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本科時，徐朔方先生并沒給我們年級開課，我對先生也一無所知。三年級下學期，我決定報考本系研究生，看到導師欄里有他的名字，我才開始去做了解。

先生本名徐步奎，但其論著都署“徐朔方”，外界知其筆名而不知本名。80年代初，有一位北方學者來杭大做訪問研究，寫明要跟隨徐朔方教授，見面的卻是徐步奎老師，他十分懷疑是否搞錯了，徐先生只好解釋說：我就是徐朔方。

——我后來到中大，有人說，你們中大有兩個學者很厲害，一個叫王起，一個叫王季思。——也許這樣的故事，在每個學校都會有的吧。

我曾琢磨過先生的本名與筆名，奎宿主西方，朔方在北疆，兩者似無聯(lián)系，我也一直不敢問。后來發(fā)現(xiàn)先生在詩集《似水流年》的自序中，已經(jīng)揭開了謎底：“西北的中心是古代的朔方，那時千百萬青年都有過對它的憧憬。這是我筆名的由來。”

未見先生，就聽說了不少他的“八卦”。結(jié)論是：學問確實好，為人很可怕。

我的同鄉(xiāng)學弟宣新瑞，79級的，他說系里曾安排同學分小組去老師家?guī)兔Υ驋咝l(wèi)生，老師們都熱情接引，糖果點心擺滿茶幾；到徐先生家，壓根就沒讓進門，先生出門與同學邊走邊談，走到大馬路上，就說：你們走吧，家里的事我自會做的，不麻煩了。

然而我再次聽說同一件事時，卻已變了味道：學生連門都沒讓進，就被趕走了！

這件事還要從杭大的沈文倬先生（1917-2009）說起。沈先生家人在上海，工作在杭大，年過花甲，獨自生活。我們年級有一位同學，平時如子侄般照料先生，沈先生很感激，系里認為這是正面典型，值得推廣，于是發(fā)動學生去幫老師做事，作為學雷鋒日的活動。

79級胡正武同學還記得這事：這一次到徐先生家里去“學雷鋒”，被徐先生笑說“我家不用你們打掃，我陪你們到外面散步”，就把我們?nèi)膫€人一起引到河東宿舍外的大路上，然后跟我們說你們回去吧，他還有事回家去了。這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現(xiàn)在回憶起來，應該是1981年3月5日的事。時間本來記不牢，因為是學雷鋒，記得牢了。

正武又說，同一日到姜亮夫先生家學雷鋒，是受到姜先生的優(yōu)待，不讓我們干活，讓我們坐他周圍，聽他講話。具體的內(nèi)容已經(jīng)忘記，但當時姜先生的音容笑貌還是未忘，特別是他的厚厚的眼鏡，特別難忘。

我又聽說徐先生考試極嚴。79級樓含松同學說，徐先生給他們班做一次期中測驗，“結(jié)果班里幾乎有一半同學不及格”。

而且，徐先生不喜歡打高分，他覺得80多分就已經(jīng)很高了，所以給分極是“吝嗇”。而其他老師，有的會給90分以上，并且全班都是。

——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驗證：我這一屆古代文學研究生共錄取五人，專業(yè)課成績，有一人61分，其他四人都是60分。大概導師們覺得夠錄取線就可以了。我很懷疑這是徐先生定的，那時他是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

當時有位60年代的畢業(yè)生，因晉升職稱需專家意見，便給母校送了篇手寫的論文，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系里交給徐先生評審。據(jù)說徐先生的評語是：姑且不論觀點如何，僅這么多病句錯字，就不合格！——其實按資歷和成績這位老師應該評上，論文評審只是走個過場，徐先生卻認真了。

系里極是尷尬，只好悄悄換個人，重寫了評語。那人順利晉升，而徐先生“不近人情”的名聲就傳了開來。

還有一些故事，是后來陸續(xù)聽到的，而且都是別人主動告訴我的。所有內(nèi)容，都往同一個方向集結(jié)：怪！

錙銖必較。你們徐先生，都大教授了，出差回來，連幾分錢的公交車票，也點得一清二楚。

不合于群。那種場合，別人大多打個圓場，哈哈一笑。你們徐先生，一是一，二是二，十分較真，老叫人掃興。

不合時宜。你們徐先生，參加全國“振興昆曲”會，坐在主席臺上，那些比他老的先生都在獻計獻策，他卻說：該死掉的總歸要死掉的，不是想振興就能振興得了的。

崇洋媚外。你們徐先生，才去了美國一年，回來逢會必談美國的好，說到那里借書的方便，甚是夸張；又聲討國內(nèi)圖書館，明明有書也不讓他看；還得意地炫耀，他編明代曲家年譜，就是憑了美國的資料才完成的。會中人面面相覷，他還意猶未盡。

——美國圖書館的好，我聽徐先生親口說過。他說：“到浙江某館，盡管找了人，就是不給看。在美國，幾十部明版線裝書就堆在我的桌子上，本館沒有，就從外館給調(diào)來。”我自己在國內(nèi)訪書，也是嘗遍各種滋味；2001年以后，我有機會到海外訪書，是有書就能看，最多不過要預約，才深深理解當年徐先生為什么“逢會必說”。圖書館是知識開放的公共平臺，但在我們這里，這些藏書似乎成了管理方的私產(chǎn)，得看他們的臉色與心情，要等他們“研究”過了，才能給其他學者使用。我一直想寫文章來說說這種不合理現(xiàn)象，只是后來我與圖書館界的人也成了朋友，就不好意思再說了。

跨界占地。你們徐先生，明明戲曲小說做得好好的，忽然又來做《史記》了；做了倒也罷了，還專挑司馬遷的錯……

——這里其實包含了兩位學者的話。前一句是一位系副主任說的。我當時只能唯唯，私下則腹誹：你都知道他是我的導師，為什么還要說這話呢？有誰規(guī)定了學術的地盤？你這么說豈非太過狹隘？難怪做不出大學問！

先生說：《史記·平準書》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司馬遷這話也說得過頭了，怎么可能天下人都去鑄錢的？這不是史書應有的語言。——后一句出自某位崇拜司馬遷的學者，他大約是看不得這般的批評。

說話噎人。你們徐先生，系辦讓他做事，他卻不耐煩地說：這種事體難道不是你們該做好的？

——這確是原話，但只錄前句，省了后語。徐先生認為職責應當分清；該是他的，他決不推托；該是別人的，就不要放到他頭上。

江湖傳言：在路上見到徐先生，你恭敬問候，他未必都會應答，有時只是嚴肅地看你一眼。

……

說起來有些好笑，當時我的感覺是，大家都怕徐先生，又不敢與他當面論理，于是一個個都向我這個學生來訴苦。

二

我這個諸暨人，家母總說我是個“木柁”，憨而犟。諸暨人做事，是“石板地上摜烏龜——硬碰硬”。這么有學問、有個性的學者，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導師么？至于他人的評說，與我何涉？杜甫有詩，“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用在這里當然不合適，我的意思是：正因為人家這般數(shù)落徐先生，我才更加迫切地想要了解他。

當時元明清文學專業(yè)有兩位導師招生。報名前，我去問先生，他只說了兩句話：我招戲曲；我們卷子不同。

另一位導師招小說方向，我一開始其實更想做小說研究：大學剛?cè)雽W時，班里分配參考書，我得到的是汪辟疆編的《唐人小說》，我就從唐人小說讀起，中間經(jīng)本系前輩胡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再順勢而下，涉足明清小說。而戲曲，則從來不曾留意過。

但不知為什么，我卻認準了要跟徐先生。

當時離考試只剩下三個月，我硬是把圖書館能找到的戲曲研究書籍，全部通讀了一遍。其他的課程，則完全沒顧上——當然，也因為范圍無邊，沒法復習。

考試后，我上了線。后面好像有復試，是等額面試，沒有懸念。

確認錄取，已經(jīng)到了五月。我去拜見徐先生，先生說，下學期要給79級開“史漢研究”，你可先通讀兩書。于是在九月入學前，我通讀完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漢書》，不僅了解了史事，也獲得了語詞及名物典章制度的有關知識。后來聽人說蔣禮鴻先生能背前四史，老一輩把這些視為必讀書，我順勢把《后漢書》和《三國志》也通讀了一遍。

開學后，我去聽“史漢研究”課，先生提點說，《漢書》抄《史記》而又有修訂，可以比照著讀。杭大有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我借了出來；對《史記》《漢書》的重合部分作了比勘，把異文記錄在八開的白紙上，細加體會。

我發(fā)現(xiàn)班固做了細微的修訂，可見班、馬觀念上的差異；顏師古注《漢書》，沒用《史記》作校勘，班固誤改和抄誤之處，多強為之解；司馬遷寫史，起初是歌頌盛世，想討好漢武帝的，部分篇章曾經(jīng)進呈，留下了“臣遷謹記”等痕跡，完稿時，則是“藏之名山”，不想給武帝看了，等等。

其中“磨錢取镕”的“镕”字，意為“錢范”（略如翻砂用的模子）；《漢書》作“鋊”（另一處作“鉛”），師古釋為“銅屑”。此字的解釋，是了解五銖錢得以確立并通行七百余年的關鍵。若將銅錢磨成銅屑再鑄錢，未免太過麻煩，直接熔化了重鑄，豈不省事？我認為《史記》是對的，原本說的是提高鑄錢的難度與成本，再不能隨便印個模子就來鑄錢，現(xiàn)在防止偽鈔，用的也是同一方式。我撰成一篇小文，二年級時發(fā)表在《杭州大學學報》上。——徐先生是從美國回來后才看到的，給了表揚。

就這樣，我第一學期幾乎沒讀戲曲，第二學期仍在做《史記》的縱深探討。我忽然覺得不對：到底是做《史記》，還是做戲曲，這是一個問題！戲曲才是先生的擅長，我是跟先生來做戲曲研究的！

于是第二學年，我回到了戲曲領域。

然而，學期初徐先生就去了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整整一年。不過，我覺得自己目標已定，要讀的書尚多，無課打擾，正好系統(tǒng)閱讀。每天早晨起來，泡一杯清茶，攤開書本，直讀到晚上撐不住眼簾。如此這般，將元雜劇讀過兩三遍，并作札記，寫不出時，沒話也要找出話來“硬寫”，居然累積了數(shù)萬字。明代作品，則主要通讀了早期南戲的明刊本和《六十種曲》等。讀《琵琶記》時，按《史》《漢》相同內(nèi)容作比較的方式，把最早的版本與明代通行的版本作了細致的比勘，發(fā)現(xiàn)版本的差異，其實是接受與重構(gòu)的結(jié)果，于是找到了畢業(yè)論文的題目。

