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法]伊娃·易洛思著，葉晗譯，岳麓書社｜浦睿文化，2023年10月出版，528頁，69.00元

在“人間清醒”被贊美為一種理想狀態的趨勢下，“戀愛腦”受到越來越多的排斥，這讓我們不禁疑惑，現代人是否還渴望親密關系？更矛盾的是，當浪漫愛模型消失之時，觀看與審視愛情卻愈發普遍，我們為何不再親身體驗親密，卻堅持凝視親密？或許，對親密情感的渴望深藏在我們內心最隱秘的地方。在《愛的終結》一書中，易洛思深入剖析了自由之輕與情感之重的矛盾，幫助我們思考親密關系的當代走向。我愛你，與你有關，更與世界有關。

被嫌棄的“戀愛腦”

所謂“戀愛腦”，指一種愛情至上的思維模式。當一個人把大量心思和精力放在愛情和戀人上，因此影響到其日常生活和決策時，這人就是戀愛腦。在網絡空間，戀愛腦更常用于評價為愛癡狂的女性，攜帶著怒其不爭的情緒。對于男性，對應使用的詞則是“舔狗”——帶有對男人為愛情失去尊嚴的嘲諷。在流行文化中，“王寶釧挖野菜”成為網絡熱梗，今年熱播劇《我的人間煙火》中“為愛喝白粥”的女主多次被嘲上熱搜，“龍飛律師”的婚戀直播間里，主播和觀眾都致力于罵醒戀愛腦。這些現象都表達了大眾對戀愛腦的鄙夷、厭棄甚至憤怒。我們不禁發問，戀愛腦究竟有什么問題？為什么現代人對戀愛腦如此反感？

由于言情劇的主要受眾是年輕女性，以言情劇為代表的流行文化表達的變化，反映了年輕女性情感結構的變遷。從對言情劇女主角色設定變化的觀察可見，戀愛腦也曾輝煌過，它曾是女性觀眾投射自我幻想的首選。風靡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至本世紀初的瓊瑤劇，是經典的國產愛情劇范式，戀愛腦女性形象既是其風格的內核，也是其流行的秘方。她們就是“純愛天使”，總是美麗善良、寬容隱忍、重情輕欲、不慕名利、命中注定為愛奮不顧身（劉玉霞：《瓊瑤小說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維護》，《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二十七卷第四期,49-51頁）。與遵循父母之命、門當戶對婚姻觀的傳統女性相比，瓊瑤式女主通過浪漫愛模式，表達了對真情和靈魂共鳴的向往，她們強烈地表達了主宰自我命運的期望（劉紅林：《女性主義文學的同路人——臺灣言情文學二三談》，《學海》2001年第四期，163-165頁）。這種敢愛敢恨的女性形象，一方面促進了當時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模糊了婚姻與經濟之間的捆綁策略。

1990年的四部瓊瑤劇

隨后，本世紀初的十年，“霸道總裁愛上灰姑娘”的瑪麗蘇劇情范式拔得頭籌，一心追愛的傻白甜女主風靡一時，戀愛腦女主不再因她符合男性審美的完美而被愛，而是因她善良的性格和愛情的沖動被愛。戀愛腦被進一步強化，一切現實的阻礙都成為女主浪漫、自由、美好靈魂的驗證。直到《甄嬛傳》大火，權衡利弊的成長型“大女主”成為新的流行范式。愛情不再是超越平庸的唯一路徑，不再是體現女性價值的唯一領域。年輕女性追捧的對象轉為絕情斷愛爭權奪利的“妖婦”，或是馳騁職場的酷颯拽姐。大女主與其觀眾都不再渴望、享受、歌頌愛情。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變化？伊娃·易羅思（Eva Illouz）在《愛，為什么痛？》中提出，浪漫愛的情感條件與認知條件已經從根本上被改變了。曾經，在宣揚騎士精神的浪漫愛中，女性的社會劣勢使愛情成為她們的主場。在這里，女性不僅受男性保護，而且優于男性，“愛情向她們承諾了道德地位和尊嚴”（[法]伊娃·易洛思：《愛，為什么痛？》，葉嶸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5頁）。然而，女性主義思想的興起，一方面對女性提出了清醒理性的要求。比如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辯證法》中認為，男權社會的能量源自女性供給的愛。另一方面，對女性性自由的解放也挑戰了傳統父權制中的兩性道德規范，貞節牌坊不再具有價值。除此之外，經濟和生存壓力劇增，與生活方式個性化的需求，導致了人們對情感生活的規劃增強，浪漫愛逐漸褪去了宿命的神秘面紗，成為可自主定制和規劃的目標，人們的社會關系逐漸經濟化。也就是說，計較得失的經濟模型深入到自我塑造和人際情感之中（同前，16頁）。

