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復旦大學美國史讀書會2018年第3場內容，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劉雨君和王仲達整理與編輯。經發言者本人審定，由微信公眾號“美國史研究”（Americanhistory）刊發。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本期讀書會討論的是美國歷史學家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的《無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喚自由》（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The Call to Liberty in the Atlantic Worl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1978年自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執教于新罕布什爾大學歷史系，任首席教授，通曉英語、法語、德語等多門語言，主要研究方向為18世紀大西洋革命史、比較史學、城市史和歐洲女性史。《無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喚自由》是一部富有雄心的著作，作者運用18世紀旅行革命者的小冊子、報紙、書信、小說、日記乃至謠言等多種史料，打破傳統民族國家的歷史寫作框架，嘗試跨國史路徑，展現了1776年至1804年間大西洋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事件中思想觀念的交流和碰撞。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傳達出的“自由”觀念突破疆界，得到了歐洲、北美、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和國家的回應。本書入圍美國2016年喬治·華盛頓獎（the George Washington Prize）最終名單。

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與她的著作《無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喚自由》

開場

劉雨君（復旦大學博士生）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珍妮特·波拉斯基（Janet Polasky）的《無疆界的革命：在大西洋世界呼喚自由》。我想先從本書的方法論和史學史角度、采用的史料、選擇的群體對象，以及作者對18世紀末“自由”觀念的探討等四個方面作一簡要說明，然后請大家各抒己見。

波拉斯基憑借法語、德語等多國語言優勢，運用多語言史料，專治歐洲史，并且關注性別史研究。這些集中在一起論述18世紀末的大西洋世界不同地區和國家的革命，就是《無疆界的革命》一書的突出特點和優點。

首先從方法論和史學史的角度看，波拉斯基采用跨國史路徑，展現自1776年美國革命爆發至1804年海地革命為止，近30年間“自由”的革命思想觀念在大西洋世界的傳播過程。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專業史學興起的時代，就有美國“帝國學派”等史學家將近代早期歐洲和北美的歷史放置于大西洋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二戰后，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將“大西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分析框架，研究這個區域內的人口遷徙、商品流通、政治意識和宗教思想等因素，擴展了史學研究的視野和路徑。與此同時，傳統的民族國家史學框架局限性日益凸顯，研究領域狹窄，過分強調本國本民族歷史的獨特性，忽視國家間的互動，加之民族主義立場威脅到史學研究的客觀中立，因而在史學領域出現了“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跨國史應運而生。在入江昭（Akira Iriye）看來，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跨國史”或“跨國視角”（transnational history或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強調以跨國的立場重新解讀民族國家的歷史，試圖突破國家例外論的敘事立場，討論文化、宗教以及其他非國家行為體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跨國史路徑把民族國家置于更宏大的歷史語境中重新考察，將普通民眾和邊緣群體納入到研究之中，拓展了研究思路，加深了對傳統歷史研究中所忽略面相的理解和認識。

入江昭《全球史和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

其次，波拉斯基依據不同類型的史料安排篇章布局，令人耳目一新。

大致看來，作者每章都追溯一種特定體裁的文本，論述某個核心問題。例如作者在第一章開篇便指出“是小冊子而非毛瑟槍引燃了從北美到歐洲的革命”，她強調這種便攜文本在大西洋世界中傳播革命思想觀念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第二三章主要使用回憶錄、日記等文本，記錄旅行中的革命者的所思所感，從個人視角展現出他們對不同地區和國家的革命的觀察；在第四章，作者利用報紙展現當時在公共領域中迅速增強的政治論辯和煽動性言論；第五章則以謠言為依托，描繪大西洋世界不同區域和不同身份的人群，特別是邊緣群體對各種信息的理解和解讀，進而闡釋當時“自由”革命思想觀念在大西洋兩岸的流傳；波拉斯基以小說作為第六章的核心材料，展現當時旅行革命家的妻女的思想情感變化，重點考察革命對家庭生活的影響；第七八兩章則基于跨大西洋交通網絡之間傳遞的私人信件和外交書信展開論述，凸顯信件在外交、商業、社交等方面的功能，從個人情感和公共事務兩條主線展現革命時期大西洋世界的意識形態流變。

