澆油，便更為加劇，致使過宮風波越鬧越兇。

對經筵講讀，皇帝越來越不耐煩，卻還要裝出重視帝學的姿態。從紹熙二年初起，他只在白天應付一下，晚講完全停了。一到晚上，一頭扎進酒杯里。御史臺主簿彭龜年就經筵晚講上了一奏，光宗覽奏說：“祖宗對經筵最是留意。”龜年說：“人君以一身擔天下大任，是非邪正須講學明理才能明白。”光宗不愿聽到自己邪正不明的話，立即說：“近日邪正卻是分明。”答話時分明有精神病患者常見的固執。龜年說：“但邪正之間，更須圣上常常密察，不可不謹慎。”光宗不以為然道：“畢竟今日正人多。”又問：“你對儒臣夜直有什么要說的？”龜年便說：“祖宗總在夜分之時召經筵官講讀，不僅為了窮究義理，而且為了消弭人欲。夜直如有一二儒臣，互以義理相磨礪，個中意味深長，不是其他能同日而語的。”“親儒生有益，的確如此。”光宗敷衍道。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夜飲如故。

昏政已經司空見慣。韓侂胄是嘉王夫人韓氏的曾叔祖，其官位在紹熙年間扶搖直上，短短四年竟升遷了27年磨勘才達到的官階，光宗還想超授他四階，又相當于20年的正常遷轉，直到給事中尤袤繳駁才作罷。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大概仗著戲演得好，請求讓其親族也享受任子入仕的待遇，這在宋制中絕無先例，光宗竟也一口同意。還是吏部尚書趙汝愚提出，以樂藝出身的人不能以恩蔭任子，并希望立為定法，這才制止了這事。

對政事的處理、官吏的任免，光宗往往隨著病情輕重與心緒好壞而是非不定，喜怒無常。黃裳任給事中僅一月，繳駁不當詔令達十余次而大拂帝意，他忘了曾在嘉王面前對其老師的褒獎，免去黃裳給事中兼王府翊善之職，改任兵部侍郎。還是嘉王不愿老師離去，向父皇求了情，光宗這才同意他繼續做翊善，但封駁之職卻被罷去了。

有一次，皇帝降內批除耶律適嘿為承宣使，給事中尤袤一再繳駁，光宗再以御筆宣諭他書行。尤袤盡管特與書讀放行，但同時上了一疏說：“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爵祿，是祖宗的爵祿。壽皇以祖宗的天下傳陛下，怎可私用祖宗的爵祿給公議卑薄之人呢？”也許“壽皇以祖宗的天下傳陛下”一語刺痛了他，光宗怒不可遏，把奏議撕得粉碎。尤袤見國事乖戾，積憂成疾，臨終前上致仕遺表。尤袤是東宮舊僚，紹熙初政時君臣之際也算相得，光宗覽閱遺表后，照例須對上表之臣的追贈封賜做出指示，他卻將遺表擱在一邊，好幾個月都不做出相應的處理，也許竟忘記了。

自發病后，光宗對宗室、外戚與大臣“以薨卒聞，多不信”。紹熙四年夏，蜀帥吳挺死了，他是抗金名將吳璘的兒子。紹興和議前削兵權，諸大將兵柄盡奪，只有四川懸隔遙遠自成一區，吳玠、吳璘兄弟死后，“吳家軍”仍傳吳挺獨掌兵權，漸現坐大之勢。自虞允文以來，有遠見的大臣無不認為四川兵柄必須抓準時機妥善解決。如今吳挺剛死，其子吳曦位望尚低，且不在川中，正是遴選合適將才入川更代，解決蜀兵世襲的絕好機會。但光宗仍“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固執地認定吳挺還活著，奏報在誑騙他，竟然半年之久不置蜀帥。

理智清醒時，光宗似乎也想做個明君。紹熙四年初，他在便殿召見了提點福建刑獄辛棄疾。早在皇太子時，他就知道稼軒毅然南歸的傳奇事跡與力主抗金的慷慨詞章。這次召見，光宗一方面遷他的官職，一方面向他咨詢戰守事宜。棄疾指陳了荊襄對東南攻守的戰略意義：“荊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分而為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導致南北之所以成敗。”并對荊襄的兵柄分合、駐軍布防提出了具體建議，他最后希望朝廷“思安慮危，任賢使能”，“使國家有屹然金湯萬里之固”。但這番議論與建策沒有引起光宗的重視，也未見他對荊襄防守有具體的舉措。

這年進士廷試策，題目是光宗親擬的“問禮樂刑政之要”。在送呈御覽的策論中，有一篇鞭辟入里的議論引起了他的注意：“陛下之于壽皇蒞政二十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懷？而問安視寢之余，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重，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

這時正是光宗不朝壽皇，過宮風波越演越烈的當口，群臣的諫章雪片似地送入南內。讀到這段議論，光宗正中下懷，似乎為自己的偏執找到了堂皇的辯解。他認為，對他們父子關系，這段策論可謂最善解人意，當即把這篇廷對策由禮部奏名時的第三親擢為第一名。

當知道拔擢的是陳亮時，光宗喜形于色道：“天下英才，為朕所得。我親自看過的，果然不錯！”實際上，這段策論的意思很清楚：眼下要著手的禮樂刑政之事太多了，何必一定要講究一月四朝的表面形式呢？陳亮的經濟文章早就知名于世，聽到他擢為頭名狀元，太上皇與嘉王也都十分高興。光宗還特地交代翰林學士在賜第告詞里寫上：“朕之待爾，豈止是哉。”他準備將來大用陳亮，先授他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可惜陳亮未及赴任就病故了。

然而，在朝政處理上，狂躁、遺忘、偏執、猜忌等精神病癥狀，光宗都有明顯的表現。他的狂躁癥還不算太激烈，但與一般精神病者一樣，堅決認定自己不需要服藥與照料，對讓他服藥物，視他為病人的內侍們大發雷霆，連長、御藥都不能出現在左右，一天或驅逐數十人，宮掖之內，人人自危。

精神病者常見的怔忡恍惚、怠倦遺忘，讓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諸腦后，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遲滯某事，丟三落四是習以為常的。據陳傅良說，“班直待試于殿庭，侍從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最苦惱的是宮廷儀衛，光宗經常晏朝，有時列仗已畢，只待皇帝臨朝，忽然傳諭“皇帝不上朝了”，儀衛們只能撤班。

紹熙初政時，光宗的性格已顯現出獨斷偏執的那個側面，發病以后，這一側面益發嚴重，直接影響對朝政的處理。對此，彭龜年的上奏有概括性描述：

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欲所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蒞職于中禁，而不用誥命；內廷取財于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群臣爭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

上朝對班是確保臺諫言事的制度性程序，光宗經常隔下不召；言官偶有論諫，光宗或是不施行，或是干脆將改為外任，免得他們喋喋不休。給事中、中書舍人繳奏不合理的詔書，本是宋代君權自我約束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今他們一有繳駁，光宗不是動用御批宣諭書行，就是將封駁官改除他職，免得他們一駁再駁。這些現象，紹熙初政時已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那時，人們有理由責備皇帝個人。然而，自紹熙二年郊禮發病起，已無理由再去譴責其本人。把江山社稷、國計民生交給一個精神病患者去主宰，讓一個業已喪失責任能力的人去擔當這一大任，他能負責嗎？

（本文摘自虞云國著《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