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強教授新著《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年），將清季民初這一以“變法”為關鍵詞的過渡時代，置于“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之中而通觀前后”，細致還原了由科舉停置、變法立憲、革命共和與新文化運動串起的“一變再變”、“以變應變”以及其間的種種身不由己和倉促惶遽。

2023年6月1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邀請到楊國強教授作題為《隔霧看花：近代中國人對代議制度的困而后知》的講座。本次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清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張仲民教授、孫青副教授、周健副教授、章可副教授、曹南屏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沈潔研究員等數十位師生參與講座。本文系演講整理稿，末附部分問答的簡要記錄。

楊國強《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

引言

章清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近代史研究或許與其他斷代史研究存在一些區別：若是發掘一批未被利用過的檔案文獻，并加以利用完成研究，似乎并沒有那么困難。當然，這個說法并無貶低史料之意。但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讀懂史料，從字面解讀深層的含義，進而研究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與人物，而不單是從字面上引證史料。在這一方面，楊國強老師的研究給我們做了示范。今天的講座聚焦于代議制度這一重要問題。接下來有請楊老師為我們講授：《隔霧看花：近代中國人對代議制度的困而后知》。

主講

楊國強教授（華東師范大學）

謝謝章清老師的表揚。今天我分享的主題是近代中國人認識與實踐代議制度的過程。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西之間的交往與交沖是由戰爭開始，并由戰爭交錯。故此后幾十年中，中國人對通商、傳教以及西人帶來的諸多事物表示排拒。而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一代代中國人對西方代議制度的向慕與推崇，言之津津，聚成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今天就這一話題，我準備了三個問題，想和大家分享。

講座現場

一、晚清七十年之間中國人對代議制度的長久遠望和心向慕之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帝制，隨后是新造的共和為中國移來了彼邦的代議制度與代議政治，期間歷時七十年。

置身于中西交沖的歷史過程之中，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人就開始了對代議政治的觀察和認知：1843年魏源著《海國圖志》、1846年梁廷枏著《海國四說》、1848年徐繼畬著《瀛寰志略》。這些最初“開眼看世界”的書都是借助地理學知識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知識。而這些著作也都提到了西方代議制度，稱之為“巴厘滿”。如魏源記“英吉利國”（即英國）的政事，“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國王裁奪，亦必由巴厘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承行之人交巴厘滿議罰。”（魏源《海國圖志》）他在一個由夷夏分中西的時代里，以越出夷夏之界的態度紀實地敘述了一種不同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并且稱之為“公議”，又明白地表達了對其意中的推許和贊賞。稍后，同樣在用心遠看海國的梁廷枏與徐繼畬先后著《合省國說》、《蘭侖偶說》與《瀛寰志略》，于“英吉利國”的“巴厘滿”、“米利堅合眾國”的“議事閣”等物事有了更詳備的記述。而其間為人注目并容易引出心頭回響的，大半也俱在“視聽自民”（梁廷枏《海國四說》）和“聚眾公議”（徐繼畬《瀛寰志略》）一面。

魏源著《海國圖志》

更有代表性的是七十年代的劉錫鴻。劉錫鴻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被稱為“保守派”，出使英國時與郭嵩燾之間矛盾甚深。劉錫鴻曾經引“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為古今之理論說時務，但又不由自主地為彼邦的議會政治所吸引，而于其所作的《英軺私記》一書中言之津津，“凡開會堂，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作為一個以儒學為歸依的士大夫，他未必已經輕易地接受了“夷狄之道”；但在其意中，西人的“議院”顯然是一種能夠與中國人的道理相對應的東西，并且是一種可以比較、可以判斷和可以親近的東西。

歐西的議會政治產生于歐西的歷史過程之中，因此自有其形成于歐西歷史的因果、法則和學理：上與下、貴族與國王、社會與政府之間爭斗，在此過程中代議政治產生與發展，其要義為將政府的權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然而從魏源、梁廷枏、徐繼畬到劉錫鴻，其共同矚目于議會政治，并用中國文化中的“視聽自民”、“上下同心”與“無隔閡之情”來詮釋。中國人用這種選定的視野來看歐西的“巴厘滿”，此視野背后的關注和關懷出自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

明清之交，顧炎武認為郡縣制度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演變后，明代中國的吏治已是管官的官多，而管民的官少，在此“積尊累重”之下，便是底層社會與朝廷之間的層層阻隔。迨清承明制，既是別開一代，又承接了明代的這種積弊。隨后二百年間，由事實而催生思考，這種積弊便常常進入對時務的議論中，成為一代代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道光初年賀長齡輯成《皇朝經世文編》，在“吏政”一目下收錄兩百余篇條陳當世利病的文字，其中居于重心的論說，便是上下的否隔和官民之間的否隔。官與民“上下之情隔閡不通”，而致“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天下的不太平以儒學的道理來相度都是大病。故二百多年之間，從顧炎武的《郡縣論》到馮桂芬的《復鄉職議》，都反照了一代代士人生當“方今郡縣之弊已極”中（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而以一腔經世濟時之志謀想“真能親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維，遠近相連”的愿想（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

