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數字中國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數字生活與數字文化的中涌現的新問題日益增多，近年網絡上出現的關于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以及網絡游戲原罪論的爭論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確理解、看待這些新問題，便成為擺在社會各界面前的一道難題。且不說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的說法需要足夠的數據支撐，農村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本身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把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歸罪于網絡游戲，不僅有失偏頗，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數字生活已經成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視其為洪水猛獸、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廢食。正如人民日報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網游 妖魔化網游不理性》中認為，沉迷游戲的危害不在于“游戲”，而來自于“沉迷”。我們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網游。對于網游成癮，嚴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確的態度，社會、家庭、網游公司以及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尤其是盡快解決留守兒童背后的社會問題，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主辦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現狀、問題與引導”圓桌會議上，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度交流與研討。現征得主辦方同意，將專家們的發言精要刊發于此。以下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生雷望紅的發言《留守兒童網絡成癮折射的是鄉村教育環境的巨大變遷》精要，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號。

鄉村留守兒童網絡成癮問題的映射

網絡游戲成癮一直以來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存在，但并未納入到學術視野中來。今年兩篇報道，引爆了關于留守兒童網絡成癮問題的討論，一篇是韓飛的回鄉記《鄉村青少年的未來被“吃雞農藥”重重圍困》，一篇是中青報刊文《農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機游戲廢掉》。兩篇文章均呈現出鄉村青少年被手機游戲深深吸引的形象景象，“除了睡覺，哪怕吃飯、上廁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橫著手機”、“日上三竿，還賴在床上組隊“推塔”，中午匆匆扒幾口飯又去“吃雞”，夜里兩三點還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機要砸臉上的時候，也要“血戰到底”。從調研來看，確實有一批鄉村青少年深陷游戲不可自拔，尤其是鄉村留守兒童，以至于一些家長斷言“農村孩子正在被手機游戲廢掉”（云南一農村家長語）。

兩篇文章同樣指出了鄉村青少年癡迷于游戲的部分原因，一個孩子說“游戲好玩，平時也沒別的有意思的事可做”，另一孩子說“不玩游戲干啥？”在不能玩水，不準爬樹，沒有活動、補習班，甚至沒有父母在旁管教的鄉村，還有什么比游戲更具誘惑。鄉村本來擁有充分的娛樂空間，但此時的鄉村孩子“只能玩游戲”，尤以留守兒童深陷為重，這一必然與鄉村教育環境變遷所形成的被壓縮的鄉村娛樂時空高度相關，留守兒童網絡成癮所映射的實際上是鄉村兒童的娛樂教育問題。

鄉村留守兒童娛樂時空變遷視角下的網絡成癮

鄉村兒童的娛樂活動曾經并不作為一個專門的實踐議題，玩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活動。兒童在鄉村中由村莊、學校和家庭在模糊化分工中形塑的完整統一的娛樂時空中實現自然的娛樂生活。在時間上，兒童可以在輔助勞動生產時玩耍、在學校音體美課堂上玩耍、在學習勞動結束后玩耍等等；在空間上，村莊中到處都是娛樂空間，家庭空間開放，學校空間亦是開放的；在責任上，老師、家長和村民不分時段不分地點，共同教會孩子如何娛樂，共同幫助兒童享受娛樂的快樂，但并不將之看作明確硬性的義務和責任，只是一種自然行為的流露。2000年及其以后，鄉村環境開始發生巨變，鄉村兒童的娛樂時空被極度壓縮，娛樂教育成為了家庭的私人責任，而留守兒童家庭因缺乏娛樂引導能力，從而給予了留守兒童自主與網絡游戲親和的機會，以及沉迷網絡的可能。

（一）鄉村社會弱化娛樂自給能力

1.娛樂主體從集中居住到分散居住

同輩群體是娛樂交往的主要主體，但由于計劃生育的效應凸顯和城市教育機會的相對開放，鄉村兒童的玩伴缺乏規模聚集的可能。一方面，從1980年代左右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鄉村表現出明顯的效應，鄉村生育人數大幅下降，兒童的玩伴減少。另一方面，隨著城市打工群體聚集，留守兒童的消極呼聲日隆，國家在解決隨遷子女的政策上得以落實，逐步向進城子女開放城市教育機會，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鄉村兒童分散到各處居住，有的孩子跟隨父母到打工城市，有的孩子到城鎮讓家人陪讀，有的孩子則寄居到親戚家。原本兒童充沛聚集，到現在兒童稀疏分散，留在鄉村的兒童玩伴越來越少，同輩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少。

