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現，浙江青田縣方山鄉一個村莊，位于縣城西南部，距縣城2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300米左右，土地面積461.2公頃，耕地面積520畝。進入村口，即可發現費孝通先生題字“中國田魚村”。現在的龍現村因“稻魚共生”與“聯合國村”而聞名。

龍現村是全球首批、國內乃至亞洲首個獲得聯合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簡稱GIAHS）”認證的村莊。同時，華僑眾多的龍現村也是國內第一個設置有外幣實時兌換服務點的村莊，而且，村內多項活動都具有“跨國色彩”，綽號“聯合國村”。

“聯合國村”因何起

龍現村現轄有9個村民小組，264戶，820人，此外還有800多人僑居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若論村民在海外曾經的工作地，則超過100來個國家和地區。現今，全村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華僑，而村民日常問候之一為“歐元今天有漲嘛”。近兩年，為便于管理，村居外墻一般都設置有“華僑之家”銘牌，內含“姓名、僑居國家、出國時間、從事行業”等基礎信息。

按地方上介紹，龍現村也是“青田僑鄉”最重要的緣起地之一。龍現人吳乾奎（1873-1937）是青田華僑先驅之一。吳乾奎是最早把青田石雕銷往歐洲的青田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青田石雕在比利時和意大利行業賽會分別獲得銀牌和上等獎，這是青田石雕第一次獲國際大獎。其后，在吳乾奎與同鄉共同營銷推廣下，青田石雕的國際聲譽日益廣為流傳。在吳乾奎等華僑先驅引領示范下，走出國門的青田人日益增多，去海外闖蕩拼搏終成為一種地方風尚。龍現則成為“有家有華僑”的華僑村。

2005年，受益于聯合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認證，龍現村成為全國首個“GIAHS”保護實施地，逐漸也被媒體稱之為“聯合國村”。

稻魚文化

在龍現，還有著源遠流長的“稻魚文化”，與之直接關聯的載體是“稻魚米和田魚”。“田魚”因種養植于稻田而得名，屬于淡水鯉科魚類一支，是水稻與養魚共存模式的產物。“青田田魚”養殖傳統可以追溯到唐晚期，在青田之外浙南等地也被稱之為“甌江彩鯉”，肉嫩可口，鱗片柔軟可食。

“稻魚米”，其特點在于米粒纖細密實、色澤潔白若脂，煮成的米飯潔白潤澤且清香彈齒，也是傳統稻田養魚農耕生產方式的產物。這種生產方式的學名為“傳統稻魚共生農業系統”，向來為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和全球環境基金等國際組織所推崇。

通俗而言，“稻魚共生系統”特點在于“稻田養魚魚養稻，稻谷增產魚豐收”。在該系統中，水稻和雜草構成了系統生產者，魚類、昆蟲和其它水生物構成了系統的消費者和分解者。水稻為魚類提供庇蔭和有機食物，魚則發揮松土增肥、提供氧氣，吞食害蟲等功能，從而有助于生態農業循環的實現，保證了農田生態平衡。

農民豐收節里的惆悵

2018年是“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實施第一年，中國政府正式設立了“農民豐收節”，龍現村也舉辦了相應的慶祝活動，而與“稻魚”有關民俗活動的模擬再現自然必不可少，但要保護傳承和發掘利用其“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稻魚共生”，對龍現村乃至鄉和縣的層面，都尚任重道遠。

其一，由于“稻魚共生系統”多處于海拔較高地帶，且常伴隨“梯田”現象，主要依賴人力，難以機械化操作，或可以比喻為“見縫插稻/養魚”。因而，無論“稻魚米”還是“田魚”，能保證質量的產量通常并不高。盡管市場價格相對較高，但這兩類產品的經濟價值非常有限，這或許也應和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設置指向古老而瀕危農業系統的本意，但與項目“滿足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需要”的目標差距較大。

例如，近年來，如不是青田政府采取“五統一”方式收購“稻魚米”，相應產區的農地拋荒和勞動力流失或更為常見。這其實也并不為怪，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無論龍現村、方山鄉，還是青田縣，其華僑傳統的形成與當地“地力貧瘠”都有較高關聯度。即便在當下，在“稻魚共生”相應產區，人均也不過三分地左右。因而，無論是“稻魚米”，還是“田魚”，如僅依賴物質性產品的產出本身，難以為種養殖家庭戶提供持久的經濟保障，遑論走上致富之路了。