中西之間能夠比較是因為其背后有夏商周三代留下的理想政治。此后數十年里，沿此一路延伸一路詮釋，又更有“西人之上下議院，即《洪范》謀及卿士庶民，《王制》爵人刑人與眾議之，《孟子》‘國人皆曰賢’”一類比附而貫通的言之鑿鑿。（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從歐西議會制度的本來面目相比，中國人的比附和比較，都是不能存其本象的。然而正是借助于這種比附與比較，以及背后的關懷和關注，君權社會中的士大夫能夠了無障礙地走近民權政治中的代議制度，他們留下的文字便成為近代中國人認識代議制度的開端。

對于中國人而言，“巴厘滿”的吸引力自始即在民本一面。但甲午中午戰爭以割地賠款為結局而留下的創巨痛深，使得在其中的中國人舉目東望之際，又會在歐西的議會政治之外，看到日本學歐西而自造的議會制度。隨后是以剛剛過去的那場戰爭為映照，來省視這種歐西與東鄰共有的議會制度，由此又衍生出另一種理路：雖然這些論說仍然以上下同心為議會政治之大用，但其著眼處已不在立足于蒼生的民本，而在立足于國家的圖強了。由此，“東西各國”的立憲政治和議會政治，便成了“安得不弱”的中國不得不變法的理由、動力和范式。

以歐西議會政治的由來和歸旨為其本來面目，則中國人的這種“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的理路，實際上依然是在對議會政治作臆解和別解。但甲午中日戰爭留下的劇烈震蕩一經推演，便會非常輕易地轉化為說服力，使這種理路能深入人心。同魏源那代人相比，康有為、梁啟超、嚴復，他們立足于國家，立足于富強。由此觀之，近代中國的民主、民權、民治，是由富強召喚而來。就議會政治本乎民權至上而言，這些以國家為至上的道理應該都在正解之外而別成一路，但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多數人最容易共鳴和最能夠接受的，卻正是這種以國家為至上的議會政治。所以，這一套道理既因甲午戰爭的沖擊而起于廟堂之外，十年之后又借日俄戰爭重為演繹，并聲勢恢張地灌入了廟堂之內，使得君權也不能不跟著走。1906年清廷下詔預備仿行立憲，其后設憲政編查館，地方設諮議局、北京設資政院，地方改官制，加之前一年停科舉、興學堂，整個中國開始大變。問題在于，其時中國人并未真正知曉立憲制度的本意，但已經倉促開始預備仿行立憲。對于社會而言，則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攪動。因此籌備立憲依歐西的“上下同心”而預想中國的“朝野同心”和“官民交勉”，實際上變成“朝野交震”與“官民沖突”。

從朝廷一面來看，出自廟堂的議論大半愿意取法中央集權的日本，其預想的要端之一，是借立憲改造兵制。“咸同軍興”時，由團練蛻生的勇營在敉平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取代了綠營，使得本屬朝廷所有的提調和指揮軍隊的權力移到了疆吏手中，就清代的祖宗家法而言，這是一種從“內重外輕”變為“外重內輕”的顛倒。故此時朝廷希望借憲法的新道理已有五十年積久的老問題，從督撫手里“收此統帥之大權”，以重建朝廷和地方的“內重外輕”。這一道理雖因籌備立憲而形成言之侃侃的闡述，卻在此前成立的練兵處更早得到運用。迨籌備立憲而改官制，練兵處變為陸軍部而取代舊日的兵部，此后由陸軍部派生的軍諮處（府）后來居上，這一過程中始終以中央集權為宗旨一以貫之，著力于撕破五十年間疆吏統轄和管束軍隊的狀態。

從地方一面而觀，是紳士群體在這個過程中的崛起。由于明代紳權擴張，導致清初著力抑制紳權，遂使此后近二百年間的紳衿大體上皆能以安分為本分。但19世紀50年代開始的內戰延續十余年之久，地方官困于籌餉募兵，不得不引紳士相助，扶起紳權。由此一變，于是此后五十余年里地方士紳越來越主動地進入賑濟、河工、團練、助餉、民教沖突、設廠開礦、維護利權與開新守舊之爭等地方和國家事務中，并因之而獲得了一種不斷伸張的紳權，形成了一個不斷積聚活力的紳界。在這個過程中，紳權常因地方利益而與代表國家權力的地方官沖突，隨著紳權的不斷伸張，沖突日趨加劇。

清末新政為營造富強而籌備立憲，各省設立諮議局，官紳關系又為之一變。朝廷所期望的諮議局之用在于提供輿論。然而紳權在五十余年的積累與擴張后，沿“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的朝旨而聚合于諮議局，使得原本分處“各屬”的在籍紳士在觀念上由個體連成了集體，并使得每個省都有了自己合法的紳界領袖，兩者都會促成紳士依省份為界域的自相認同和以省城為中心的共趨歸攏。地方意識由自覺轉化為自發，便成了一種分省而立的地方主義。由于這種地方主義，被朝廷一廂情愿當成“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的諮議局，實際上自始即立于“中央集權”的對立面。朝廷籌備立憲，以中央集權為本意，而紳界經由諮議局而楔入籌備立憲，則以地方主義為本位。雖兩面都在規劃立憲，但形成了地方主義與中央集權的直面相對與兩頭之間節節擴大的裂罅。