這般獨自學習，其實很快樂。我每個學期至少寫兩篇小文章，抄正了，寄去美國。半個月寄達，再過半個月后得回信，聆聽教誨。有一次先生回信時順手用了杭大介紹信的背面，我保存了下來。

近來聽馬大康兄說起，才知道他們那時嘻笑著稱我是“遙控生”。

難怪那時我會聽到許多徐先生的怪故事，而且都是別人主動講給我聽的！也許大家是在委婉地提醒我，跟著這樣的先生，實在是受委屈？也許是看著我這傻大個懵懂無所覺知，對我深含同情與憐憫？再或是帶著嘲弄的口氣，想看我這“西洋鏡”？

但我心既定，便不會在意別人說什么。我只是在心底里反復地問自己：

這些故事中，作為主角的徐先生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看問題的邏輯基點是什么？他的價值標準是怎樣的？是他完全不合于群，還是“眾人皆醉吾獨醒”？他還有多少與別眾不同之處？他究竟走過什么樣的路才來到這里？我該學他么，會如齊白石所說的，“學我者生，似我者死”？

——這些都是夜深人靜之時，在我腦海中冒出來的問號。它們?nèi)諒鸵蝗盏鼗厥幹钌畹乜涛g在記憶之中。

三

在讀研之前，我以為做古代研究的老師，每天都鉆在發(fā)黃的故紙堆里，所思所想亦多屬“冬烘”，不諳世事。

讀研之后，才知道徐先生畢業(yè)于浙江大學英文系，精通英國文學，能讀外文原版書，會彈鋼琴，愛唱昆曲，擅寫新詩，年輕時喜歡穿西裝背帶褲……強烈的反差，讓我目瞪口呆。

年輕時的徐先生，十分洋氣。

先生說，他在1943年考入浙大中文系，聽了一堂繁征博引的《莊子·逍遙游》之后，就與《牡丹亭》女主角有了同感：“依注解書，學生自會。”于是第二年就轉(zhuǎn)到了英文系。此后讀英詩，寫新詩，如魚得水。他用英文寫了畢業(yè)論文《詩的主觀和客觀》（Poems：Subjective and Objective）。論文以勃朗寧（R．Browning）的長詩《指環(huán)和書》作為評論的起點。他覺得勃朗寧的戲劇詩屬于“客觀的詩”，與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的“無我之境”異曲同工。

1947年從浙大畢業(yè)后，先生經(jīng)夏承燾介紹，在省立溫州中學教英語，先教初中，后來教高中。英語之外，也教語文，并一度與化名張嘉儀的胡蘭成做了同事，過從甚密。胡對中外文史哲都很有修養(yǎng)，在胡的影響下，先生看了不少佛經(jīng)。

之江大學時的合影，左二、左三為夏承燾、王季思。

1949年，先生調(diào)入溫州師范學校，當了中文老師。

1954年春，因夏承燾等師長的運作（《天風閣學詞日記》：“夕，[吳]天五來，謂徐步奎是不易才，當爭取其來師院。”），先生調(diào)入浙江師范學院。——這所學校在院系調(diào)整時從浙江大學拆出，1958年重組，改名為“杭州大學”，1998年又重新回到浙江大學。

徐先生是調(diào)入之后，才開始正式發(fā)表學術論文的。第一篇論文是《論〈西廂記〉》，發(fā)表在《光明日報》1954年5月10日的《文學遺產(chǎn)》專欄里。

徐先生是浙江東陽人。東陽與諸暨南部相接，兩地風氣相近，所以他是典型的“山地越人”性格：為人實在，不作虛語；耿介狂狷，特立獨行；是非黑白，界限分明。對于吳人式圓滑婉轉(zhuǎn)，非不知也，乃不為也——所以他的弟子也以耿介者居多。

東陽人的根性，英文系的底子，讓他面對中文系的事務時，與“正統(tǒng)中文人”格格不入。

徐先生多次說：“我這個人很好說話的。”他的意思是別人難說話。我點著頭，心想：您是不知道別人怎么說您很難說話的呵。

徐先生說：“你必須守時，約定的時間，不可遲誤。”說到這里，他又呵呵一笑，說：“當然，我會等你的。”他的意思是別人未必會這樣。我從此記住了現(xiàn)代禮儀的要求。

徐先生說，你不要太相信書上的話，別人的話，哪怕他自己說的，也不一定靠得住。我點頭謹記。我知道他不是對人不信任，而是人之所言，因具體場景不同，其表達方式與真實含義之間存在著差異，不能只按照字面去解釋。

徐先生總是把他的觀點擺在十分明晰的位置，開口就是 “我與你不同”，甚至說“我與你完全不同”！

1988年夏天，我與廖可斌兄在泉州參加學術會議（他當時是博士二年級），我們倆中間“溜會”去爬山（徐先生說：有些發(fā)言沒必要聽！）。我們交換了對徐先生的印象，可斌也大有同感。他舉例說，午餐時，他開玩笑說：“徐先生，今天我與您一樣了：餐后刷了牙。”先生馬上說：“我與你完全不同：我是每次餐后都刷牙的！”

80年代后期，與博士生廖可斌

我想起諸暨話說某事“橫直”如何，直接轉(zhuǎn)成普通話，就是“一定”如何，其實原意是“很大可能”會如何，只是那樣說就太啰唆了。這種方言語詞的轉(zhuǎn)換，使含義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了細微的變化，讓聽慣普通話的人很不習慣。徐先生說“完全”，大約是如諸暨普通話所說的“一定”吧？

當然，徐先生不會不知道這些差異，但依然我行我素。他甚至故意讓自己的傾向表現(xiàn)得更明顯一些。在世俗社會中，我們都主張說話要留有余地，但在學術領域，這種圓滑的兩面討好的做法，會讓討論失去意義。所以，除非不介入，既然介入，就得表明立場！

學弟樓含松說：熟悉徐先生的人，經(jīng)常會聽他說兩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不知道。”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氣地指出：“你的文章，‘也許’‘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沒有把握，為什么還要寫出來呢？”

日本神奈川大學的鈴木陽一教授，1990年代曾跟先生學習一年，他說：我有時介紹日本學者的看法或提出自己的意見。他的回答一般只有四種：“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沒有根據(jù)，不能說。”

那時徐先生常常有“大煞風景”之舉，始終不見有所改變。

他在1980年代初就寫了一篇關于湯顯祖與梅毒的論文，指出隨著中西交流，梅毒傳入中國，湯顯祖因此得病，“病患給他帶來的苦痛經(jīng)驗，影響了他的詩文戲劇創(chuàng)作”。這內(nèi)容有些聳人聽聞呵！直到20年后，文章才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2000年第1期）。有學者咄咄稱怪：你們徐先生，畢生學術得益于湯顯祖，也不替他遮一下！（這是怕別人說湯顯祖不檢點呢！）

早在1956年，中國劇協(xié)組織討論《琵琶記》，共有一百七十余名學者參加，總體上是肯定此劇的成就，他卻是會上僅有的三位反對派主將之一。會議結(jié)束作總結(jié)時，在王季思老師的批評下，他才退讓說自己對此劇仍需要做深入了解，但又堅持認為別人的觀點還不能解釋他質(zhì)疑的邏輯。

事實上他對學術的這種態(tài)度，貫穿終生。他在許多學術問題上都與主流觀點很不一樣。

例如50年代以后，人們總愛引用列寧的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徐先生卻說：“列寧沒有研究過中國的宋史，引列寧的話來論定王安石，有什么意義呢？”

再如1960年代初，他與侯外廬（時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副所長）展開學術爭論，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同志要他據(jù)侯的觀點修改《湯顯祖集》前言，他不肯。此集在1962年出版時，一書兩“前言”，觀點存分歧，成為奇觀。

80年代初，某市有“衙內(nèi)”依仗父勢，多次在別墅家中強奸、輪奸女青年，在“嚴打”中受到懲處，社會輿論拍手稱快。但先生認為其父也有縱子為惡之責，于是在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以人大代表身份遞交了議案，要求追究有關官員的關聯(lián)責任。雖然沒起到作用，他卻覺得自己做得對，很有必要，逢人便說——也和我說過多次。

62級系友賀圣謨說：我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聽徐先生說過自己是個“荒謬”的人。

2001年，紀念先生從教五十五周年，在會議最后一場，先生致答辭，就自嘲說“我是個搗亂分子”。

因為他總是挑起學術的紛爭，十分噎人，讓人無奈，完全沒有老先生身上常見的那種“溫柔敦厚”。

2001年，杭州。左起：張夢新、黃仕忠、廖可斌、黃子晉與徐先生合影

其實先生并無成見，只是奉“理性”為準則，強調(diào)務實求真，唯真理是求。

他認為學術研究，不過是“實事求是”而已。所以他對別人質(zhì)疑他發(fā)表湯顯祖與梅毒的文章，大惑不解，認真地說：“我有證據(jù)呀！”——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和“為尊者諱”有關系，而他原是在學術領域懷疑一切“神明”的存在的呵！

所以，世界很現(xiàn)實，先生太天真；他愈到晚年愈見赤子之心，別人卻說：您已德高望重，怎可罔顧世情？

……

四

漸漸地，我能理解先生的這些“怪”，而這些“怪”卻慢慢變得“不怪”了。

依傳統(tǒng)觀念，為人要圓潤，觀點要擺平，說話要周全，若有棱角，便不妥帖。徐先生雖然做傳統(tǒng)文化研究，實際則屬于“現(xiàn)代派”，其行事符合國際潮流，卻與世俗格格不入。

他認為，作為導師，要對學生的學習負責。每次見面，必問我有什么問題，讀書有困難否，但從來不問我的家事及情感問題。

或許是受西方觀念影響，他對人際空間距離較為敏感，通常不會請人到家里去。那時他的居室狹窄，上有高堂，下有二子，外人進出，著實不便。他沒讓本科同學進家門，原因亦在于此。而姜先生那時年近八十，只師母在旁，居室稍寬，喜歡學生前去，因為年輕人會帶來活力。所以兩者不能簡單比附。

不僅如此，徐先生自己也是不輕易進別人家的門的。據(jù)我的老同學、浙大方一新教授回憶，有一次徐先生突然來他家，就站在門口（請他進來，他不肯），扶著門框說：“你們第一本書不錯，但再出書就應該有所拓展，不能還是那樣寫了。”當時先生年過七旬，專門爬上六樓，為的是告誡這對年輕的學者夫婦，卻連門也沒進。

