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7年，《讀書》雜志經歷更換主編一事，曾被媒體和業界關注。作為這一事件的重要親歷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總經理樊希安在新書《美術館東街22號：三聯書店改革發展親歷記（2005-2014）》中用一篇文章講述了“換帥”始末，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授權摘發其中部分內容。

2007年春天，《讀書》“換帥”的想法正式提出來。這里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出版集團面臨整體轉制的新形勢，對各單位的管理和要求更加嚴格；二是新聞出版總署為了加強對刊物的管理，一再重申期刊主編必須由單位內部現職人員擔任的規定，如有違背者限期進行整改；三是汪暉、黃平的工作更加繁忙，有時還較長時間出國訪問，他們對辦刊確實有點顧不過來，已流露出“去意”。

坦率地說，刊物“換帥”是我提出來的，我是“始作俑”者。有人把“換帥”歸結為三聯領導前后任之間關系所致，是后者對前者做法的否定，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

我所以將《讀書》的問題提出來，完全是從管理刊物的角度、從刊物長期發展的角度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在2006年下半年就提出來了，一方面為了穩定，一方面也是沒有考慮好合適接替人選，就被“擱置”下來。到了2007年春天的新形勢下，這個問題的解決不能再拖延，便提上了店領導班子的議事日程。因為偉民同志1998年10月就調入三聯書店工作，對情況熟悉，問題也看得準，他對“換帥”的提議予以支持。我倆意見高度一致，并就此向中國出版集團有關領導做了匯報，得到了領導的支持和認可。

《讀書》“換帥”并不涉及我對兩位主編的看法，說白了，并不是因為我對兩位主編有看法才提出“換帥”的。在為數不多的接觸中，我對汪暉、黃平印象良好，兩人學養豐富，溫文爾雅，對辦好《讀書》盡心盡責，付出許多心血。他們又都是學界有影響的學者、專家，受許多人推崇。我也讀過他倆寫的著作，確有獨到見解。我從心里尊敬他們，有時也為沒有更多的交流、達成心靈默契而遺憾。

《讀書》“換帥”提上議程之后，因為要開店務會研究，要處理好有關事項，要物色接續人選，消息是難以保密的，我們也沒打算保密。我們分別征求了店里老前輩、老領導范用、倪子明、王仿子、仲秋元、沈昌文、董秀玉、林言椒等人的意見，他們一致表示同意。我們還在刊物內部人員中征求了意見，多數人同意調整，也有人表示汪暉、黃平把刊物辦得很好，和大家處得有些感情，不同意“換帥”。

在這種情況下，店領導班子反復研究，為審慎起見，暫不提出具體的運作方案。刊物內部有人將此消息“透露”給汪暉、黃平。6月16日，內部有編輯在博客上暗示《讀書》更換主編。所有這些，使汪暉、黃平產生了一些誤解，為我們接下來的工作造成了困難。我受偉民委托，幾次找汪暉、黃平研究此事，但都因他們工作忙難以成行。

2007年6月25日，店領導讓人事部門負責人潘建、唐思東征求黃華、舒煒、夏麗英、鄭勇等中層骨干的意見，他們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有的同志還提出：“有人把事情捅到外面去，應該處理，要借這個事兒提醒大家，寫博客可以，但不能把工作上有關的事寫上去。”在征求各方意見之后，店里基本形成接替人選的方案，但還想征求一下汪暉、黃平意見再定。

由于遲遲不能和汪暉、黃平見面，我和偉民同志2007年6月2日擬定的《談話提綱》也遲遲派不上用場。正在思量如何推進之際，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有人在網上發布消息，稱將于6月30日在上海國安賓館舉辦《讀書》十年（1996——2005）文選座談會。會期一天，參加人有汪暉等全國各地學者二十余人，名單上有《讀書》雜志兩名編輯，還邀請了多家媒體參會。對這樣一個和三聯書店有重要關系的會，三聯書店領導竟沒一人知情！我分管《讀書》，也沒有人給我說過這件事。會議主辦單位雖是上海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而非《讀書》雜志，但出《讀書》十年文選卻不讓三聯書店領導知道，這有些說不過去。店里有同志把網上會議通知下載復印交給我和偉民，我們對此有一些想法，這就促成了調整刊物主編進度的加快。事實上，媒體上已在炒作《讀書》“換帥”這件事，正在形成“山雨欲來”之勢。

