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3年，“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就對曾國藩“獨服”之至，在《西學東漸記》中說他“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如果說這是私人的溢美之詞，那么待曾國藩造就掀天揭地的事功，1873年3月12日逝于金陵（今江蘇南京，后不再注）之后的第八天，朝廷賜謚“文正”，這個來自官方的蓋棺論定，無疑是傳統士大夫的無上榮光。曾國藩是清朝第六位獲此謚號的人，但其文韜武略，可謂舉世無雙。容閎《西學東漸記》說：“文正一生之政績、忠心、人格，皆遠過于儕輩，殆如埃浮立司脫（Everest）高峰，獨聳于喜馬拉耶諸峰之上”“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門生晚輩，無不對他頂禮膜拜，尊為圣哲。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中也說：“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曾國藩的健身之法、文史之學，皆入其法眼。1924年10月蔣介石作《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亦曰：“曾氏標榜道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倡……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蓋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龍夢蓀有感于“當今世風，以視有清，變本加厲，澆薄至極”，提倡有志之士學習曾國藩，以期強毅謙謹，勇猛精進，自立立人。1925年10月，費時近三年的《曾文正公學案》面世。顧名思義，竊以為可從“文正”和“學案”兩個角度稍作申論。

首言“文正”。自北宋司馬光提出“謚之美者，極于文正”（蘇軾《司馬溫公行狀》）之說以來，歷朝歷代獲此美謚者屈指可數。《左傳》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論樹立德行，前有容閎的確論：“其所以成為大人物，在于道德過人。”后有《清儒學案》卷一七七、一七八專列“湘鄉學案”，以曾國藩為首，稱他力挽清中葉以來宋學衰歇的積弊，以程朱理學為根本，擷取精華，講究實用。論建立功業，曾國藩作為“中興四大名臣之首”，創建湘軍，戡定洪楊之役，倡導洋務，興辦教育，培養人才，超越謚號“文成”的明人王陽明。論創立學說，曾國藩也不落人后，政事上倡導洋務運動，高舉“自強”“求富”旗幟；辭章上標榜“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之說，推崇杜、韓、蘇、黃之詩。據此觀之，曾國藩洵為人臣之極致，容閎《西學東漸記》也說“謚以文正，可謂名副其實”，世人對此并無異議。

次說“學案”。曾國藩從湖南湘鄉一個笨拙的讀書人成為斡轉近代世運的“中興名臣”，他實現人生逆襲的思想根基是程朱理學，并終生服膺篤行之。定日課，立“八本”，舉凡讀書、作文、事親、養生、立身、居家、為官、行軍，無不契合宋儒推揚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宗旨。雖說學案體始創于明末清初黃宗羲之手，但肇萌于南宋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其體例是諸學案前總設一表，備舉師友弟子，標明學派源流，選取案主平生精義，后錄各家評論。由此來看，曾國藩與宋學真可謂因緣早結。曾國藩作為“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容閎《西學東漸記》），“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堪為師表。單是湘鄉曾氏家族，人才輩出，遍布政治、軍事、外交、科學、文藝、教育諸多領域。龍夢蓀編選《曾文正公學案》，“取公遺集，提其精要，以類相從”，全書分為19類，即修養類、正心類、忠誠類、強毅類、勤勞類、謙謹類、節儉類、廉介類、攝生類、治家類、交際類、厚俗類、處事類、人才類、將才類、軍謀類、從政類、學術類、文藝類。以曾國藩為案主，下開十數家法門，名曰“學案”，倒也未嘗不可。

龍夢蓀，據《曾文正公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刊行本所附序文，署名“馬平龍夢蓀”，版權頁上的著作者兼發行者也作“馬平龍夢蓀”。馬平為清朝柳州府轄縣，民國二年（1913）改屬廣西柳江道。推知龍夢蓀籍貫為廣西馬平。其他生平事跡待考。

編者自序作于“癸亥五月廿四日”，癸亥即1923年。此當為龍夢蓀編定《曾文正公學案》的時間。版權頁載：“中華民國十三年正月印刷，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發行。”可知該書自1923年5月編定，迄1925年10月發行，前后近三年，這與序中所言的“欲付手民”“又已三載”大致吻合。

為了適合儒家語錄體的需要，《曾文正公學案》除照錄曾國藩原文之外，龍夢蓀還作了刪減、改寫、增添、倒置、合并等，少部分條文標明了出處。原文中特指某人某事的，均改為泛指，如10.17則開頭增添“凡少年之人”，11.47則“與洋人交際”五字刪去“洋”字，等等。有時為了適應普通讀者的需要，如4.18則“有所激而撟之”的“撟”、15.22則“不致來怨讟（dú）之聲”的“讟”，均將難識的字分別改為意相近且易辨認的“矯”“毀”。

