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去北京！”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人瘋狂地叫喊著“去滿洲！去滿洲！”一樣，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人掀起了前往北京的高潮。到1939年3月末，北京的日本警察署登記的申請來京日本人是一萬二千余戶、三萬余人。比事變前驟增七倍半，比前一個月增加一千一百余人，以每天五十八人的速度增加著。再加上沒有申報的，實際寓京日本人要超過四萬。3月底，媒體估計年內在京日本人能達到七萬。這是《北支》雜志1939年6月“信鴿”欄目提供的數據。而到了1941年，寓京日本人已達十萬之眾。

《北支》是一份攝影雜志，創刊于1939年6月，終刊于1943年8月。主編加藤新吉（1896-1954）生于福岡縣三奈木村（今朝倉市），是眾議院議員加藤新次郎的長子，1920年6月從明治大學畢業后，進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因成績卓著，加藤在1929年被社長派往赴歐美留學。留學期間，加藤走訪了蘇聯、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等歐美重要國家，在學習了各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思想、教育、宗教等，他對日本和中國有了新的認知。結束留學后，安藤返回滿鐵。1939年離開滿鐵，入職華北交通株式會社，隨即開始編纂《北支》。加藤被稱為“讀書家”，北京的家中藏書豐富，是文化人的沙龍，日本發起民藝運動的思想家、宗教哲學家柳宗悅（1889-1961）和日本民俗學家折扣信夫（1887-1953）在日本侵華期間來到北京，就住在加藤的家中。加藤周圍聚攏了眾多中日知識人，《北支》上不少攝影作品出自他本人，他還在該雜志上連載了《可園雜記》等系列隨筆。往前追溯，作為滿鐵弘報的負責人，他對《滿洲畫報》（『満洲グラフ』）（1933-1944）的刊行同樣有重要作用。在更早的1920年代，他就拍攝過云岡石窟、居庸關等地，這些都成為后世中國學界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可以說，研究近代日本的文化殖民史，加藤新吉不應該被忽略。

住房問題

加藤新吉在他的《可園雜記三》中說，“七七事變”之前，日本人在北京的居住區域在東城的一小塊，即以東單牌樓為中心的一小塊區域，那時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有八百人，而在此之前，日本人在北京最多的時候有三千人。到了1939年，北京市內到處可以見到日本人的身影。

突然涌入的日本人首先面臨的是住房問題。華北各地的住宅原本就緊張，中國的住房結構也讓日本人無法適應。當時的日本媒體抱怨，不斷上漲的中國人的房租讓日本人難以承受，還說不少中國人租房時耍心機想大撈一筆。在日本人掌權的占領區，很難想象中國人還敢跟他們討價還價，甚至大撈一筆！無論如何，日本官方迅速設立了經濟警察制，展開對“亂”漲房租的中國人的調查，并科以嚴罰，同時設立了日本人土地建筑公司。此外，日方決定延緩其他對華輸出物資，首先解決建筑物資。

在通過種種手段獲得房子之后，日本人就開始對它進行改造。把中國住宅改成六疊或三疊的日式住宅，所花費用高達驚人的五六十圓（可以買近200斤豬肉）。在墻壁上開窗戶，裝上障子，即用木框糊紙的拉窗，把中國人喜歡的朱門涂成日本人喜歡的顏色。

飲水是大問題。本來那時北京下水道的水質還是不錯的，不過井水里的石灰粉很多，還會摻雜有肥皂水，所以井水可以洗澡，但無法飲用。日本人通常買水喝。胡同里賣的水是二十錢一桶。

廚房經濟

生活在北京的日本家庭主婦最關心的是廚房經濟問題。北京可沒有燃氣，這對已經習慣了都市生活的日本主婦們來說是最痛苦的事情。她們要學會跟當地人一樣使用煤球。要想點好煤球，是需要掌握要領的，熟練的話，需要半個小時，不習慣的話要花上一個小時。柴火對廚房生活很重要，行市價大概是一百斤一圓七十錢。（一圓等于100錢）

燒煤球做早餐的日本家庭主婦。

當時北京的食品價格基本上是這樣的：醬油一升一圓十錢，味增百目十三錢，白砂糖二十五錢，角砂糖三十八錢，鹽一升三十四錢，日本酒一升四圓二十錢，腌蘿卜一根六十錢，米三斗十二圓。蔬菜、肉類很便宜，市場上能找到三十五錢一斤的豬肉。不過日本人喜愛吃的關東煮、生魚片、壽司都貴得驚人。所以不管是哪家的主婦，都不會執著地非要做日本料理，而是去做更為便宜的中國料理。主婦們發現中國人特別會合理地利用食物，絲毫不浪費，比如豬肉，從頭到腸子都可以處理后食用，她們也學著去做、去品嘗。

主婦做中國料理招待日本友人。

北京的雜貨鋪里也供應有洋貨，不過價格比東北要高二成，化妝品也要高二成，并且都很缺貨。

北京街頭行走的貨郎比較少，所以每天日本主婦們都要到很遠的市場去買菜，這讓她們感覺很辛苦。光是路費，也就是人力車費用，一趟要五錢或十錢，每日這么去坐，日本主婦也會覺得錢袋子癟得很快。

