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后，錫蘭（今斯里蘭卡）曾經在科倫坡組織了一次六國會議，試圖促成沖突雙方展開直接談判。長期以來，關于中國針對六國會議的應變，學術界有著兩極化的評價：國外學者大多認為中國在會議上完全受制于印度；國內學者則普遍認為中國的處置可圈可點，儼然成了一樁難解的公案。不過，結合近年公布的新材料，以及當時輿論的報道，有理由相信，歷史的真實面相要比目前的認知復雜得多。

1962年11月30日出版的《時代》雜志封面，國際輿論當時普遍認為中印沖突的走向，將取決于毛澤東與尼赫魯的博弈。

搶占先機

1962年10月20日，中國發動對印自衛反擊作戰后，外交形勢頗為緊張：作為當時兩大強權的美國和蘇聯都作出偏袒印度的表態；印度的前宗主國英國更是異常活躍，不但積極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還考慮派遣軍事顧問團相助；連原本反對“麥克馬洪線”的臺灣當局，也頻頻向印度示好，企圖拉攏其加入“反共戰線”。

事實上，中國對于這種困難局面，早有估計。7月11日，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匯報邊界形勢時，便表示：“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面目；二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斗爭的是非問題。”可見，毛澤東認為打破外交孤立的辦法就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

如何才能爭取到這種支持呢？據時任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副司長張彤回憶，毛澤東考慮到“美國、蘇聯要在這個問題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亞非國家的誤解和疑慮”，所以決定在自衛反擊打響后，中國軍隊在東段越過實際控制線（即“麥克馬洪線”）后，只打到喜馬拉雅山腳即停止前進，然后“主動撤退到實際控制線以北”。周恩來后來對此概括道：“我們付了血的代價是為了爭取人心。”

果不其然，中國發動大規模反擊后，迅速引起亞非國家、尤其是不結盟運動成員國的強烈關注。阿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由埃及和敘利亞于1958年2月合并組成，1961年9月敘利亞退出后，埃及仍沿用這一名稱）、坦桑尼亞先后向中國施壓，前者要求立即撤軍，后者建議由一個“三國委員會”調查中印邊界。有見及此，周恩來于11月15日主動向25個亞非國家領導人發出公開信，將中印邊界沖突的緣由以及中國的主張告知各國，并表示：“中國政府熱烈歡迎并且衷心感謝友好的亞非國家的領導人推動中印雙方直接談判而不介入糾紛的公正努力。”這一表態透露出中國當時的復雜取態：一方面盡力爭取亞非國家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對第三方的介入保持警覺，確保其扮演的是調解者而非仲裁者的角色。

11月18日，此前一直保持強硬態度的尼赫魯在發表國內講話時，忽然一改口風，聲稱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糾紛。毛澤東得悉后，判斷此舉意在爭取國際社會同情，遂決定先發制人。19日晚，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尼駐華大使蘇卡尼，提議正在日本訪問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回國途中能來北京一趟，商談中印邊界問題”，周恩來還透露“想進一步采取積極步驟”。11月20日，中國政府宣布將在中印邊界全線單方面停火，并逐步將中國軍隊撤退至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以后20公里。

11月21日凌晨，周恩來再度約見蘇卡尼，表示停火撤軍的決定已經順應亞非國家的要求，希望印尼能夠抓住這一良機進行斡旋。就在當天，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向周恩來提出，由幾個與中印兩國均保持友好關系的亞非國家舉行會議，磋商促進中印和解的辦法。這一建議很快得到周恩來的贊同，稱之為“建設性倡議”。

11月24日，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上表示，當前的外交形勢明顯有利于中國：第一，從各國政府的表態來看，有33個國家立場傾向中國或者保持中立，公開支持印度的則有50個國家，與1959年中印第一次邊界沖突時相比，已經擺脫了被孤立的困難局面；第二，中國宣布撤退至實際控制線以后20公里，此舉令中國占據道義上的制高點，有利于迫使印度回到談判桌前：“我們后撤，它不后撤，在全世界面前，它就更輸理了，我們就更有理了……現在亞洲、非洲的輿論，已經多數主張中印直接談判，又有一部分主張開會。它如果拒絕談判，又前進，它就更被動了。”

基于這種樂觀的判斷，中國積極響應由錫蘭召集印尼、阿聯、加納、柬埔寨、緬甸組成的六國會議。12月3日，周恩來會見即將前往科倫坡出席六國會議的蘇卡尼時，表示：“現在是友好國家做工作的時候……科倫坡會議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以呼吁印度正式停火，雙方設立隔離地帶，可以促成中印直接談判。”