《曾文正公學案》難免有紕漏。一是單字誤改，如形近之誤，14.17則“梁麗可以沖城”，將“沖（衝）”誤作“衡”；19.41則“為之鑯圍以識別之”，將“鑯（通‘尖’）”誤作“纖（纖）”。他如臆改之誤，19.75則“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能”字誤作“難”。又如人名之誤，16.62則“李迪庵用兵得一‘暇’字訣”，將“迪庵”誤作“希庵”。二是出處誤標，如6.44則本為致沅弟（曾國荃）卻誤作“致曾國華書”，10.10則本為致澄弟（曾國潢）而誤作“致曾國荃”，15.61則本是宋夢蘭（子久）卻誤作“宋子文”，17.30則本是毛鴻賓（寄云）卻誤作“毛奇云”。三是脫字，如19.41則“為之評注以顯之”，“顯”字脫，當補錄。

2010年12月，岳麓書社將此書列入“民國學術文化名著叢書”，以商務印書館1925年發行本為底本，重新整理，改繁體豎排為簡體橫排，舊式標點按現代漢語使用規范進行處理。岳麓書社簡排本功不可沒，但仍有不少問題。比如《整理說明》將龍夢蓀的籍貫“馬平”誤作人名，封面、版權頁、扉頁均誤標編者為馬平、龍夢蓀二人。若馬平為人名，則自序中絕不可能稱“余”，每類案語只見“夢蓀案”而無一處“馬平案”。另外，由于未能核對編者龍夢蓀選錄曾國藩原文的出處，如上舉的出處誤標現象，均襲其訛誤而未予校改；文字的校正也多有錯漏，如“應務”誤作“應物”，以及前文所舉“沖（衝）”誤作“衡”、“鑯”誤作“纖”等，皆未辨正；對編者龍夢蓀刪改增補曾國藩原文的具體情況，也付諸闕如。

此次整理，以商務印書館1925年發行本為底本，校以《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緒二年（1876）傳忠書局刻本、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2011年修訂本。本著尊重原著和編者的原則，遵循“國學句典叢書”的體例要求，此次整理分為“注釋”和“解析”兩部分。“注釋”部分：主要是疏解字義，或考索典故。“解析”部分：首先，逐條標明原始出處，為了便于讀者查閱核對，出處均依據《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2011年修訂本，標示出自何種體式、何時所作，鑒于編者所標出處訛誤較多，為了統一體例，一并刪去底本諸則所標出處；全書914則僅1則未詳所自。其次，對諸則文字是否刪改增倒等情況作簡要說明。最后，或挖掘寫作背景，或串講大意，或略陳一己管見。總之，希望最大限度彰顯《曾文正公學案》的優長，為讀者提供一個全方位了解曾國藩人生智慧的窗口，從而達到開卷有益、修養身心的目的。

2019年7月底，陳斐老師盛情邀我來注析《曾文正公學案》。每當我攤書展讀，思接古人，偶有會心，便覺得真不枉這次滌垢洗心的書山問道之旅。感謝陳斐老師君子般的大德和包容，感謝東方出版中心梁惠老師、裴宏江兄的認真與負責！這讓我聯想到曾國藩所說的“守約篤行”和“推誠相與”，也真切地感受到同道們的學術熱情和人世間的溫情。

辛丑仲秋于閩江之畔夢鴻軒

本文為《曾文正公學案》前言，作者謝海林，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9月版

《曾文正公學案》 龍夢蓀 纂輯 謝海林 注析 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9月

內容簡介

《曾文正公學案》是在民國學者龍夢蓀纂輯的基礎上，作者予以注釋并簡要評點，揭示出文本微言大義的作品，是“國學句典叢書”之一。全書共分“修養”“正心”“忠誠”“強毅”等二十類，涉及曾氏對修身養性、道德人品、治家理政、識人帶兵、人際交往、論學談藝諸方面的見解。結合注析細讀其書，領略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曾國藩的修養與智慧。在弘揚傳統文化、加強文化自信的今天，該書自有其思想價值和積極意義。

作者簡介

龍夢蓀，民國年間人，籍貫廣西馬平，生平待考。

謝海林，文學博士，現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詩學批評、清代詩文及文獻文化史研究。主持國家、省社科基金項目多項,曾獲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出版專著多種，在《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