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為《文化記憶的媒介與文學》，馮亞琳著。摘自《文化研究（第50輯/2022年·秋）》，陶東風為執行主編，周憲為主編，胡疆鋒、周計武為副主編。

文化記憶的媒介與文學

文 | 馮亞琳

記憶不能沒有媒介。后者既是前者的載體，又是其實現的通道。正像阿斯曼夫婦所言，“人們與世界所能夠了解、思想和言說的一切，只能依靠交流這一知識的媒介得以了解、思想和言說”。不僅如此，媒介還是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交會點，比如原本僅對個體有意義的書信或日記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進入集體記憶的維度。正是從這一意義出發，阿斯特莉特·埃爾稱記憶研究史也是媒介研究史。本文以此為出發點，聚焦文學與記憶之間的交互關系，出于論證的原因，首先討論記憶媒介的種類及其記憶功能，然后轉向文學作為記憶媒介的特征與優勢。

一 記憶媒介

記憶媒介有各種形式，阿萊達·阿斯曼曾在她的論述中，提到“文字”“圖像”“身體”“場地”四種形式。事實上，記憶媒介的范圍還可以擴展和細化，如具體到儀式、建筑物、紀念碑與紀念地、博物館、檔案館、圖像、收音機、電影、電視和互聯網等。鑒于文學與文字的密切關系，我們權且在下文中先將討論的重點置于“文字”及其相關概念“文本”之上，同時拓展到其他媒介形式，如“圖像”。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記憶的媒介，“文字”與“圖像”一直處于競爭之中。

回到埃爾“記憶研究史也是媒介研究史”的斷言，可以說，這一觀點首先適用于文字。從發展的角度，阿萊達·阿斯曼將文字史總結為四個階段：“象形文字”（Bilderschrift）、“字母/拼音文字”（Alphabetschrift）、“印跡的類比文字”（Analogschrift der Spur）、“數字文字”（Digitalschrift）。她認為，這種意義上的文字發展史，以抽象化程度的提高為特征。如果說字母相對于象形文字已經抽象化，那么作為同是一種“編碼”的電腦時代的數字文字更加抽象化。其特點在于，在對自身進行極端減縮之后，對圖像、聲音、語言和文字等不同的媒介進行編碼，從而將其一網打盡，融入自身。

學者阿斯曼夫婦（左：阿萊達·阿斯曼，右：揚·阿斯曼）

就記憶與文字的關系而言，后者的媒介性首先不是體現在其對記憶的支撐作用上，而是體現在它可以是永恒的保障上。這一設想顯然與肉體—精神的二分有關。因為肉體會隨著人的死亡而腐爛，精神則可在文字中找到其流傳百世、永久性的家園。應當說，這種對文字的崇拜最初建立在對圖像的不信任之上，因為與文字的永恒性不同，圖像、塑像和建筑物等“不能夠有效保護它們的表征之物不受時間的侵蝕；‘時間的風暴’會席卷它們，使之變為風化的廢墟”。如此，物質化的圖像和建筑物與肉體的命運相同，它們會有朝一日在時間的摧殘下消失殆盡，而文字的能指有可能在另外任何一個時間重新復活。揚·阿斯曼用“分散延伸情景”（zerdehnte Situation）這一概念解釋文字更新記憶的功能，在歷時的維度上將其與文化聯系在一起，從而為記憶在互動中代代相傳奠定了基礎。這一核心觀點也體現在揚·阿斯曼對“文化記憶”的定義中，他認為“文化記憶”是“關于一個社會的全部知識的概念，在特定的互動框架之內，這些知識駕馭著人們的行為和體驗，并需要人們一代一代反復了解和熟練掌握它們”。文化記憶的這一總括性定義將社會學的記憶與生物學的遺傳徹底區別開來。如果說后者的“知識是本能的，也就是說，它們的記憶是儲存在基因之上的”，那么前者的記憶則是一種不斷進行的對知識的建構。