我是學校“中長跑隊”和籃球隊的，身高體壯，曾幫助許多老師搬過家。但我前后跟隨先生四年（包括工作一年），他從來沒為家事而找過我。唯一的一次，是他老母親骨折住院，醫(yī)院電梯檢修，先生讓我找?guī)讉€同學幫忙抬去做X光拍片。我們到醫(yī)院時，離約定時間還有不到十分鐘。一眼看見先生站在病房門邊的走廊上，腳下放著一個黑色人造皮革提包，雙手捧著一本線裝書。看見我們到了，他趕緊合攏書本，說：“啊，對不起，醫(yī)生說可能還要晚幾分鐘。——你們帶書了沒有？”事后，他記下了幾位同學的姓名，他把新出的著作，每人送了一本。

徐先生有兩位公子：長子禮楊，學數(shù)學，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幼子禮松，學物理，北大畢業(yè)。先生不像傳統(tǒng)家長，“養(yǎng)兒防老”，一定要留個兒子在身邊，而是任他們自由發(fā)展。他認為兒女不是父母的附屬品，有獨立的人格，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1985年前后的全家福（前排左一為大兒媳）

那時沒有電話，徐先生說有事要找他，就在晚上七點之后，因為這時晚飯已吃完。我在門口一探頭，師母就微笑著來打招呼，讓我稍等，先生換了鞋出來，就帶我往黃龍洞散步。

徐先生喜歡散步和爬山。如果在夏天，他更喜歡游泳，只是我從沒跟他去過，也不敢想像與他裸裎相對的樣子。

外地學者來，先生從不叫他們到家里去。

學弟樓含松說：“在徐先生家，我經(jīng)常遇到這樣的情形：正在與徐先生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有人敲門，徐先生總是快步走到門前，打開一條縫，問來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還是生客，只要沒特別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會讓人進門，就隔著紗門，簡單將事情說完，道聲再見，隨手就將門關了。”

我碩士畢業(yè)答辯時，請了復旦大學李平教授做主席。李老師說：“你們徐先生，早上五點鐘就來叫我去爬山！”

答辯前，我去見先生。先生說了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寬慰我，也是感慨：“不用擔心，會過的。我不太同意刁難學生的做法，卡住了，過半年還得再來一次，大家都麻煩，何必呢！”

先生這話讓我心中大定，其實我也沒擔心出問題。那時有一種莫名的自信，以為自己對《琵琶記》的解讀，以版本比較為基礎，用了接受美學的思路，對材料、觀念、歷史過程以及人情物理都有所考慮，然后提出己見，這肯定符合先生的要求。因為先生說過，能“自圓其說”就可。

后來我才意識到，我對《琵琶記》的這種“肯定派”的解讀，與徐先生當年作為“否定派”的主將，天然就是沖突的。那時學生與答辯委員的觀點相左，就曾引發(fā)過不少“事故”，何況與導師觀點直接相左！旁人都替我捏了把冷汗，我卻木然無知。難怪李老師意味深長地說了句：“黃仕忠，你呀！”

徐先生從不鼓勵我去拜見學界前輩，除非有事。他說，大家都忙，不要無端去打攪；真想了解，就去讀他的書。

1985年冬，譚帆兄從滬上來，讓我?guī)グ菀娦煜壬Ｎ覀z到了先生家門口，先生說“稍等”，換鞋出門，讓我們隨著他走。過了馬路，走到校園內(nèi)，先生說：你有什么要問的？譚帆急中生智，想出三個問題。先生說：第一個問題，我沒有研究。第二個問題，你的說法本身已經(jīng)回答了你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說完，前面已是譚兄住的杭大招待所，于是道別。譚帆說，他原是禮節(jié)性拜訪，就見見老先生，寒暄幾句，猝不及防之下，出了一身冷汗。

對于先生的問答風格，很多學者都說有同樣的感受。

我?guī)熜粥嵣袘椪劦剿?990年3月去杭州組稿，可斌兄告訴他，此前不久，有一位外地學子慕名去見徐先生，甫一見面，徐先生劈頭就問：“有何見教？”該生訕訕地說只是想見見他。徐先生說：“那你現(xiàn)在見過了，可以走了。”順手拿起書看起來。

1986年秋，我到了廣州，發(fā)現(xiàn)廣東人說請人“吃茶”，其實就是吃飯，但不在家里請，而在館子里。只有極為親近且與家人也熟悉的人，才會請到家中吃飯。當然，現(xiàn)在南北各地都是這樣了。徐先生的許多做法，在今天已屬平常，當年卻是讓“友邦人士，莫名驚詫”（借用魯迅名言）！

再后來，我慢慢聽到了許多認可徐先生的聲音。更有意思的是，大多卻是拿徐先生為基準來說其他老師的不是，令我哭笑不得。

系辦老師說：你們徐先生其實蠻好說話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答應了就一定會做到。

系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最怕的是模棱兩可，因為無所適從。系辦承諾的事，事后沒做到，徐先生會很不高興，但系辦愿意“認栽”；有些先生當面答應得好好的，過后卻忘了，還不能與他“理論”，因為他說根本就沒答應過！

有一次，我看到徐先生在系辦有說有笑，那樣子真的“很好說話”，讓我差點驚掉了下巴！

系辦老師又說：你們徐先生最講原則，每一分錢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他們是在說有些老師愛占小便宜。徐先生認為，合理的報賬，哪怕一分錢也該算清；不合理的，再多他也不取。

系友賀圣謨憶道：寧波師院曾請徐先生做兼職教授，要奉寄酬勞，徐先生說：“不曾上課，自然不能收受兼職費，作為知識分子，這點覺悟還是應當有的；若你們定要寄錢來，只好從郵局原封退回，那樣大家都麻煩了。”

許多學者當面對我說：

你們徐先生評學術，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有一分就講一分，從不含糊其辭，不怕指名道姓，也不管對方官位、影響高低。

——據(jù)我所見，先生論太史公生年，力主王國維，反對郭沫若；當時觀堂屬“遺老”，鼎堂譽正盛。

你們徐先生最好說話，連本科學生指出問題，有一毫可取，都照錄于書，還表感謝。

——我所見有二例。一是考太史公生年，79級一位本科同學的觀點，被先生收錄于書中。二是先生批評一些戲曲，主人公明明是福建泉州人，自報家門時偏要說是光州人。我博士同學鄭尚憲是福建人，讓我轉(zhuǎn)告先生：福建人多系河南移民后裔，習慣自稱光州人，乃不忘根本之意。先生在文章結(jié)集時，便據(jù)此作了修訂，并注明來源，復贈書以表感謝。

有77級同學說，你們徐先生的課，最突出的特點是決不盲從，不相信所謂權威，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讓我們刪改教科書上的文字，從此我才知道，原來教科書也是不可信的。

……

很多人說，你們徐先生對學術的態(tài)度，與流行的風氣大不相同，令人感佩。聽到那許多贊美的話語，我作為學生，深感“與有榮焉”。

驀然發(fā)覺，前面所舉的種種“怪事”，到了新世紀，早已是“日常操作”了。

如此說來，徐先生的“怪”，是他的思想與行為，“超前”了這個社會至少二十年，并且很早就與“國際接軌”了。只是那時改革開放的車輪剛剛啟動，舊有的思想、舊有的觀念、舊有的習慣仍頑強地占著主導地位，人們才會覺得徐先生的“怪”不可理喻吧。

2001年10月在杭州與先生的合影 

五

我很好奇，先生的學術之路是怎樣的，他究竟是怎么做出這樣一套學問來的？

也許這一切，要從“浙大英國語言文學系”說起。

我們已經(jīng)無法知道，當年在英文系，年輕的徐朔方究竟讀過哪些西方著作，對西方文化與文學，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從他以學術求真、強調(diào)邏輯思維的做法中，我嗅到了類似王國維的某些氣息。王靜安深受康德、叔本華影響，將學術視為求真。日本學者狩野直喜說，“正確理解西洋的科學研究方法并用于中國學問之研究，是王靜安所以成其為卓越學者之故”。徐先生出身英文系，做中國古典的學問，庶幾近之。

先生說，他對新詩的喜好，遠超舊體詩。他的新詩，又有著英倫詩人的影子。他對外國文學的喜愛，更是貫穿終生。有次他外出開會，我見他那不大的手提包里，就裝了一本狄更斯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中譯本，很厚，頗沉。

徐先生比夏承燾、王季思先生晚一輩。雖然在1947年已大學畢業(yè)，但當時并無著述；他是到50年代才成為學者的，路子與老師們明顯有異。

徐先生比吳熊和、蔡義江老師又高了半輩。他與這些50年代培養(yǎng)的學者，路子也不一樣。

在1980年代的學術大廈里，徐先生處于“夾層”的位置：上不搭邊，下不相同，別樹一幟。

當時“文革”剛結(jié)束，老一輩日漸凋零，幸存者中，頭腦清晰且能做研究的，寥若晨星。老杭大的知名學者，任銘善、胡士瑩已經(jīng)去世，詞學大師夏承燾居北京，已不能寫作（1986年去世）；墨學大家王煥鑣（駕吾）仍擔任系主任，但已經(jīng)不上課，而且在1982年就去世了。只有姜亮夫先生（1902-1995）作為老一輩的代表，仍然在第一線，并將學脈延續(xù)到了90年代初。

徐先生很恭敬地稱王季思先生為老師，但他其實并不曾跟王先生學習過。先生自己說：“王季思是我的老師，不過，我沒有做過他的學生，我只是在大學時聽過他一次關于‘比興’的演講。”（據(jù)師弟徐永明記錄）

1950年前后的王季思先生

我的同事董上德教授，早年親炙于王季思先生，曾從王先生那里聞聽許多舊事。他說：王、徐二人是通過楊笑梅認識的。楊是王先生在浙大時的學生，又是溫州同鄉(xiāng)，王先生對其才華甚是欣賞，指導她做《牡丹亭》的注釋。楊、徐結(jié)縭，王先生才認識了外文系畢業(yè)的徐朔方。

徐先生讀大學時從中文系轉(zhuǎn)到了英文系，畢業(yè)幾年后再跨回中文系，他其實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有意思的是，他的老師夏承燾就是“自學成才”的；前面提到的沈文倬先生，則是“自學成才”的禮學大師。

徐先生說他很慶幸，從1954年調(diào)入高校教書，沒有做過助教，不必因“對導師的衷心敬仰或是出于世俗得失的考慮”而“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大樹底下好遮蔭”，但“濃蔭底下長不成茁壯的幼樹”，“作為新手，三四年內(nèi)我教遍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文學課程”（據(jù)查他講過教育實習、兒童文學、現(xiàn)代文選及習作、外國文學等；并一度擔任外國文學教研室副主任），這“逼使我涉獵了比我的專業(yè)遠為廣闊的范圍”。