時逢朝野各倡立憲又互爭立憲之日，各省之間雖因不同的地方利益而彼此界分厘然，并且愈加固化。但針對“中央集權”，分省的紳權彼此溝通交匯，形成資政院與諮議局之間的縱向呼應和諮議局之間的橫向呼應。

1910年10月3日資政院第一次舉行開院禮

清末籌備立憲雖以“救亡”為舉世共識，但一旦籌備立憲行之于中國，則國會猶不可見，而其本性中的權力消長和權力重組，已牽引這個過程的重心由“救亡”移動到內政中的權力變動，并在未入憲政軌道前，使得籌備立憲無從協力，而輕易地變成了朝野之間各行其是地相互爭斗。如胡思敬對宣統初年朝局的論述：

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于是洵貝勒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統軍諮府，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等為一黨。肅親王好接納勾通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后之尊，寵任太監張德為一黨。澤公于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一黨。（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1輯）

這種“親貴盡出專政”的局面打破了清代二百六十年里的祖宗家法。一方面，權力聚于親貴，是在權力消長和權力重組中實現的，以籌備立憲為名目又實現于籌備立憲的過程中；另一方面，權力的消長和重組之所以會聚于親貴，是因為當日的廟堂已沒有了政治中心和政治重心：辛丑年李鴻章死，次年劉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緒帝與西太后接連死亡，此后一年張之洞死。這些人從19世紀一路走來，在四十余年身當重寄，成為中國政治重心所在。因此，他們在八年內次第謝世，消失于中國政治之中，留下的便是一種沒有重心的巨大真空。若加上其間因奉旨開缺回籍而消失的袁世凱，則這種突然出現的政治真空會變得更大。在他們之后，繼起主國政的載灃雖貴為監國攝政王，而其性格暗昧軟弱。時當天下滔滔之日，他并不具備調度籌備立憲的足夠心力和臂力。身處政治真空中，近在咫尺的親貴各自手臂遠伸，在權力的消長和重組里各成一局。清末的親貴專政所表達的并不是君權的強大，而是君權的衰弱和破碎。最終使得詔書中“用符立憲政體”的責任內閣異化為實際上的“皇族內閣”，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天下的普遍失望和普遍共憤。

在朝廷之外并和朝廷形成對比的，是同在籌備立憲過程中的地方群體的眾眾而謀與眾眾而嘯，其用心用力尤在召喚國會，由此促成了光宣之交的三次“謁闕上書”的國會請愿運動，對自上而下的籌備立憲帶來自下而上的沖擊和余波不絕的震蕩。這個過程發端于東南而集結了十六個省的諮議局，又以其九個月之間前后相接的迭連請愿為感召，延展而及“各省政團商會”和“外洋僑民商會”，并得到正為親貴集權所扼苦的多省疆吏的呼應，最終演變為朝野之間的對峙和對抗，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人對國會的認知更加深化。

“謁闕上書”雖以國會請愿為題目，但對于深入其間的人物來說，這個題目一開始其實并不清晰。此前一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曾聯名電請朝廷“決開國會，以二年為限”，但其陳說中則只有意愿而全無理路。他們并不知道在中國開國會的“適當之辦法”，但他們又都是當時先倡國會請愿的人。因此，國會請愿運動匆匆而起，其聲勢和內涵曾不相對稱。

但由此形成的合群共鳴和四面呼應，則將國會推到了舉世矚目的高處，以此與朝廷相爭。為向天下人說明應當速開國會和必須速開的理由，原本沒有清晰理路的國會請愿運動因而有了清晰的理路。彼時身在日本的梁啟超對此言說最多，總括他所發表的言論，要點有三：其一，他將政府視作一種惡；其二，國會的內涵、本義、屬性正是在對這種惡的抑制和規束中產生和形成的；其三，相比于籌備立憲前后的朝野議論，這種用政府的惡來反襯國會的善，以國會監管政府為當然，將“議院最重要之職務在于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作為中國立憲政治的應有之義。這些論述更接近于西方代議制度的本來意義。

為了對抗朝廷，國會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以此開端，“國會請愿同志會”作《意見書》陳述宗旨，其言論已不再講“朝野同心”與“官民交勉”，重在陳述國會之代表民意和政府的本性“專橫”，與兩者之間的不能不相抗衡。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認識代議制度的漫長過程里，這是一種顯然的和根本性的轉變，并一路遠播，廣罩于清末中國的輿論界。因此，當灤州兵變后，朝廷倉皇頒布《憲法十九條》，其中國家政治的重心已在一夜之間全歸于國會。嚴復曾非常懷疑“憲法十九項條款”，在他看來“根本不是憲法，不過將專制政權從皇帝轉移到未來的國會或現在的議會。這種事決不會持久、穩固，因而不是進步的。”（《嚴復集補編》）嚴復實際上是不相信那個時候引西學以大伸國會的一套道理在當日中國的實際可行，從而不相信這套道理可以真正造就憲政。雖然嚴復比當時多數中國人更懂西學，但此時卻置身事外，成了不合潮流的少數。以后來的歷史對比，嚴復自有一種先期預見。