其二，“美麗鄉村”建設成為熱潮，鄉村旅游不約而同成為各地鄉村發展新產業的重點扶持對象。但鄉村旅游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提升（比如，無視所在地歷史文化根基，“禪修項目設計”堆成堆；再如，本末倒置鄉村文旅產業發展與鄉村發展之間的關系），仍面臨著諸多挑戰。

其中，迷信于一蹴而就、名目繁多的鄉村產業規劃繪制，或終將淪為“規劃規劃，墻上掛掛”。畢竟，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相應的配套設置和服務供給，缺失產業地整體發展的產業，終將難以持久維系。這也意味著，“產業、產業地與產業地上人的利益關系”需要仔細權衡和處置。

例如，一位多年扎根“稻魚共生”產區的鄉鎮干部提出了他的疑慮：丘陵地帶發展鄉村休閑農業，往往需要連片土地才能造就景觀效應，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屢屢遭遇“寧可拋荒也絕不流轉”的尷尬，而“土地確權”更是不同程度地助長了此類不合作風氣。

參依中央關于農用地“三權分置”準則，地方上可否有所彈性執行，例如，面對長期拋荒行為，村集體是否有權收回土地經營權，同時保障承包戶的承包權和收益權。當然，應對這類發展難題，需要考慮的不只是土地利用方式的探索，還涉及鄉村產業項目選擇等事項，而如何協調人的利益問題將始終是第一位的。

有著豐富海外經驗的龍現村長，交流時提及如何有效發掘華僑潛力。他的觀點可概括為“利主情輔、兼容并蓄”。因為，海外華人對華投資是一個“尋利”和“覓情”相交織的過程，“利主情輔”是其投資的本相所在。至于具體操作方式，杭嘉湖地區近年來試行的“鄉賢”與“民間志愿者”機制，值得交流和借鑒。

其三，截止2018年2月，中國擁有15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位居世界第一。關于農業文化遺產，政府層面主張“在發掘中保護、在利用中傳承”。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切實保護好優秀農耕文化遺產，推動優秀農耕文化遺產合理適度利用”。口號提法都不錯，但關鍵是如何依據各地實際資源稟賦和發展潛質去貫徹落實。正如聯合國“GIAHS”項目主管 Parviz Koohafkan所言，“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出路在于“動態性保護和適應性管理”機制的建立和運行。

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首個掛牌保護區，龍現村“稻魚共生系統”自有其獨特之處。不過，“稻魚共生”并非青田特有，浙南多個縣域都存在，而福建、廣西、云南等分布有“梯田”的村域，也都存在類似的農業系統，只是在具體稱謂和種養殖內容方面稍有差別。如果僅停留于（稻魚米和田魚）產品本身的生態和經濟價值開發，或靜態歷史文化的宣揚，未來可能面臨著不可小覷的同質化競爭。

因此，為促進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更加“本色展演”，基于自身相對優勢，面向在地化、“貼近生活的”農耕文化底蘊及其對應生態和經濟價值融合的行動策略，或值得予以嘗試。可以探討以下幾點：

1、探尋最能打動青田（龍現、方山）人的事項（有形和無形均可，或二合一），先致力于推進認識的趨同。

2、如何統合民眾意見，可以倡導從利益相關的小事做起，讓參與人能從中獲益，比如衛生層面村容村貌的持續性維護。

3、以“產業+文化”方式探索具體的“地域活化”路徑，比如，嘗試“以趣味引領深度，以社區/社會議題撬動產業行銷”，而非相反。努力設計出能吸引人參與、凝聚人氣的活動，進而將鄉村旅游的休閑設計嵌入于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之中。

尤其需要嘗試“年度主題式、在地農業相關產業節慶活動與在地文化延展性創意活動之間的組合嫁接”，而“地方文化特色的保存活化離不開在地社區的融入和參與”。

而“華僑文化”可能是青田有別于相似農業文化遺產地的獨特性，也是難以復制的在地化元素。因此，青田“稻魚共生系統”農業文化遺產開發的整體定位，或可考慮：“華僑文化，鄉愁經濟”，打好“聯合國村、鎮、縣”這張特色牌。因為，一切活動設計，需要與當下的人、真實場景的人（行動者）存有相關性。

參考文獻

1、閔慶文,孫業紅,Frank van Schoubroeck,梁洛輝,Mary Jane Dela Cruz.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項目實施框架[J].資源科學,2009,(第1期).

2、李美玲. 地方文化特色的保存活化及社區參與，第十屆滬臺民間論壇兩岸社區治理（上海）研討會演講，2017年6月5日（上海“鄉愁經濟學堂”整理，2017年9月1日）

（注：浙江省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系2018年9月成立的浙江省重點培育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