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上海博物館宣布將于12月呈現“對話達·芬奇——文藝復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呈現達·芬奇真跡《頭發飄逸的女子》及《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等。巧合的是，中國美術學院在近日的九十五周年校慶之際，也以達·芬奇為切入點，探討達·芬奇對21世紀的啟示。

近日，中國美術學院在上海張江科學會堂舉辦了“新六藝”系列論壇“Panel 21: 向達·芬奇提案——21世紀的文藝復興人”。該論壇也是第七屆國際跨媒體藝術節的主論壇，以開啟全新的藝術/科學觀，探討如何通過教育，培養超越學科意義上的當代“通人”。澎湃藝術特此整理刊發論壇部分內容。

被認為是達·芬奇的自畫像（約1510年）

澎湃新聞了解到，“Panel 21：廿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會議”是由中國藝術教育研究院發起的長期計劃。它以藝術為軸心，思考并實踐“藝術／教育”的時代議題，探索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新人文教育體系。中國美院希望達到學問與生活相通，安身與立命相通，以回應中國藝術的真正傳統——藝理兼通、道術相濟、學養相成的貫通之道。中國美術學院院長高世名表示，“我們希望在將來的數年中，邀請全世界藝術、科技和教育領域的朋友們一道，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中探討‘通人之學’的虛妄和‘文藝復興人’的可能。”

“Panel 21: 向達·芬奇提案——21世紀的文藝復興人”論壇現場

論壇中，中國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基礎物理與數學科學學院執行院長、教授耿朝強以“探尋科學之美：從微觀極小到宏觀極大世界”為題，講述科學與藝術中的“美”。關于對稱性和統一場理論，已知有四種基本相互作用力，一是引力，二是電磁作用力，三是弱作用力，四是強作用力。從物理來看，對稱性就是代表守恒定律，我們希望將強、弱、電磁相互作用力統一起來，形成更大的、更簡化的對稱性，也就是科學追求的美。如果把引力也加在一起，就是所謂的萬物理論，目前只是理論物理學家一個美好的夢。科學定律要簡單、普適、可證，藝術要美，可是真正的美一定要打動人心，能反映真實的現象，無論是情緒，還是體現它的事物。科學和藝術有共性，科學的最高境界是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例如愛因斯坦方程、牛頓定律，真實的現象總結成非常美的定律。科學藝術是相互對應的統一體。

即將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達·芬奇《頭發飄逸的女子》

在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藝定義了“通人”的概念。他的工作和研究方法預示了現代人工智能的核心理念，比如模式識別的研究，他在繪畫中對于光線、陰影和形狀的處理實際上是早期圖像識別的實踐，這和今天在機器學習和計算機視覺中識別技術不謀而合。達·芬奇的筆記里記錄了對光影、人體和自然現象的觀察，不僅是藝術創作的基礎，更是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的雛形。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信息藝術設計系教授徐迎慶以“你好，達·芬奇”為題，講述了達·芬奇對當代教育的啟示。“作為教育者，追求的是如何把跨學科的思維模式融入到現代教育。達·芬奇的經歷首先強調了教育的本質不是孤立的信息的傳遞，而是探索和發現的過程。還有實踐的重要性：不僅要了解最新技術，還要構建和測試自己的創意，不斷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培養創新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達·芬奇對學習的渴望和對世界的好奇心是任何求知者的典范，告訴我們真正的創新來自于跨界的勇氣和對未知的探索。在人工智能領域，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超越傳統算法和技術的限制，創造出能夠與人類思維和創造力相協調的全新工具。在未來，我們預期能夠看到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更加密切的合作，這種合作將打破傳統意義上的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創造出一種新的智能實體，這不僅僅是技術的融合，更是文化、哲學和藝術的融合。”

達·芬奇對于人腦和顱骨研究的素描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哲學系教授許煜以“在人工智能邊界的藝術”為題，講述探索知識當前背景下的狀態、潛力和限制。他將技術和藝術之間作為一種對立但可調和的關系來理解，以對立的一致為線索將藝術定位在人工智能的邊界。技術作為精神的外化，可以為精神開辟新條件和新道路。類似于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針對攝影和電影普及所提出的問題，與其判斷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是藝術，不如問問人工智能如何改變藝術的本質。如今幾乎人人都可以下載軟件來制作人工智能生成的藝術作品，藝術民主化浪潮是一個根本性突破，可以重新發展一種業余愛好者文化，釋放出比專家更大的創造力。但人工智能帶來的民主化的解放力量將把我們引向何方？藝術的制度化以及藝術家身份的瓦解，將藝術留給了市場。消費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工業技術的統治是本雅明沒有預見到的。利奧塔所呼吁的抵抗正是針對數字媒體的局限性，今天的媒介變得更加霸權，數字藝術賴以生存的媒介不屬于藝術學院、博物館或者美術館，而屬于“產業”，這是達·芬奇的時代所沒有預見的。“因此我想提出另一種主張，即在現代藝術中，藝術抵抗媒介本身的工具性及其強加在媒介之上的限制。另一個問題：藝術如何改變技術？這是藝術學院今天的任務。”