不斷對知識進行建構的基礎是文本。揚·阿斯曼將“文本”（Text）定義為建立在“回憶、流傳和再接受”基礎之上的語言表達。他認為，形成文本的關鍵在于“使（語言）成型”。揚·阿斯曼借鑒語言學家康拉德·埃里希（Konrad Ehrlich）的概念，將文本定義為“再接受信息”。之所以是“再接受”，是因為文本所傳達的信息雖然依然存在，但直接對話場景中說者與聽者的共存早已消逝。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本的接受不外乎對元場景的重構活動。于是，“在說者和聽者共同存在的一個直接場景的位置上，出現了‘分散延伸情景’（zerdehnte Situation）。這個‘分散延伸情景’可以在兩個到無窮盡的虛擬場景中得以展演，其界限僅僅通過文本的存在和流傳的過程得以確定”。揚·阿斯曼所謂的“分散延伸情景”，借助交往媒介理論或許更好理解。因為這里涉及的是一種典型的交往模式：交往的主體是說者/作者［即信號的發出者（Sender）］和聽者/讀者［即信號的接收者（Empf?nger）］，媒介是交往的渠道（Kanal）；交往的過程則是編碼（Kodierung）和解碼（Dekodierung）的過程。如此理解下的“分散延伸”應當是交往在時空上的移位。在這一維度上，揚·阿斯曼的文字幾乎就是文本的同義詞。但事實上，相對于文字，文本概念對于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建構更重要，其含義也更為廣泛。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濫觴于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轉向”帶來的文本概念的擴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揚·阿斯曼的關注點其實并非文本形式，而是文本的記憶功能，即文本的“存儲與流傳行為”以及它是否具備“特殊的規范性和業已形成的約束性”。正是基于這一特性，文本形式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它也可能是口頭的或圖像的。

如果說我們在這里觀察到某種對文字作為記憶媒介的破界，那么這一破界早在18世紀就已有雛形。那時人們甚至認為，“文字脫離了精神，作為一種陌生的東西出現在后者的面前”，它不僅不能給“充滿活力的感受和精神的能量”提供保障，還成了后者的禁錮與枷鎖，對其造成威脅。遺忘和損失的經驗促使人們尋找新的通向過往的橋梁，這一次，人們找到的是“印跡”（Spuren）：“印跡開啟了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文本的通往過去的通道，因為它將一種過往的文化的非語言表達——廢墟和遺跡、斷片和碎片，也包括口頭傳統的殘留物，都吸納了進來?！卑⑷R達·阿斯曼指出，文字和印跡常常被當作同義詞使用，但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因為如果說可以將文字定義為“以視覺符號顯現的對語言的編碼”，“印跡”卻不能，因為它不是“代表性符號”，而是要傳達“一種印跡和印象的直接性”。在阿萊達·阿斯曼看來，隨著“印跡”概念的引入，“各種不同的‘寫入’（Einschreibung）超越文本，擴展到照相圖片和（其他）由主體對客體的力量作用。這一步，即由文本到作為過去能指的印跡和遺跡，相當于由作為意圖語言符號的文字到作為物質刻鑄（Einpr?gung）的一步，這種刻鑄雖然并不是事先有意為之的符號，卻在之后被讀作符號”。

埃爾同樣強調媒介對于“真實”（Wirklichkeit）的構建力。她的出發點是德國媒介學家蘇比勒·克萊默爾（Sybille Kr?mer）的研究成果，后者認為“媒介不是簡單地傳達消息，而是生發出一種影響我們思維、感知、回憶和交往的方式”。鑒于電腦、因特網等新媒介的迅猛發展，埃爾建議在“印跡”概念之上再加上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提出的“器具”（Apparat）概念，以凸顯記憶媒介的雙重性，即媒介不僅是“記憶符號中性的載體或者保存內容。在媒介支撐的回憶和闡釋行為中，同樣有記憶媒介的‘印跡’”。也就是說，媒介在記憶的同時，也被記憶著。與此同時，“記憶媒介如紀念碑、書籍、繪畫和因特網”——這些被統稱為“器具”——遠遠超出“存儲”個體記憶的功能，而是在此過程中將個體記憶延伸到集體記憶，從而促使記憶共同體的形成：媒介“根據其特殊的記憶媒介功能，生產集體記憶世界，沒有這樣的媒介，記憶共同體不可能認識這一世界”。

根據這一理解，媒介在記憶行為中不再僅僅是處于第二位的載體，而是能對記憶行為甚至記憶內容的選擇產生影響的前提。媒介與集體記憶的這種密切關系，被埃爾描述為“媒介為記憶文化提供可能并產生記憶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媒介研究成為20世紀80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文化學框架下對集體記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以何種理論為出發點，人類幾千年來的媒介發展史——從口頭文化到文字文化，從文字的使用到印刷術的產生，再到電腦時代——證明，媒介技術本身的發展與記憶文化的轉換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如果說印刷術大大促進了書本文化的發展，從而將阿萊達·阿斯曼所說的“存儲記憶”的容量擴大到幾近無限，那么19世紀初期歐洲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則是書本文化日益機構化的表現。反過來講，沒有處于上升階段的市民階層對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追求，沒有其“參與文化記憶”的要求和需求，這些機構的蓬勃發展同樣難以想象。到了20世紀末乃至今日，電腦和因特網的普及，同樣不僅對記憶的方式，而且對記憶的內容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在這樣一種記憶與媒介的互動關系中，不能忘記的是媒介的“社會體系維度”，也就是作為生產和使用媒介的主體的人，因為“記憶媒介的生產者和接受者也積極從事建構工作”，而他們的參與總是在“特殊的文化與歷史語境中”進行。

