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9日，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辦的“多元視角下的明清制度與社會”青年學者工作坊在滬召開。來自上海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香港大學、武漢大學、寧波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等多家機構的近二十位學者參加了會議。

與會者合影

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王皓副教授主持了開幕式。上海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寧鎮疆教授在歡迎辭中表示，學術發展創新需要對話與交流，以促進學術共同體的發展，本次工作坊為諸位青年學者提供了一次難得的交流機會，希望借此契機，打通明清時段各分支領域的學術聯系，期待與會學者能夠切磋學問，共同進步。

在專題報告環節，報告人圍繞著“文化與人群”“制度與文獻”“風俗與信仰”“貢賦與社會”等四大主題展開了深入交流。

一、文化與人群

張怡雯（寧波大學歷史學系）首先報告了論文《從行輪之議到測繪實踐：〈上江圖〉繪制始末考》。張怡雯提出，早在19世紀末，英法列強均有意開發長江上游航運，但限于技術，仍有猶豫。供職于徐家匯天文臺的法國人蔡尚質（Stanislaus Chevaliev），自行測繪了長江宜昌至屏山段江道和沿江地貌，即《上江圖》，這也是首部基于現代測繪技術的川江地圖集。由此又可見，19世紀末在華外僑與母國殖民政府的關系：列強在遠東地區，特別是在中國長江流域的利益爭奪這一時代背景下，個人科學考察往往會被納入母國殖民活動之中。與談人就中國海關與徐家匯氣象臺的關系、蔡尚質的科考行動與母國新耶穌會之關系、《上江圖》測繪過程的經費來源等問題與報告人進行了交流。

阮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報告題為《晚清武童的餐食與浙南山區社會——以〈同治七年闕翰鶴武童試應試簿〉為中心》。該文利用闕翰鶴登記武舉經營活動的《應試簿》，梳理了武童的餐食特征及飲食結構，可以發現，考試期間武童們的蛋白質攝入豐富且葷素搭配，通過與同時代不同區域民眾對比可知，這樣的餐食攝入水平是超出同時代中國其他民眾的，乃至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的英國工人群體不相上下。在既有研究基礎上豐富了對清代中晚期武舉群體的認識，進而探討武童餐食所反映的浙南地方社會。與談人就文中提及物品分類方式、銀錢比價數據、賬簿的解讀與利用等問題展開了評論。

第三位報告人林秋云（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的論文以《名伶、洋場才子與晚清上海的梨園文化》為題。其在文中指出，晚清上海才子與伶人的交往頗具特色，與以往歷史時期及同時京津地區大為不同。一方面，戲園經營面向市場，伶人更加注重提升個人演藝素養，以求經濟回報；另一方面，上海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注重交往禮儀的同時，也在公共輿論場域多有發聲，營造出了較為平等的才子、伶人關系，甚至出現了“造星”的趨勢。才子與伶人的關系變化，也是兩種人群在近代地位升降的絕佳體現。與談人認為，西方思想對洋場才子的影響這一觀點頗具新意，值得探討，相關史料彌足珍貴，還需進一步深入挖掘。

二、制度與文獻

第二組共有三位報告人。余璐（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報告題目為《明代文官考察中的罷黜有額慣例》。其以明代內外察出現的罷黜數目為引，指出明代京察大致從成化、弘治以后，逐漸形成了一種前后相沿的罷黜額數，但從實錄、文集等資料來看，時人評論此現象要遠滯后于現象出現的時間，大致嘉靖中期方才出現。嘉靖朝的內外黜額均有提升，大抵翻倍，此一時期，輿論對罷黜“必求足額”“不失常額”多有不滿，正是時人對濫黜多黜的擔憂，方才令該慣例得到關注，進而被記錄下來。然而考察有額的慣例并未廢止，反而延續至明末，并催生出了撫按察前類劾、科道拾遺例額等慣例。與談人的評論主要圍繞幾個問題展開，如被罷黜之后的官員如何處置？是降調還是回籍？相反地，遷轉官員是否存在限額？并對“官不久任”現象與罷黜有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討論。

