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關于良渚考古的出版物如考古報告、學術論文、媒體報道不在少數，它們均從不同側面勾勒出良渚考古八十余年的歷程。然而考古工作很多生動的過程和鮮活的細節不會出現在報告和文章里，只會留存在發掘者的回憶之中。

本文是當年良渚古城考古的領隊劉斌和隊員王寧遠的口述，從一線親歷者的視角向公眾揭示了良渚古城發現和發掘始末，以及在良渚古城考古成果公布之初所遭受的一些爭議，通過文字背后的真誠講述，呈現科學考古發現和考古工作的不易。本文節選自新近出版的《我們這樣發現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

良渚古城的發現與發掘

劉斌（領隊）

良渚古城的發現，源自 2006 年葡萄畈的一次不起眼的發掘。

這年4月，管委會為了安置莫角山搬遷人口，在莫角山西邊一個叫葡萄畈的地方選了塊地準備進行住房建設，所以讓我們去調查發掘。當時并沒有太多期待。發掘過程中從河道里挖出來的東西卻非常好，陶片很豐富。莫角山邊出了塊玉料，還出了卞家山時的那種漆杯的殘片和刻紋陶片，當時我意識到這條河太重要了。紅線范圍內項目結束我還是舍不得，于是把河的對岸也找到了，河寬大概是 40 米。

我萌生了一個想法，想解剖一下看看河岸到底是生土還是人工堆的。但由于周圍全是房子，實在沒有余地，又擔心距離人家墻基太近， 所以后來解剖了很小一塊，只有 2 米×4 米。但其實這一塊也是超出管委會安置項目的范圍的，再加上時間延長，導致管委會對我很有意見，說我太認真，一天到晚不肯結束。

當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河岸怎么弄的。但是解剖發現土太純，啥也沒有。中間確實也沒有房子，都是一次性堆上的，這時懷疑到生土了。但由于它西面是河，我覺得不太像生土，于是再往下挖了大概二三十厘米。

后來應該是到了 12 月了，我在四川開會時，技工齊自立發照片給我，說挖到了石頭。把石頭清出來后看到它們分布稀稀拉拉的，第一反應想著如果是地面就好了，但那不是地面。想想石頭上面是 3 米高的堆土，堆土中間也沒有間隔層，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地基。

過了兩天就是平安夜，我還在琢磨這件事，如果是鵝卵石我就不驚奇了。于是我突然想到這些石頭和土會不會是從瓶窯那邊的山上運過來的。

我突然會想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余杭文管會陸文寶他們在修瓶窯南山石刻造像，前兩天拉我去現場看了一下，想讓我做專家。去的時候因為瓶窯老街那條路沒通，我們是從瓶窯中學后面繞過去的。山那邊有個石頭斷坎的剖面，石頭就這樣一塊塊裸露著，應該一撬就能撬下來很多，還可以把這些石頭運到其他地方使用。于是我就想到我們鉆探出的石頭會是從哪個山上運過來的，萬一這底下都是石頭地基的話，那得是多大工程啊！

第二天我就帶著老祁他們沿著東苕溪往上走。苕溪差不多對著鳳山的位置過來有分叉，南面就是良渚港。我想這些石頭肯定是保衛莫角山的大工程，要是整條都是的話那就不得了。原生的地層肯定沒有石頭的，想到這個我就想去問老鄉，看有沒有誰家挖井挖到過。

當時我們的民工有個叫陳圣順，附近村子也很熟，就很熱心地帶著我們去問。這一問就問到有兩家打井就打到過這個樣子的石頭。那我就覺得十有八九了。后來我越想越激動，覺得這個東西肯定是個大工程， 應該是重大發現了。但當時管委會和曹所長都催我趕緊結束，于是我想找一些人來幫忙說說話，延緩這個事情。

我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孟憲民的。他原來在國家文物局擔任過司長， 對良渚很熟悉，跟我比較要好，當時他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書記。我跟他說莫角山應該是大工程，希望他來幫著呼吁。