雖然波拉斯基對每一章安排了某種特定文本作為主要論述材料，但是不同體裁的材料也在各章中穿插使用。對于我們來說，可以學習和借鑒這種方法，依據所討論的具體問題的特質選取史料，兼顧各種不同材料的特點豐富論述，令行文更有層次感，視角更加開闊。

再次，作者選取多元的敘述對象，既有對拿破侖、華盛頓、杰斐遜等傳統政治精英人物革命行動的展現，也結合分析了革命中普通民眾和邊緣群體的思想情感變遷。

一方面，擅長性別史研究的波拉斯基用一章專門論述旅行革命家妻女的文字信息，包括她們的書信和文學作品，這些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有文化的女性，善于觀察和表達，將個人情感與對革命的認識記錄下來，呈現出同以往精英視角完全不同的史料信息和價值，展現出18世紀末大西洋世界云波詭譎的思想觀念轉變對個體家庭生活的影響。另一方面，波拉斯基兼顧對底層民眾和邊緣群體的思想、行為的揭示，從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效忠派在不同革命時期，跟隨英帝國從美國向新斯科舍轉移，進而到達非洲的塞拉利昂、歐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建立新家園的愿景，分析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自由”思想觀念的理解和呼喚。

受制于文字史料，完全從底層群眾的視角揭示18世紀末大西洋世界的革命顯然是“高貴的夢想”（that noble dream），因為不識字，他們的訴求表達紛繁復雜，難以流傳下來。但是，波拉斯基另辟蹊徑，從文學的角度窺探時局，以精英人物身邊的親人、助手，以識字的黑人革命領袖的記錄作參照，展現出那個時代上層群體之外的其他人群的情感和思想觀念，不失為一種折中方案。

除此之外，波拉斯基從“自由”觀念的認識和發展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角度，考察了18世紀末的整個大西洋世界的革命。

R. 帕爾默《民主革命的時代》

不同于R. 帕爾默（R. Palmer）以“民主”為核心書寫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史，波拉斯基以18世紀末“自由”思想在整個大西洋世界的發展為主線，展現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內涵的演化。從有色人種的角度看，在美國革命時期，他們希望擺脫被奴役的命運，從而獲得人身自由；隨著革命的推進，有色人種不僅需要人身自由，還強調獲得土地財產的自由。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自由”的內涵也不盡相同，例如有些地區并未受到暴君的壓迫，在開明君主治下仍爆發了革命；普魯士地區選擇了維持傳統，抵抗法國式的自由共和制度；法國大革命爆發后，法國通過軍事手段從五個方向干預鄰國，在這個過程中，被掠奪的國家和地區對法國的“自由”信念產生了動搖，這種干預到底是給他們帶去自由，還是只是滿足法國自身的利益？

以上是拋磚部分，下面請大家暢所欲言。

史料體裁和篇章布局

孟凡（復旦大學碩士生）

首先，從結構框架和分章布局看，這本書特別新穎。一般歷史學的敘事都是按照線性時間順序設置章節，波拉斯基別出心裁，依照史料的題材重新編排架構；同時也遵照了時間線索，從前到后，附錄大事年表是從1766年開始，從美國大革命的興起一直到海地宣布革命。不過，各章之間相互在時間上是有穿插的，并非嚴格按線性的時間敘述。她使用的材料確實很豐富，但是感覺歷史書寫的對象的有一些精英化傾向。

另外我感覺她大部分用的文字的史料，在豐富史料的物質性層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后巴士底獄被拆毀，很多人賣巴士底獄的磚，作為一種物質載體，巴士底獄的磚象征著“自由”，能夠傳達出當時的政治觀念。另外我還看過維爾日妮·馬丁（Virginie Martin）的博士論文《革命外交——結構、代理人、實踐和外交情報：外交官在意大利（1789-1796）》[La diplomatie en Révolution. Structures, agents, pratiques et renseignements diplomatiques. L’exemple des diplomates fran?ais en Italie (1789-1796)]，法國大革命通過對外的軍事征服，在歐洲各地建立很多姐妹共和國，在每個代理使節的國家都要重建一個有別于先前君主治下的大使館，馬丁從建筑史和物質史的角度研究了建筑樣式和裝飾風格上的巨大差別。