不僅如此，他認為自己做學術研究，只是一個“誤會”。他說，“我得坦率地承認我從來無意于研究，而有志于創(chuàng)作”。他的目標是做一名詩人，年輕時寫過很多新詩。調(diào)入浙江師院時，自填專長，是“發(fā)表過一些新詩”（據(jù)其檔案）。他說“我要承認我的任何一篇論文都沒有像我寫作《雷峰塔》時那樣認真，它占用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歲月”。所以他在《徐朔方集》第五卷設有“創(chuàng)作編”，收錄了隨筆集《美歐游蹤》和新詩集《似水流年》（長詩《雷峰塔》也在其中）。

人們或許不怎么把他這些話當真。近二十年來，有兩句詩“我們相愛一生，一生還是太短”，深受年輕人喜愛，流傳頗廣，許多人將之置于沈從文名下，其實這是徐先生的詩，發(fā)表在1948年《文學雜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先生曾說，“幾首小詩，1948年承廢名先生介紹，發(fā)表于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在同期雜志上，有徐朔方的兩首詩，列在林徽因、廢名、林庚之后，穆旦之前。這幾位都是新詩史上的名家，卻無人注意到其中的青年詩人徐朔方。

這“詩二首”，其實是陳子善先生首先發(fā)掘出來的（2018年3月24日《文匯報》筆會），稍后復旦楊新宇老師注意到徐詩成了沈作（文載2018年4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廖可斌兄另撰專文作了澄清（見2022年7月30日《中華讀書報》）。

我想，徐先生對英國文學的修養(yǎng)和他的新詩創(chuàng)作，讓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有一種獨特的感觸，而這是從事文學研究最重要的素養(yǎng)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說，“文學就是文學，原沒有古今中外之分”。

我查看徐先生早年的論文，從他而立之年開始，數(shù)年之間，爆發(fā)式地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戲曲研究論文。1956年7月，他將這些文章結(jié)集為《戲曲雜記》，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一年他34歲。

此書共收錄八篇論文。據(jù)文末所記，最早一篇即《論〈西廂記〉》，不僅初稿寫于1952年12月，刊載也是最早的：1954年5月10日《光明日報》；其次是《湯顯祖和他的傳奇》，初稿寫于1953年5月，刊于次年，接著是《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1953年10月寫成。最晚一篇是《洪昇和他的〈長生殿〉》，署“1956年3月?lián)f稿改寫”。全書共111頁。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最早的新撰戲曲研究論文專集之一，1957年3月第二次印刷，1958年5月第三次印刷。

因為這些論文與專集，1956年，他從外國文學教研室轉(zhuǎn)到了古代文學教研室，直接接受他的老師、教研室主任夏承燾的領導，從此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為世人所知。

我查這一時期新刊戲曲論著，有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1955.9）、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1956.12）、任二北《唐戲弄》（1958）、周貽白《曲海燃藜》（1958），趙景深《元明南戲考略》（1958）和《讀曲小記》（1959），等等。以上學者的著作，一部分工作是1949年以前完成的。徐朔方是王老師之后的第二位結(jié)集者，但都是新撰論文，也是其中唯一的青年學者。

當時，剛剛經(jīng)歷了大學院系調(diào)整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政府倡導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學術，一些老教授提出“三年不讀線裝書”，騰出時間來研習馬恩著作。只是這些舊學根底深厚的學者，想要掌握馬列新思想，并運用到文學研究之中，不是短時間就能做到的。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胡適之流的“煩瑣考證”正受到猛烈的批判，人們迫切希望用新方法、新視角，按新的政治標準來揭示古代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來批判地繼續(xù)遺產(chǎn)，并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論文寫作范式，來承載這個時代的思想與學術。

我讀50年代的戲曲研究論文，老學者所寫的新文章，多為“漫談”式寫作（多題作“漫談”“談談”），先用幾句話提出問題，然后擺出一二三點意見，就構(gòu)成一篇論文，給人的感覺頗是單調(diào)。

用新觀念、新方法撰寫戲曲論文比較出色的，當推王季思先生。他在1954年發(fā)表了《關漢卿和他的雜劇》（載《人民文學》本年4月號），用新的視野高度評價這位斗士式戲劇家，揭示《竇娥冤》等雜劇反抗黑暗時代的內(nèi)容與精神，這為此后的研究定下了基調(diào)。1958年10月關漢卿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這篇文章起了重要的作用。夏承燾教授對好友王季思的論文寫作十分贊賞，以為是自己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實上王先生在整個50年代也只寫了幾篇這樣的論文，其中還包含為校注本《西廂記》《桃花扇》新寫的兩篇前言。

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輕的徐朔方脫穎而出，成為戲曲研究領域一顆璀璨的“新星”。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他為戲曲名著作校注，他很快就完成了《牡丹亭》（與妻子楊笑梅合著，1958年4月）、《長生殿》（1958年5月）二書的校注。

這樣，中國古代四大名劇的權威校注本，他與王季思老師各占兩部，從1950年代到如今，影響了千百萬的讀者。但王注《西廂記》是在1940年代完成的，《桃花扇》則是與學生蘇寰中合作的；徐朔方雖說有太太楊笑梅的協(xié)助，其實幾乎是獨力擔當?shù)模ó斎唬跫舅肌⑾某袪c、任銘善、蔣禮鴻等人都提供過材料或修訂意見）。

與此同時，他還完成了《湯顯祖年譜》（1956年初稿；中華書局，1958年11月）。繼之又完成了《湯顯祖集》中詩文部分的整理（中華書局，1962）。

這些成績，在那個時代，可謂達到一個學者的極致了。但在徐先生自己看來，這只是擁有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便于多向拓展而已。

1963年，他寫下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一文，展開了他的“世界文學”視野。囿于當時的形勢，該文一直沒拿出來，直到“文革”過后，才發(fā)表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8年第2期。1980年代之后比較文學熱潮興起，殊不知他已早著先鞭。

他發(fā)現(xiàn)小說《金瓶梅》里引用了李開先的《寶劍記》傳奇里的曲文，由此深入思考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認為兩者“同生共長，彼此依托，關系密切”。

在“文革”期間，學術凋零，到處皆為“禁區(qū)”，他無奈之中，積極尋覓尚可涉足的新領域，展開了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到80年代初，在為學生開設了幾次選修課之后，他將研究成果結(jié)集出版為《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

即使在“文革”中，有一次他在給工農(nóng)兵學員上課，談到學術討論時，也強調(diào)要有“思想自由”，他說：“學術交流不自由，就相當于李玉和——戴著手銬腳鐐跳舞！”（據(jù)趙延芳老師的回憶）

1983年秋，他赴美國訪學一年，在得以完成他系列性的晚明曲家年譜的同時，通過與漢學家韓南等人的交往，加快了小說研究的征程。——有意思的是，赴美前，他特地開設了一學期“英詩選”選修課，用英語講授，逼得自己撿起一丟多年的英語口語。中文系老師開英詩課，在當時是很新鮮的事，據(jù)說效果挺好。

他是當時《金瓶梅》研究的引領者，進而提出中國小說戲曲“世代累積型”創(chuàng)作特點，撰寫了一系列研究論文。

他經(jīng)常和我說，“小說戲曲不可分開”，“戲曲小說應當打通了來研究，雙軌并行”。他本人早就是如此踐行的了，可惜我個人能力有限，勉強承繼得“戲曲”一支。

今天的學者，最佩服的是他的《晚明曲家年譜》，驚艷于他對文獻資料掌握之豐富、運用之嫻熟。但縱觀50年代的學術史，徐先生最初得到學界的認可，其實是緣于他對古代戲曲作品思想內(nèi)容的解讀和評論。

從思想根源而言，也是有跡可循的。他喜愛新詩，明顯可見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他年輕時就向往延安，“那時千百萬青年都有過對它的憧憬”，故取名“朔方”；他在大學里讀英國文學，寫革命詩篇，關心“時事和現(xiàn)實”，雖然不免是“近于政治口號而缺少藝術性”。他自謙“只會空想而艱于行動”，但同情共產(chǎn)主義，追求思想進步，在那個時代青年人中具有共同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閱讀與了解在此時已經(jīng)開始。（雖然在1950年代他并沒有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80年代初更以無黨派人士被推選為人大代表，但在人大代表任期結(jié)束后不久，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我私下妄加猜測：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馬克思本人長期居于英國，馬、恩思想原是對西方文明的繼承與發(fā)展，因而必須對西方思想文化有所了解，才能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徐先生從英文系畢業(yè)，接受過西方學術的基礎訓練，向往延安與對革命的憧憬，他年輕時就已經(jīng)積極理解、擁抱馬克思主義，所以在50年代初，他在接納、融會新思想方面有著明顯的優(yōu)勢。作為詩人對文學的敏感，兼以英國文學的基礎，讓他很快掌握了新的觀念與方法，能嫻熟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解讀、評價中國古代作品，于是在學術領域“脫穎而出”。

他的文章?lián)碛幸环N理論高度與邏輯力量，別具一格：老學者缺乏新思想，難以擺脫舊套路；新學者往往概念先行，機械套用，略顯生硬。當時的年輕學者徐朔方，先是在戲曲評論方面樹立標桿，繼之在文獻整理研究方面頗有作為，兩相結(jié)合，進而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命題。

如此這般，時至1980年代，徐先生把這個時期戲曲小說學術大廈的“夾層”做高做寬了。隨著民國過來的老輩學者凋零殆盡，這“夾層”隨后也就成了“頂層”。在杭大中文系，他與沈文倬、蔣禮鴻等1920年代出生的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曾經(jīng)的懷疑與嫉妒，奇跡般地轉(zhuǎn)換成神話般的仰望。這之后的“學術史”，需要變換成另外一種敘述視角了。

……

先生在1987年2月寫的詩中道：“不管生命在什么時候終結(jié)，不管自然對我慷慨還是慳吝，只要我的腳跟還立在地上，已經(jīng)到達的都不是我的終點。”他的思考與寫作，直到跌倒再不能醒來，才告結(jié)束。丙戌年除夕的下午4點45分，先生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享年84歲。

如今，先生離去已經(jīng)有十六個年頭，不久后就將是他的百歲冥誕。多日來，先生的身影總在我眼前閃現(xiàn)，就像當年我曾與他在夢境里相逢。

我又一次翻開他的《似水流年》，讀到了這首《往事》：

在秋夜里細聽三月的梅雨，

在夢境里尋覓過去的游蹤——

我串起過斷線的珍珠，

往事如輕煙，搖曳在風中。

時為1941年12月，先生虛齡十九。

我十分喜歡結(jié)尾這兩句，就用做了本文的標題。大約是因為這里“串起”來的那些“斷線的珍珠”，正是我在秋夜里尋覓到的“過去的游蹤”。

1990年代中期的某個秋日，與先生在黃龍洞前路上

主要參考文獻：

徐朔方：《徐朔方集·自序》；《似水流年》及《自序》

樓含松：《清風留古道，春雨憶初陽——懷念朔方師》

賀圣謨：《片斷思憶懷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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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我檢索電腦中的文檔，查到2001年7月1日我從東京寫給徐先生的一封信的底稿。末尾一段如下：