后來我還給張忠培先生和趙輝老師發了短信，結果恰巧他們二人都要到龍泉開會，說開完會就過來。

后來張先生和趙輝老師都過來了。我跟他們說，雖然只挖了一個葡萄畈，但我根據目前已經調查的情況推測這個地方很重要，這個河有 40 米寬，里邊出土的東西也很好，希望允許我繼續調查。

他們看了也聽了，就說這個確實很重要，于是去跟管委會領導和曹所長說，就這樣調查被批準了。

但還是面臨著經費問題，因為原來挖葡萄畈是管委會項目出的錢， 現在挖完了就沒有經費支持了。到了第二年，這個地方就列入國家文物局調查項目，同意我繼續調查。

第二年一開年，我們省里邊的經費先拿了一部分給我調查用。考慮到南面因為有村莊壓著基本上有保障，所以就不太著急。而 104 國道北面很淺，于是就先鉆探了北面。沒用幾天時間，探鏟一打就打出來了。

光打探孔我又擔心不保險，所以在北面又挖了四條解剖溝。開頭在靠近國道處先挖了一條比較小的 2 米×10 米的溝，發現的石塊都比較小。后來又選了一塊面積比較大的比較規整的地方挖了兩條大一點的探溝。本來解剖 2 米寬就夠了，但我解剖了 10 米寬，因為我要讓現場看的人感到震撼，而不會有不確定是不是城的疑慮。最后一條探溝是在一小塊沒被取土的高地上，解剖下去發現也有石頭。最后就保留了其中一條大的探溝的發掘原貌，其他就回填了。

隨后我去跟管委會領導建議，說把這些石頭地基和反山圈到一塊做遺址公園很好。如果不租下來就面臨著要馬上回填、賠償的問題，這樣后面來的人就看不到了。張炳火書記當即就同意了，于是從西墻往北山那塊 40 多畝地就先租下來了。

穩定了之后我就請國家文物局領導、張忠培先生和孟憲民來看。孟憲民當時是在文化遺產研究院做水利工作和公園規劃的，那次我們還討論到塘山長堤的問題。搞水利研究的就說塘山這是多此一舉，洪水從西頭又流回來了。

之前浙江省文物局鮑賢倫局長也來過，我給他匯報說這個石頭地基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圍繞著莫角山的城，另外一種就是水壩。

吳立煒主任說不可能是水壩，水壩是不能用石頭的，因為會漏水。我說它跟苕溪走向平行，也不能斷言不是水壩。

后來我就設想，接下來在莫角山周邊這么大個地方怎么找，鉆探一遍的話估計要花兩年時間。

此后有一次張忠培先生到寧波考古所開會，會后他說沒去過普陀山，結果在普陀山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說無聊，沒事干，于是逛也不逛就從普陀山來到良渚。到了這邊已經天黑了，吳主任安排他們住在東明山的白廬藝術館。楊晶一起來的。第二天他們說要去爬山，并跟我說爬山完了要我匯報現有的認識和工作計劃。于是我就寫了幾點，跑到白廬去跟他匯報目前推斷的兩種可能，還說打算花兩年搞明白。

到了 2007 年上半年，我們通過鉆探確認了南起鳳山，北到苕溪，寬約 60 米，長約 1000 多米的石頭遺跡分布。為了驗證我們的鉆探成果，我們選擇了在舊 104 國道北部的白原畈段進行解剖發掘。因為白原畈段的高地靠近苕溪，高地的堆土在歷次修筑大堤時已經被取掉了。鉆探發現的石頭地基距離地表只有 40 厘米左右，在水稻田耕土的下面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積。在這里發掘不僅見效快，也可以盡可能地減少考古發掘所造成的破壞。

根據鉆探所反映的堆積狀況的不同，我們在此分四段進行了探溝解剖。通過解剖我們進一步肯定了這一遺跡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連續性，而且在遺跡的內外兩側都有河溝分布，河溝邊緣普遍疊壓著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積，陶片特征與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這使我們對鉆探的手段和成果充滿信心。