第二篇論文是唐佳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國朝典故〉纂輯刊刻考——兼說明代子史叢書的編纂與國朝史書寫的興起》。作為明代首部編輯本朝官私史料的大型叢書，《國朝典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編纂細節、流傳情況、文本源流在此文中得到了較好梳理，尤其是發現了關鍵的朱當?輯本，鄧士龍對此本進行增輯、抽換、刪汰、調整，方才形成了目前較為流行的《國朝典故》版本。明代小說、野史等文獻的大量出現，以及國朝史意識興起、出版業日漸發達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促成了《國朝典故》的問世。與談人認為，唐佳紅以文獻為切入點，最后將點落到史學上，將文章拔高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時可以適當添加表格以增添文章的條理性，以便讀者更加直觀地了解相關信息。

葉鵬（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報告題為《明清學額制度的起源及其嬗變》。他認為學額最初的概念其實是指生員定額總數，原本生員數量較少，隨著生員名色增加、生員數量膨脹，逐漸發展出了各種限制措施，規定嚴格的每次考試入學人數便是手段之一。學額制度在晚明至清初的百余年中逐漸成型，原本較為波動不定的入學名額，逐漸被統一的固定數目取代，這也是明清制度極其顯著的差異表現。與談人就文章引用的書目版本注釋條目，以及奏書刻印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風俗與信仰

第三組的首篇報告是尹敏志（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明洪武初年庶人祭三代禮考》。文章提到中國古代重視祖先崇拜，祭祀禮儀系統而復雜，洪武初曾規定：品官祭四代、庶人祭二代，不久即改為：品官祭四代、庶人祭三代。但為何發生這一變革？何時發生變革？尚不清楚。尹文選取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宋刊明公文紙印本《漢書》紙背文書中的2件溫州衛文書，分析了明初庶人祭三代禮變革的相關問題。文書內容主要是洪武六年千戶所下發祭祀禮儀帖文，允許庶人祭三代，并頒“祀先圖式”，后世常以為的洪武十七年胡秉中制定庶人祭三代禮有誤，明人筆記、類書與清代方志記錄多有附會。與談人針對“日用類書”概念在文中是否適用等問題展開了交流。

華燁（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帶來了題為《明中后期徽州的風水空間與宗族社會——以婺東濟溪、大畈之水口糾紛為中心》的報告。所謂的“水口”指的是分布在墳塋、聚落水源出口的關口，宋明以后逐漸成為地方社會極為重視的風水象征，民眾常常通過購置土地、種植林木等方式刻意營造風水景觀。華燁選取了明中后期婺源東鄉大畈村、濟溪村之間的水口糾紛為例，深入考察了不同人群圍繞水口形成的競爭關系。由此又發現，水口不僅在物理空間上成為了村落邊界，也在社會心理上成為了秩序界限，推動了晚明地方社會對人地關系的新闡釋。評論人認為，這一研究能夠深化我們對明清聚落與宗族等問題的認識，并就明清的風水觀念進行了討論。

邵小龍（寧波大學潘天壽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的報告主題為《共生成為可能：試論山西神祠元明壁畫中的宗教關系》。其選取了山西洪洞廣勝寺水神廟、新絳稷益廟和高平仙翁廟三座神祠的元明壁畫為研究對象，發現壁畫中的神佛布局能夠體現佛教信仰與民間信仰的地位差異，反映了外來信仰與當地信仰的融合、兼并，并且挖掘出了原有主神被其他神靈取代的歷史事實，還原了彼時不同宗教、不同神祇的融合與對抗。同時，邵小龍也強調了圖像資料在研究神祠空間時的重要作用。與談人就全真道是否影響了當地廟宇的分布提出疑問，邵小龍認為當地廟宇多由士紳管理，與全真道存在聯系的可能性不大。

蔣宏達（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慈溪師橋沈氏族譜內收錄的《師橋地境圖》為研究對象，報告了題為《禮俗化的歷史與歷史化的禮俗：〈師橋地境圖〉中的風水與傳說》的論文。《師橋地境圖》蘊含豐富的鄉村禮俗信息，蔣宏達擇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個禮俗意象：太極圖、新浦廟和沈師橋，力求剖析風水、傳說背后的復雜歷史意蘊，并進一步呈現區域社會內禮俗與歷史的交融。與談人就文中涉及的風水問題提出，當地風水是否具有成文規范？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禮儀系統？報告人指出，在近期考察走訪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慈溪鄉村社會中的原有系統已被打破，原本的禮儀體系恐難見全貌。