易羅思著《愛，為什么痛？》

在情感解答類直播領域中，對浪漫愛的祛魅最為明顯。抖音坐擁千萬粉絲的“龍飛律師”是人間清醒的代表，她致力于以最現實的立場，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每一位連線的戀愛腦（女性為主）出謀劃策，在婚戀關系中尋求最優解。此時，批判戀愛腦被看作一種理性主義的解放敘事。推崇戀愛腦（傳統浪漫愛敘事）與批判戀愛腦在表面上看似不同，實則內部邏輯一脈相承，它展現了情感自主與自我價值的悖論。過去，女性通過浪漫愛展現自主意識，如今，這種追求卻可能成為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障礙。因為歷史上的愛情腳本假定了兩個有個性的人，通過對愛情的純真憧憬和選擇能力來表達自我，在情感紐帶中相互確認自我價值（同前，217頁），然而，當代社會中，浪漫愛不再是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手段，工作、職業、消費也成為定義自我的途徑。因此，那種著重個性與情感、輕視物質的瓊瑤式浪漫愛腳本，在現實面前顯得過于理想。然而，正是浪漫愛中被充分激活的女性自主意識，促使她們擁有了反思愛情的能力。于是，先前被摒棄的因素如理性的經濟決策重新變得重要，性行為和性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

另一個有趣的矛盾是，在浪漫愛模型消失之時，觀看、審視、想象愛情成為一種新的流行（見楊矗矗：《〈《鸚鵡殺〉：一次關于女性復仇的想象與失落》，《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年10月12日）。當下現狀是，女大學生沉迷情感直播，全民流行磕糖戀愛綜藝，追星女孩難以自拔地“磕CP”，這些現象好像在宣告：“戀愛腦可恥，但戀愛可賞。”與“戀愛腦”含義相似的還有“純愛戰士”，但“純愛戰士應聲倒地”這一流行語具備雙意性，對應著人們對待愛情的雙重態度。它的第一重含義是：“真心錯付的心碎。”第二重含義則是：“為別人的神仙愛情流淚。”（阿研：《“純愛戰士應聲倒地”到底有幾種意思？》，“外研社”公眾號，2023年10月9日）雖然誰也不愿蒙受愛情的風險，但大家卻都沉溺于觀看“真愛”。雖然女性主義理論揭示了浪漫愛中的不平等和潛在的剝削，關系的經濟化則倡導主體根據需求和偏好追尋自我利益，而非一味付出與包容，但是，浪漫愛所承諾提供的親密體驗、坦誠的自我表達、深入的理解、對自我價值的承認和無私包容，依然是人們心底最渴慕的東西。

浪漫愛模式的解構，以及隨之而來情感關系中的新現象，展現了現代情感的樣貌——疏離與欲望的拉扯、性自由和身體自由的悖論。由于自由擁有著制度結構，且這一制度結構會反過來塑造自我和社會關系，因此易洛思在《愛的終結》中聚焦于剖析自由，以期進一步展現出愛情的張力。