2.娛樂空間從私人空間公共化到公共空間私人化

過去，鄉村空間缺乏公私之分，不僅公共空間可以隨意使用，而且私人空間也具有對外開放性，具有私人空間公共化的特征。筆者孩提時代可以到任何一處空間中玩耍，甚至“侵犯”他人的私人財產，比如三五成群到池塘里釣魚摸蝦，到水稻田里捉泥鰍，到別人家的菜地里偷瓜果，玩游戲可以隨便到哪家的門口，即使是躲迷藏也可以鉆到任一家的谷倉或房間里。鄉村社會能夠為兒童供給充足的空間進行娛樂，娛樂成本極低，村社娛樂自給功能極強。

然而，鄉村社會的娛樂供給能力隨著公共空間私人化而下降。土地流轉、池塘承包，都使得村莊中農業生產的公共空間逐步演化為私人的占用物，土地上的物品的市場價值凸顯，一旦被侵占或被破壞都要受到呵斥和責罰，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在居住空間中，隨著房屋新建，各家各戶都將大門緊閉，生怕不注意衛生的孩子到處跑弄臟了自家的地板，甚至屋外的空間也倍加珍惜，如果有孩子弄臟了家門口也會被責罵，孩子們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受到影響，可娛樂的公共空間在不斷減少。

村莊同輩群體與鄉村公共空間是孩子們自給娛樂的基礎，但是隨著公共空間的私人化，同輩群體的減少與分離，孩子們在村莊中獲得外在娛樂的可能性下降，此時鄉村社會又未出現相應的娛樂供給以此滿足他們的娛樂需求，因此他們就會逐漸轉向孤獨的自我，沉浸在娛樂世界中尋找新的精神寄托。

（二）鄉村教育喪失娛樂教育能力

1.從低標準下的充分供給到高標準下的低度供給

當出生和成長于鄉村的80后、90后回憶起自己的校園生活時，眼角應該都會泛起笑意。盡管當時學校校舍破敗、設施陳舊，但不影響校園中孩子們歡聲笑語。學生們一到下課，蜂擁著涌向操場，搶占乒乓球臺或空地，希望能夠在短暫的10分鐘打打球、跳跳皮筋，搶占不到空間的孩子們也會拉在一起瘋玩，跑跑鬧鬧，盡享游戲之樂。五音不全的兼課老師會在音樂課上教學生唱歌，從未學過美術的老師也會勉強教學生畫畫簡筆畫，還有會曲藝的老教師教學生吹拉彈唱。放學后，體育老師會邀著幾個愛打籃球的學生在學校里打球，一群愛玩的孩子也會逗留在學校打乒乓球一比高下。

反觀今天的校園，孩子們的歡聲笑語少了，沉默的孩子變多了。在娛樂教育方面，由于國家不斷推進教育現代化，提高了學校辦學標準，一方面強調教師的專業性，另一方面要求學校按照師生比和班師比配齊配足教師。然而，鄉村學校由于教師招聘不足，師生比出現結構性失衡，即學校教師人數配備齊全，但由于學科結構不合理，主課老師多，副科老師少，尤其缺乏專業性的體音美教師，鄉村學校開齊課程但上不了課。這些非專業的體音美老師在當前的考核體系下也無心去上課，音樂課就是用收音機或一體機放放音樂、體育老師丟幾個球給學生自己玩，美術老師同樣如此。因此，在當前高標準要求下，鄉村學校由于現實約束，不斷弱化了自身娛樂教育能力。

2.從空間開放下的娛樂供給到安全約束下的娛樂限制

即使學校不能為學生提高娛樂教育，但學校作為公共空間，內部的娛樂設施應是開放的，學生利用課下課后時間可以自行玩耍。然而，在 “安全第一”的要求下，學校秉持“不出事”邏輯，劃清校內校外空間，在校園內部一旦出了問題，家長可能會來找麻煩，因此，學校出于安全考慮，將學校變成一個全面監控下的安全控件，通過安裝監控、密集巡邏等方式，防范危機，劃清責任界限和安全空間，不倡導甚至禁止學生在學校玩耍，學生一放學就讓學生離開校園。此外，許多學校取消了運動會、郊游等大型活動。2018年，筆者在中部省份某鄉村小學調研時發現，一堆小學生下課后就整齊地蹲坐在教學樓墻角，兩眼無神地望著遠方，他們既不追趕玩鬧，也不去打球，完全喪失了小學生應有的活力。在南部省份某校調研時，發現學校規定學生必須要在放學十分中國內離開校園，否則按違紀處理。