清末最后幾年里產出的這種以國會為主體的理想和懸想、學理和演繹、信仰和期望之間的交錯，既是匆迫形成的，又在輿論中攏聚和固化，為尚未實現的中國憲政構成了理路和定勢。因此，當清代的君權坍塌后，這種形成于清代的理路和定勢便留給了后來的時勢和世運，成了民初中國營造憲政的路向和范式。

《宣統帝退位詔書》

二、代議政治在民初中國由倉猝而起到山窮水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次年1月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三個月之后，民國政府遷往北京，孫中山“辭政”，舉袁世凱自代。武昌起義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制，此事實雖使得革命一派在南京政府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手握北洋軍權又得西方各國支持的袁世凱，實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軍事強人，“勢力莫之與敵”。孫中山的“辭政”即是在這種比較下實現的。從革命一派的立場看，袁世凱由清末最后一個總理大臣轉身而來，其勢力實際是在君主制下形成的。以民國為本位，袁世凱屬于異己。

1911年革命軍在位于武昌閱馬場的湖北軍政府門前的合影

袁世凱宣誓就任大總統

由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制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決定，將“統治全國”之權歸于總統。對于內閣制，彼時任總統的孫中山曾明言：

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循諸人之意見，自居于神圣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胡漢民自述（1879-1936）》）

當總統由孫中山變為袁世凱后，“置信推舉之人”變成了深被懷疑提防之人。不過，孫中山讓渡的僅是總統之權，不包括議會之權。所以與“辭政”同時，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用來約束繼任的袁世凱。此間相隔不過三月，總統制已然變成了內閣制。

在《臨時約法》為中國人鑄造的政治結構里，約法能限制行政、司法兩個機關，但不能限制立法機關，國會由此成為約法之外的存在。對此，陳恭祿稱之為“參議院躍為太上政府”（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李劍農稱之為“拘于一時環境”而成其“對人立法”（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相較而言，當時梁啟超的理解更為深刻，言稱“此制本萬國所無。有之，則晚清之十九條憲法信條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4冊）。他正確揭示了《臨時約法》的源頭，并后知后覺地表達了與嚴復相近的看法。不過，“十九信條”是在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催生擴張國會權力的輿論影響下形成的，而梁啟超作為當時為國會作輿論鼓吹的主要人物，實際比“十九信條”的貢獻更大。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清末最后十年里，革命一派更相信武力，既反對籌備立憲，也反對國會請愿，所以他們很少在立憲的道理下功夫。但在后來的歷史中，造化隨時勢而走，最先為中國造憲政之人，實際上是前十年對憲政毫無研究之人。由此，晚清留下的很多道理就成為他們非常容易接受的知識來源。從這一層面看，清末的輿論鼓蕩實際在民國初年實現。在當時的革命一派中，宋教仁是公認的最有憲政意識和憲政理想的人，但章士釗晚年追憶，民國初年從英國留學歸來，到北京拜訪宋教仁（因為他們都是湖南人，很早便相識），宋教仁捧出一疊簡報，都是章氏五年內發表在京、滬報紙以政黨、內閣、國會、政體、國體為題目的文章。（《章士釗全集》第8卷）以報章做論述，其深度和學理都是有限的，此事實正說明宋教仁的西學知識并不具足。后來章太炎描述宋教仁的憲政知識，“當革命未成時，群目宋教仁為將來之政治家，然宋氏僅知日本之政治，處處以日本之政為準，如內閣副署命令，兩院決可否，矜為奇異。不知此二制度，中國已行于唐、宋。”（章炳麟著、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這也說明了宋教仁對國情的不具足。西法一面的不具足，容易造成的是中國人擇取外國的成例時沒有定見，不能一以貫之；國情一面的不具足，容易造成中國人在移節西方時沒有本原，不能自立主體。作為那時革命一派最富憲政理想之人，這兩種不具足都是深刻局限和矛盾，而宋教仁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說明民國初年的憲政正是從這種局限和矛盾開始的。

由于這種矛盾和局限，在立法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是在為中國立根本大法，另一方面，他們以袁世凱為對手、異己，自處于國民政治的一方，把北京政府作為主要對付的對象。作為立法者，他們需要法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同時他們也自信能夠為中國造出法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如梁啟超所說，“當時勾心斗角以爭辯于一條一句一字之間，以為將來一切政象，皆為此區區數十條之所支配”。（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4冊）后來李劍農也說，“當時的參議員”都以為“只要黑字寫在白紙上，經過議會多數通過的法律，便是神圣，可以鎮壓一切惡魔；便如鐵籠，可以防困一切猛獸。”（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不過，章士釗晚年回憶中，認為宋教仁其實是被剪貼的報紙所誤而死，正是說明宋教仁太相信法的神圣性了，但法實際沒有那么神圣。作為政治斗爭的一方，他們手中的立法權又被引來對付北京政府。親歷這段歷史的張國淦后來總括說：“其實孫為總統，統治權非屬孫不可，故用總統制。袁為總統，群思抑袁，故改用內閣制。因人立法，無可諱言。”（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若以他們正在營造法的神圣性為對比，這種法隨人走的隨意操弄，顯然正是作為重器的立法權對法的神圣性的摧折。所以民國初年的立法，實際是不相信法的神圣性的人在為中國制造一種神圣性，由此產生的約法帶來的是震蕩和危機。