羅曼蒂克加速史：從性開始

社會對戀愛腦的反感和嘲諷，展現了當下情感結構的根本性變化。曾經啟蒙了女性主體意識的浪漫愛情，如今卻逐漸變為限制女性內在自由的牢籠，這就是情感自由的悖論。當代人在愛情中推崇的自由有兩種，一種是感覺自由，它根植于意識與私密生活的歷史，發展為選擇對象的自由；另一種是身體自由，它源于女性解放的歷史，發展為發生性關系的自由。這兩種自由相互交織，匯集于自由至上主義的自我。但是，在《愛的終結》一書中，易洛思指出，如果自由同時還是一種社會安排，那么，它就不僅應是我們保護的對象，也應是質疑的對象。對性自由之解放性的分析，能夠幫助我們通過揭示自由制度，理解自由之悖論。

自主性在性自由中似乎得到了極致的展現，性自由的悖論直接體現在“不經心性愛”（casual sex）上，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走腎不走心關系，“約炮”是這種關系的具體形式之一。以約炮為例，“不經心性愛”是一種完整但極短暫的關系，因此，它極其容易被商品化。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性接觸可以作為商品，在一個被組織的市場中進行等價交換。在這個市場，人們會明確自己和他人的價值屬性，然后進行雙向選擇。一旦匹配完成，這種關系又會迅速地被消費和丟棄（107頁）。借助商品化的邏輯，“不經心性愛”使短暫易逝、不具責任、無未來規劃的關系變得正當合理。

另一方面，“不經心性愛”將匿名的陌生感和赤裸的親近感糅合為一，當自我的疏離與身體的親密同時出現時，自我情感與身體欲望被分割成獨立的兩個部分。這種關系抽離了人際交往中對人格特殊性的體驗和關注，使人們可以在不關心他人的獨特心靈的前提下親密接觸。這么一來，關系被剝離了內容，抽象為一種形式，簡化為性體驗的積累。形式上的自主、自我表達在實質上卻成為性快感和身體的獲取，但是由于情感與欲望的分離且被剔除，使女性無法真正實現自主。與此同時，由于社會中男性氣概的自主性可以只展現為對身體的簡單占有，男性通過占有就能夠實現自我價值。所以“不經心性愛”對男女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對男性而言，不付出情感只收割性有助于增進其自主性，而對女性而言，這帶來了自我和身體的分割，她丟棄的不只是情感，更是她真實的自我。

這或許與傳統上“不經心性愛”被認為是男性專屬相關。直至今天，性放縱對男性而言仍被視作一種性能力的展示，然而對女性而言，卻往往意味著被貼上“隨便”“淫蕩”的貶義標簽。女性的貞操具有較高的社會價值，關系到女性自我的構建，甚至會對女性主體產生影響，而男性則沒有這樣的壓力。以《愛情公寓》中的呂子喬為例，他沉溺于撩妹并炫耀其戰績，雖然“花花公子”的名號是一種調侃，但卻依然傳達了對他這種習性的肯定。實際上，“男性特質”在定義中就包含著擁有多個性伴侶的能力，參與“撩妹課程”（PUA）的很多男性就是在以一種集郵的方式進行性捕獵（Rachel O'Neil, Seduction: Men, Masculinity, and Mediated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pp.3-45）。最后，“不經心性愛”會導致情感的抽離，情感抽離又與另一種崇尚理性的男性氣質相呼應：“既能隨心所欲地積累性經驗，又能……解決好與之發生關系的女性。”（120-121頁）這種性經驗的積累反過來設定了一種男性身體魅力的等級制度，即女性伴侶越多的身體越具男性氣概。