在體會初戰告捷的心情的同時，我們也迎來了新的挑戰和困惑。經過半年的鉆探發掘，發現的這段城墻，南端連接到了自然的山體鳳山上，而北端則疊壓在了現在東苕溪的大堤下面。這到底是城墻還是良渚時期修筑的苕溪大堤呢？這是我們接下來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做了幾種可能性的推斷，如果是圍繞著莫角山的城墻，那么北墻可能在哪個位置，南墻可能在哪個位置？

我們開始兵分兩路，一組沿著鳳山向東尋找，另一組沿著河池頭的南面向東尋找。

我記得西城墻挖了還沒找北城墻的時候，工作已經進行了半年了， 于是我請牟永抗老師和方向明他們都來看。我匯報了后說計劃還要再找，往北找。牟老師說這個石頭早就知道了，農民也說耕地的時候把犁都能絆住，只是沒繼續找。趙曄說以前也挖到過石頭。后來我讓他們看了之后留下點意見，其他人也沒說話，牟老師說目前這個情況把這塊弄清楚就已經不錯了。

隨后的幾天下來，一點苗頭都沒有。當時我推測河池頭是城河，于是我們改變策略把老祁、老郭兩人集中到一塊，重點尋找北城墻。河池頭南面沒有，我們又到河池頭北面尋找，結果鉆來鉆去也找不著。

有天我跟他們一起去河池頭那個村調查。我說還是向老鄉打聽誰家挖井有挖到過石頭，后來果然問到了有一家挖到過石頭。就在那家出來路北面有突出去一塊，比較淺的地方鉆到了石頭。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終于在 2007 年 6 月 9 日發現了河池頭村高地下面的第一塊石頭。西墻的斷線終于又看見了一線光明，這是何等的讓人激動啊！

我們沿著新發現的目標，向兩端延伸，一個孔接著一個孔地尋找， 目標是黃土和下面的石頭，以及邊界外面的洪水層和淤泥。

6月19 日那天，張先生又考察了白原畈段的發掘現場并聽取了匯報。聽后他興奮地說 ：“這個發現的意義，不亞于當年反山、瑤山的重大發現。這大型石砌遺跡規模如此宏大，在中國同時期中還沒有第二個。下一步的考古發掘工作要通過鉆探等手段，了解這一遺跡的結構、營建過程以及其中的石頭和黃土來源等問題，認識遺跡的功能，理解這一遺跡與莫角山遺址的關系。”

到了 9 月 28 日，我們鉆探確認了從苕溪大堤到雉山的 800 多米長的墻體。北墻找到了。可這真的是北城墻嗎？我們又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找到的北城墻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時還是不能排除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為這一段還是與北面的苕溪大堤相平行。

從 2007 年 10 月 1 日開始，我們在雉山東面設定了幾條鉆探目標： 一是沿雉山一路向東北方向，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 ；二是沿著雉山向南鉆探，把雉山設定為城墻的轉角 ；三是沿著雉山東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鉆探，把前山設定為城墻轉角。

第一條在雉山和現在的苕溪大堤之間，來回尋找，一直鉆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發現可疑目標。

第二條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未能找到我們要尋找的石頭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鉆探也遲遲未能發現石頭的蹤跡。

良渚古城復原圖

難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嗎？到 10 月下旬，我們幾乎探遍了從雉山、前山到舊 104 國道之間的南北 1000 多米長的范圍，最后終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塊叫“外逃頂”的農田里鉆探到了下面的石頭。

有了目標，我們迅速向南北擴大。北面連接到了雉山的東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門村。當確準無疑是東城墻后，我就開始理直氣壯地向考古隊員們宣布 “：這回可以肯定是城墻而不是苕溪大堤了。”