最早登出《讀書》雜志“換帥”消息的是《新京報》。《新京報》記者張弘在孟暉博客上獲得《讀書》醞釀“換帥”的消息后，對有關各方面做了采訪，在《新京報》文化新聞頭條做了報道。報道全文如下：

今日，《讀書》雜志編輯孟暉博客寫文章暗示《讀書》即將換前主編。三聯書店副總經理樊希安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回應，由于《讀書》訂戶量下滑嚴重，他們正醞釀調整。《讀書》前主編沈昌文證實曾被征求意見，他贊同更換主編。《讀書》兩主編汪暉、黃平表示本人未聽到換帥消息。

當事人

汪暉、黃平不知要換帥

《讀書》雜志編輯孟暉6月16日在博客中暗示《讀書》將更換主編，她在回答博客訪客提問時寫道：“馬上會聽到讓你意外的消息的”，“我想，我非常幸運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在汪暉和黃平的手下工作”。記者就此聯系了孟暉，她回絕了采訪。

記者即向《讀書》雜志主編黃平、汪暉求證，黃平稱剛從上海回來，不知道有什么消息，也沒有看到孟暉的博客。汪暉也表示不知此事，“我目前還在主編《讀書》，不知道有人員調整”。

管理層

樊希安： 正在想辦法調整

《讀書》雜志上級主管領導，三聯書店副總經理樊希安沒有正面回答主編調整問題，但他稱《讀書》確實遇到了困難，今年的訂戶量下滑嚴重，引起了管理層的注意，正在想辦法調整，“我們正在醞釀，目前確實沒有定論”。

前任們

沈昌文： 我贊同更換主編

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讀書》前主編沈昌文肯定了消息的真實性，“我聽到過傳聞，說《讀書》要換主編。三聯書店的領導前不久來征求過我的意見，我同意更換主編”。

而沈昌文的接任者，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董秀玉表示，“是汪暉、黃平自己想辭職了，他們出‘《讀書》精選’叢書的意思，就是對這十多年《讀書》的總結。但是，由誰接手主編正在討論之中”。

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讀書》創辦人之一的范用表示不知情，但支持更換主編的做法，“我不知道《讀書》有人員變動，但是我希望《讀書》能調整得更容易讀懂。現在的《讀書》，我只有少數文章能讀懂，希望《讀書》調整以后，學術性不要太強，姿態放低一些”。范用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表達對《讀書》不好讀的看法。

范用還推舉了自己心中的主編人選：“如果要調整主編人選，吳彬就可以，她編《讀書》有幾十年了，李學軍也行。”

緊接著，其他一些媒體也跟進做了報道。

作為回應，汪暉6月26日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劉凈植的專訪，對話文章發了整整一個版。限于篇幅，我在這里只顯示一下這篇文章中的標題。

大標題：汪暉談《讀書》 堅守思想空間

小標題：

▲ 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去觸及，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把《讀書》變成消費品嗎？

▲ 對《讀書》風格的爭論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 反思性的文化到底還有多少存在的空間和余地？

▲ 十一年來，《讀書》的印數大概在九萬到十二萬之間起伏，今年也并沒有所謂的“訂戶量下滑嚴重”。

▲ 我們需對自己十一年做過什么有個總結，也希望能夠緩和地完成過渡。

▲ 堅守這個空間，無論是我們繼續做，還是別人來做，我希望中國有這樣的空間在。

在這洋洋灑灑的幾千字的專訪中，汪暉“隔空對話”，回應了三聯書店“換帥”的做法（這些看法雙方私下沒有交流），而更多的則是談他對“讀書”風格、理念以及主持《讀書》十一年來對辦刊的看法。前者只是在我們三聯書店內部引起反應，而后者就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圍繞《讀書》現有風格在網上引起眾多爭論，從此“換帥”風波在網上蔓延，形成互聯網上的一個“事件”，而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也把《讀書》“換帥”這件本來不大的事推到了“風口浪尖”。三聯書店在這種狀況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在中國出版集團和上級有關部門支持下下定決心，加快《讀書》“換帥”進度，以盡快平息這場風波。

