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讀到《歸實齋畫記》至今，匆匆又過一年。去冬偶然京居，得見一套顧氏所藏尺牘。雖然他實在只是一位地方士人，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功業，畢竟仍在人間行走過。而來自旁人的書信，當然是絕佳的材料，正好與本人著述并置，以便回望一百多年前“不知名畫家”的生活。蘇州地方文脈未絕，我雖然無力考出全部人物與故事，至少能將文字公布出來，留給有心人。

此前已經說明，顧大昌師從劉泳之。《歸實齋畫記》記錄了老師逝世以后，親筆摹本流散分布的情況。那時我理出一個不超過十人的小圈子：朱綏壽、毛慶臻、施春煦、陸日愛、江湜、顧承、映月和尚。又因為他記錄了向朋友們贈送自己作品的情形，知道李鴻裔、沈秉成、劉履芬、顧承、潘鐘瑞都與其相識。此時與書札對讀，發現來信者也基本不出這個范圍。

許多箋紙托裱完成后都有隙地，顧氏一一添上了小畫兒，是各種植物與水果。百余年外，居然色澤如新。今年初春風霜峻急，這一點隔著歲月的活潑氣味，曾使我短暫地從傷心里掙脫出來，可惜目前無法公布圖像。如今便以人為綱，介紹其中部分信件，并借此機會再度走近顧先生的世界。因材料甚多，權將生活與書畫稍稍分開，寫成上下兩篇。

一、江湜（1818-1866）

字持正，一字弢叔，蘇州人。屢試不第，咸豐七年赴京投彭蘊章。時彭任大學士，贈資為其授例得從九品銜，分發浙江，掌杭州鹽運司文書。同冶三年委勾溫州長林場鹽課大使，四年調杭州，佐治海運事，五年病卒。

（以上圖片均出自《江湜贈魏稼孫雜畫冊》，浙江省博物館藏）

他實在并不是來信者中最著名的人物，而首先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其詩集《伏敔堂詩錄》實在不壞。許多詩記錄普通人辛苦的一生，滿懷哀矜；又時時回望自己，帶一點嘲諷。在傳統文人之中，這種人生態度，已經可以說是上佳。這部詩集開頭原有顧大昌的題詞。這種恭維場面，旁人大多滿口漂亮話，他只編出二十四字順口溜一首，曰：

行兩萬里歧路，積四十年灰心。

不信依然弢叔，試聽千首苦吟。

耿直而冬烘的氣息撲面而來，回想《歸實齋畫記》等五種，也必須承認顧氏的寫作水平實不過如此。可江湜寫信給他，還很樂于談起作詩的事。一封寫于某年三月初二，謂：

子長老兄如晤，前有一椷奉布，并致元絜各件，想已收到。近日湖上燒香人日有數萬，熱鬧之至，與我輩清游不宜。兄倘（？）來游，亦可從緩也。伊少沂匾已寫就，茲送去，并庚生楹聯亦希便交元絜。畢竟能行與否，念念。弟集資捐升，頗費財力，刻下尚未湊手。如可勉成，亦只好有事做事；如竟不成，亦只好付之造物。以筆墨供奉上官，頗覺辛苦，入春以來，并無詩稿也。專此即請文安。弟湜拜 三月初二日

另一封裱在同一開的，是：

子長老兄大人如晤，西湖之游不可無詩畫，不知歸后有此清興乎。弟病已痊，唯飯食尚不復舊，心氣嬾甚，不能作事。大約他病易痊，而窮病則無藥可治耳。日內西湖上考客云集，而主事者尚無來信，不知北路究竟何如也。匆匆不多及，即頌日佳（？）不（？）。弟湜拜 九月廿六日

次為詩箋一葉，是收入《伏敔堂詩錄》的七言律詩。詩題很長，等于小序，曰：前月同子長來靈隱，子長獨游諸勝，余坐冷泉亭待之，有詩未成。今子長歸里，而余重來泉上，輒績成一首寄之。

滿林黃葉寺門秋，寺外巖光冷更幽。

君愛別峰尋徑去，我行小倦被亭留。

清泉不擇人而照，好客非因宦乃游。

卻喜重來詩績得，并將離思寄蘇州。

詩作于咸豐八年秋，韻味不佳，苦欲波俏，反而失之油滑。作為應酬倒還不壞。因為詩集編年，此箋寫定的時間也就很容易知道，至少是咸豐八年秋日以后。

然后又一封長信，字略差些，曰：

子長老兄大人青照：兩得手書，皆以乏便未復，前書有擬寒山詩，極妙極妙。如得縱談，如見須眉。兄詩素不謹嚴，而用擬寒山，則一種古拙高秀之氣，偶然而合，大妙大妙。今春亦有續擬八九首，以未湊成二十（小字：意欲再成二十首）之數，且一時無暇錄本，俟后奉覽也。弟此時本有闈差，須九月中旬而竣。兄來杭作湖上之游，或以冬初，或明春初，則追陪不誤也。匆促。順請道安。湜拜。