四、貢賦與社會

最后一組報告人的論文聚焦于貢賦體制與區域社會。劉怡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首先報告了題為《14-16世紀賦役冊籍中土地數字的意義及其轉變》的論文。明代中葉江南地區的賦役改革是具有極強學術深度、極富工作積累的領域，前人討論多將之置于江南重賦的問題脈絡中，側重于考察官民田科則的均平手段，對于土地數字的變動尚缺乏詳細分析。文章展現了蘇松的賦役征收從糧長制到糧區制的變化。與談人圍繞賦役冊籍中的土地數字如何解讀，嘉靖時期賦役攤征標準調整，為何賦役征派會出現從屬人到屬地的變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胡宸（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報告題為《跳出官私之分：明代景德鎮燒造貢瓷差役分配研究》。胡宸從官手工業、私手工業的傳統區分之外另辟蹊徑，試圖從國家資源配置及其變化的角度切入，觀察傳統手工業的發展。景德鎮瓷器在明初多為臨時性貢納，與其他由工部統一調配的手工業活動存在較大差別。除例當應役的匠戶外，雇役匠、窯戶、里甲戶、軍匠均廣泛參加到了貢瓷燒造當中。15世紀后期，景德鎮貢瓷生產出現向典型官手工業轉變的趨勢，但因財政壓力而未能成功，最終呈現“官搭民燒”的局面。評議人就窯戶、匠戶的應役實態，蘇杭織造與景德鎮貢瓷在國家資源汲取過程中的異同展開了討論。

趙士第（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帶來了題為《清前期制錢的“搭放—回籠”機制述論》的報告。學界以往多關注于清代銅錢的制度設計、鑄造、流通、銀錢比價等問題，對于制錢的“搭放—回籠”體系所論甚少。清代主要繼承明制，調整了“搭放—回籠”機制，此制度在乾隆時期逐漸完善。清廷雖有多種方式發行制錢，但銅錢大量下沉至基層，回籠成本極大、效率極低，與制度設計初衷乖違。與談人認為文章中清承明制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并交流了制錢搭放的手段、不同區域的體制差異等問題。

杜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匯報主題為《清代灘涂墾殖西進與邊疆社會轉型：以欽廉沿海為中心》。此文利用檔案、方志、日記等史料，梳理了清代欽廉沿海灘涂墾殖的歷史，并著重討論了王朝國家推進灘涂墾殖活動、邊疆社會文化轉型等問題。欽廉沿海灘涂資源豐富，但清代以前墾殖不興，隨著國家統治力量的介入，欽廉東部沿海灘涂逐漸得到開發。中法戰爭后，墾殖活動進一步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邊疆危機與財政危機共同作用下，墾殖活動成為區域社會文化轉型的關鍵推力。與談人認為，目前文章偏向國家視角，地域特色尚可繼續挖掘，且文章涉及中法戰爭、中越關系，應適當補充外文相關史料。

主題報告結束后進行的是小組總結與圓桌討論環節，各位與會學者暢所欲言。總的來看，本次工作坊有三新：一是挖掘新資料，如張怡雯利用了大量法文資料、尹敏志使用了靜嘉堂文庫藏紙背文書等等；二是利用新方法，人類學、地理學、藝術史、檔案文書學等相關的研究方法相互交叉；三是引入新視野，各位報告人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能夠基于新史料，發現新問題，或是“老題新作”，在已有深厚學術積淀的問題上再添新見。工作坊雖然劃分了四大主題，但不同組別的論文也有一定交流與呼應，與會學者抱持相近的學術旨趣，共同研討明清制度與社會的變遷，尋找新的學術“興奮點”，激發學術靈感。本次工作坊集中展示了上海及周邊地區明清史研究的青年力量，為繼續加強明清史不同分支研究者的學術聯系與交流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