為了搶占先機，周恩來更特派外交部副部長黃鎮為特使，趕在六國會議開幕前，將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各國領導人。黃鎮此行十分順利，先后與5位總統，4位總理，7位外長和大使進行會談，其中緬甸領導人奈溫將軍、印尼總統蘇加諾、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均表示“理解中國的立場”。回國前，黃鎮還委派張彤以及駐錫蘭大使謝克西作為觀察員，留守科倫坡密切關注會議進展。鑒于中國對會議的大力支持，東道主錫蘭的輿論甚至稱，周恩來已經占得“有利條件”。

1955年萬隆會議時的（左起）印度總理尼赫魯、加納總理恩克魯瑪、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尼總統蘇加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這五人后來成為不結盟運動的“五巨頭”，其中四人參與了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的調解工作。

走向失控

相較而言，印度對六國會議的態度則消極得多。11月19日，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部長梅農夫人表示“此刻舉行會議是沒有幫助的”，11月25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再度表示六國會議不合時宜，也不希望“第三方卷入印中沖突”。得知六國會議勢在必行后，印度才決定派出兩路特使前往各國游說，但《印度時報》頗為悲觀地指出，此舉只不過是臨急抱佛腳，“并不會在一夜之間帶來新德里迄今未能謀得的同情和諒解”。作為特使之一的梅農夫人在回國前甚至抱怨稱：“在仰光、雅加達和金邊關于中印沖突存在很多誤會”，“西方國家對印度在同中國的邊界爭端中的立場似乎比亞洲國家了解得更清楚”。

12月10日，六國會議在科倫坡開幕，阿聯代表薩布里率先提出一個與印度主張類似的提案，不料引發緬甸的強烈反對。奈溫表示，反對會議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只同意做一般性的呼吁。據張彤透露，奈溫之所以堅稱“不同意搞決議”，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在幕后施加影響的結果——會議開幕前，周恩來曾經向張彤發出指示，稱中央對六國會議的意見是“不搞什么決議”，張彤迅速向奈溫轉達了這一訊息。結果，奈溫果然在會上提出，由于中國持有異議，所以他本人“不同意搞決議”，更提前返國。

西哈努克亦響應中國的意見，也決定提前離開，僅留下外交部長宋雙繼續參會。在緬甸和柬埔寨的反對下，六國會議起初未能達成任何共識。張彤之所以能夠縱橫捭闔，主要得益于情報工作的周密，據當時派駐科倫坡記者組的穆廣仁回憶，使館人員事先通過各種關系搜集情報，中國實際上在大會開幕前，就已經得到幾個國家將要在會上提出的文件。在對各國的立場了如指掌的情況下，中國自然得以利用各國的分歧來管控事態的走向。

然而，盡管中國竭力對六國會議施加影響，但這種干預其實是有限度的。事實上，與會各國都表現出對大國干預的高度警惕，阿聯提出，會議過程應嚴格對外保密，因為會議一旦公開進行，難保大國不會橫加干涉，迫使各國改變原本的立場。就連奈溫也認為，在會議結果告知中印兩國之前，各國代表應嚴守秘密。隨著會議的進行，這種抗拒外界干涉的意識愈發強烈，一度聽從中國意見消極對待會議的西哈努克，最終還是決定在決議中署名，他事后解釋稱，此舉乃是為了維護不結盟陣營團結的大局，不得不以少數服從多數。

由于六國存在如此強烈的自主性，印度開始擔心六國會議的主張會脫離中印兩國的訴求，因此印度政府新聞處指出，即便六國會議最終達成一致，中印兩國也顯然不可能因此就接受六國會議的結果。1962年12月31日，班達拉奈克夫人抵達北京，從她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來看，六國會議亦背離了中國“不搞決議、只作呼吁”的訴求，她雖然承認六國會議的決議——“科倫坡建議”——并非仲裁，但她卻同時指出，該建議可以構成緩和局勢的“一個平等和公正的基礎”。路透社當時就指出，使用“基礎”這樣的的字眼，實際上已經多少超越了調解、呼吁的范疇，無異于將該建議作為中印談判的先決條件。

事與愿違

當時中印談判之所以未能舉行，原因在于印度堅持中國軍隊應撤退至“1962年9月8日線”，而非中國主張的“1959年11月7日線”。1959年第一次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后，為緩和局勢，周恩來于當年11月7日向尼赫魯提出，中印兩軍從東段的“麥克馬洪線”、西段當時的實際控制線各自后撤20公里。1960年4月，中國軍隊單方面履行了這一建議，并且在撤出地區停止了巡邏。1961年起，印度逐步全線向中方一側推進，在西段建立43個軍事據點，在中段入侵了烏熱地區，在東段也越過“麥克馬洪線”。由于長期停止在邊界進行巡邏，直到1962年8月，中國邊防部隊才發現中印邊界的異動。在多次要求印軍撤退未果后，中國軍隊率先恢復在西段進行巡邏，9月8日又重新在東段建立哨所，與印軍形成對峙。10月20日，中國軍隊發動自衛反擊后，在東段突破了“麥克馬洪線”，在西段掃除了印軍的43個據點。因此，印度堅持中國軍隊撤退至“9月8日線”才能展開談判，實際上就是希望保住1959年11月以后侵占的中國領土，這當然是中國無法接受的。