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重新回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有關個體記憶是在集體框架下進行的觀點，來觀察記憶的媒介顯現，就會發現記憶的媒介框架也是記憶的社會框架的一部分，因為正像埃爾所說的，“個體通過媒介找到的，不僅有通往具有群體特征的知識如數據和事實的通道，還有通向社會思維和經驗潮流的通道”。無須贅言，這一過程不是死板的，而是動態的，是充滿矛盾和變數的。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步論述“文學作為記憶媒介”時涉及。

埃爾在關于媒介作為記憶媒介的編碼的機構化和功能化的討論中，提出記憶文化語境中媒介的三個功能：存儲、循環和調用。

所謂“存儲功能”，指媒介對集體記憶的內容進行儲備，讓其隨時聽候調配。這是集體記憶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在阿斯曼夫婦的理論構架中，完成這一功能的是前文涉及的“文本”。雖然揚·阿斯曼的“分散延伸情景說”在理論上為文本的不斷重構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埃爾看來，存儲媒介必定會受到時間維度的左右，一旦文字系統不再能夠被解讀，紀念碑的象征意義不再能夠得到闡釋，集體記憶的編碼就會遭遇衰落的危險，成為“僵死的物質”。

所謂“循環功能”，指媒介不僅給超越時間的文化交往提供可能性，也使所謂穿越空間的交往得以實現。而循環媒介的任務就在于，當“面對面”的交際在一個大的記憶群體中不再可能時，讓交際通過另外的形式得以實現。埃爾指出，承擔這一功能的，“近代早期是書籍印刷，在18世紀、19世紀是雜志，全球化時代則是電視與因特網”。埃爾強調，“循環媒介是大眾媒介”。

埃爾所說的記憶媒介的第三個功能是“調用”。她認為，隨著形式的變化，媒介所具有的記憶功能亦發生變化。在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所說的各種“紀念場”那里，媒介的功能主要是“為記憶群體提供與特定的過去建立關系的聯想”。埃爾認為，對于某個記憶群體來說，“調用”功能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既沒有一個發送者（Sender），也沒有語義上的編碼”，“在記憶文化的語境之外無法實現”，因此對記憶群體的身份認同更為重要。

二 文學作為記憶媒介

作為文本的文學是一種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字流傳形式，其文化記憶媒介的功能不僅已經在研究者那里達成共識，而且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國一批英美文學學者的研究，其中首要的是埃爾的《記憶小說：一戰文學作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和德國記憶文化的媒介》、埃爾和古姆尼希以及紐寧合作的《文學，回憶，同一性：理論構建與個案分析》以及前文中已反復提到的阿萊達·阿斯曼在她的《回憶空間》中對文學現象的討論。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文學不僅是文化記憶的媒介，還是文化記憶的對象。前者指文學作品通過各種藝術手段對記憶的演示，后者則指涉文學的記憶。本研究用文學的記憶（Ged?chtnis der Literatur）來指稱后者，而用文學的回憶或文學中的回憶（die literarische Erinnerung）來討論文學作為記憶媒介的問題。之所以做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在文學研究中，它們所構成的聚焦點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不排除交叉）：“文學的記憶”涉及對文本樣式、主題和文學經典的研究，也就是說涉及文學學作為學科積淀下來的知識的記憶，而“文學的回憶”關注在虛構的基礎上，文學是怎樣展演文化記憶的。本研究討論的是后者，也就是文學中的回憶。

這一命題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回憶本身與文學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會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密集性（Verdichtung）、敘述性（Narration）和體裁模式（Gattungsmuster）。

所謂“密集性”，是指復雜的過往事件往往附著在一些特定的概念、人物、圖像甚至比喻上。無論是哈布瓦赫、諾拉，還是揚·阿斯曼，顯然均認識到這一點，于是分別用“記憶圖像”“記憶場”“記憶形象”來指稱這一現象。而“密集性”恰恰也是文學的核心標志之一。因為文學原本就是“符號化”中意義“在最小空間內”的聚集，這一聚集過程不僅涉及隱喻、借喻等修辭手法，還有包括人名、地名、主題等在內的各種與神話、圣經或其他經典文本的互文指涉。