張瑤婷（復旦大學碩士生）

剛才師兄提到這本書更多地運用文字材料，而缺少實物材料，但是我覺得作者對所用材料的物質性的介紹很有意思。比如私人信件，她提到信件寫出來之后要用什么東西來密封，還特別提到為什么我們現在看到的信件是一問一答的形式，這是因為回信就在另一面上。

于夢圓（復旦大學碩士生）

我覺得寫一篇文章之后再去看這本書，會對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想法。比如說我寫的是1763年至1775的政治漫畫，與這本書的脈絡相似。為把1776年到1804年復雜的脈絡梳理清楚，作者用了很多材料，包括書籍、期刊、報紙、書信等，還把不同國家的群體和個人放置在革命的各個時期，可以看到“自由”“平等”觀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旅行革命者和政治漫畫是不同的載體，在18世紀大西洋世界都起到了傳播政治思想的作用。對作者來說，通過革命旅行家可以展現跨國視角。另一方面，一種普遍的“自由”觀念通過革命和政治事件逐漸將大西洋世界聯系在一起。這是否是18世紀大西洋世界的獨特之處？還是說整個世界的聯系比我們想象的要緊密得多？

劉雨君

作者在最后提到這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從1500年之后，世界的聯系就一直在加速，歷史進程也有一個加速的過程，法國大革命之后尤其明顯。萊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從概念史的角度做過解釋。

萊因哈特·科塞勒克《未來的過去》

王仲達（復旦大學博士生）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作者為什么要按材料的不同形式來編排章節？我們在以往閱史過程中，很少會見到作者這樣組織史料。作者這樣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孟凡

我感覺表面上看作者按材料的體裁編排，實際上背后反映出的問題是不同的。例如書信更多體現出的是價值觀；謠言背后可能探討的是普通民眾如何參與政治抗爭；奴隸寫請愿書，實際上是前黑奴自由話語的表達，等等。我認為實際上跟材料遺留者和書寫者身份認同有關。

劉雨君

我認為有時效性的考慮。最一開始是小冊子，對政治事件的煽動性比較強；接著是報紙，時效性和煽動性沒有小冊子那么強；最后是時效性最差的書信，還特別容易寄丟。我覺得這是從材料角度對革命直接反映到對革命間接反映的安排，從不同的材料維度展現大西洋世界革命的復雜性。

蔡夢竹（復旦大學博士生）

我覺得她的史料編排有一定邏輯性。作者根據空間轉換對不同史料作編排，從第一章歐洲小國到了第二、八章的法國，再到第五章的加勒比海地區，這樣的視角轉換透露出時間線索。在第一章歐洲小國革命失敗之后的流亡者，在第二、八章就出現在了法國，經過法國大革命，又參與到第五、九章的加勒比海地區革命。這些地區和國家革命的消息傳送到了加勒比海地區，以謠言的形式鼓舞了黑人奴隸開始反抗，從而呈現出一種時空轉換。

李劍鳴（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感覺這個問題比較好理解。材料的類型及其所包含的信息，和她所要討論的主題，碰巧有高度的吻合性（coincidence）。她每講一個問題，依賴一種類型的材料來講，一般的史家不會這樣做；而這本書材料和她說要討論的問題恰好若合符節，所以呈現出這種對材料的獨特的使用方法，無意中使形成了一個特色。

跨國網路和群體對象

夏劉鋒（復旦大學博士生）

我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更關注旅行革命者是如何傳播政治信息和“自由”的革命思想的。具體而言有兩點：其一是他們如何通過報紙、俱樂部向普通民眾傳播政治信息；其二，大西洋兩岸的國家和地區如何傳播“自由”的革命思想，它們之間是否形成跨越疆界的信息傳播網絡。我就以本書第四章為例，具體談一下革命信息傳播的問題。