時人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清帝退位、南北統一，南方省份基本都在民黨的掌握中，李烈鈞為贛督、柏文蔚為皖督、胡漢民為粵督、譚延闿為湘督、胡景伊為川督，而湖北黎元洪、江蘇程德全、浙江朱瑞、福建孫道仁，雖不是民黨，但和民黨關系很好。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看似高掌遠跖，實際對南方諸省常懷戒心。當時召開國會，議員半屬民黨，依仗著南方都督勢力，頻向袁世凱挑撥，是“群思抑袁”的結果，其后國會的挑撥，則是約法賦予的權力，以立法權壓制行政權。此時袁世凱不再是個人，而是代表北京政府，由此引發的矛盾和對抗牽動四面八方。

這里可以從兩個方面而觀。一方面，袁世凱在這種抑制下過得很顛仆，是強人居于弱勢。袁后來傾吐了很多苦惱，說這個東西不準，那個東西也不準。雖是一面之詞，但后來被證實大部分為事實。一個更為具體的例子是，劉成禺追憶同張一麐的對話，以當時的周邊人和旁觀者為立場，寫照了那段歷史里，《臨時約法》之于袁世凱有如符咒敕令的情狀：

項城民元事事依照約法，君尚記臨時參議院各部總長三次全案不能通過之事乎？一日君與張伯烈、時功玖謁項城，項城召予同席，共議解決之策。項城曰：約法將政府捆死，如第四次全體不通過，我只有對全國人民辭大總統職。君與時、張謂項城曰：大總統當細看約法，自有辦法。項城乃取約法從頭至尾朗誦一遍，曰無辦法，無辦法。君與時、張曰，請大總統再研究，項城乃召法律顧問施愚、李景和列席商約法中提閣員一條，皆曰無辦法。君與時、張謂約法所附但書，無不得如何之條，即可出入辦理。今有內閣總理趙秉鈞在，各部總長或派人代理，或次長護理，并不違背約法。項城曰：善，約法中尚如此之微妙乎。乃大宴君等于內室，予以陪宴。此時項城尚在約法中討生活，無違背民國意。（劉成禺、張伯駒《洪憲紀事詩三種》）

這個故事說明，袁世凱的總統身份依約法而產生，并因約法而合法，所以袁世凱不能不自守于約法之內。而懸為文字的約法，實際是經過國會議員的解釋，這一過程往往會把國會議員的意志強加給約法。

另一方面，袁世凱居總統之位，他的舉動牽引著政局。因此，國會抑制袁世凱，時常會帶來政治動蕩。民國政府北遷以后，先由唐紹儀組閣，后由陸征祥組閣。國會以票決否定內閣組成為手段，以顯示自己在立憲政治中的存在。由此造成的中國社會在一段時間里實際上沒有政府，如此的國家危機懾動人心，使曾經久在中國人理想政治之中的國會一時光華全失，成了立憲政治中最先被“集矢”而攻的對象。

當時黎元洪以革命元勛兼民國副總統身份通電全國，稱“六部改組，竟成泡影，誰為厲階？遂使莽莽神州陷于無政府地位。國之不存，黨于何麗？籌思及此，五內如焚。推厥原愆，皆因誤解共和，漫無界說，憲章不振，秩序紛如，內訌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律，何能齊國”，然后說道，“既以大勢上戴一人以為主權之代表者，則于此等遺大投艱之時，當然予以莫大之信任，決不當一方面以民國南北統一第一次之偉人，而戴之為代表；一面又相疑以專制之魔王、拿破侖之苗裔，而仇敵防之”，最后又說，“惟有訴請各都督共扶綱維，以救危局。自茲以往，大總統主持于上，各都督維持于下，并請參議院諸君速為贊同”。（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黎元洪作為武昌起義的代表人物，其說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但國會居于政府之上的政治結構不變，爭論便常有，風波便常起，國會由此成為天下人痛罵的對象，七十年中所期望國會儼然已變了樣。此外，一種說法歸結于，當時的政黨（民黨）壞，所以國會壞，國會壞所以政府壞。《臨時約法》以國會管制袁世凱為初心，以袁世凱為首的政府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同情與信任，這是一種歷史的調侃。不過，同情袁世凱并不等于喜歡袁世凱。章太炎說，“夫國人之所以推項城者，豈以為空前絕后之英乎？亦曰國家多難，強敵乘之，非一時之雄駿，弗能安耳。”后來又說過，“俄、日協商已急，項城在或可保長城以內，易以孫、黃，則黃河以北皆失矣。”（章炳麟著、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章太炎并不喜歡袁世凱，但又認為處外患四圍的艱難時世之中，中國需要一個能夠提調國事的強有力者。又有梁啟超說的，“中國今日固儼然共和矣，民權之論洋洋盈耳”，是以今日理應“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上海經世文社輯《民國經世文編》）

就實際政治而言，南北議和之后，袁世凱既被舉為共和中國的國家元首，那他的一身已關乎中國的統一與分裂、國權與民權、中央與地方、有序與無序。由此形成的是民黨在共和之內，袁世凱也在共和之內。因此當革命一方以袁世凱作為對頭時，那些痛罵國會的言論，反而證明了在世人心目中，身為總統的袁世凱代表了國家、國權、中央、統一和秩序。在這種深度矛盾中，民黨與袁世凱的對抗實際能夠自成一種主張，自有一種立場，但當時多數人將其歸于：以地方對抗中央、以分裂對抗統一、以無序對抗秩序。民初中國苦于亂世，世人莫不渴望太平，這種用政見造震蕩的事顯然不會為人喜聞樂見，由此自以為代表民意的國會實際與民意之間形成了深深的隔膜。