文學與回憶的第二個交會點，是它們所共有的敘述性。如果說“集體記憶世界是一個敘述的世界”，那是因為回憶具有被敘述的特性。甚或可以說，回憶的基本結構就是敘述。歷史事件或過往的體驗只有在被納入敘述結構之后，方能獲得意義。恰恰在這一點上，回憶與文學具有很大的同構性。按照結構主義敘述學理論，文學文本具有選擇和組合、塑造敘述對象這兩個方面的功能。這一區分對于“記憶實踐”亦有意義。因為無論是在集體層面還是個體層面，記憶都只能容納一定的內容。所以，首先要從“印象、數據和事實”中選擇要回憶的內容，然后將這些內容加以整理和歸類，使之成為有關聯的整體。

“體裁模式”之所以也構成回憶與文學的交會，首先是因為個體在接受教育和社會化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有關文學體裁的通識知識本身就屬于文化記憶的內容。諸如“成長與發展小說、冒險小說、靈魂日記、朝圣之旅等體裁包含的發展模式”，往往會被“個體用來解釋自己的生活道路”。其次，文學體裁本身就是記憶文化語境的產物。在德國，可以說，假如沒有18世紀末19世紀初市民階層的覺醒，就不會有修養小說的誕生與發展。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正是對創傷回憶的需求，成就了短小說（Kurzgeschichte）的輝煌。

學者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埃爾引用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觀點，認為“文學是記憶文化的一種獨立的象征形式”。這一論斷之所以在現今被普遍接受，應當歸功于阿萊達·阿斯曼對“文化文本”和埃爾對“集體文本”的論證。如果說阿萊達·阿斯曼的貢獻主要在于把文學文本也納入文化記憶考察的范疇，從而為文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視域，那么埃爾的“集體文本”則突破了“文化文本”的存儲功能，從而凸顯出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作為集體記憶的“循環媒介”的功能。埃爾強調，諸如19世紀的歷史小說［如菲利克斯·達恩（Felix Dahn）的《爭奪羅馬的一次戰斗》（Ein kampf um Rom）和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的《祖先》（Die Ahnen）等］，20世紀的戰爭小說［如埃里?！だ遵R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以及德語國家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文學作品［如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蟹行》（Im Krebsgang）以及烏韋·提姆（Uwe Timm）的《以我的哥哥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等］，所有這些所謂的通俗文學作品在未來的時間里可能會被經典化，成為揚·阿斯曼所說的“文化文本”，也可能會被逐漸遺忘。應當說，這種或被經典化或被遺忘的過程，正是一個民族不斷選擇自身價值觀的過程。在另外一個層面，作為集體記憶循環媒介的“集體文本”同樣有一個接受框架。一部展演過往的文學作品，只有當它被閱讀并被社會上多數人視為對過往的適當展現時，才能成為“集體文本”。它與“文化文本”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本身不是文化記憶的核心對象，而僅僅是關于過往的不同闡釋的媒介。正因為如此，文本本身有可能被逐漸遺忘，但它所傳達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會經過沉淀，進入民族的文化記憶。換句話說，“集體文本”是民族文化記憶的傳播和循環媒介，它激發、陪伴并加強社會關于歷史人物、事件、現象的討論和思考；半個世紀以來，德國輿論界關于文學作品所傳達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激烈爭論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盡管如此，文學與其他記憶媒介之間存在不可抹殺的區別，因此不能概而論之。用埃爾“集體文本”概念，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表述：集體文本包括文學文本在內，反過來說，文學文本只是一種特殊的集體文本。與其他記憶文本相比，文學文本在演示文化記憶方面，還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學者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lser）

虛構優勢（fiktionale Privilegien）：按照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lser）的觀點，每一種虛構描寫都建立在兩種形式的“越界”上。即文學之外的現實因素在虛構媒介中被重復，在這一過程中，被重復的現實成為符號并獲得意義；相反，幻想因素經過虛構媒介的描述得到一種形態，并以此獲得它之前并不具備的某種確定性和現實性。也就是說，現實和幻想這兩個文學之外的領域在虛構媒介中分別被“非現實化”（如前者），或者被“現實化”（如后者）。在虛構中，通過對現實的和幻想的東西的結合，文化感知方式得到重新建構。