蕾切爾·奧尼爾著《誘惑：男人、男性氣概和媒介化的親密關系》

與這種簡化模式相類似的是很多男性所理解的戀愛模式，正是這種理解使他們無法享受戀愛。他們常常抱怨，固定的愛情模式讓他們提不起勁，無論和誰在一起，在什么階段共進晚餐、看電影、開房、同居似乎一成不變。他們從情感關系中提煉出實用的套路，并被套路的重復和乏味所困擾，因而看不到每個個體的特殊性和豐富性，甚至失去了對他人的好奇，也就是說，他們喪失了體驗真實幸福的能力。

當然，女性主義運動爭取性解放，目的是要解放人們基于性別、性取向、性關系、性行為受到的道德壓迫，賦予女性更大的自由。對于新女性而言，“不經心性愛”的誘人之處是它強調了“自主性”。此外，選擇這種形式的女性也能獲得平等感，因為她們采取了與男性曾經特權專有的性相一致的情感抽離態度。但是，這也導致了一種觀念，認為只有情感抽離的性才是普遍的性，只有分開性和愛才足夠“大女人”。在引發熱度的都市言情劇《驕陽伴我》中，梁珊珊就是這樣一個大女人形象（該劇于2023年9月1日在央視八套黃金強檔開始播出，收視率穩居全國第二）。她美艷大氣，既能將性感化作武器在生意場上馳騁，也能用金錢解決私人情感需求，在娛樂場所和弟弟們左擁右抱。

《驕陽伴我》里的梁珊珊

然而，在當下的社會刻板觀念中，“不經心性愛”依然與男性視角的性關系聯系在一起，這就意味著男性參與其中更可能獲利。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當女性談論性解放、穿衣自由時，一些男性會表示“舉雙手雙腳支持，越解放越好，越自由越好”。這些人的話語不僅展現了權力上位者的輕浮猥瑣，在客觀上也沖擊了性解放脈絡下女性主義先鋒性。

在性別不平等的交往框架下，不經心的性缺乏性別對稱性。對很多女性而言，她們依然渴望在情感關系中獲得自我價值的確證，它的基礎往往是互惠和承認，但在不談及愛的性關系中，能夠合理索取的只有性愉悅。這樣看來，當女性追求平等的“不經心性愛”時，可能是在被一種狹隘的男性中心的自主性幻覺所支配。更有研究發現，在試圖享受并實踐了“性自由”的女性中，很多人感受到的是自我價值感被削弱（Elaine M. Eshbaugh and Gary Gute, “Hookups and Sexual Regret among College Wome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 no.1[2008], pp.77-90）。因為當一段關系以性開啟時，女性更容易升起一種康德主義式的懷疑：性化是否在把他人當工具，因而傷害了他人和自我的完整人格？這或許是因為，女性在社會中承擔著主要的照護責任，她們往往通過情感與對方建立聯系，更在意關系中情感的實質性和深入性，以及由此看到的人的完整性和尊嚴。

在當下的情感關系中，“不經心性愛”符合男性氣質的社會編碼：“為滿足快感而施展權利、情感抽離、自主并將他人工具化。”（145頁）這種“性自由”刨除了傳統社會交往所使用的互惠和責任話語。倘若女性仍然承擔著社會中絕大部分的照護工作，她們就很難真正漠視關系，無視責任、互惠對自我價值的重要性。自由的性化主體，實際上與真正的女性解放相沖突。自由當然關涉人的自主性，然而，“把自由置于平等和公正之前，只會釋放強者的強權”（20頁）。因此，對于在社會中還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而言，“性自由”更加復雜矛盾，“不經心性愛”給她們帶來了關系自主和身體自主之間的沖突。