剩下找南墻就容易了。果然 10 月 27 日南城墻被順利地確認了 ：東起小斗門村西，西至東楊家村，與鳳山東坡相連，全長約 1600 米。至此，一個東西約 1600 ～ 1700 米，南北約 1800 ～ 1900 米，總面積約 300 多萬平方米的四面圍合的良渚古城，已經真真切切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龐大，遠遠超出了我們以往對于良渚文化的認知。

良渚北城墻 （圖源：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

圖源：良渚古城西城墻白原畈段發掘場景

為了盡快證實我們的鉆探成果，我們同時在北城墻開了兩條探溝， 東城墻和南城墻各開了一條探溝，進行解剖性發掘。發掘的結果證明， 四面城墻在結構上、堆筑方式上與生活堆積的年代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底部普遍鋪墊石頭，上面主要用黃色黏土堆筑，四面探溝中疊壓著城墻坡腳，均有良渚文化堆積。從堆積中所包含的陶片看，也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相同階段。這為證明四面城墻的整體性和同時性提供了可靠依據。

11 月中旬，張忠培先生又來過這邊一次，我就和他商量著要開新聞發布會。張先生說不要著急，先捂一捂，暫時先不發。他想的是我們考古界的很多教訓，就是擔心一旦弄出個大工程，當地就可能不支持后續工作的繼續開展了。

不過因為目前調查和發掘已進行一年多了，這么多探溝都開在那， 事情也捂不住了，而且我感覺不公布的話，接下來的工作和規劃也都無法進行。當月下旬請了嚴文明先生來現場看，和文物局領導商定后就決定召開新聞發布會。

關于古城叫什么名字，也是跟張先生、鮑局長、高蒙河等一塊商量過的。山西有個平遙，叫瓶窯古城聽起來就不對頭。也想過叫莫角山古城，不過叫良渚文化莫角山古城繞來繞去的麻煩，干脆叫良渚古城。

劉斌在北墻解剖點

于是 2007 年 11 月 29 日，由浙江省文物局與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宣布良渚古城的重大發現為“石破天驚”“中華第一城”。

發布會由杭州市副市長主持，然后我做了報告。嚴文明先生參與了發布會，最后他進行了點評。

那時也考慮了要不要再請張忠培先生來，不過想到老人家還要來回辛苦折騰，兩個老人家坐在上面也不太合適，而且嚴先生的普通話更好一些，張先生湖南口音別人聽不太懂，因此就沒有考慮太多，就沒有請張先生來。

我當時真沒有太在意這方面。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妥啊。古城發掘他幫了那么多忙，發布會的關鍵時刻卻沒請他來，也沒聽從他說的“捂一捂”。想起來一直很內疚、很自責。

良渚古城發現后，在張忠培先生的指導下，按照“三年目標，十年規劃，百年謀略”的方針，認真梳理了良渚遺址已有的資料與存在的問題，制定了良渚遺址考古的短期任務與長遠目標。

2008 年，為了給建遺址公園提供資料，管委會委托陜西龍騰公司對古城外圍進行了大范圍精細勘探。2009 年，利用地理信息技術（GIS）制作數字高程模型（DEM）發現外郭城，發現原來發掘的卞家山實際上 是外郭的一部分。從而證實良渚古城從內到外具有宮城、內城、外郭的三重結構。

良渚古城的發現也是我們對良渚遺址群概念的深化和發展。以往良渚遺址群，是在三四十平方千米的范圍內多個遺址的集合，雖然也關注到不同遺址的性狀，但是因為材料的限制，還難以明析其結構功能，主要是從遺址空間分布角度，分成了幾大片。而良渚古城的確認，我們得以從功能角度認識這些遺址的真實作用，認識到遺址群實際上就是良渚古城及其郊區聚落的遺存。這也標志著良渚考古從遺址群時代進入了以結構功能為研究視角的都邑考古的新階段。

良渚古城是“周老虎”嗎？

王寧遠（隊員）

良渚古城發現之后，因為它規模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那么任何一個新的科學認知或者新的事物出現都會有引起很多不同的聲音，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