跨話語性（Interdiskursivit?t）：文學作品是一種“多聲部媒介”。它能夠展示不同的言語和話語方式，并能將其進行綜合表達。作為一種跨話語形式，文學與其他專業學科話語（如歷史學、神學和法學）相比，它更具有廣泛的容納性，它可以通過言說音樂、身體、儀式等不同的記憶媒介，將其他與記憶相關的媒介和形式納入自己的體系。

多配價性（Polyvalenz）和反思性（Reflexion）：文學作為回憶的媒介的多配價性和反思性，建立在上述兩個特征的基礎上。如果說選擇性是記憶本身的最大特征之一，那么文學則因其虛構的特征更加強化了記憶的選擇性，于是它可以言說歷史語境中被主流文化記憶所忽略甚至排擠的因素，聚焦隱藏于過往中的矛盾和變數，把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交互關系放到同一個框架中去考察。文學允許多元意義的生成，它在描寫過去的時候無須追求恢復事實，而是可以構建所謂的“另外一種真實”。基于與想象的特殊關系，文學可以發揮“敘述者”甚至“不可靠的敘述者”的功能，通過對不確定性敘述策略的運用，調動讀者對歷史和文化現象進行反思，從而對扎根于歷史的深處、經過長期沉淀、已經相對固化的文化記憶不斷地從個體的角度進行觀照、反思和批判。

總而言之，媒介是記憶的載體，是其實現的通道，同時將自身作為印跡深深雕刻在后者身上。作為特殊的文化文本，文學既是文化記憶的對象，又是文化記憶的媒介，兩者之間存在多重交會。與其他文化文本相比，文學在展演文化記憶時，還具有其他記憶媒介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優勢，如虛構性、跨話語性、多配價和反思性。這些優勢使它不僅能選擇性地建構過往，對其進行批判和反思，還能夠表達希望，創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書籍簡介

文化研究（第50輯/2022年·秋）

陶東風 執行主編

周憲 主編

胡疆鋒 周計武 副主編

2023年7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1756-9

內容簡介

本輯主要由四個專題組成。專題一“記憶研究：話語與實踐”，四篇論文分別探討了記憶與文學、哲學、數字技術、當代藝術的關系。專題二“女性與新媒體”，三篇論文都運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法，呈現了新媒體中的女性議題，包括女性數字化健身、離異母親的身份重構、“冠姓權”爭論等。專題三“媒介文化”，三篇論文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潔運動在媒體上的反映，抗戰時期國產電影在香港的傳播，以及關于電影的器物批評的個案研究。專題四，三篇譯文涉及本雅明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在1968年西方思想場域中的位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專題之外的論文《現代醫療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從周作人喪女說起》也非常精彩，該文以周作人喪女引發的醫療糾紛為起點，揭示了啟蒙者與大眾在現代醫病關系中的態度差異，以及國人的醫療境遇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資料扎實，啟人深思。

書籍目錄

專題一 記憶研究：話語與實踐

文化記憶的媒介與文學 馮亞琳

連接轉向之后怎樣？——數字記憶的嵌入、匯流與激蕩 李紅濤

當代藝術中的“記憶的政治” 夏開豐

胡塞爾記憶哲學及其影響的衰減 楊慶峰

專題二 女性與新媒體

數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體與文化協商：以Keep女性用戶的經驗為例 周舒燕 葛詩凡

“離異母親”新媒體短視頻中的身份重構與女性社群重建 張穎 婁雪晶

“我的孩子，你的姓氏”：基于豆瓣“冠姓權”討論的話語分析 郭燕平 蔡若彤

專題三 媒介文化

垃圾清潔與社會主義建設——1950年代媒介文本中的上海垃圾治理敘事 蘭凱倫

抗戰時期內地電影在香港的傳播及影響——以港版《申報》為中心 王保平 陳雨人

電影《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中的“三輪車”——兼談電影的器物批評 郎靜

專題四 法蘭克福學派研究

本雅明·學習·中國

——朝向一種普遍的“萬物一元論” 彼得·芬沃思 著 李莎 譯

經由相似之道：論本雅明對辯證法的道家式復興 鄭慈恩 著 高競聞 楊雯 編譯

擴展場域內的1968年：法蘭克福學派與崎嶇的歷史進程 馬丁·杰伊 著 周夢泉 譯

其他論文

現代醫療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從周作人喪女說起 鄧小燕

《文化研究》稿約

原標題：《文化記憶的媒介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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