性與身體的商品化：自由的悖論

倘若女性清楚“不經心性愛”的規則，并能充分利用它，甚至深入理解性別社會腳本為自己爭取物質利益，這是否有利于女性自由？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種可能采用的策略是前文提過的女性主義的方式：部分女性表現出一種看似玩世不恭的態度，她們自認足夠強大，不僅可以運用男性的規則，而且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頗具爭議的情感博主“曲曲大女人”就展現出這樣一種理想狀態：在不改變社會腳本的前提下，運用一切性別優勢為自己謀取利益。這類情感博主通常為咨詢者提供建議的方式是，通過闡明兩性關系腳本中的規則和權力關系，幫助咨詢者扮演符合規則的角色，并鼓勵他們在構建角色的過程中最大化自利，以此建立自主性。這位情感博主被粉絲贊譽為“人間清醒”（YY：《“情感導師”OR“撈女教主”？曲曲大女人的出圈背后》，“娛樂資本論”公眾號，2023年8月19日），這實際上是在說，她充分認知到了性解放和身體自由為女性帶來的利益，同時，她也深刻理解了性和身體的商品化運行規則，以確保女性通過巧妙運用規則的“性別操演”，在已然被商品化的、不平等的兩性情感框架下獲得最公正的交易，至少在表面上，幫助了女性免于遭受“性剝削”。

“曲曲大女人”的抖音視頻

然而，曲曲也被很多博主蔑稱為“撈女教主”，甚至多次遭到封號審查。除了因為她的“清醒發言”而蒙受損失的利益群體，也就是那些習慣于占女性便宜的男性之外，還有一些人反感她的原因是：她的策略繞開了“愛情”，而直接指向了粉紅泡泡之下的權力關系博弈。她的建議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揭示了兩性關系腳本內部深層的權力格局，即“女性能夠用性去換取男性的權力”。雖然她反復強調，這樣做并不是“絕對正確”的，也就是說，并沒有給予這種社會腳本以康德主義式的實質性認同，但她卻通過功利主義原則暗示了自己行為的正面價值。也就是說，她暫時懸置了對性別腳本的判斷，承認甚至肯定了性的可交易性和身體的可消費性。當然，這或許無可厚非，從前來咨詢的個體角度看，曲曲是一位出色的實用主義者，但在那些對當前不平等的性別腳本框架感到不滿的人看來，曲曲不僅無助于性別結構正義及其革新，還默認并強化了某些潛規則，因此是個庸俗的功利主義者。

《愛的終結》深入剖析了讓女性不適的愛情關系中的性別腳本是如何在日常中泛化的，除了“不經心性愛”給女性帶來的心靈不自由外，該書還關注了問題的另一方面——身體的商品化。易洛思闡釋了身體作為性吸引力的載體的觀點，她認為，獨立于愛的性同時塑造了獨立于情感的現代身體。女性身體能夠通過媒介視覺符號和消費品構造出展示自己的新方式。這其中既包含“一笑傾城”“一栗小沙子”這樣的娛樂博主（前者在抖音上擁有一千九百萬粉絲，其視頻內容以面對鏡頭作乖巧可愛狀為主，她擅長深情凝視、害羞微笑、對口型唱歌，粉絲群體中退休大爺居多，后者在抖音上擁有一千兩百萬粉絲，最初因為穿藍色戰衣跳舞而爆紅），她們在性人格化的過程中展現了女性氣質，同時也包含了“曲曲大女人”這類情感IP，她們看似充分展現女性自主，實乃通過性生產符號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典型。上述過程都將女性身體的符號價值正規化、常態化。

“一笑傾城”和“一栗小沙子”的抖音賬號

這個問題還涉及身體與消費主義的相互構建：性感的身體往往并非天生麗質，而是后天消費與品味堆積的產物，消費主義在女性為自己身體設定的更高標準中得到了自我確證。身體的商品化呈現為性的視覺化模式，然而，這一模式仍然由男性所主導。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男性控制了絕大部分視覺-性產業，因此，他們掌握了定義女性價值和性吸引力標準的權力。這不僅體現在情色制品的消費者比例上，更體現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中。女性的美貌會自然而然被地反復強調，相比之下，男性往往能免于被美貌標準衡量。