作者在第四章關注政治信息和政治新聞傳播中的“報紙”（press）和“俱樂部”（club），包涵兩個層面，其一是精英如何將政治信息傳達給普通民眾，特別是那些不識字的人；其二是在大西洋世界里如何傳播“自由”和革命的理念。

原先法國人不太關注政治事件，但1789年革命爆發后，報紙上政治信息迅速增多，所占比例陡增。作者提到法國、英國、波蘭等國形成了“俱樂部”，普通人可以在里面閱讀報紙，了解國內外時政，參與討論；有些俱樂部派人給不識字的普通會員大聲朗讀報紙上的文章，以啟蒙普通民眾。這樣，在傳統的議會權力機構之外，形成了充滿活力的新的公共空間。

另一方面，譯員、流動的革命者和媒體人翻譯和傳播了大西洋兩岸的政治新聞。一旦國外發生重大事件，通過翻譯，新聞就在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波蘭的華沙、美國的費城等的報紙不斷轉載。他們形成了一個國際化的意識形態的信息傳播網絡。旅行革命者借此傳播和宣傳他們的“自由”意識形態。

第四章講法國的時候還提到了女性，她們走上了街頭，表達她們的參與意識。不過最終因威脅到政治秩序而被雅各賓派抑制了。

莫娜·奧祖夫《女性的話語：論法國的獨特性》

張瑤婷

剛才師兄提到了材料網絡。當時尚未形成正式的信息傳播網絡和郵政系統，而是運用形成已久的跨大西洋交流網絡，用貨輪來幫助親朋好友傳遞信件，革命爆發后，又借此傳播革命信息。作者展現了在私人空間中革命理念的傳播，而且革命把不同家庭聯系起來了。例如旅行革命者的妻子處在比較隔離的家庭里，他們通過私人網絡互通信件。

孟凡

作者在書中談到的大都是精英女性，如大西洋世界中政治家的妻子或者女兒。另外她也談到了族裔的問題，比如一些黑人奴隸和獲得自由的前奴隸。但是這些人非常特殊，他們識字，受基督教影響很深，通過自傳和小說，訴說自己的經歷。實際上他們很難真正代表當時底層人群和邊緣群體的所思所想。

林煜堃（復旦大學碩士生）

我們可以從她所選取的研究對象中看出，本書深受法國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影響。因為書籍、公共輿論、俱樂部、咖啡館、酒館等正是它們的研究對象。新文化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關注法國大革命前夕公共空間中的政治文化；他們的前輩學者達尼埃爾·莫爾內（Daniel Mornet）也通過書籍、謠言、政治言論等做過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的研究；波拉斯基做了很多擴充，將女性史納入其中。相對于前人，她有一個核心的觀點，即關于“自由”的傳播和理解。

達尼埃爾·莫爾內《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

蔡夢竹

我們現在生活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常常關注“有疆界的革命”（revolutions within borders），而遺忘了在18世紀跨出疆界、持有世界主義的思想的革命者。作者寫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傳閱他們的故事，揭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所看不到的部分。另一方面，我覺得她對“革命”（revolutions）的界定可能受到加里·納什（Gary B. Nash）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革命，還將帶有廢奴主義、黑人、女性等社會革命色彩的內容納入其中。

道德觀念和革命思想

夏劉鋒

作者在書中敘述的是具有流動性的旅行革命家，他們具有世界主義精神或普世主義精神，他們所追求和傳播的就是反復提到的“自由”（liberty），這是本書的核心觀念、理念或意識形態。行文中展現出“自由”的革命精神和意識形態是如何傳播的，這些傳播進而又對大西洋兩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點燃了大西洋兩岸諸國家的革命的火焰。

張瑤婷

這本書題目是“跨越疆界的革命”，是指革命是在整個大西洋地區此消彼長的過程。談麗老師課上提到在美國革命之初，革命者持有一種世界信仰，這體現在一些流亡革命家的日記之中；后來它逐漸萎縮，變成了條頓起源和生源論的觀點。作者運用不同的材料，一方面反映了在革命期間公共領域內，白人男性如何分享世界信仰，另一方面是奴隸和婦女等邊緣群體所受世界信仰的影響。