在聯系不上汪暉的情況下，我們積極和黃平溝通。我通過短信和電話的方式，把店領導班子調整《讀書》主編的初步想法告訴黃平，并通過他轉告汪暉，征求他們對調整主編人選方面的意見。其間，我和黃平做了多次溝通。后來我們終于聯系上汪暉，并邀請他于7月3日上午到店里討論《讀書》改組問題，向汪暉表達了改組的意愿，并征詢他的意見。

7月9日晚上，三聯書店領導班子就《讀書》雜志主編調整召開專題會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汪暉、黃平意見的匯報，分析各種利弊，最終確定了調整時間、接任人選、相關跟進工作一攬子調整方案。這個方案的要點： （1）盡快調整；（2）副總經理、副總編輯潘振平接任《讀書》主編，吳彬任執行主編，賈寶蘭任執行副主編。張偉民同志責成我就上述內容和汪暉、黃平溝通，并親筆起草了溝通《要點》，內容如下：

汪／黃先生：

一、昨天晚上三聯班子認真研究了你們兩位包括黃先生短信傳來的意見，結果是原定意見不變。今天我們將在內部宣布這一決定，對于雙方未能在過渡時間問題上達成一致深感遺憾，再次請你們對我們的決定予以理解。

二、我們原來商定，兩位先生離開，以你們提出不再任《讀書》執行主編的方式為好，請問你們是否能明確表達這一意愿？如果不能，三聯只好回避這一提法。

三、希望我們雙方都能從維護《讀書》和三聯利益的大局出發，客觀、冷靜地處理此事，不要把我們內部協商的問題包括分歧公之于眾，引起媒體的爭論和炒作，那只會給雙方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希望我們共同面對可能出現的情況，通過雙方的積極努力，把震動降低到最小程度。

而在此前后，黃平托李學軍給張偉民帶來一封信，偉民同志在店領導班子成員中做了傳閱。黃平信全文如下： 三聯書店張偉民書記并三聯社委會各位領導：

你們好！

《讀書》編輯部下一步怎么安排，我沒有任何權利干預出版社領導班子集體決定，只是希望再次明確提出一點意見供你和社委會參考： 無論什么安排，都要以開好十七大這個大局為重，建議十七大后再出臺新方案。

我在今天下午曾經發給你們一封信（因為沒有老張的手機號碼，故發到了老樊的手機上讓他轉）：“老樊并轉老張： 強烈建議三聯領導不論何種關于《讀書》人事改組方案一定等到十七大以后再出臺。《讀書》內外關注者眾，難保媒體及網絡不炒作，甚至惡意‘上綱’。為確保十七大以前不出差錯，特請慎之又慎。黃平”

晚上我又發了一封短信：“不論三聯領導班子怎樣決定，我無權干涉，只是時機把握上務請以大局為重，確保十七大前不出岔子。黃平又及。”

為表示鄭重，我再次把我的上述意見寫出，供你們權衡，希望引起你們的高度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黃 平

                                                             2007年7月9日

7月10日早8點05分，我和黃平通了電話，黃平講了三點意見： 一是“保留”“十七大”之后再動的意見；二是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不能由我提出”；三是對第三點沒有異議。我和黃平通話后即和汪暉聯系，結果對方電話不接、發短信也未回。鑒于這種情況，我于下午2時07分，把溝通《要點》用短信方式全部發給汪暉。后經過有關人員從中聯系，我們和汪暉約定當天下午到其所在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辦公室進行溝通。

此事即使過去了十多年，我對當時溝通的場面仍記憶猶新。在媒體高度關注、網上已在炒作的情勢下，我們不能不慎重。我和張偉民兩人一同前往，在人文學院的一個小會議室見到了汪暉。雙方會面的氣氛還算良好。落座之后，偉民講了有關情況，然后由我具體溝通。我一句話都沒多說，只是照起草好的意見念了一遍。內容如下：

一、關于不再外聘主編。

兩位學者兼《讀書》執行主編已有11個年頭了，在你們辛勤操持下，《讀書》這十多年得到了較大發展。在今天所以要改變這種主編外聘方式，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三聯書店轉制為企業的要求。