學校本身具有培養學生健康娛樂活動的功能，學生如果在學校中接受了健康的娛樂活動，就會將之變成一種習慣。然而，當前鄉村學校不僅不能提供健康的娛樂方式，而且無法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娛樂空間，學校娛樂教育的萎縮與娛樂空間的壓縮，使得鄉村學生的娛樂生活變得愈加單獨和無趣。

（三）留守兒童家庭缺乏娛樂引導能力

村莊娛樂供給與學校娛樂供給的缺位，使得村莊-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娛樂責任共同體被瓦解，家庭成為鄉村兒童娛樂供給的唯一主體。問題在于，對于留守兒童家庭兒童，其自身特點缺乏娛樂引導能力。一是由于家長出于家庭生計的考慮，長期在外務工，缺乏娛樂教育時間；二是娛樂教育作為不但凸顯的家庭責任，對于缺乏文化水平的農村家長而言，還未徹底激發他們形成娛樂教育意識；三是留守兒童家庭的經濟能力有限，在不能靠村莊、學校和家庭的情況下，家庭的經濟能力也無法支撐兒童到城市購買娛樂活動。

家庭是兒童娛樂供給的最后一道門檻和防線，當家庭都無法有效的引導孩子參與娛樂生活時，就使得兒童享有了娛樂時間的自主支配權。在此情況下，網絡游戲由于自身低門檻、趣味性、互動性和挑戰性等特征，吸引了孤獨空虛的留守兒童，給予了他們在自由時空中陷入虛擬世界不可自拔的可能。留守兒童若自身缺乏自制能力，且身邊缺乏人員引導，他們必然會將游戲作為娛樂載體乃至精神載體。

多元主體合力建構健康娛樂網絡力克游戲癮

留守兒童沉迷于游戲成為當前我國鄉村社會所面臨的共性問題，游戲癮影響的不只是孩子的童年，而是孩子的命運，家庭的希望，乃至國家的未來。要解決游戲所帶來的問題，需要多元主體通力合作，共同發力，所涉及到的主體包括游戲公司、鄉村學校、學生家長和村莊社會。

一是游戲公司要加強技術控制。通過對未成年人設置技術門檻，限制游戲時間，禁止未成年人進入某些不適宜的游戲，降低未成年人沉迷游戲的可能性和程度。游戲公司還可以改變游戲中的規則設定，正向鼓勵未成年與現實社會多接觸，傳輸現實中的正向能量和積極價值。

二是鄉村學校要加強娛樂教育。一方面引導學生開展健康的游戲活動，提高體音美教育的質量，為學生提供基本的娛樂場所，增加學生在校娛樂的時間，培養孩子們健康娛樂的觀念與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塑造學生積極向上的學習心態和奮斗觀念，糾正他們不良的娛樂偏好，提升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和積極性。學校還要針對家長進行教育，教會家長如何與學生溝通，如何引導、監督和教育孩子分配閑暇時間，如何開展健康有意義的娛樂活動。

三是孩子家長要合理引導教育。娛樂時間不是垃圾時間，善于利用可以將娛樂時間變作積極的休息時間和發展時間，家長要學會引導孩子玩耍，一方面教會他們規劃娛樂時間，另一方面教會他們提高娛樂的質量。家長要加強對孩子的關注度，在面對孩子沉迷于游戲時，家長要理性客觀分析，耐心疏導，不可通過簡單粗暴的打罵方式解決，否則只會惡化關系，將孩子推向游戲深淵。

四是村集體要積極發揮娛樂供給的功能。鄉村孩子有大量的時間在村莊中度過，村莊場域是重要教育場所，村集體要主動回應孩子們的娛樂訴求，通過娛樂空間的再造和娛樂活動的開展，引導孩子們將娛樂時間變得更有價值。村莊中可以建設一些可供青少年活動的娛樂場所，比如籃球場、乒乓球臺等，給予他們玩耍的空間。有條件的村莊也可以組織一些針對青少年和兒童的游戲活動，比如暑期組織拔河比賽、歌唱大賽、特長培訓等，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以此分散他們的游戲時間。

村民閑暇時間的支配是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隨著大多數村莊基礎設施的完善，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開始關注成年人的閑暇時間的支配，一些村莊通過政策引導和自發行動孕育出健康的娛樂方式，比如婦女跳廣場舞、老人集體散步暴走等，但兒童的閑暇時間卻被忽略，游戲不知不覺侵入他們的世界就成為了理所當然，因此，孩子們在放學后、寒暑假的閑暇如何健康度過，同樣應該納入到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的考慮視野中來。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授權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號，本文原題為《雷望紅 | 留守兒童網絡成癮折射的是鄉村教育環境的巨大變遷【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專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