我計劃在十月間來杭州參加會議，恭賀您從教五十五周年。如果說我自己能夠在戲曲研究方面有些微的成績，那也都是由您當時領著入門的緣故：在廣州使我開拓了眼界，但基礎其實都是在杭州打下的。

我想我稱不上是您的合格的學生，但您對學術的態(tài)度、你的學術方式、學術準則，卻是我常常在心底里默念的；我心里時常想著當時您對我說的一些話，跟隨在您身邊經(jīng)歷的一些事，雖然這些對您來說只是平常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不同的，因為它們直接影響了我的人生和學術的抉擇，所以我把它們作為我自己的財富。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與您有很大的差別，很難直接的仿效，所以更多地想著怎樣從精神上和理性方面去理解與把握，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因而雖然具體的表現(xiàn)也許與您完全不同的，但在根子里，在骨子里，我以為我所有的，也仍是您的影響，您的影痕。

那次為參加徐先生從教五十五周年，我寫了一篇文章，記錄跟隨徐先生學習的經(jīng)歷與感受，修訂后題為《徐門問學記》，曾作刊載與推送。本次從新的角度記錄我所知道的徐先生，并努力與前一篇不相重復。

徐禮楊（先生長子）：仕忠兄好，謝謝分享你的文章，帶來許多美好的回憶。有些許的補充：

一是我父親喜歡外國文學不假，“文革”時，住在我母親學校宿舍，晚上在學校操場乘涼，總有許多人聽他講故事。從雨果，到大仲馬，從巴黎圣母院，到基督山伯爵，至今影響深刻。

二是我父親對鋼琴有種特別矛盾的感情。以前家里有架鋼琴，后來父親看見我特別喜歡，怕將來我不務正業(yè)，就送人了。我兒子彈琴很好，每次和他聊起鋼琴，他總是勸我不要讓我兒子花太多時間在琴上。后來我給兒子買了架三角鋼琴，告訴他后，他再也沒有說什么。我母親去世后，他自己也買了架鋼琴。

我小時候，什么東西都學過，書法，繪畫，古文等，開始是強迫我學，等我慢慢地有興趣時，他說我已經(jīng)不可教了。理科，是我有興趣的，我父親也沒有辦法。上大學前和我長談過一次，大約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就有了將來要把他的藏書捐出去的念頭了。

我父親還有一個愛好，知道的人不多，就是西洋古典音樂。他收藏了不少膠木唱片，家里也有臺留聲機。唱片除了京戲，昆曲，就是古典音樂了。因為放一張唱片就要換一枚唱針，在當時有點奢侈。每次聽留聲機是童年一大享受。至今，古典音樂也是我的最愛。

父親和王季思先生有很多書信往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是幫父親取信的，我知道。父親母親結(jié)婚蜜月是在廣州度的。我猜想應該是和王先生有關。因為廣州應該不是我母親心心念念的地方。

其實我父親待人還是有原則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對于到家里來的談教學和公務的，大概是這樣的。但也有一些人不一樣的，比如蔣禮鴻先生，還有中文系里幾位老師，他們來家都很隨便，還有他的老鄉(xiāng)。我的很多同學和我父親都很聊得來的，高興時還一起吃過飯。

最后，我父親在“文革”時，對美食非常有興趣，常遣我去買這個買那個。“文革”后這個興趣完全消失了。倒是我把這個興趣繼承下來了。哈哈。

徐禮松（先生次子）：黃老師，一口氣讀完您的文章，直呼暢快！幽默風趣而又入木三分地寫出了父親的性格。雖然學術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想到最后，留在大家印記里的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您是真懂我父親的。

印象里您和廖可斌老師都是身材魁梧高大的。我想父親是很喜歡的。他跟我們一直強調(diào)幾點，一是要注意鍛煉身體，二是做事要堅持，不提倡猛干，但是要細水長流地去做。就像爬山一樣。身體好才是一切的基礎。

有些事也是長大了才有更多的體會。謝謝你的文章。又把我?guī)Щ氐搅藥资昵啊?/p>

【回音壁】

廖可斌（杭大87博｜北京大學）：仕忠兄，文章有生動細節(jié)，也有理論思考，前后呼應，寫得好！刷牙之事，我自己全然忘記。

宣新瑞（杭大79級）：哈哈，關于“我說”，我記憶中完全沒有這個印象，被派去幫老師“做事”是有的，但不讓進門的情節(jié)應該是沒有的，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我的記憶中肯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記……

黃仕忠：當時我去跟先生讀書，是件大事情，所以你鄭重地說了這個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這些都是原始記憶呵。對你，說過也許忘記了；于我，這才是開始。

同時，對于這個故事的求證，也是我從事學術研究的開端。因為我很好奇，這樣一個事件，在不同的敘事者那里，由于立場、角度的不同，居然導致這樣的變易。

沒有進門，既可以解釋成中性的事實，到了你家門口，你要出門，所以沒有進去。但既然到了你家門口，你不叫我進去坐，就讓我走了，這里透露的信息，就是你不讓我進門。

這也是民間傳說、口頭文學的最好材料。活人現(xiàn)身說法。

宣新瑞：對呀，如果真沒有讓進門，原因可能也很多，決不能因此就作為徐老師性情是否怪僻的佐證。而且，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否存在，與做學術研究毫無關系，我覺得還是不寫為好！

黃仕忠：哦。可是我認為有一些關系的啊。你覺得不寫為好，是還有什么其他因素嗎？

事實上你沒印象了，在我與老胡同學的交流中，他卻是有印象的，進姜先生家的細節(jié)，是他告訴我的。而且他也確實在這一點上當時對徐先生的感覺，在比較之下，是有些想法的。

而我，剛剛跟了徐先生，卻聽到了這么多“負面信息”，當時也是印象深刻，如今仍記憶如新。其實是想為當時的學術生態(tài)，留下一個側(cè)影。

如今我也年入花甲，深深知道，一個優(yōu)秀的學者，是在經(jīng)歷周邊無數(shù)懷疑、責難的過程中，走完這個歷程的。其中有很多屬于人性方面的東西。

當你想從他們這個群體中脫穎而出時，會有很多的手扯著你。只有當你一騎絕塵，別人遙不可及，也對他們沒有威脅之時，他們才會只剩下贊美，并且把你神化。

近日偶讀郭在貽老師1977年11月給其兄長的家信，提到年底他的論文會在《杭大學報》上發(fā)表，還有一篇，也將在下一期學報上發(fā)表，編者擬兩篇同時發(fā)，他怕招致物議，故主張分期用，“中文系乃是非之地，有些人從來不寫文章，也寫不出文章，卻害怕人家寫文章，此輩又有手段，不好對罪（原文如此）的。”

譚帆（華東師大）：讀仕忠回憶徐先生的大作后，想起了與其相關且相映成趣的另一段佳話。

當年離開杭州后我去了蘭溪，實地游覽參觀李漁故鄉(xiāng)。因我碩士論文做的是金圣嘆，所以下一站便是赴武漢的湖北大學，拜見張國光先生。

有了被徐先生驚出冷汗的經(jīng)歷，這次我是成竹在胸，加上金圣嘆也比較熟悉，料想不會有誤。

張先生很是熱情，約我兩點半左右到他府上。我如期前往，待到在書房坐定，張先生便滔滔不絕地談起了金圣嘆，從兩部《水滸》到“兩個宋江”，從為金圣嘆翻案到為金圣嘆在文學批評史上排座次，張先生一路講來，毫無倦色。

來時紅日高照，此刻已近黃昏，料想不會再有請教的可能，便以張先生不能太累為由告辭。張先生也沒有客套，起身送客，唯微微露出遺憾而已。

到了門口，張先生似乎想起了什么，憨憨的笑了一下，問我：小伙子，你是哪來的？

現(xiàn)在想起來，還是非常有趣的。可見老一輩學者的率真和性情。

華瑋（香港中文大學）：感謝黃老師，再次讓我讀到您的杰作！徐老師的性情人品學問，在您的生花妙筆下重新有了生命，并且有了學術史上的意義。全篇行云流水，抑揚頓挫，情真而深，興味無窮。

“黃昏是成熟的早晨”，徐老師的詩句打動了我：退休的心境理應如是。他寫《畫》和《歲月》才二十來歲，這兩首應該是為楊笑梅寫的（我第一次見到他時和他游西湖，他就告訴過我對她的深情）。我深深懷念徐老師！

他永垂不朽！（有您此篇的加持，更加如此。）

卜鍵（國家清史辦）：寫得真好，朔方先生的學問性情如在目前，令人欽敬。

由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我與先生也有過一些交往，一次在徐州的金學會上，跟著他繞著云龍湖走了一圈。印象最深刻的是累，老爺子健步如飛，我則是踉踉蹌蹌。還有就是他說：“我已經(jīng)不再堅持李開先為《金瓶梅》作者了，但你可以繼續(xù)研究。”

陳林俠（中山大學）：黃老師的記人散文別具一格，謀篇布局縝密細膩。文章看似冷靜客觀，不動聲色，卻是富有情感，娓娓道來。

我講一個我看到徐先生的細節(jié)。九八年研究生入學，系里舉辦導師見面會。會議由系主任肖瑞峰老師主持，廖可斌老師是研究生處處長，仍謙虛地后排就座。徐先生一頭白發(fā)，持杖而來，居中坐，見秀明師會前仍讀書不已，湊近問讀何書。秀明師對曰：徐先生只需寫書。老師們叫好稱是，會議室的氣氛頓時熱烈起來。

曹家齊（中山大學）：當年聽過不少徐先生的故事，也遠遠地望見過多次，只是從未敢近前。

王琳（杭大78級）：徐先生實事求是、傲然風骨，躍然紙上。

金健人（杭大78級｜浙江大學）：寫得非常詳細，有些聽說過，有些在你這里看到，很新鮮。

程蕓：我從徐先生那里，感受到的卻是寬容，以及多次的鼓勵，乃至于一種特別的恩榮。

我博士論文因為研究湯顯祖，與徐先生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看法，意外地得到先生超乎尋常的關注，先生親撰兩文予以回應，其中既有表揚，也有毫不留情的批評，以至于諷刺。

先生又先后給我來過幾封信，卻極謙遜，姿態(tài)放得很低，且對我多勉勵之言。（這幾封信，后來我通過徐永明兄，轉(zhuǎn)給了浙大圖書館。）但勉勵歸勉勵，先生是絕不放棄自己的學術看法的，這點，他在回應文章里也說得非常明白。所以，我覺得先生不但是個“真”（求真、率真、較真）人，其實也是有分寸感的，而且，他的這個分寸感，似乎也是有講究的，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有所區(qū)別，卻又不礙于“真”。