雖然當時民黨與袁世凱同在共和政局之中，而民黨以袁世凱為對手，二者之間的矛盾無從消解。章士釗后來追述清末民初的人事和政事，其中一節說南北議和之后，張繼對孫中山、黃興說，“倘吾以北人而膺參議院議長之職，世凱以便于誘惑，或者喜與吾接。即不然，議長入府計事，無見拒理，吾不難手揕其胸，為吾黨了此殘賊，從而四督舉兵，天下指揮可定。”（章士釗著，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8卷）后來張繼真的做了眾議院議長，袁世凱漠然視之，根本不把他當回事。這段話的可靠性在于章士釗跟張繼、黃興都很熟，由此說明了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矛盾不可調和。

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案與政府善后大借款成為議會爭論的焦點，民黨與袁世凱的沖突也隨之達到頂點。從三月間民黨一派稱，“吾黨健兒為驅除共和魔慝，保障民國前途，計當發揮吾黨固有之俠烈精神，出最后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長江使斷流”（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到七月間“東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的寧贛戰役橫絕而起（孫中山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3卷），后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被北京的東風一觸即潰。政爭和憲政共生于民初中國，但是最后憲政容不下政爭，所以曾經為中國創立憲政治的民黨，沿積久之勢而走到了立憲政治之外。

后來張謇描述這段歷史，認為袁世凱之所以后來得人擁護，其實是因為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以來，民黨四處挑動。（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以公民團的名義包圍國會，強制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之后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并剝奪國民黨員的議員資格，一時廣涉四百三十多人，占國會議員的大半，國會不復存在。接下來再造就政治會議，修改內閣制的《臨時約法》為總統制的《中華民國約法》。新的《中華民國約法》以集權于總統為要旨，袁世凱事實上成為中國的獨裁者。這個過程前后相間，廢國會、取消政黨、大變約法，已使立憲政治之所為立憲政治的內容和旨義都已不復存在。所以，就歷史事實辨歷史的段落，顯然是始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憲政治歷經政潮重重震蕩之后，作為一個前所未有的過程已至此而斷。

此后北方的安福國會，南方遷移的國會以及助成曹錕賄選總統的國會，都是由武人豢養，并依附于武人，從而都不是共和立憲本意中的國會，真正的代議政治在這里斷掉了。

對于立憲政治來說，這是一種因外力的碾壓而不得不斷。同一個時間里，政局之外的中國人看世變，引為感慨的是，“比者國民黨人已為政府所遣散，如此大事，而全國闃如，此上可以征中央之能力，下可以窺民情之伏流。顧三年以來，國民黨勢如園中牽牛，纏樹彌墻，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體遂成荒象，共和政體，名存而已。”（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而使旁觀的外國人印象深刻，并以為“真正值得注意的”，也是這種“擊潰國民黨一事似乎沒有引起任何見得到的憤激，甚至沒有聽到一聲抗議”。（【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尼·莫里循書信集（1912-1920）》）他們為多數中國人對立憲政治解體的平靜和冷漠而感到詫異，然而這種詫異又真實地反映了自民國元年開始的立憲政治實際上與多數中國人之間的陌生、隔閡、遙遠，如同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利害不能相及和彼此無從感應。因此就共和政體應當是民主政體而言，這種政體在斷裂之后，大眾平靜而冷漠，以兩者之間反差之大，明白地昭示了立憲政治在中國的這段歷史，同時是立憲政治內在地造就了自己失敗的歷史。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對歐西的立憲政治從遠看到近觀，從比附到認知，從評說、向慕到效法，七十多年間，由此而成了信從，使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國政治全無窒礙地移來了立憲政治，與之同來的，還有那一代中國人的希望和憧憬。然而從1912年初到1913年的夏秋之交，前后不過一年半，作為一個實際過程的立憲政治已在民初中國走到了盡頭。一個七十年，一個一年半，以此七十年比對一年半，其間的矛盾無所貫通，便成了具體的歷史過程對于學理和愿想的討問。

民初的立憲政治是失敗的過程，但這個失敗的過程并非沒有留下一點歷史痕跡。與立憲政治的實際過程起于七顛八倒，最后又匆匆收場相比，其間隨急迫匆促和七顛八倒而來，又在時論、文告、政令、演講、宣言、課本中被四面播揚的種種派生于共和的觀念，則挾其世界潮流的本色而進入彼時的社會思想，為中國人構成了一套區分政治之有道和無道的形而上。

梁啟超說，“汝不見袁世凱之偷作皇帝乎？其所弄手法，固曰經過國民之投票不愿意要共和也，經國民之投票推他做皇帝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8冊）這在兩千年之前是天命所歸，而現在袁世凱“偷作皇帝”，則以“國民之投票”為合法，前后之不同，具體演示了一個斷送掉立憲政治的人物，又不能不借用附生于立憲政治的觀念和手法。