現在來推一下三封信的寫作時間。江氏到杭州是咸豐七年（1857）秋事。八、九兩年平靜為官，十年太平軍攻城。杭州陷落，十一年起各處避亂。再來已是同治四年秋天，五年七月初三即卒。這可以作為推定信件寫作時間的大背景。

第一封信提到為伊少沂（1790-1861）書匾事。少沂名念曾，是伊秉綬之子，生平事跡可考。元絜即楊白，生卒不可知，然庚申（1860）以后即無消息。至于“庚生”，因字號太過普通，難以確認究竟是誰。只可大概推測，或者是同時代的蘇州畫家羊毓金，可惜他的生卒也不詳。要之，寫信的時間既是春日，地點既在杭州，念曾與楊白又還在世，則只有咸豐八年或九年兩種可能。信里和顧大昌商量請他晚些來玩，而八年秋日的確曾與顧氏泛舟湖上；可是“入春以來，并無詩稿”，又與《伏敔堂詩錄》卷十五（九年己未）情形相合，一時不能遽定。信里透露一點與命運斗爭的消息：江湜恐怕并不滿足于在杭州做個小官，曾經爭取過“集資捐升”。雖然從事實看來，或者兩三年內并未如愿。

第二封信說“西湖之游不可無詩畫”，又說湖上“考客云集”，則確實像是八年秋日的情形。檢《伏敔堂詩錄》，這年顧氏來過以后，深秋的詩里先有《奉有闈差感懷之作》，緊接著就是《子長作西湖圖見寄以詩奉答》，《子長復寄韜光圖又成一首》。此外，“病已愈”一語也堪為旁證：就在陪顧大昌游湖之前，有《得假歸里忽發寒疾》七律一首，恐怕家沒有回成，朋友來時也還是抱病相陪。

第三封信反而不易推定，或者在第一封之前，即咸豐八年秋；或者在后一次居官杭州時，即同治四年秋：這兩年的“闈差”，都曾寫進詩篇。可惜所謂仿寒山體的詩沒有收進集子里，暫無法據此論定時間。不過，庚申（1860）太平天國之亂，杭州和蘇州都曾遭受嚴重的打擊，江顧二家各自損失良多，不知在那之后是否還有心情相約游湖。

他們兩人的往還，過去早有老先生注意，也寫過文章。這幾封信不過是更添證據而已。只是今天知道了歷史的軌跡，回頭看清王朝最后的承平歲月，自不免一陣茫然。江湜雖然看不上顧氏的詩，友情大概還很真摯，肯招待他玩，肯唱和，又肯坦白說些今后的打算。信中所談的事也大抵愉快，旅行、作詩、畫畫。近蒙倦圃小姐見告，嘗見沈銓乾隆丁丑行書七言聯一副，側邊有顧大昌題語三行，說是“偶于江君弢叔家得觀”，亦可證明他們的翰墨因緣。

過去傳遞消息不易。沒過多久，江南亂了。在陸日愛的信里，又遇到他打聽江先生。

二、陸日愛

日愛字曦叔，號雪亭，江蘇青浦人，占籍吳江，官浙江候補府同知。同治三年（1864）遭母喪，旋卒。因此尺牘冊中的信件與詩箋都不能晚于這個時間。詩共四紙，暫不錄。信有兩封。第一封是尋常招邀文字，也先略去。第二封云：

子長仁兄大人閣下：被難后，今春一得手書即作答，未知收到否。弟于前月赴劉方伯之招，頃奉各大吏委辦事甚多，日上（？）先辦從（？）震隨剿事，未知能稍報涓埃于國家否。前所買之田甚好，今年可望耕種。倘欲售去，示明實價，以便留意。弢叔詩興好否？所刻詩集，倘肯見惠一部寄下最妙。桂丹盟觀察聞在林文忠家。希問明示知。倘有信即寄劉方伯處最便。弟愛拜。

檢江湜詩集自序，咸豐十一年秋冬，避難福州之際，曾與符兆綸商議書稿的事。查此書刻成的時間地點，則是同治元年在福州。這就足以幫助判定陸氏此信的時間，至少是同治元年（1862）。順著線索往下想，此時顧大昌必定仍與江湜保持聯系。亂后通問不易，福建與江蘇相隔也遠，然而至少看到小圈子里三個老朋友，還有條件知道對方的近況。

庚申（1860）前后，蘇浙士人心態大變。太平軍的打擊非常慘烈，人們不斷發出劫后余生、茍延殘喘之類的感嘆，而居官者常常一面痛苦，一面身體力行，努力匡扶社稷。陸氏是一位上過地方史傳的義士，曾捐出家中的米糧來緩解饑荒，顧大昌在那幾頁詩稿邊上記錄其義舉：“遇兇歲，曾以米五千余石散給里中”，印證了他急公好義的形象。他此時正隨同大吏進行種種善后工作，確實是要以涓埃答圣朝的意思，而同時也在意私人生活。我們知道顧家應該還算有錢。信里這一塊“前所買之田”，不知購于亂前還是亂后。無論如何，陸氏對此非常贊同。他還主動提出，如果需要，可以幫忙物色買家。