以前也聽到關于徐先生“不近人情”的傳聞，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徐先生所理解的“人情”，與常人所理解的，不一樣。您從徐先生早年的教養(yǎng)，來解讀徐先生的“怪”，又從時代社會的不同，來談人們對徐先生認識的變化，我認為，是真正“知人論世”之言。

我還有一個極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當面聆聽過先生在學術上的意見、建議。那年杭州的明代文學年會期間，我請徐先生弟子晏選軍博士，陪我一起去醫(yī)院看望先生；先生已經(jīng)不能說話，躺在床上，發(fā)出粗重的呼吸，晏博士說“和您討論湯顯祖的程蕓博士來看您了”，先生仿佛聽到了，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以至于不能松開。

每想到這個場景，我就會長思：因為學術爭鳴，而為徐朔方先生所關注，為先生所鼓勵，我這一代戲曲學人，大概只有我獨享過這一份恩榮吧。

如今我也過了知天命之年，學術無所長進，這幾年更是近于荒蕪，梳理過往的點滴，就難免有很多的酸楚、愧疚。

李舜華（廣州大學）：培恒師與朔方先生相交甚深，我與錢家山下人相識，也恰好在入復旦之前，所以二十余年來，經(jīng)常聽錢家山下人提及朔方先生，而且，論及當下種種時，也不時會提到徐先生的語錄。那些語錄自是影響甚深，以至于我現(xiàn)在遇到類似情境時也不時會想起來。

至于本文所寫到徐先生的種種“怪”與“直”，更是聽來頗覺親切有滋味。譬如其中談到譚帆老師見徐先生，原是禮節(jié)性拜訪，沒想到，徐先生開口就問你有什么問題，驚出了一身汗。

當年我見培恒師，亦然。

剛到復旦，想著第一時間肯定要見先生，于我而言，就是第一次認門——可是，先生開口就問，你這出站報告打算做什么，后面的問題越來越犀利——沒想到竟是一場開題預答辯，驚了一身汗。

項裕榮（廣東技術師大）：師兄好！我讀完了，不少往事也重新浮現(xiàn)于眼前，有些材料于我，也很新鮮。文中的材料，真是豐富呀。徐先生“求真”這種天然之執(zhí)著，您這篇文章，似乎也有這種傾向呢。哈哈。

范麗敏（濟南大學）：很美的一首詩，我也最喜歡結(jié)尾這兩句“往事如輕煙，搖曳在風中”！隨著年齡的增長，感情越來越豐富，對很多人、很多事都有了更細膩、豐富的體味 。

趙素文（中國計量大學）：很喜歡先生的一句詩：“因為有星星，黑夜顯得不是那么猙獰。”本來想寫點關于徐先生的詩歌的文字，可惜中年婦女跟著一個孩子，整天疲于奔命，連坐下來的時間都沒有。

顧克勇（浙江理工大學）：黃老師闡述徐先生為人治學風格形成原因非常準確：大學時候英語專業(yè)熏陶，詩人氣質(zhì)，越人地域性格。我感覺徐先生功成名就時，他也不愿意被別人稱頌為德高望重傳統(tǒng)前輩學者，他只想率真快意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黃仕忠：是的。他最不想掉到別人設好的套路里去，因為他只走自己的路。

程國賦（暨南大學）：黃老師，一口氣讀完您的回憶徐先生的文章，寫得很有趣，寫得情真意切！徐先生之“怪”，正是他的可親可敬之處。我拜讀過徐先生的幾部著述，可惜沒見過先生。

記得90年我在南京大學讀碩士時，有一次，俞為民老師和我提到，徐朔方先生親自到南京圖書館查找資料，和俞老師相約見面。那時候的徐先生早已名揚學界，依然外出訪書、查資料，真是我們后學的榜樣。您跟隨徐先生讀書，真的很幸福。

陳維昭（復旦大學）：文章一如既往地感人，用反筆修辭寫徐先生，顯得更可信。標題很有詩意，也契合作者當下的生命狀態(tài)，不過總覺得太缺乏指向，如果將來結(jié)集，跟其他回憶文章放在一起，似乎就看不出差別，回憶文章都可用這標題。

當然，這篇文章的內(nèi)容已經(jīng)夠感人了。

陳文新（武漢大學）：吾兄這篇大作，好像是存心打趣我：我就一直不知道徐步奎先生是誰。

寫得真好！在怪和不怪之間，洋和土之間，極盡騰挪之能事。

紀德君（廣州大學）：文字質(zhì)樸生動，細節(jié)精彩傳神，構(gòu)思寫法巧妙，讀來津津有味，感覺徐先生音容笑貌浮現(xiàn)紙上，如在眼前！

殷嬌（中國藝術研究院）：徐先生之于我，本是“行走的參考文獻”式的、高山仰止的人物，但神奇的是，徐先生在您的筆下“活了”，好像變得離我近了起來，細碎的往事在天長地久中成了彌足珍貴的“珍珠”，回憶如靜水流深，讓我在閱讀中感受到了您非常細膩、悠長的情感，非常打動人。

文章后半部分竟還有理論分析和思考，思及師生的學者身份，不免讓讀者會心一笑。

另，假期科研有所懈怠，讀到黃老師讀研部分時，讓我慚愧之余又受到了見賢思齊一般的鼓舞。

陳旭耀（井岡山大學）：從讀碩士時起，仕忠?guī)熃?jīng)常會和我們說起徐先生。比如，徐先生說，自己沒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做了些“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大意如此）。那時我聽得似懂非懂，但又不敢向老師細問。

等到老師讓我比讀《西廂記》的明刊本后，我才漸漸明白：做學問同任何事情一樣，都應從最簡單的事情入手，比如對讀版本，找出異同，只要能靜下心來讀書的都能做到。但不能以為事情太簡單而不屑于去做，這就是徐先生說的“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吧。

劉蕊（上海大學）：搬家前偶然看到有人出售一套七成新的《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果斷下單。收到書剛一翻開，就被《雷峰塔》的第一句吸引了：“不要悲觀，也不要耽于夢幻……”

今晚又拜讀老師的憶文，聯(lián)想以往聽到的老師口中的徐先生，似乎與老師的老師距離更近了。尤其是讀到“徐先生多次說自己是很好說話的……老師內(nèi)心的OS”幾段，不禁笑出了聲，瞬間腦補了很多畫面，這是師生間最平常的交流，也是兩個有趣靈魂的碰撞呀。

再說前文中老師說蔣禮鴻先生能背前四史，老一輩學者將其視為必讀書。老師自己也是一直堅持深入文本，有通讀的，有對讀的，有細讀數(shù)遍的。可見閱讀原典是必備且必須的，否則就會淪為桑兵老師曾說的“檢索拼接出來的學問”。

劉青松（博士生）：有一個疑惑。老師強調(diào)徐先生的別樹一幟（“夾層”位置），順便提及老杭大的學者們。因為前文剛好提及了沈文倬先生，他和徐先生年輩相若，治禮學海內(nèi)獨步，不知道他在杭大是什么輩？

黃仕忠：其實從年齡的角度，蔣禮鴻先生也是，還有北大陳貽焮先生。他們只差一歲。他們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

但我那個時候，視野里只有古代文學這塊，沒想過整個學界怎么看。但這個“夾層說”，可能在整個學術界也有代表性。

潘璐（國家圖書館）：文章最后一部分，梳理徐先生的“學術之路”，已經(jīng)隱隱有種學術年譜的味道。

這篇文章通過時人的言語，把徐先生的形象刻畫得十分生動，通過這些場景和文字，我仿佛也跟著走了一遍您當年跟隨徐先生學習的道路。

我試圖想象您是帶著怎樣的心情去寫下這些文字的，雖是以“怪”為引，讀來卻通篇都是“敬”與“愛”，那一定是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吧。

作為您的學生，讀這篇文章，心態(tài)又有所不同，好像看見了心目中形象威嚴的老師，在年輕時作為學生的另一面，才發(fā)覺老師其實也是從年輕和懵懂走過來的。

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您的學術成長史了，可以看到您是如何跟隨徐先生學習和思考，從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

陸韻（碩士生）：老師對徐先生，首先是“信”，相信自己的導師、自己的觀察，認為導師供人指摘的言行背后都有他的邏輯、原因、堅守。同時遵循導師的引導，一步步進入學術。

在“信”的基礎上，再去“疑”和“思”。思考導師為人治學之法的成因和合理性，緣何成為一代大家、緣何做出巨大成果。

在這樣的思考下，自己便不會在他人的評論中隨波逐流，也不會在學問和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

可見自主學習，不僅是自主安排學習計劃，更是從各方面體悟?qū)煹那髮W經(jīng)過、治學方法、態(tài)度理念，再主動仿效踐行。

徐先生本身是一部“經(jīng)”，老師則以數(shù)十年的思考和踐行作“注”，真正將先生學問發(fā)揚光大了。

宋睿（本科生）：多謝老師分享！在車上拜讀了您的新作，前半段讀來十分有趣，徐先生性格“怪”，大家又不敢論理，就都找學生訴苦。不過，大多數(shù)人聽聞徐老先生之“怪”，第一反應是以此為談資，評頭論足，而對“怪”背后的成因不加深究。評價表象只要動動嘴皮，考究其因則需經(jīng)歷漫長的過程。回音里陳旭耀先生所記比對版本細讀一事，非耐心不能為，著實考驗心性。

之前您問過我，能否在比自己強大的人面前泰然自若，不卑不亢，我覺得自己不能，但不是永遠不能。徐老先生敢于在學術界懷疑一切“神明”，源于“我有證據(jù)”；做人不懼口舌，無畏強權，在于“我有底氣”。“底氣”和“證據(jù)”實是一類東西，都講究“實事求是”，“問心無愧”。

趙延芳（中文73）：先給你點贊。我近期因家事比較疲累，今晚一直在做深呼吸促睡眠，所以看到你的文章時已近十一點，還是忍不住讀完了全文。你寫得實在太好了，尤其是對先生的學歷、學問、人品和思想認知的形成解讀得很到位，不愧為親傳弟子了。過去我也常會朦朧地想起，徐先生拗相公的“另類”處事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已作了較圓滿的回答。

我聽說的口傳故事沒有你多，因為沒有人能跟當時的我說別的老師壞話的。我對徐先生的印象都是自己的經(jīng)歷形成的認知。但有陸堅老師等告訴過我，先生對我居然評價不錯，這也是他的“特立獨行”之“一斑”。我當時只內(nèi)心“得意”而并不形于色。因我深知得到這位大師的認可是很不容易的。