梁啟超

在袁世凱之后是皖系當政，徐樹錚說，“自民元以來，政府為國會操縱，鬧得天翻地覆，曷若自個組織，簡直和編練軍隊一樣，我有子弟兵，則操縱在我。”（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2卷）于是經過一番操作，遂有了安福國會。他本意非常痛恨國會，而又不得不自造一個國會，其兩頭的矛盾與袁世凱一樣，也越不出立憲政治留下的觀念。在他們之后，曹錕賄選，并花了很多錢。當時一個經手的銀行經理在回憶錄中說，“曹錕本人為了賄選總統，花費了約350余萬元”，其意中的道理在于“我競選總統是根據約法，受各界所推，誰捧我都由他自愿，但我也不叫朋友們白效力，人要講情分重道義。”（王毓超《北洋人士話滄桑》）曹錕以金錢作“情分”和“道義”，實際購買的是約法給予的合法性。

更加典型的例子是，當時武人通電中的種種修辭，全是立憲政治的。齊燮元說“中華民國者，乃四萬萬人之公物”，孫傳芳說“法律神圣，不容假借”，盧永祥說“中華民國之誕造，胎原于民意”，郭松林說“共和國家，民為主體”，馮玉祥說“夫共和國家，原以人民為之”，孫岳說“立根本之大法，樹民治之先聲”，吳佩孚說“以民意為從違，納群綸于軌道”，張作霖說“共和國家，主權在民，神器之尊，惟德能守”。他們之間互相痛罵，則又有“不遵民意，一意孤行”，“于國為罪人，于民為公敵”，以及“獨夫”與“舊時代之梟雄”。（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第4冊）這些話說明一個失敗了的代議政治的過程，同時也留下了很多東西，并在此后也沒有消失，實際仍然影響到今天很多觀念。這是一個歷史的矛盾，也是值得我們深思久想的一種歷史現象。

三、近代國人對代議制度的困而后知

由于時間限制，第三個問題只能講個大概：近代國人對代議制度的困而后知。經歷這一段歷史后，在二次革命后至北伐戰爭前，中國人對代議制度產生很多思考，現在無法詳細展開，只能分享可供大家思考的三個方面：

第一，立憲政治以人民為主體，但是人民不了解立憲，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晚清梁啟超和孫中山都已經看到了這個矛盾，所以梁啟超講“開明專制”，孫中山講“訓政”。民國初年，梁啟超將“開明專制”轉化為“保育政策”，將人民當作幼兒園的小孩子。孫中山的“訓政”則講的更加具體，也是將人民當成小孩子，如同周公輔成王，成王即是小孩子。老百姓是主體，但這個主體不知道立憲，所以在給他們權利之前，先要訓練他們。他們講了很多東西，其實今天想想也未必有什么道理，但這些作為一個問題卻始終留到現在。

第二，共和立憲是在清末造成的社會解體當中實現的。晚清沒有人講中國是一盤散沙，民國卻人人都講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社會是在解體。兩千年我們形成了一個公共信條，但這個公共信條依附于皇帝。他分析皇帝是一種形式，皇帝的真正含義，實則代表的是一種集中的權力。皇帝沒有了，可以有總統。但是推翻帝制時，連同皇帝一起推翻的就是公共信條，以及維持公共信條的一種集中的權力。中國儒學中皇帝作為個體的皇帝有其缺陷，所以“諍君”，可以批評與建議，有些話甚至可以講得很難聽。但皇帝作為一個抽象代表，就不能不忠君，“忠君”和“諍君”成為儒學的兩個概念。王朝推翻以后，公共信條應該是國家。但國家是抽象的，軍閥通電中人人都在代表國家。不像皇帝，皇帝是不能抽象的。與此相關聯的就是從反專制開始的推翻帝制，到這個時候開始反思專制的合理性。因為大皇帝倒了以后，無數小皇帝比大皇帝更壞。在推翻專制制度后，反而向往重建一種集中的權力。

第三，深刻認識中西之間的不同。這個問題迄今無人注意，卻真實存在。梁啟超說，

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則無可能性。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于少數賢人之手，以為交付于群眾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于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

章士釗說內閣政治以代議范圍而言，實際上是多數專制，若國中從來沒有階級，“不重尊卑上下之分，國中一部分人，平起而操政治之大權”，議會中占少數者就容易生他的不平之氣，“議會外之感情”尤其難以控制。（《章士釗全集》）他的意思是，代議政治與立憲政治實際在有階級的社會中更容易產生。比如英國，國王向貴族征兵要錢，后來貴族雖同意交錢，卻要求監督錢款用途。所以從監督財政開始，國內大小事務全部交由這個團體負責，由此形成上議院。它的形成改變了社會中的政治運行方式，到大眾接受后，推廣到下議院。日本能夠參與到明治維新、進入代議制度的人也是少數，因為代議政治最后是一種教化政治與教育政治，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和責任。