目前，隨著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三聯書店即將由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生存和發展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必須在堅持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注重經濟效益，努力做大做強。主管單位每年都跟班子全體成員簽訂雙效業績考核責任書，圖書、期刊利潤都要在上一年基礎上有所遞增。面對激烈的競爭，單位的經營壓力越來越大，需要刊物主編在辦好刊物、增加社會影響的同時，承擔起重要的經濟責任。

2.強化經營的需要。

《讀書》雜志近幾年，尤其是這一兩年來銷售量出現下滑，2006年利潤下降了28萬元，今年1—5月，實際銷售冊數下降了52668冊，平均每月下降1萬冊以上，比去年同期下降12.56%；凈收入減少18687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48%，這在經營上是個嚴重的信號，已引起店領導班子的高度關注。因而要改變目前的這種狀況，靠現在的體制會遇到一些困難。

3.著眼于《讀書》長遠發展和隊伍建設的考慮。

除了加強刊物的經營管理，不再采取外聘主編的方式，也有利于刊物的長遠發展和隊伍的培養、更新。此外，這樣做也符合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期刊主編應由主辦單位內的現職在編人員擔任”的有關規定。

二、關于《讀書》主編的醞釀人選。

誰來接任主編，經初步醞釀由潘振平擔任。潘振平在店內分管周刊，有辦刊經驗，在學界也有影響力。執行主編，《讀書》雜志編輯部的吳彬是比較合適的人選。吳彬很早就進入《讀書》擔任編輯，一是資格老，經驗豐富；二是在思想文化界有一定影響，人望較高，有比較豐富的作者資源。

三、關于對兩位執行主編履任期間的評價。

兩位學者兼《讀書》執行主編11個年頭了，當時三聯決定聘用兩位學者的做法是正確的。兩位學者為《讀書》的發展嘔心瀝血，做出很大成績，《讀書》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學術品位提高，社會影響擴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對兩位執行主編的辛勞和貢獻，以及為刊物發展做出的不懈努力，我們非常感謝。兩位執行主編和編輯以及店內的同志合作十分愉快，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們希望兩位學者能夠一如既往地支持《讀書》，為它的發展壯大做出貢獻。我們也一定會繼續尊重你們，注意采納兩位的意見和建議。

汪暉話不多，但明確表示了自己有一些想法。不久，在《南風窗》刊登的“《讀書》事件四人談”，汪暉講述了這次見面的情況：“7月10日，他們再次表示要見面商談，主要內容仍然是重申： 根據改制的要求，第一，主編不再聘兼職；第二，中國出版集團領導看了《新京報》報道后十分重視，要求從快解決，也不留過渡期，以免輿論的蔓延。”“我對他們說： 無論對于編輯內部外部還是社會輿論都無法讓人信服，它生成的動蕩會傷害《讀書》雜志。在這三個背景下我們不可能同意三聯書店領導提出的由我們主動提出辭呈的建議。”在這一過渡期的問題上他和黃平意見一致。這一問題成了雙方意見不一致的焦點。此外，還有一時難以消除的誤解。當時情況是溝通過程完成了，但溝通效果不好。離開清華大學，我和偉民心情都很沉悶： 也只能這樣了，有些誤解待日后慢慢消除吧。回到店里之后，就調整方案公布后引起的社會影響，我們也進行了預估，提出慎重對待、謹言慎行的原則。此時網上的議論日漸增多，本來這只是正常的人事調整，不意間卻成了關于《讀書》風格、辦刊傾向等等的爭論，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我和偉民同志一致意見是： 我們只是為了加強經營管理而調整，而不介入雜志風格、傾向和社會思潮方面的爭論。實話說，當時我也聽到一些對《讀書》雜志內容的反映，包括有人認為，汪暉、黃平主事后《讀書》離大眾化越來越遠，離學術化越來越近了。有人認為《讀書》現在擇稿用稿有“小圈子”傾向，太偏于某種社會思潮了，云云。比如作者魏英杰就曾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認為：“以《讀書》雜志當前的編輯方針，讀者反映以及市場情況，確實有些危機。簡單說汪暉時代的《讀書》雜志，文字晦澀難懂，思想上過于‘左傾’，致使許多讀者不滿，乃至出現訂戶數量嚴重下滑現象。對此，汪暉等人必須有所反思，或者主動讓賢。”而這些都不是三聯書店“換帥”的理由。誰當刊物主編都會有自己的風格，不能求全責備，更不能亂扣“帽子”。當然，兼聽則明，為了把《讀書》雜志辦得更好，我們應該聽取不同方面意見，盡量避免上述議論講到的這種情況。