然而，“科倫坡建議”卻主張：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軍隊按照其承諾撤退至“11月7日線”以后20公里，印度軍隊則停留在原陣地。在中國軍隊撤退后形成的隔離地帶，由雙方商定的民政點進行管理。也就是說，印度不但無須像中國軍隊一樣后撤20公里，甚至能夠通過設立民政點的方式，重新占領以前蠶食的中國領土。

這樣的“調解”必然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1963年1月2日，當班達拉奈克夫人將“科倫坡建議”的內容告知周恩來后，周恩來罕有地當場表達不滿：“會議對中印沖突真相的認識是有偏差的……我坦率地告訴閣下，可能在發生中印沖突以后，我們讓步太多了，引起對方無止境的要求。如果我們當初在沖突發生以后就站在原地不動，也許中立國家斡旋，會要求雙方讓步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

1月3日，六國會議印尼代表、外長蘇班德里約加入會談。期間，周恩來再次表示“科倫坡建議”關于中印邊界西段的安排明顯偏袒印度，“這對我們有些難堪”。蘇班德里約對此坦承：“的確，我們這一建議不能滿足中國的要求。我們的確非常欣賞中國主動停火和主動后撤的措施，這使小國感到安心，因為小國就其本性來說，總是害怕大國的……從公平的觀點說，可能會問為什么提出要中國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從我們的觀點來說，我們提出要中國后撤并不是要中國放棄其領土，而是為了要謀求實現脫離接觸作為談判基礎。這是向軍事上強的一方提出的。”

可見，六國會議之所以作出偏向印度的決定，其考慮并非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是在小國畏懼大國的情緒下，六國傾向于同情與照顧實力處于弱勢的一方，中國主動作出的讓步，則在不經意間為他們的“鋤強扶弱”提供了借口。因此，周恩來顯然未被說服：“如果拿這一建議來考試，你們及格了，我們就不及格了。人民會通不過，我這總理得撤職。因為這一建議僅要中國一方面承擔義務，而未要印度承擔任何義務。”

但是，盡管對“科倫坡建議”極為不滿，但周恩來卻并不打算全盤推翻，這是因為：一來，六國代表反復表明“是設法調解而不是仲裁”，“會議不能起一個法庭的作用”，因此該建議并無法理上的約束力，中印雙方都有權對此保留己方的看法；二來，在中國看來，通過第三方斡旋的渠道來打開中印談判的僵局，在當時仍屬必要，毛澤東在與班達拉奈克夫人會談時，便提到“現在看來，朋友們的奔走還省不了”。

因此，周恩來于1月4日向班達拉奈克夫人提出中國對“科倫坡建議”的“兩點解釋”，表示中國將有條件接受“科倫坡建議”作為中印談判的初步基礎，但前提是印度須就中國的以下兩點解釋達成諒解：第一，中國將在中印邊界全線后撤20公里，印度亦應在全線保持軍事駐地不動，而非僅僅在西段；第二，在中國軍隊撤退后形成的隔離地帶中，只要印度不在其中設立民政點，中國也不在這些地區設立民政點。顯然，“兩點解釋”主要就是為了防止印度以設立民政點的方式，重新控制西段侵占的中國領土。班達拉奈克夫人當時對此并無異議，并答應將向印度如實反映中國的立場。

然而，當班達拉奈克夫人在新德里會見尼赫魯后，卻又另外發表了一份對“科倫坡建議”的“澄清”，其中指出：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軍隊撤出后形成的隔離地帶，“將由雙方民政點進行管理，這是科倫坡會議建議的一個實質部分”。不難看出，“澄清”與“兩點解釋”其實是針鋒相對的。1月14日，班達拉奈克夫人致函周恩來，一改之前的態度，勸告中國不要保留“兩點解釋”。而她之所以有這種轉變，實際上與印度的施壓有關，她事后亦向周恩來透露，這份“澄清”其實“是由印度政府準備好的，用的是印度政府的語言”。難怪此前疑慮重重的尼赫魯在“澄清”公布后，隨即一反常態，公開宣稱接受“科倫坡建議”并“沒有什么害處”，又表示建議“大體上同印度的立場是一致的”。

196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國邊防部隊在撤退時，應將繳獲的武器交還印軍。在中方的精心維護下，這些裝備大多保持完好。但在印度看來，此舉“實際上是對印度軍隊的一種侮辱”，“中國人交還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么慘痛的失敗”。