先生常常一臉嚴肅，不茍言笑。對任何人說話都是直來直去，有時甚至“將”得人在大眾面前下不了臺，他也不管不顧。說實在的，我對他向來有點“懼怕”。

黃仕忠：我回想起來，他當時其實也開玩笑，但可能就是嘴巴咧開笑一下，又馬上是嚴肅的樣子了。

他一直只相信自己的判斷，并且不管別人怎么想。

我因為那時真的無數(shù)次琢磨過先生的為人與為學，所以受他的影響極大。我也知道我的性格與他很不相同，也不會做出他的一些行為，但外圓內(nèi)方，精神實質(zhì)上，我大概可以說是徐先生的真正傳人之一。

趙延芳：這么多學生，你得先生真?zhèn)骺赡苁潜容^多的了。你寫的完全真實，記敘逼真，這些平時的素材都應該寫上，沒有一點多余的。他的人品就是一個字“真”。

李穎瑜（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一口氣讀完了，徐先生的形象躍然紙上！昨天讀徐先生寫胡蘭成的文章時，便感覺文筆間有一股赤子之心，您的文章更是全方位地展現(xiàn)了徐先生的“真”人形象。文中很多細節(jié)在不同人口中敘述效果完全不同，您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場求證事情原委，很多人情事理的微妙之處便透露出來了。

劉勇強（北京大學）：我讀的時候，確實感到，大作中從“你們徐先生”到“我們徐先生”，徐先生好像越走越近，越來越清晰。

我是標題黨，拜讀此文后，我心里的標題已變成了：“你們徐先生和我們徐先生”。

王星琦（南京師大）：仕忠同門，一口氣讀完你回憶徐朔方先生的文章，寫得好極了！你將徐先生描摹得活脫脫如在眼先，揭示出徐先生特立獨行的人格精神。這使我想起1981年早春時往杭州拜訪徐先生的情景。

我是與羅斯寧一道前往的。我們在杭大校園里碰到一位老先生，打過招呼后，向他詢問徐先生家的具體方位。老先生問道：“你們是要見徐步奎吧？那正好，你們跟著我走。”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徐先生的本名，一時有些迷惑。徐先生聽說我們是季思先生的研究生，非帶客氣，問我們到系里找個地方聊，還是散散步邊走邊聊？春天來了，外邊走走挺好的。于是帶我們向黃龍洞方向漫步。（像你文章中所說的，沒讓我們進入家中）

當時我們在寫畢業(yè)論文，季思先生說，訪學第一站去杭州拜訪徐朔方好了。散步中徐先生談了些什么，如今已記不清了，印象是徐先生肯定了我們的論文選題，稱寫作中不要囿于前輩名家的觀點，要有自己的見解。總之感覺徐先生氣場很擴大，說話斬釘截鐵，毫不吞吞吐吐，一派大學者氣度。

遺憾的是，我和羅大姐與徐先生只此一面之緣，未曾有機會恭聆其更多教誨。

孫立（中山大學）：大概是1985年，徐朔方先生和李修生兩位老師來中大公干，我作為系里最年輕的古代文學老師，由學校派車，陪同兩位先生去從化游玩，一路上徐先生盡顯“頑童”本色，特別有趣。

王延榮（杭大中文78）：四年大學中，徐朔方先生沒給我們上過課，我也沒見過面。記不清那一年，大概是九十年代，他年已古稀，到紹興文理學院中文系講學。徐先生名氣大，階梯大教室擠滿了人。講臺上主持人早替徐先生擺好椅子。卻被先生拒絕坐。他說教師是來講課的，不是開會做報告，且不允人再勸。七十老翁，意氣風發(fā)站著講了近兩小時。

沈瀾（杭大中文78）：寫得真好，徐先生有你這樣念他懂他的學生，真是幸運。

岑寶康（杭大中文78）：曾見先生身，不識先生魂。今讀此文，對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王依民（杭大中文77）：“英詩選”選修課，如果指給我們開的那一次，是讀英文原詩，但不是用英語講授——不然我們也聽不懂。

邊新燦（杭大中文77）：一口氣看了三段，暫時封盤，飯后再看。寫得引人入勝。

看完了，寫得很傳神，徐先生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此外，感覺你是把散文、小說和論文的筆法熔為一爐了。寫出了自己的風格。

朱瑾怡（杭大中文80）：真的精彩，這么多細節(jié)，把徐先生寫得活靈活現(xiàn)。我在系里六年，對徐先生沒有很深刻的印象，記憶中的他蠻和藹可親的，叫我“小朱”。但從吳熊和、蔡義江、平慧善等老師對他的恭敬中，得知先生的威嚴，不知不覺中就敬而遠之了。

王安祈（臺灣大學）：有幸在兩岸交流之初即邀請徐老師到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演講！

何春暉（杭大中文81）：徐先生去世后，他的藏書是他長子徐禮楊先生做主捐給了學校檔案館，當時我正好在做副館長，于是便與此事有了交集。

趙波（中文98）：我上大學時，徐先生已如風中殘燭。性子極為要強，好走路，又易摔，常頭上包著紗布、身上纏著繃帶，如同影視劇里的國民黨殘兵，但依然秉性不改，顫顫巍巍穿行在西溪校區(qū)四周。誠然，至死仍是少年！這也是杭大中文的風韻風骨。

吳振武（吉林大學）：徐先生的書，也買過幾種的。第一次，從大著，算對我書架上的一位名學者，有點系統(tǒng)了解。

李簡（北京大學）：好文。此文前次讀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此番再讀，仍很感動。

何宗美（西南大學）：學自師出，文由情生。真切，感動！

孟彥弘（中國社科院）：徐先生為人有性格，作研究有思想。我買過他的五卷本文集。曲家年譜，可以傳世。當年印數(shù)不多，這書真值得重印。

尚永亮（武漢大學）：仕忠此文一如既往的好，而且更具巧思，不虛美，不隱惡，先抑后揚，凸顯了徐先生的真性情。其中譚帆求見一節(jié)太生動了，從未聽他提及。

吳先寧（民革中央）：寫得好。文章體式也很創(chuàng)新。我一直認為語與文是不一樣的，文要有文的樣子，我手寫我口，這是需要解釋的。我在廈大的時候讀過徐先生的《史漢論稿》。

諸暨話“橫直”，是橫也這樣豎也這樣，必然、全然的意思。我琢磨這個詞從犁田的生活經(jīng)驗中來。

沈金浩（深圳大學）：剛讀完，內(nèi)容真豐富，兄還是非常早熟，能記下那么多往事，留下那么多照片。在杭大兩年，路上偶然能遇到徐先生，也聽劍亮他們提到他的性情與學術，但所聞故事不多。讀兄此篇長文，才比較清晰地了解了徐先生。

喬國強（上海外國語大學）：真情實感于樸實言語中流露；看似感念懷舊，懷念的卻是當今社會缺少的情懷！

陳志勇（中山大學）：下午把長文一口氣看完，對徐先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理解。了解了徐先生很多人生細節(jié)，理解了先生為人處事方式背后的邏輯。您對徐先生學術成就及其形成脈絡的分析，顯然也有自己近半個世紀學術經(jīng)驗的思考。師生兩代學人的學術智慧在文中傳遞與疊加，讀來受益匪淺。

周慧（中山大學）：多年前讀書準備考中大外語系研究生，似乎有一門與中國文學相關，參考書目包括游國恩、王起等人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那會我也以為中大有兩個學者，一個叫王起，一個叫王季思。

徐先生為學認真、嚴謹、甚至是特立獨行，不合時宜、不合于群、不通世務、不給面子，或許才能成為元明清戲曲小說的泰斗級人物。 認真反省自己，瑣務纏身，文山會海，又老好人一個，在求學上很缺先生這種精神。

吳海（中山大學）：這篇文章看似講徐先生的“怪”，但您重點似乎更想說明徐先生的“難怪”。文章和老師平時娓娓道來的深情敘事風格不太一樣，似乎夾雜著了自己的期許，I  want to be you 。——又胡亂臆測，老師莫見笑。

伏俊璉（西華大學）：黃老師，每次讀到您的作品，都感動得鼻酸，可能是年過花甲進入老年的緣故！豈止往事如輕煙，搖曳在風中。人生也是如輕煙，風中搖曳數(shù)十年。徐老師的人格和學問，在您筆下豐滿鮮活起來了。

大約1985年，因為我的碩士論文是有關《史記》的，拜讀過徐先生的《史漢論稿》，與宋人倪思的《班馬異同評》對著讀，啟發(fā)很大。

魏崇新（北京外國語大學）：徐先生的人品、性格、學術，在仕忠兄筆下熠熠生輝。我等也是徐先生的崇拜者。惜乎！像徐先生這樣具有童心真性及獨立之思想的學者，今世已罕見。

朱偉明（湖北大學）：細節(jié)栩栩如生，文字引人入勝。終于知道高手是如何煉成的了。黃老師得遇徐先生是一種幸運，而徐先生培養(yǎng)出黃老師這樣的優(yōu)秀學者，也是一種幸運。

楊緒容（上海大學）：徐先生真性靈！“如此說來，徐先生的‘怪’，是他的思想與行為，‘超前’了這個社會至少二十年”，說得很有趣！

陳建華（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黃老師寫徐先生的的文章從性格入手，把徐先生寫得活靈活現(xiàn)。我2002年報考浙大博士，有緣得見徐先生。當年初試完后，成績不錯的四個人得到通知，要求去徐先生家里面試。那時徐先生年高，身體已經(jīng)不便，見面便給我們看了一段五線譜，讓我們嘗試拍案而唱。結(jié)果我們都傻在當場，先生卻沒有為難我們，笑道：“不著急，以后會唱的。”先生的話語中夾雜了不少本地語，讓我這個北方人聽著很吃力，然先生的風采讓人心折。只可惜當年囊中羞澀，交不起學校自費生的學費，不能隨先生深造。看老師文章，才深入了解了先生的學術背景、人生信念和獨特性格。先生言“該死掉的總歸要死掉的，不是想振興就能振興得了的。”“有些發(fā)言沒必要聽！”現(xiàn)在聽來，依舊有大塊吃肉、大口喝酒般的痛快。斯人已逝，然抬頭仰望，仍是生氣凜凜。

王賀（上海師大）：多謝黃老師，沒想到徐先生是那么洋氣的一個人，他的人生，我想，用“正誼明道”四個字來形容是最好不過了。現(xiàn)在的確也應該有人研究青年詩人徐朔方了，大作我也轉(zhuǎn)發(fā)給陳子善老師、楊新宇兄。