提出質疑的主要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及浙江大學的學者，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前輩。

2008 年 1 月初，也就是古城發現新聞發布會一個月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林華東在浙江電視臺《新聞超市》欄目中對良渚古城提出了質疑。2008 年 1 月底，林華東又以《良渚發現的并非古城》為題，在《觀察與思考》上發文，指出對于良渚古城的八大疑點， 如判斷城墻年代的證據并不充分，城墻為何如此寬大，為何沒有發現城門等。

和林華東同在一個辦公室的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羅以民，又在下一期的《觀察與思考》雜志上發表了長達 1.5 萬字的《證偽“良渚古城”》一文，直接否定了良渚古城的存在。當時，正值陜西“周老虎”事件發生不久，他認為良渚古城是個“周老虎”，提出了“城墻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壩”的論斷。

羅以民沒有考古學背景，他文中很多關于地層學、年代學的觀點都是錯的。他質疑的發端是對城墻墊石開采方式的疑問。他判定城墻墊石都是有棱角的人工開采的石頭，而良渚時代沒有金屬工具開鑿，也沒有發現火燒水激法破石的痕跡，因此不可能是良渚時代的工程。

他文章發表后的第三天，對于羅以民認為的“石器時代根本無法大量開采出如此堅硬的石頭”的論斷，北京大學嚴文明先生稱“作者太缺乏常識了”，“新石器時代開采石頭的事例很多，作者會有這種想法，只能證明他的考古知識很欠缺”。

關于墊石開采方式這點，我們后來做過一個墊石來源的專項課題， 雖然研究的動機是開展資源和工程研究，并非為了回答這一質疑，但其結論還是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最關鍵的是，這些石頭絕大部分都是撿拾的散石，而不是人工開采的。

然后還有浙江大學搞沉積學的一些學者，說是一看那個土就是Q3、Q4 的，然后是幾萬年的，這不可能是 5000 年。他們不知道這實際是人工搬過來堆筑的土，土自然形成的年代和用土筑墻的年代，是兩個概念。

這些人說了之后，我們也沒有去過多理會，也就是這樣。

后來 2008 年三四月，有報社記者為此去采訪浙江大學著名的教授陳橋驛先生，陳橋驛先生說 ：

去年 11 月底，“良渚古城”剛被報道的時候，就有人請我去看，但我沒去。不是沒空去看，而是我根本不想去。幾個月過去了，我還是很生氣，怎么可以在這樣重大的課題上做出如此輕率的結論。不用看城墻造的如何，僅憑我的常識判斷，這個“良渚古城”就不能成立。它是個“偽城”。

……洪水和咸潮在（良渚）初期仍是嚴重的威脅，因此，在飲水的來源、薪炭的取得、冬季避風御寒以及制敵自衛等方面，孤丘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重大的良渚考古發現都是在小山丘上，比如反山遺址、瑤山遺址、莫角山遺址，等等。

但是今天這個“良渚古城”就值得懷疑了。越族先民的確會將一些小的田地圍筑起來，但那都是小群體的行為，主要目的是保養淡水、防止土地鹽堿化。當時不可能存在以防洪、軍事為目的的大型城墻。

因為陳橋驛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所以他說的話領導就比較在意。那么報道省里邊看到了，省政府就要求文物局做出回答，并給省政府寫報告。那天鮑賢倫局長把劉斌叫到省文物局辦公室，結果發現浙江衛視的工作人員也在那等著，問說有這么多質疑，包括陳橋驛先生也質疑，你們為什么不正面出來回答。

劉斌說 ：“考古是一個可驗證的東西，我們做過那么多的解剖，已經挖了兩年，是最終有 100% 的把握才公布的。我們開了全國的論證會。但電視臺卻想要我們來打擂臺，目的是看熱鬧博眼球。‘華南虎事件’ 最終是有人承擔責任的，那么如果林華東也罷，陳橋驛也罷，他們一定要說是假的，你電視臺讓我們這樣來接受采訪，我不接受！如果要我們接受采訪，需要你找來公證處，設一個公正的平臺，我們可以開任何形式的論證會，如果最后證明他們是故意造謠，那么是他的學術道德問題，就要追究責任。你要肯搭這個平臺，我就接受你的采訪 ；你不搭這個平臺，我就不接受你的采訪。”