化解危機

收到班達拉奈克夫人1月14日的勸告信時，中國尚未得悉“澄清”的內容。周恩來考慮到“印度政府對于科倫坡會議的建議也可能有它的解釋”，所以再次作出讓步，表示中國將保留“兩點解釋”，但不會將其作為中印談判的先決條件，“中國政府希望中印雙方的不同解釋不致阻礙中印官員迅速會談”。

但在“澄清”公布后，中國很快注意到其內容竟然與印度的解釋近乎一致，于是意識到“科倫坡建議”不但無法促成對等的直接談判，還成為印度一再壓迫中國讓步的籌碼。由此一來，中國的態度出現逆轉，認為已無必要急于舉行中印談判。2月21日，周恩來致函班達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國政府希望中印官員會晤能夠迅速舉行，如果一時不能舉行，中國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在3月4日致尼赫魯的信中，周恩來也不再強調舉行談判的迫切性，而是表示“愿意耐心等待”。

眼見六國會議的成果即將化為泡影，班達拉奈克夫人于3月7日再次致函周恩來，勸說中國不要保留“兩點解釋”以促成中印談判。4月20日，周恩來在回信中重申“我們沒有旁的辦法，只能耐心等待”，“中印談判一時不能舉行，局勢也不會惡化到危險的程度”。

4月21日，薩布里展開訪華之旅。期間，他終于向周恩來透露六國會議采納印度的看法作為“澄清”的原因：“印度在這次沖突中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打了敗仗，而中國則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取得了勝利。因此我們覺得印度應該比中國得到更多的幫助。”

周恩來向薩布里坦承，中國對于“科倫坡建議”可謂“始料不及”，因為該建議不但“超出了調解的范圍”，而且“是不公正的”。在周恩來看來，如果印度堅持以全部接受“科倫坡建議”及“澄清”作為中印談判的先決條件，“這就表明印度政府不準備為談判留有余地。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的調解努力是徒勞的……即便談判能夠舉行，談判的前途也只能是破裂；這樣，反而會使目前和緩下來的局勢重新緊張起來。與其造成這樣的不良后果，中國政府寧愿耐心地等待”。

結果，薩布里被周恩來說服，表示：“科倫坡建議只是建議，總不能作為裁決。如果我在同印度的會談中發現談判可能導致破裂，我也同意還不如不談。”4月27日，薩布里在印度接受媒體訪問時，聲稱“談判應該在什么基礎上舉行，應該由兩國政府去決定”。連立場最親印的阿聯都已經意識到“科倫坡建議”不可能成為中印談判的基礎時，這份建議的最終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安撫六國的失望情緒，周恩來于12月19日向阿聯總統納賽爾提出，六國會議仍有著積極作用，應當保留這一機制——以后印軍越界時，中國將告知六國，請六國“設法將印度勸回去”，如果印度置之不理，“那時我們才實行自衛反擊”。不過，盡管得到保留，但其作用實際上已被架空，只有在中國提出請求后，才能介入中印糾紛，再也無法越俎代庖。這也反映出，中國對于六國會議的運作其實是不甚滿意的，周恩來就曾經對西哈努克表示：“如果科倫坡會議再次開會，我們有一必不可免的要求，即中印雙方必須派出最負責的代表列席會議，說明雙方的意見與立場。”

不過也要看到，中國接受這種安排也有相當的代價。據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耿飚回憶，在發動自衛反擊前夕，周恩來考慮到國際觀瞻，決定事先必須向印度政府遞交照會，但如此一來，就不免暴露了中國軍隊的意圖。經過精確到分秒的計算，最終不顧外交禮儀在深夜翻墻將照會送到印度駐華代表手中，方才既避免了不宣而戰，又兼顧到軍事保密。若再增加通知六國這一系列環節，無疑將嚴重影響中國行使自衛權利的自主性。

縱觀中國針對六國會議的外交因應，明顯存在一個從主動策劃到被動應變的過程，中國積極推動會議的召開，初衷在于利用外界協助調解，卻不曾料到會議的進程逐漸失控。無論是在公開層面的停火撤軍，抑或是私下進行的溝通聯絡，都無法實現希望六國會議“不作決議”、促使印度展開直接談判的既定目標，反而為六國會議一再要求中國作出讓步提供了口實。這一略顯進退失據的應變無疑昭示著，在處理雙邊領土糾紛時，必須謹慎對待第三方的介入，盡管六國會議各國在當時而言均有強烈的反帝傾向，在這一意義是中國的朋友，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亦同樣存在對大國根深蒂固的偏見，讓其獨力進行“調解”，事實上無助于糾紛的最終解決。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8期，原標題《中國對一九六二年科倫坡六國會議的因應》，作者陳力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作者對原文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