然而，美貌是短暫的。這是因為，當女性身體被性化并成為被評估對象時，它就面臨貶值的風險，并被置于與其他身體永無止境的競爭之中。在這個時候，父權制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相互交織，因為貶值是資本主義的固有套路，為了保持生產，需要迅速淘汰和更新。“性接觸和浪漫接觸不僅以消費市場作為媒介，而且吸取了市場的特征。”（228頁）女性無盡的容貌焦慮，甚至極高比例的進食障礙類疾病，都能佐證身體的性化和商品化是被男性所主導這一事實。在不斷要求自我改變的同時，實際上是被迫陷入了一種雌競，就像羅馬斗獸場內，獲勝的勇士看似風光，但依然處于牢籠之中。

也就是說，盡管女性能夠通過自己的身體獲得經濟價值和符號價值（這使得女性獲得了對性自由的掌控感和主體感，這也正是情感博主發揮作用的環節，目的是確保女性的性價值能夠得到自我和他人的充分認可），然而由于男性對市場的控制如此昭然也如此隱蔽，就算女性擁有了性自由，也是不充分的。因為當性成為剩余價值的來源，又由男性所定義，就注定了它有時能夠獲得酬勞，有時則不能。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己的身體獲取了經濟和符號價值，雖然女性在個體層面可能獲得有利于其成長的自由感和主體感，但是，由于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中男性仍然控制著性-視覺化市場，定義著女性價值和性吸引力標準，在群體層面的女性自由依然是存疑的，在這一意義上，個體所體驗的自主感也變得虛幻。這些情況造成了當代女性主義解放過程中的新困境。

結語：未成功的情感革命

浪漫愛的解構與性自由、身體自由的擴張密切相關。我們在當下不得不思考，自由將引領我們走向何方？純真的愛情能被置于何處？女性的情感自主何以實現？在后浪漫時代，我們是否還能擁有真正的親密關系？

在《愛的終結》中，易洛思也未能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但她提出，否定性的情感——可以理解為經歷了戀愛腦批判后的“分手”——可能是女性實現情感自主一個途徑。以最典型的情況“離婚”為例：與前文所描述的喪失愛的能力的情況不同，離婚是一種堅決而激烈的方式，主動撕毀愛的聯系。女性更有可能發起離婚，并通過離婚展現一種主動、清晰的姿態。她們通過否定和撤出關系，來抗議她們在情感中不曾被看見和被理解。

恰恰是女性更愿意在情感的領域感受和維護關系，才導致她們更可能提出離婚。但對情感的重視與生物天性無關，真正的原因在于，女性的社會處境要求她們成為照護者，關懷周圍的人。在這些關懷實踐中，女性不僅感知到了“實在”的情感，還規范化了它們，包括“實在”情感應當如何被感受、表達和交流（320頁）。這一過程深受當下流行的心理治療技巧和文化的影響。由此，女性不僅認識到了自己的情感能力，也意識到了情感在塑造女性自我和身份認同中的重要作用。有時，她們甚至會把這種作用放得過大，因而更傾向于通過主動否定一段不能令人滿意的感情來維護自我價值。

對女性而言，最自主的決定往往是最符合內心情感的決定，自主可以表現為主動提出離婚，也可以展現為對伴侶的依戀。然而，對男性來說，他們的自主性要求則與依戀截然相反。依戀和隨之而來的情感規范甚至可能對他們的自主性構成威脅。如果依戀與自主的分歧無法彌合，那么離婚將是走向自由的必然結果。然而，易洛思并不是在說自主性是人類分離的罪魁禍首，也不是在倡導我們放棄個體自由，回歸某種保守的家庭觀念。她試圖對當代人的疏離和孤獨提供一種解釋。她提醒我們，我們所以為的自由，實際已經被資本主義所籠罩和滲入，直達我們的想象和行動之中。真正的自由，恰恰是我們主動澄清自己模糊的判斷，對難以名狀的蒙蔽與束縛有所覺知（392頁）。

（黃家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