后來電視臺不敢弄。

劉斌跟省文物局解釋說 ：“我們開過論證會，考古也不能兒戲的，是吧？四面城墻都做過解剖，整個地鉆探過，是 100%，對吧？那么像陳橋驛先生這樣沒有來過就下結論，首先我覺得這是一個科學態度問題， 對不對？你說這個平原地勢低，要受咸潮影響，但是良渚平原地區遺址現在發現都有 200 多處，這些居址墓地它不能在海里面的，是吧？對于自己的學術太自信，沒有來過就下結論，這種態度科學嗎？而另外一些人，我覺得是故意蹭熱點找茬的，這種人是有學術道德問題。”

所以這個事情最后省文物局給省政府也做了匯報，良渚管委會出面在媒體上做了一個正面的回答。一是強調年代可信 ：在城墻四邊共六個地點，經過發掘，無一例外，都發現了疊壓城墻的傾斜狀良渚晚期地層堆積，證明城墻堆筑的年代早于良渚晚期。二是針對林華東、羅以民兩位學者提出古城墻上的泥土很可能是明朝時期后人“挖土來堆”或“洪水沖積”所形成的“次生堆積”，指明地層分布的廣泛性及其堆積相，充分表明了其“原生性”。

與政府部門相比，考古所的發掘者顯然比較淡定。以單位的名義在媒體上做了個簡單的聲明后，便不再理會，而是一頭鉆進庫房進行遺物整理，并以最快速度編寫了考古簡報，以《杭州余杭區良渚古城遺址

2006—2007 年的發掘》為題，刊登在 2008 年第7期的《考古》雜志上。

簡報詳細介紹了各解剖點的地層關系和典型出土物。從我們的角度，這個簡報足以回答之前社會上對古城的各種質疑了。

報告發表后不久，遺址幾個地點的碳 14 測年數據也出來了。毫無意外，都落在良渚文化晚期階段，印證了我們此前的判斷。

意外的是，在報告發表后，質疑的聲音依然不減。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還在 2008 年 12 月以國際良渚研究中心的名義開了一個會， 組織了好多人寫批判文章。會后內部材料印了一大本，劉斌還看到過。

林華東又撰文質疑疊壓在坡腳的地層是二次堆積。所謂的二次堆積，就是早期的遺址堆積在晚期因自然沖刷或人為搬運等原因而形成新的堆積，里邊包含早期的陶片等遺物，本質上卻是晚期的堆積。

實際上，二次堆積必然出現早晚期遺物疊壓關系的顛倒、混亂。解決這個疑問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走出書齋，來良渚管理所的庫房看一眼攤在地上整理的各解剖點的幾萬塊陶片，看看它們中有無夾雜任何晚期的遺物，看看其從早到晚的各層陶片的年代順序有無顛倒。

我們相信，只要具備考古的基本知識，來現場看過，自然可以得出結論。

林華東先生畢業于廈門大學考古專業，原來在我們考古所工作過多年，是我們的前輩，顯然是具備豐富的田野考古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士。據他文中自述，他曾三次去過古城發掘現場，但是從沒聯系我們，這是讓我們疑惑的事情。后來了解到，他是找了良渚管理所的費國平所長開車帶他去工地的。

一般我們參觀考古工地，總要和發掘領隊聯系一下，看看發掘陶片，聽發掘人講講地層吧，林華東先生和劉斌是很熟悉的。聽說他來過幾次工地都沒有找劉斌聯系。真是令人疑惑。因此他的結論和推斷肯定帶有很多個人的先入為主的偏見。

《我們這樣發現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上、下）主編 王寧遠 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