承平之世，中富之家，自可以過天地安危兩不知的日子。事實上，觀察雍乾嘉道之際的蘇州文人生活，也的確深深體會到何為“優游卒歲”。民俗見于《清嘉錄》，風雅自有三松堂、須靜齋等一干書畫筆記來傳承。但是戰亂之后，生活本身就成了難題。有田可賣，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家，還有余地（回想顧氏《不可必錄》所記家中損失的財物和書畫，確實也算不得亂世中的必需品）。即使江湜那樣遭遇家難，本生父母困死在蘇州城里，此際也仍有機會在朋友們幫助下琢磨刻書的事。如今文獻重光，可以看到戰亂對普通人的傷害。有一位浙江平湖人陶兆麒，大概只是粗通文墨的“識字階層”。讀他避難鄉居的日記，慘痛之外，甚至覺得荒誕。因為他沒有任何機會去經營生活，也想不到自己可以做點什么。

換句話說，慘痛是沒有下限的。也要坦白講，隔著一百五十年，看到江湜刻了詩集，顧家有田，陸先生幫著做打算，畢竟有一點安慰。事實上，顧大昌還請潘鐘瑞為江湜的詩冊和《伏敔堂詩續集》題了跋，而那確實也是“亂后”的事了。

三、楊引傳

楊引傳生卒不詳，但頗為有名。一則因為他發現了《浮生六記》的手稿，二則他是王韜的妻兄。其信三封，有兩封上款為“云樵老伯”。審其內容，非常像是寫給顧大昌的；考慮到這一冊尺牘本也是顧氏所集，我很愿意相信他別有“云樵”的號，只是不為人知。可惜目前沒有證據，只能引用唯一一封“子長仁丈老伯”上款的信，以見“亂后”人們如何調整心態，重新開始生活。

子長仁丈老伯大人閣下：

客臘由曹松坡兄處得讀惠書，藉悉文駕已回蘇地，并知寥寥空宇，清況依然；高人苦饑，自古嘅之。所幸世界承平，豺虎斂跡。庾子山焦麥兩甕，玉川子破屋數間，天自有以位置斯人，使遂棲隱之志。必不令有溝壑憂也。

蔣君芥青年甚少，即能擺脫恒蹊，肆力于詩畫篆刻，是有夙根者，然蘭貴于草而先彫，玉珍于石而易碎，真無可奈何之事。大作極為沉痛，芥青有知，當于泉臺讀之嗚咽。晚系初交，未能一盡絮酒只雞之至，悵何如之。

晚自癸亥歲規復蘇城以來，頗預俗事，案頭生徒又多，實少清興。承規以勿將有限心血作無益事，良言也，敢不銘佩。但自念昆季凋零，兩兒失散，以一身支持為內外日用所需，無一非精神換得。勞生如此，何日得少清閑也。春寒特甚，伏惟珍重。即候

撰安 不備。侄楊引傳拜 元宵后二日

前求畫扇，本不要緊。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杜老言之矣。一笑。

領梅令甥附筆候安。

信中提到癸亥（1863）年蘇州城的恢復，那么必定已在其后。回憶顧大昌著述種種，參酌旁證，可知戰亂中他也曾逃難離家。此時回到蘇州，自不免清點損失，重新開始生活。顧氏此次失落了不少書畫、玩物和書籍，家里被翻得亂七八糟。說“寥寥空宇”，大概不算夸張。他的自我排遣是歸于命運，楊先生的勸慰則是“老天自然會安排你的一生”，一正一反，并沒有本質差別。而今天看來，安慰與客套雖不可免，畢竟仍用著獨抱高懷便足以抵御清貧困苦的一套邏輯，實在無用而可悲，

顧大昌或者曾在去信中勸楊氏珍惜生命，不要把精力浪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可惜人的境遇各自不同，“設身處地”實在太難，以至于與對方安慰他的話一樣無濟于事。王韜曾在著名的《瀛寰志略》里寫到楊氏：

庚申賊陷吳門，君卜五月十九日里中當有大厄，乃竟不先徙去，自罹于災；妻投于水，屋焚于火，二子擄于賊，身亦被斫幾殞。余馳書招之，未果來。余至粵后，聞其挈眷避居洋涇。

與江湜一樣，楊引傳在蘇州的家也徹底毀于庚申之亂。他不得不逃到上海落腳。從信里看來，此時似乎全家的生計都靠他一個人。做俗務，教學生，“無一非精神換得”。戰亂對士人的消耗，是使他們必須去承擔生活。“不治生產”這種話已經無法維持體面了。“用盡全力”，也不過茍活而已。

這封信的空白處有顧氏墨字一行，記下楊先生的事跡：

楊省補兄，甫里諸生，江聽濤先生高足，抱道守樸，與人有情。遭難時曾援救余者。

又有半頁隙地，畫一株老干寒梅。鈐印是：“騃老”與“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