如果是富裕的家庭，家中會雇傭洋車車夫，周末一家人乘坐洋車去北海或者中央公園。

由于中國勞動力很便宜，不少體力活兒也都愿意交給中國人來做。比如，洗一件襯衫要五錢，如此低廉，跟日本簡直沒法兒比！

很多日本家庭都會雇中國保姆。

春末夏初陽光直射時，日本主婦就會把被子拿到院子里曬，中國保姆也搭把手。

也有的日本家庭孩子多，人手不夠，就會把孩子的奶奶從日本接來幫忙。

奶奶從日本趕來幫助照顧孫子。

還有不少日本主婦參與政治色彩濃厚的“國防婦人會”的，她們愿意充當槍后助手。

總之，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主婦，就跟在日本一樣，能夠得到丈夫每月大部分薪水。她們漸漸地適應北京的生活之后，很享受美麗古都北京的安靜，感到很幸福。

五月石榴花開的時候，日本主婦會買一些石榴花，作為花簪，在5月5日女兒節那天插在女兒頭上。

那些雇傭中國保姆的日本家庭，他們家的孩子與保姆家的孩子也會在一起玩耍，并不是兵戎相見的敵我關系。孩子的世界，哪里都一樣。

學校教育

再說說日本的兒童。有些家庭為了孩子的教育，把孩子留在日本國內，但是更多的人把孩子帶到了北京。據統計，“七七事變”前后，小學、中學、青年學校的學校數和學生數量都在增加。1939年9月的《北支》統計，截止至同年4月為止，事變前后的對比如下：

到了1940年，北京有三所日本人小學。其中東城小學經費投入65萬圓（一半經費由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出資），占地一萬一千坪。就校園面積和設備而言，不僅在華北首屈一指，即便跟內地一流小學相比，也毫不遜色。1906年，日本人在北京創辦了第一所日本人小學，當時只有六名兒童；“七七事變”之前有一百五六十名；到1940年，這所小學學生人數達到二千三百名，教師有五十名。進入1941年，北京有兩所學院（北京興亞學院、中央日本語學院）、兩所高等女校、一所中學、九所國民學校和青年學校，學生人數共7956名，教師人數為289名。

日本人小學把“日中融合”作為校訓，從1940年2月起，正式決定在北京的日本人小學四年級以上教授中國語。學校也有教授漢語的老師。

當然，與日語比起來，漢語的分量遠不如日語。

日方很擔心日本兒童到了北京會忘記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禮儀，所以學校建有純日式的“作法室”，即禮儀室，在這方面的課程設置上與日本同步。

1939年4月，北京出現了第一所日本人女子小學。

北京的日本中學生下雪中上學

市民生活

“七七事變”后，隨著北京人的增多，日本的商店也多了起來，北京街上到處是招牌、廣告燈，有些廣告牌甚至阻礙了交通。于是市政府從1939年3月末開始整頓招牌和廣告燈，據說撤去的百余件中，有一大半是日本人的。

根據北京日本大使館的調查，1939年這一年，北京的日本職業婦女人數是819名，加上藝伎、女招待、女服務員等，實際上有2千余名。職業女性中，打字員222名，藝伎385名，事務員560名，陪酒女232名，舞女44名，女招待131名，鮮伎30名。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是日本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機構，成立于1936年12月。剛開館的那一個月，利用者有350人，翌年1月有400人，4月增加到2000人。到了1939年，則增加到每天1500、1600，于是設立了西城分館和北城圖書閱覽室。

到了1941年，由于居住北京的日本人多達十萬，日本知識階層的有心人為了方便日本人的生活，集體撰寫了在京生活指南。參與撰寫的有北京特別市公署觀光科的石橋丑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橋川時雄、東亞新報社的服部由治和早瀨讓、北京大學的富田三郎、故宮的曹宗儒、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的石原嚴徹、巖村成正、安藤更生等，這些人本身就在自己研究的領域有所成就，再加上長期對北京進行田野考察，所著的觀光篇、案內篇、生活篇和各種便覽，細到宗教機關、學術團體、衛生設施、菜市場的分布、郵局寄送包裹各種費用，甚至還寫到與中國人相處的注意事項，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整本書形成了一個立體的北京地志。所有文章匯成了《北京案內記》一書，由安藤更生主編，新民印書館出版。這本書不僅對寓居北京的日本人在生活上現實的指導意義，如今看來，也是解讀占領下北京的社會結構、個體物質與精神生產的一個出發點。

由此我又想到加藤新吉。這個當年偽滿洲國弘報處的負責人，拖著一條有殘疾的腿，又轉戰到北京戰場。然而無論是戰時還是戰后，鄉土再建和鄉土史研究始終是他的關注點。加藤的工作有日常的講述、日本移民在日本占領區的鄉土和國家意識的體現、日本移民的社會與文化融入、現地民間節日習俗的考察、現地的社會空間結構和知識格局體系，以及田野考察人的介入方式和思考方式，本應成為殖民研究的理論試驗場。可惜我們太關注戰爭的激烈、動蕩的一面，循環往復的日常生活、在代代傳承下來的秩序中構筑的個人行為和文化圖式，都是我們的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