謝謝大家，我講到這里。

講座現場

總結

章清：感謝楊老師對這段歷史的精彩解讀。我想這無疑是理解近代中國政治走向乃至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我看來，其實遠遠不止七十年，直到開始訓政、再開國會，是四十年代的事情。如果再聯系后面的歷史走向，這都是我們理解近現代中國政治走向和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問題。就像我在講座開始時所表達的一個想法，講座中所涉及的一些史實與人物，同學們也許在學習近代史時都有所接觸，而重點是如何解讀，選擇哪些事例，尤其從哪些問題入手，去解讀其中關鍵性的論題，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理解這個時代。我想，楊老師的演講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對于包括代議制在內的西方諸多問題的認知，我們都可以從楊老師所說的“錯解”與“別解”角度把握。進而分析認知如何真正進入實踐，又因何緣故出現問題。對于這段歷史，我們或許都會做類似于“失敗的歷史”或者“共和幻象”此類的評價。但重點是如何選擇一些角度、事例與言說，去分析當事人的認知，這是最關鍵的。另外楊老師講座所引出的許多話題，在我看來也給我們在座的諸位年輕老師和同學們提示了很多研究課題，去豐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問答

孫青：想請教楊老師一個問題，您講的這幾個段落，比如說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后，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很精彩地勾勒代議制度在時人觀念中的一些核心的變化。我想問一下，晚清重視代議制度的官員，可能在輿論中比較著重講其“通上下之情”，民初時“民”的地位也抬得非常高。在您的研究中，“民”和“下”（的含義和范圍）有沒有變化，在晚清“上下之情”的“下”是不是指“民”，這個概念有沒有擴充過？這是我的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西方的立憲政治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內閣和國會，還有一個就是聯省自治，民初聯省自治還有一個省憲。就像您剛才所說，軍閥崛起后諮議局式微。我想請問聯省自治有沒有一個很長的脈絡，為什么后來就不提了呢？代議制度搞到最后好像就是內閣和國會，是一個中央政府的事，大家不怎么講聯省方面的問題，那么聯省有沒有一個長的歷史過程？

孫青提問

楊國強：第一是民權在晚清甲午戰爭之后實際上分成兩段。它起先引起朝廷接受的是“君民共治”，但這個“民權”實際上是假的，目的是富強。所以梁啟超說我們不講民主講民權。民主牽涉到“民作主”，民有權。但這個過程到了國會請愿那幾個月就大變了，變成國會至上，國會和政府對立，整個思潮變得很明顯。正是后來的思潮造成民國的這種取向。民國初宋教仁把國會地位放得這么高，人家也沒提出異議，一直到這種上下之間失衡，造成重大的政治動蕩以后，才開始懷疑。所以聯省自治在中國永遠是成不了的。因為中國是講統一的，中國人的政治觀念肯定是大一統，聯省自治是逼出來的。后來中央政府沒有了，然后有些省還自治，湖南等都搞過一段。但是首先在當時中國，一個省的自治難以實現，要十八個省一起自治還可以。民初各方面的人最反對國家分裂。但是后來很奇怪，像最初反對國家分裂的章太炎，后來在一段時間內也不得已支持過聯省自治。這時國內的政治情勢已經陷于中央沒有政府，一時有五個政府，五個政府等于沒政府。所以聯省自治雖然很熱鬧，其中過程很復雜，另外還有一些政客在里面攪動實施，還有軍人想割據。這個過程是非常復雜的。

戴海斌：楊老師講到關于代議制度的困而后知的話題，我學到很多東西。最后講到代議制度是一種教化政治，對采取這種制度的主體要求是非常高的。胡適說民主制度是一種“幼稚園政治”，說民主可隨時隨地開始，民主運行無需高深的知識程度，其實有他的語境和所指。代議制民主背后，實際上也有一個所謂的階級與貴族制的支撐。但是一般人在理解的時候，往往搞不清楚民主和平等的界限。我想到一個問題，所謂“困而后知”，這里講到的是民國前期的情況。晚清已有人注意到代議制背后的非平等因素，但解讀方向可能跟和楊老師是反方向的。比如章太炎有名的《代議然否論》，講代議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他的階級性、貴族性，并且是從批判性角度講的，好像1908年就已經寫這個文章了。楊老師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戴海斌提問

楊國強：實際上它恰恰印證了梁啟超和章士釗的話。梁啟超和章士釗說代議制度實際上是貴族性質的，只是事后看到的。章太炎早就看到了，他講的就是代議制不平等。但是梁啟超和章士釗是至民國發生這么大問題后再反思，代議制度搞不起來，實際上是中國缺乏階級，需要上層階級能夠代議，然后形成一套規矩，推廣下來。你說像美國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有選舉權的，很多都是受限制的。我們都認為不合理，但從某一方面來看，這可能正是合理的地方。我們現在如果要搞代議制度，憑什么有代議資格的是一批人，其他人沒有代議資格，（中國）做不到的。原來是他有身份，他是貴族，他有田產，現在都沒辦法證明。胡適講的“幼兒園政治”，實際上胡適有些話是大而化之。你說“幼兒園政治”是對的，但是正因為是幼兒園政治，所以孫中山要“訓政”，梁啟超要“保育”。你按照胡適的講法，一個幼兒園大家都不要管了，全都是幼兒，自己會形成一個秩序。你不相信，把5歲的小孩放一房間里去，不知鬧成什么樣子。胡適就是會說這種話，他實際上對國情不太了解。胡適的歷史功底不深，所以他講的很多話是不大持正的。

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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