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寵物是現代人緩解情緒的重要方式，但近日頻發的人犬傷害事件，讓人與犬類的關系緊張起來。提升城市犬只管理能力，創造人犬和諧共處環境，考驗城市治理能力。

自四川崇州發生黑犬咬傷女童事件以來，已有多地政府和相關部門采取行動，加強對城市犬只的管理和整治。有報道稱，一些地方執法人員采取了對未牽繩犬只進行抓捕和暫扣，并對養狗人士采取罰款等措施。而與犬傷人同時存在的，還有人傷犬。近日，因虐殺流浪狗，四川科技職業學院兩名學生被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面對城市中廣泛存在的犬只，城市該怎么管？據澎湃研究所研究員整理，共有地方性法規、社區自治與第三方機構承擔職責三種常見的治理模式。

首先，地方性法規作為法律依據制定養犬規范。比如《上海市養犬管理條例》明確規定，遛狗時應佩戴犬牌，牽繩，大型犬還要戴上嘴套，違反者由公安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款。再如《長沙市養犬管理條例》對攜犬出戶者的年齡做了限制，在嚴格管理區內，十四周歲以下未成年人不得單獨攜帶犬只。

其次，社區自治也在人犬協調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地方性法規有對遛狗等養犬行為規范明確規定，但在現實中，不遵守規范的大有人在。犬只治理是一項繁雜的工作，除了公安、城管等政府部門，社區中的自發組織在實際治理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養犬人士自發成立的組織中，最簡單的形式是小區養狗群。這種組織的初衷是“養犬人管養犬人”，對于發生在社區里不牽繩遛狗、不處理狗的排泄物等不文明行為，群成員會進行提醒、勸阻，甚至曝光。

當自組織發展得較為成熟時，一般會和居委會、物業等機構合作，發揮更大的效應。結合養犬居民和非養犬居民的訴求，居委會可以進一步和物業合作，和街道協調，創建更多“人犬雙向友好”的規則、設施和機構。在最早提出“養犬社會化管理社區自治”模式的濟南，部分區域已實現從養狗群、養犬志愿隊、居委會到區養犬管理辦公室的多層次管理機制。

北京的一些社區也具有類似的安排。在已有養狗業主群的基礎上，居委會引進社區工作者，組織養狗自律會或者志愿隊。前者主要是養犬居民的交流和監督，后者則會更有序地組織一些社區活動來宣傳文明養狗，或增進非養犬人對養狗這一行為的理解。

同樣地，養犬與愛犬人士在治理城市流浪狗上貢獻著力量。例如當社區中出現流浪狗時，一些社區工作人員會邀請有經驗的養寵居民，與流浪狗建立信任后將其引導至“流浪狗之家”。由愛寵人士組成的義工隊負責為其辦理完善的手續，集中飼養，等待新主人領養。若是禁養犬種，居民或社區則可以撥打執法局熱線，由執法局聯系，一般送往建設在農村地區的貓狗民間集中飼養點。

這種“自下而上”的城市犬類管理可以暢通信息傳遞渠道，用居民參與彌補治理資源的不足。然而在現實中，還是有不少社區的犬類治理體系不能“有機”運行，主要問題在于無法有效地與居委會及上級社區單位聯動。即使有居民自組織存在，若無法與“上”溝通（最近的一級為居委會），僅憑自身力量，只能局限在簡單的事務處理。不少社區因缺少對自身情況的了解，僅僅停留在對成功案例的模仿。

第三，除了政府職能部門和社區，第三方機構也是重要的治理主體。北京市原養犬協會秘書長、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沈瑞洪曾表示，在香港、新加坡、東京、巴黎、紐約等養犬管理相對成熟的城市，大部分是政府購買服務，由第三方來承擔部分職能。

例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不僅承擔了城市流浪動物的救助、收容和殯葬等工作，還會對當地的寵物醫院、學校進行評價。協會依靠評價寵物機構盈利，香港政府也會給予協會部分補貼，從而形成了可持續的運營模式。

從以上三種治理主體可見，雖然地方性法規對城市犬只治理有相關規定，但在現實層面，因為犬只治理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社區這一最小單元出發，能更充分地調動居民共同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同樣地，第三方機構作為重要的補充治理主體，在未來或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實踐探索。

城市治犬的步伐已邁出，但如何尋求城市管理和養犬人權益之間的平衡點，讓城市犬只治理體系有機、可持續地運行，讓養狗不再成為鄰里紛爭的源頭，需要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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