郝潤華（西北大學）：一口氣拜讀了黃老師文章，洋洋灑灑，前后照應，形容徐先生的為人處事，栩栩如生，讀到某些地方讓人忍俊不禁。遺憾沒見過徐先生，但通過此文似乎對其人品、性情有了直觀感受，也十分感佩，徐先生應該是一位純真的學者。黃老師寫徐先生學問之深厚博通，又能從方法理論上追根溯源。真是一篇好文章。

郝成文（山西師大）：讀您的文字有聲有色，敲金擊石，擲地有聲。品徐老師之人如品一壺清茶，有形有味，耿介率真令人如徹如悟，思緒飄渺悠遠。

公蒗蒗（山西師大）：煙飄渺，情深重，詩意的浪漫搖曳在風中。讀完后讓我想到“人間萬感幽單”。

徐先生有名士風度，這風度與魏晉時還有些不同，自是受了西人的影響，在特殊的年代，有著特殊的際遇。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學）：敬佩徐先生，懷念徐先生，紀念徐先生百年誕辰！

謝謝黃老師的文章，真如先生哲嗣所說，一口氣讀完，酣暢淋漓，像是真正了解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徐先生！

從后輩學人的角度，我特別喜歡您文中寫徐先生學術個性的這段：“當然，徐先生不會不知道這些差異，但依然我行我素。他甚至故意讓自己的傾向表現(xiàn)得更明顯一些。在世俗社會中，我們都主張說話要留有余地，但在學術領域，這種圓滑的兩面討好的做法，會讓討論失去意義。所以，除非不介入，既然介入，就得表明立場！”

您的文章分五部分，前四部分好像是對折式的正反書寫：眾人口中的徐先生，“遙控”指導您學習的徐先生，眾人口中的徐先生，先生是超前的！第五部分寫先生的學術，氣韻貫通地談學術，也在回應前四部分，妙不可言！真是佩服老師！

趙紅娟（浙江外國語大學）：原來徐先生是東陽人，我半個老鄉(xiāng)，我義烏的。徐老師真是很有個性，我們金華人性格。還有，原來徐先生是英文系出身，怪不得好潮，學問眼界開闊，融貫東西。聽到過兩個徐先生軼事，西洋畫冊和摸螺獅，先生風采動人。

莫曉春（中大系友）：過去只聽過徐朔方先生的名字，文章讓我見到一個鮮活的純粹學者形象。看了師兄數(shù)篇記述老師的文章，串起這一個個“斷線的珍珠”，何其珍貴。

諸鳳娟（紹興文理學院）：穿著長衫，很有味道。弟子筆下，如此鮮活的徐朔方先生！

武迪（中國社科院）：作為晚輩，過去只是閱讀徐先生的著作，在腦海中幻想了他的形象，讀了您的文章，對徐先生的為人、治學都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黃麗群（麗水學院）：語音很樸實，徐先生形象很豐滿，令人敬仰。

邵清（浙江社科聯(lián)）：這題目好。一如既往樸實文字，能感受深斂其中的情。

王乙珈（上海師大）：感謝黃老師溫暖的文字，給我們還原了一位多面的徐先生！您的文字，讓我們這些無緣目睹先賢風采的后輩宛如目見。在這個意義上，往事不曾如煙。

呂珍珍（廣州大學）：您的文章，讓徐先生從一部部著作封面上的名字，變成了呼之欲出的鮮活人物。文中的為人為學之道，令人心生景仰。

任榮（南京師大）：勾勒出了一個有性格的真學者形象。吾生也晚，未能目睹先生風采。不過讀研究生期間，卻多次聽萬曙師提及徐先生的研究。當時萬曙師將徐先生的《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一文復印分發(fā)給我們作為上課的范文學習。讀了徐先生的文章有兩個感覺：第一，文采盎然，才情外露，非真才子無法具此妙筆；第二，中西兼通的比較視野，遠勝過很多機械地套用某種寫作模式炮制的比較文學論文。后來逛舊書店期間，以極為實惠的價格淘到徐先生的《小說考信編》和《史漢論稿》，當時覺得欣喜不已。

讀黃老師的文章能夠感受到徐先生為人之真。而讀徐先生之文亦能感受到他為文之真。一篇論湯顯祖與梅毒的文章雖然顛覆了湯先生作為一代大師的形象，但是學術就是要求真務實，在真面前，不必刻意地為尊者諱。徐先生用文章給晚輩樹立了一個學術典范。其實徐先生留給當今學術界的何止是著作，他的學風和性格至今在弟子的身上依然能夠見到些許影子。和黃老師的交往過程中就能夠看到徐先生的一些影子。同樣的執(zhí)著，同樣的真誠。

陸道平（蘇州科技大學）：一口氣讀完！黃兄真是妙筆生花！對徐先生的刻畫形象、生動、鮮活！文字效果猶如呈現(xiàn)出一幀幀畫面的記錄片……

章丹晨（倫敦大學）：從這篇文章里才更多了解了徐先生的“不近人情”，因為在我媽（徐先生的碩士生）的回憶里，徐先生對她還是很關心的，總是把多訂的那瓶酸奶讓給她，走好長的路去取酸奶成了她研究生生涯的美好回憶。

張培忠（廣東省作協(xié)）：一篇大文章，讀得我內(nèi)心波瀾起伏，徐先生就是學問精湛、赤子情深的“這一個”。他做學問兼寫詩，您做學問兼寫散文，庶幾近之！

杜雪（北京語言大學）：文中所講的故事，或者毋寧可稱“史事”了。近來給學生授課，講到唐宋人的散文。最有名的八大家中，散文多具史筆，史筆之中又有記敘抒情。也是多有生動細節(jié)描寫、回憶情辭融會其中。上午講課回來，讀到您為徐先生寫的這篇，想起課上講的王安石為歐陽修撰寫的祭文，韓愈撰寫的諸篇墓志。

張奕琳（中山大學）：老師這篇文章除了讓讀者了解到徐先生治學之道外，還感受到了徐先生為人處世的人生態(tài)度、視野和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在您身上是一脈相承的，您的言傳身教也讓我受益匪淺。

任廣世（華南師大）：黃老師，我從您平樸真情的語言中見到了前輩學者的風骨，仿佛徐先生就在面前諄諄教誨，讓我們這些晚輩受益良多。多謝您給我們留下了這些活生生的學術史料。

馮珊珊（河南大學）：我拜讀過徐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譜》，受益匪淺。讀書時聽導師說徐先生是外語專業(yè)出身，一時驚訝萬分，更加由衷敬佩！今天拜讀黃老師文章，徐先生的形象如在目前，令我更加肅然起敬。努力向先生學習！

傅湘龍（湖南大學）：以前讀研究生的時候，因做戲曲研究，徐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譜》以及其他著述是必讀書，對這位學術大家的日常生活了解不多。現(xiàn)今拜讀您的這篇追憶文章，對徐先生的治學嚴謹認真更有了深刻了解。

蘇壁郎（廣東第二師范）：迂回淵深，既論其學，亦寫其人，高風如遇，遺直難見。景仰景仰，學習了。

吳佳儒（中國人民大學）：文章從徐朔方先生本名與筆名的“誤會”楔入，轉(zhuǎn)到他人眼中徐先生的“怪”，再到自己對于徐先生“怪”的體貼的理解，讀來有窺探“八卦”的趣味，有教誡為人為學原則的嚴肅，當然更有一份學生嘗試走進老師、理解老師的感動。文中提到一些人對徐先生的評價“學問確實好，為人很可怕”。我們身邊不乏被冠以類似評價的老師，而他們往往也有著跟徐先生相似的品質(zhì)——“直”與“真”。當我們走近他們時，“為人很可怕”的話語便會煙消云散。

夏心言（四川師大）：因為研究生時學習湯顯祖戲曲了接觸到徐先生著作，當時便對先生的博學深感敬佩。讀罷您的文章，才知這番篤實學問背后傲立著一個凜凜生風的靈魂。“在世俗社會中，我們都主張說話要留有余地，但在學術領域，這種圓滑的兩面討好的做法，會讓討論失去意義。所以，除非不介入，既然介入，就得表明立場！”這段話字字千鈞，當奉為學術研究者座右銘。同時感到您能得到徐先生青眼，必定有超乎凡俗之處！

涂秀虹（福建師大）：令人敬仰的徐先生啊！超前了至少三十年的觀念和處事方式。“對于吳人式圓滑婉轉(zhuǎn)，非不知也，乃不為也——所以他的弟子也以耿介者居多。”

文章非常有意思，同樣是觀點明確，毫不含糊的啊，令人感佩。

我拜讀過徐先生的一些著作，完整讀了《明代文學史》，這本書是孫秋克老師協(xié)助完成的。當時的印象是，很多觀點不同于其他文學史，是徐先生自己對作家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的體會。非常可貴。

羊紅（福建師大）：在前面部分，先生在眾人傳聞中儼然一“如狼似虎”人物，與之相處日久，方知先生可親、可愛、可敬。看得出來，黃老師為先生立傳，用了欲揚先抑的技巧，然而這種技巧在文中猶如羚羊掛角，無影無跡，只留神韻，這令先生形象偉岸鮮明。我即便只讀文字，依然如同親見先生。

這也讓我想起川師大一老先生，大家都說他嚴格，要求高，罵哭自己學生，我旁觀師兄師姐答辯，還能看到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弄得我也特別怕，就像老鼠見了貓——我就連做夢都夢到他抽我回答問題。后面跟他上了很多課，和他學生一起送他回家，去他家看他什么的，接觸多了之后就發(fā)現(xiàn)他可親、可敬、可愛，往日懼怕也一掃而光。所以黃老師前半部分寫先生，這讓我想起曾經(jīng)的自己，忍不住會心一笑。

可是越到后面，越覺沉重，至于淚流滿面。不知是歷史沉重，還是先生的一切的一切沉重，還是黃老師融入的情思沉重，抑或兼而有之。

想起《理想國》里面的一句話：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愛和善。這大概是先生傳記的一最佳注解吧。

張紫陽（中山大學博士生）：讀過這些故事，徐先生的身影仿佛立在了眼前。為學為人一絲不茍的徐先生，外表看起來有點“不近人情”，但從現(xiàn)在的眼光看，就事論事也是另一種“情理俱盡”。徐先生性格現(xiàn)代，治學方法也確實超前，那篇論湯顯祖梅毒的文章，可謂現(xiàn)在疾病敘事與作家研究的先驅(qū)了。

孫菱羲（中山大學博士生）：老先生的個性與學問令人向往。黃老師以“遙控生”的方式自學令人敬佩。

瑪麗亞（中大本科生）：寫得太好太好，不僅寫出了徐先生的學者生涯，性格特征，得以了解您在本科與研究生學習的心路歷程，也終于得知為何您與其他老師如此不同，能直接點出學生的不足之處，明白了您的風范和您對學術的求真與態(tài)度從何而來。學生將這篇文章反反復復地看了好幾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