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至14日，由華東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美術學院、佛教美術研究中心合作主辦的“2018·中國上?！し鸾堂佬g源流國際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舉行。會議圍繞“佛教美術源流與傳播”、“佛教美術的中國化進程”、“中國佛教美術個案研究”展開。研討會以宏觀的文化視野，重新審視佛教美術在不同時空中的繼承和流變，從而在理論上有助于認知中華文化對外來佛教藝術吸納、消化和重塑，最終形成中國化的藝術模式的過程。

佛教自兩漢間傳入中國后，獲得巨大發展，逐漸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精神信仰之一，由其衍生的藝術品幾乎涵蓋整個中國，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脈。可以認為，在整個中國思想史或藝術史上，幾乎沒有哪一種外來文化能在中國產生如此深廣的影響。就印度佛像的 出現到傳入中國以來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佛教藝術的發展與印度佛教及其藝術的興衰密切相關。這種“源”和“流”的關系，是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史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重大倡議的逐步展開與順利實施，往來于“一帶一路”的中外文化交流也隨之得到重視，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特別是佛教文化：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東南亞得到傳承。

近年來，華東師范大學加強了佛教美術研究，組建了佛教美術研 究團隊，以阮榮春教授為首席專家，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印佛教美術源流研究”展開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在研究過程中，團隊成員以中國佛教美術源流為研究范圍，以古印度佛像影響中國的三次浪潮為宏觀框架，認為佛教以傳播思想為目的，像教為傳播方式，寺廟、石窟為載體，裝飾樂舞烘染氣氛。其中，佛教造像的圖像譜系研究、石窟源流研究、佛寺比較研究是課題重點；佛教美術的裝飾和設計研究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也是今天設計學科蓬勃發展的客觀必須；關于音樂和舞蹈的研究，在關注歷代佛教造像中的相關圖像資料，適當向音樂舞蹈學延伸，仍具有相對獨立的屬性。

此次佛教美術源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圍繞“佛教美術源流與傳播”、“佛教美術的中國化進程”、“中國佛教美術個案研究”展開。

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阮榮春發表主題演講

13日上午，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阮榮春首先發表了“東漸與北上——早期佛教圖像傳播的猜想”主題演講。他以“印度佛像產生的源點、何時通過何種途徑傳入中國，以及如何在中國興起”為切入點，研究“中印佛教造像的源流”。在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采訪時，阮榮春表示，數百年來由于普遍受到歐洲學者關于犍陀羅造像研究的影響，又因大量石窟遺跡分布于中國北方，中外學界大多將研究視點投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區，以及由西域而東的北方絲綢之路上，認為中國佛像的產生、興起與之相關。然而，在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中，逐漸形成了一條“既不在佛教石窟密集的北方絲綢之路，也不在海岸線上”的一條“從中印度經長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傳播線”，在公元三世紀前后，佛教造像先興于南、后盛于北，這條傳播路線可以通過分布于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等長江沿線城市，并東至日本的佛教造像得以驗證。演講中，阮榮春結合近20年來的考古實物資料，就“早期佛教造像的東漸與北上”的猜想進行了論證。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發表演講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隨后發表了“敦煌隋朝石窟的印度影響”專題演講。他認為，“隋代莫高窟的佛像從造型上看，與中原北齊、北周造像雖有關聯，但總的來說并非北齊北周風格的延續，而是在自身傳統基礎上吸收笈多藝術而形成的風格特色。從裝飾圖案與笈多式背屏的出現也可看出印度的影響。反映了隋朝大一統形勢下，絲綢之路的交流給敦煌帶來的影響。”趙聲良指出，敦煌的藝術家仍然是有選擇地吸收，既非完全的印度風格，也與中原同時期的風格有別，兼收并蓄體現出敦煌作為一個絲綢之路城市的特征。

“2018·中國上?！し鸾堂佬g源流國際研討會”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由3個分場開展共計10場學術演講與討論。來自美國、印度、日本、希臘等國家，以及中國大陸、臺灣相關高校、研究機構的近30余名資深專家學者展開學術交流與互動。會議特設“佛教美術青年學者論壇”，吸引近40名來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青年學者參會研討。研討會以全面而宏觀的文化視野，重新審視佛教美術在不同時空中的繼承和流變，從而在理論上有助于認知中華文化對外來佛教藝術吸納、消化和重塑，最終形成中國化的藝術模式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