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獎項在發布時，使用的詞匯都是“他”，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男性，這樣的表述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在生命科學領域，女性由于文化的原因而代表性不足。

·“女性的數量，尤其是高管層女性的數量達到一定百分比之后，局面自然而然會正常一些。但要讓女性擔任比較高的職位，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們和男性不一樣，我們的大腦結構不一樣，我們有不同的染色體，我們生理上就不同，我們應該擁抱、承認這一點。女性科學家想成功不一定要假裝成為男性，或者以男性的方式達到目的。”

11月6日下午，2023年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英國劍橋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名譽課題組負責人丹妮拉·羅茲（Daniela Rhodes）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

建議提高科研委員會女性高層比重

今年的頂科協獎“生命科學或醫學獎”共有三位獲獎者，其中有兩位是女性。另一位獲獎的女性科學家——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生物化學講席教授卡洛琳·盧格（Karolin Luger）表示，很多獎項在發布時，使用的詞匯都是“他”，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男性，這樣的表述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在生命科學領域，女性由于文化的原因而代表性不足。“希望女性可以更多地融入這個群體中。”

“統計數據顯示，女性教授占比只有10%-20%。我覺得我們要現實一點。”丹妮拉·羅茲說，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在1890年左右才允許女性上大學，她們在1945年才被允許獲得學位。劍橋大學已有800多年歷史，700多年時間都只有男性學生。但如今在一些學科上，女性博士生的數量有了大幅上漲。

“不過要讓女性擔任比較高的職位，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她解釋，女性的數量，尤其是高管層女性的數量達到一定百分比之后，局面自然而然會正常一些。“如果讓我來代理一些委員會，我想進一步提高女性百分比。” 丹妮拉·羅茲說。

“我覺得未來我們會實現這一點，我們女性也要互幫互助，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激發社會意識。” 她表示。

在被問及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生活時，丹妮拉·羅茲從女性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我現在已經完全能理解，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不一樣的。”她在結婚8年后才有了第一個孩子，又在有了孩子之后加速科研工作，有時候她回家吃完晚飯就又回到實驗室。“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我到底想要做一份什么樣的工作，但是有一段時間的確需要長時間地工作。有孩子讓我知道如何更加地聚焦，如何更好地將我的時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卡洛琳·盧格也提到，在她成長的過程當中，很少有女性成為社會榜樣或非常成功的科學家，因為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很容易在事業上松懈。她表示自己非常幸運，“我周圍所有的人都給我支持，告訴我專心做我的工作。有了家庭之后，有一個人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盡管科學家可能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我們有時對工作非常專注，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可能非常有挑戰。”

卡洛琳·盧格從7歲開始做競技體育，從中她理解，所有收獲都需要付出努力，而失敗可以增強韌性。“我的實驗室中有很多有運動員背景，或喜歡運動的科研人員，他們往往是最有勇氣在失敗后站起來的人。”

成為科學家有很多渠道和方式

成為一名科學家，年齡重要嗎？丹妮拉·羅茲向澎湃科技表示：“我的成長過程不是一條直線。”她曾經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在做分子生物研究的同時，當了8年工程師，而工程師的經歷為她的科研工作積累了很多經驗。懷上兒子后，她認為自己需要對事業更加上心，才又花了2年時間攻讀博士學位。

她說，當她還是一名初級工程師時，沒有成功的壓力，渴望的是優美的工作。“科學家需要很多經驗，很多背景都可以為科研工作做準備，我覺得有心的人可以花時間好好思考，什么樣的經歷對你的科研生涯更有幫助。”

“我覺得開始永遠不晚。如果你認為這是你的使命，如果你真的想做這件事，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去做。”卡洛琳·盧格說，“當然，作為一個科學家，你需要很多的經驗，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培訓，花很長時間去學習、做研究，同時還要思考生計。”

她還表示，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成為科學家。“我們的部門中也有一些非傳統的學生，有來自部隊的、來自其他背景的。”

另一位獲獎者、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生物大分子晶體學名譽教授蒂莫西·J·里士滿（Timothy J. Richmond）則表示，當一名科學家不一定要從學生或者進入實驗室開始，很多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用自己的方法獲得很好的結果，“成為科學家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和方式。”

“科學對我來說永遠是第一位的。”他表示，“任何投身于科學界的人，如果他沒有自己的實驗室的話，總有一天需要做一些犧牲，當然不一定做這些犧牲。”他說，“作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所有質量的評估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哪怕有一天你失敗了。”

盡管他花了很多時間工作，“科學家不是生活在童話世界里。我和我的妻子生活了20多年，她是我的第三任妻子，我的前兩任妻子可能都覺得我工作的時間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