為了慎重起見，三聯書店在對外宣布《讀書》雜志主編調整方案之后，專門起草了面對記者采訪的意見，供領導班子各位成員遵循。我因分管《讀書》雜志，接受記者采訪較多，對所有采訪都“照本宣科”。現在我還保留著答記者問的“這個材料”。具體內容如下：

三聯書店負責人接受采訪，就《讀書》雜志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記者： 最近有媒體和網站在議論更換《讀書》雜志主編問題，三聯書店對此有何考慮？

三聯書店負責人： 大家知道，《讀書》雜志自1996年起，聘請社科院學者汪暉、黃平先生兼任執行主編，負責刊物的編輯工作，一直延續至今。前幾年，由于兩位學者的研究、教學工作十分繁忙，他們曾經表示在適當的時候辭去執行主編的愿望，但三聯方面一直沒有提到日程上操作。目前，三聯書店面臨中國出版集團整體轉制的新形勢，集團對各出版單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嚴格。《讀書》是中國出版集團主管、三聯書店主辦的一份重要期刊，應當符合出版總署關于期刊主編須由主辦單位現職人員擔任的規定，避免刊物編輯工作與其他工作特別是經營工作脫節。為此，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就優化《讀書》雜志管理方式問題，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記者： 三聯書店打算如何調整《讀書》雜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誰來主持雜志的工作？

三聯書店負責人： 這是當前讀者和一些媒體關心的問題。首先，我要說明，提出研究這一問題，完全是基于優化管理方式的考慮，以便適應中國出版集團和三聯書店轉制的需要，全面加強《讀書》雜志的內部建設，改善經營管理，規劃和促進《讀書》的長遠發展。最近，我們就此與汪暉、黃平先生多次進行磋商。汪暉、黃平先生對此表示理解，也表達了他們的意見。

基于上述情況，經三聯書店領導班子研究決定，汪暉、黃平先生不再擔任《讀書》雜志執行主編；由三聯書店一位副總經理、副總編輯任《讀書》雜志主編，兩位《讀書》雜志資深編輯任執行主編、執行副主編。

記者： 《讀書》更換主編后，對刊物今后的發展有何設想？

三聯書店負責人： 具體方案恐怕要由主編和執行主編、副主編提出。我只能說點原則的意見。首先，《讀書》是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雜志，這一辦刊宗旨和定位不能變。其次，《讀書》要一以貫之地堅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獨立思考、兼容并包的辦刊理念和品格，成為廣大知識分子和讀者討論研究問題的園地。第三，《讀書》既要“固本”也要“求變”。所謂“固本”，是指要堅持《讀書》之所以為《讀書》的那些本質的東西，發揚光大《讀書》創辦28年來各個時期形成的優良傳統；所謂“求變”，是指要與時俱進，伴隨時代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內容和形式。一個刊物，只有創新求變，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讀書》是一份在知識界有巨大影響并被廣泛關注的雜志。長期以來，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等各界讀者以及媒體，一直熱情地關心、支持《讀書》。三聯書店和《讀書》雜志十分感謝大家。我們一定以不懈的努力，爭取把《讀書》辦得更好，不辜負大家的期望。

記者： 您能否談談對汪暉、黃平兩位學者主持《讀書》雜志編輯工作的評價？

三聯書店負責人： 概括地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兩位學者主持下，《讀書》堅持了既定的辦刊宗旨，雜志的論題與社會現實聯系得更加緊密，討論的深度和廣度有了新的拓展，發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讀者，進一步擴大了《讀書》在國內外的影響，等等。當然，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正如汪暉先生所說，他從沒覺得《讀書》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們也注意到一些讀者對《讀書》的意見。汪暉、黃平先生主持《讀書》雜志編輯工作取得的成績和發生的變化，是一個有目共睹的實事。11年來，兩位學者有各自繁重的本職工作，在百忙中不辭辛苦，為《讀書》的編輯工作及刊物的成長和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寶貴貢獻。借此機會，我代表三聯書店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深深的敬意。

《美術館東街22號：三聯書店改革發展親歷記（2005-2014）》，樊希安 著，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