曾在米蘭布雷拉藝術學院教授媒體社會史的弗蘭科·比弗·貝拉爾迪的演講題目為“達芬奇的解剖學與個體化的視覺維度”。“達·芬奇的工作中有兩部分尤為重要：一是對解剖學的視覺研究（以及將個體視為空間中獨立的視覺維度），二是將機器視為人類對人類領域和環境間邊界的重新定義。在數字化轉型的今天，我們打造了一個超級機器。上帝造人的時候給了人自由，但現在技術似乎適得其反，機器通過編程語言和算法成為一種新的數字化獨裁，能夠規定大家的想法，限定自由的限度。如果語言是存在的外衣，那么現在的數字化語言是通過技術賦能的手段變得限定性，技術的語言，包括編程的語言，重塑了我們和科技之間的關系。就像達·芬奇一樣，我們必須要恢復他的人本主義這方面，人類所有的危機的始作俑者就是人類自己。”

達·芬奇《發射炸彈的大炮》1485年《大西洋古抄本》 ，米蘭盎博羅削圖書館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文學系教授、博導蔡一夫則以“天文學對科學與藝術教育的意義”為題，以達·芬奇的《萊斯特手稿》為例展開。《萊斯特手稿》描述了太陽、月亮、地球，包括其他恒星之間的關系，有著非常敏銳的發現、犀利的觀察。現代科學的第一個表現是天文學，萊斯特手稿給我們的經驗是科學和藝術都是人類創意的成果。斜杠青年不只是達·芬奇，伽利略的《星際信史》月球表面手稿是1610年寫的，他發明了望遠鏡來進行天體的觀察，又重新思考達·芬奇所提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手稿宣布了現代天文學的誕生。“一百年前，藝術的表達廣泛地應用在科學發展的可視化方面，尤其是對于天體的現象，就像一種科幻的描述。盧西恩·魯達烏斯在一百年前開啟了這樣做法，將藝術的表達用于一系列領域。藝術的猜想可能會被科學所實現，技術經常在指導藝術的發展，大規模科學研究中藝術經常作為科學的靈感。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在新技術出現的時候，它們可能會帶來的危險并不來自技術本身，而是源于人類自身。現代天文學自誕生以來就承載全人教育的精神；現階段的天文學探索與應用無時無刻不推動著全人教育的發展；全人教育中有關科學與藝術的素質培養都可在天文學中得到體現。”

此前在上海張江展出的“向達·芬奇提案——上海科技藝術大展暨第七屆國際跨媒體藝術節”展覽現場，國美師生共同創作的《安吉亞里之戰》

如何向達·芬奇介紹二十一世紀？  哈佛大學資深教授、達·芬奇研究專家弗蘭克·費倫巴赫以“你好，達·芬奇！歡迎來到21世紀”為題，設想了作為一位藝術家和科學家的達·芬奇在當下會堅持哪些觀點。“他模糊了藝術、科學和技術之間的界限，他所享有的創造性自由奠定了他對自然進行突破性探索的基礎。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達·芬奇的時代與當下的重大差異，他對現代技術的兩個基本支柱——分工和進步——完全不了解。20世紀中葉以來，富有創意的藝術家兼科學家的稀缺也可歸結于知識勞動的不斷碎片化和對實用、快速盈利的不懈強調。我們可以從達·芬奇那里汲取的寶貴經驗是：首先，他是與單一領域專家相對立的典范，歷史上創造性思維總是超越了單一領域的界限。第二，他是終身學習的典范。第三，與達·芬奇時代不同，現代科學主要采用了抽象的特征。但科學突破和可持續的技術創新通常與美的吸引力一致。達·芬奇深信任何技術創新最終都指向同一目標：將地球變成一件宏偉的藝術品。”

此前在上海張江展出的“向達·芬奇提案——上海科技藝術大展暨第七屆國際跨媒體藝術節”展覽現場

中國美術學院《新美術》編輯高明以“荒野與藝術”為題，探討了數字時代的一種藝術史研究方法。達·芬奇在1482年到1499年期間來到米蘭為斯福爾扎 (Ludovico Sforza) 工作。達·芬奇身邊圍繞著各種能人巧匠，他時而孤獨地在工作室 (studiolo) 中記錄著想法，時而到米蘭周邊城市(如帕維亞)進行現場調查并在地繪制圖形、記錄想法。達·芬奇喜歡野生的東西，無論是人還是物。他在 Trivulzianus手稿第一頁背面寫道：“唯有野生，方得以長存” (Salvatico è quel chesi salva.)。達·芬奇在野外書寫，沉思自然，思索萬事萬物運行的規則。在他第一次米蘭居留時期，達芬奇的好奇之心 (curioso)記錄在數十本各種大小的筆記之中。21世紀的今天，附近的自然消失了，只有荒野 (wilderness), 才能激起對萬物規律的好奇之心。山河褶皺需要想像力，人跡罕至的荒野，叩問內心，更需要與達·芬奇上萬頁的筆記(數字人)共處，在荒野中重新開始人的自我教育。

中國美院95周年校慶大展“星叢”

柏林藝術大學媒體理論名譽教授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以“驚喜發生器：21世紀藝術教育的視角”為題，講述了未來的藝術學院應該有五個重要的特征：第一，未來的學院關注時間機器，回溯與前瞻，將過去和現在聯系在一起；第二，未來的學院是實驗的部門，是藝術和進步科學的媒介。學院創造通感的、橫向的知識，在抽象和可感的材料之間不斷地搖擺，使思想和物理的事實在不斷地互動之中發展；第三，未來的學院能將令人振奮的思考與創造空間變為現實。讓個人的知識和經驗與技術和數字化的對象結合并向公眾開放，不僅僅從審美價值生成時間的角度來理解歷史的檔案，而是深層地挖掘過去，看到過去各種知識和文化如何相互關聯；第四，學術界大多數的審慎思考過程都應該是公開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與之進行交互，這是未來學院應該有的模樣。未來的學院還需要發展詩意和觀察，以及制造和思考的統一能力。作為教授、行政人員和管理者來說，還需要對生活、他者和技術充滿尊重；第五是教學模式的創新。藝術家應當能夠應對不可預知性，同時組織不可預知性。他們是能從最小尺度上，干預那些破壞我們感知的時空結構的人才，也是在最大的尺度上，超越時空感知的思想家和詩人，擁有一種“古未來主義”的能力，在媒體和人類以及媒體和機器的關系中創造那些對生存至關重要的驚喜。

中國美院良渚校區校慶現場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以“自然的手作與心印：達·芬奇與我們的生命”為題，表示“達·芬奇的教益，是將自然與人文，科學與正典完美結合，實現人的解放，與整全世界的融匯與和解，即將手作和心印發生內在關聯，而非笛卡爾式的抽象化和分析化、反自然化的存在方式。”

浙江大學未來哲學研究院院長孫周興以“視覺優勢的失落及其后果”為題，從四個方面談“聲音與圖像”。一是聽-視、聲-色之爭，文化史的主流是視覺中心主義。達·芬奇又再次確認了視覺優勢，到今天依然這樣。根本原因在于造型藝術獲得了哲學和科學的加持。二是聲色虛無主義，18世紀后期開啟的技術工業把人類帶入非自然的技術存在狀態之中，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就已經摧毀了傳統自然人類精神表達和價值構成體系，進入聲色虛無主義。技術工業抽空了自然人類的聲色經驗。三是數字化與聲音優勢，聲色虛無主義表現為數據虛無主義，人類文明正面臨具身存在與數字存在的二重糾纏之中，被數字化的聲音展現更強大的儲存力和傳播力。四是瓦格納與聲音藝術問題。視覺中心主義在文藝復興之后更獲鞏固，與達·芬奇所謂的“眼是心靈之窗”相對，瓦格納卻直言“聲音是心靈的器官”，同時提出“總體藝術作品”的當代藝術觀念，它直接引發了博伊斯的“通感藝術”概念。藝術在今天面臨的急難，一方面是感覺的技術性被加強和擴展，另一方面是經驗的抽象化和平均化。聽覺和聲音的根本問題是寂（無聲）；視覺和顏色的根本問題是黑（無色）。今天在技術宰治下的自然人類（末人/后人類）縱情于聲色，不再關注根本的“無”和根本的“有”了。我們不得不追問：在今天，“聽無聲”和“觀黑暗”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宇宙電影——第14屆上海雙年展”展覽現場

法國國立科學技術與管理學院教授讓-克羅德·盧阿諾-包巴蘭以“拓展的知識：新人文主義的關鍵”作了演講。他表示，我們經常討論數字化社會、氣候危機、人口結構變遷或者平等問題，但當下也有些問題已經少被談及，如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之間的糾纏關系。“我們無法預知未來，就無法談未來的關系。我們不應僅從個人的角度去看待創新，我們要以多元視角，從整個行業、政府視角去看。通過跨界的討論找到我們存在話語的空間，不是僅僅只有科學一種理性。最終，科學界和藝術界對話的目的是什么？為了讓我們明白，僅靠藝術的角度來創新是不夠的，我們亟須融合其他的理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