林煜堃

就道德觀念而言，美國人深受共和主義的影響，推崇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品質，鼓勵個人為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獻身。隨著革命的爆發，美國人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亂象。他們內心疑竇叢生，覺得革命并不是創造新生，反帶來了混亂和毀滅。于是在回國之后，他們沒有采取激進的措施，而是選擇了平穩過渡，從而影響了建國初期的法律的制定。但是倡導艱苦樸素，抵制鋪張浪費更多是一種精英層面上的看法，而非事實，這是一種上層精英對下層民眾的規訓。下層民眾對此并不理會，反而繼續購買奢侈品，讓自己獲得享受。更有趣的是，政治精英一方面在批判下層民眾的這種行為，另一方面他們自己本身也在消費奢侈品。

李劍鳴

我們所討論的大西洋世界革命理念的旅行（travel of ideas），實際上與自16世紀以來的整個大西洋異常活躍的人員、資本、貨物的交流和網絡相關聯。大西洋世界網絡并非從美國革命開始，而是革命以前就有的，如捕魚，移民，奴隸貿易、三角貿易，還有郵政、報紙等。殖民地的報紙轉載倫敦的消息，美洲的印刷商翻印、盜印歐洲的出版物，這都是信息交流，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網絡。

于夢圓

像“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傳播，不同人說這些詞的時候，在特定語境和環境中，他們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場。我覺得這是一個復雜多元的革命集合。

蔡夢竹

我覺得作者認識到了“自由”在當時的革命者眼中是一個復數的概念，以及它的異質性。例如有個歐洲人初到美國，看到南方大量蓄奴，發現自己對“自由”的理解與美國完全不同；另一個人到了法國，發現其“自由”話語過于激進，不適于他原先對“自由”的向往。所以作者認為革命者對“自由”的理解是復數的、有異質性的，只不過他們的指向都是反對“暴政”，所以這些革命被安排在一起，構成一個主題。

林斌（復旦大學博士生）

隨著閱讀的深入，我有種越來越熟悉的感覺。我下午跟劉鋒討論的時候，他一直在說“呼喚自由”（call for liberty）。“自由”是什么？大家都意識到它是一種大西洋世界的想象。有很多種“自由”，從概念上看，有普遍性的“自由”，有帶疆界的“自由”；在法國，最后變成是壓迫別人的“自由”。在波拉斯基最后講到法國不斷地傳播“自由”的時候，我想到了美國第十一修正案，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和約翰·杰伊（John Jay），甚至是從1787年到1792年這段時間，聯邦黨人也試圖在美國人民中傳播一種普遍性的觀念。我發現在大西洋兩岸都出現了普世主義的思想：美國抵抗這種普世主義的“自由”，它是革命的遺產，產生了以聯邦為本位和以州為本位的兩種自由觀；法國人則要將這種想象的“自由”擴散開來。

但是“自由”有物質性的疆界，不同的政治社會對“自由”的理解不同，對此作者并未作明確區分。在不同國家、民族、時期，“自由”的內涵有非常大的差別。例如法國人理解的“自由”與其他國家的人理解的“自由”是不同的，在傳播過程中，“自由”的實質（substance）發生了轉變，甚至異化為強迫式的“暴政”（tyranny）。從概念和觀念上來看，當法國人要去傳播“自由”，把歐洲的君主國轉為自由領土的時候，我想到了聯邦黨人，我想到了林肯的論辯。我有一個疑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和政治觀念，這種普遍性的“自由”是否真的能在廣闊的疆界里實現呢？

李劍鳴

林斌剛才提到法國革命時期的“自由”。法國的革命者是一撥人嗎？不是，而是幾撥不同的人，他們相互殘殺，一派干掉一派。他們都認同一個“自由”嗎？如果是一個“自由”，還會一派干掉一派嗎？可見，法國革命中的“自由”是非常多樣化的。從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和拉法耶特（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 Fayette），到馬拉（Jean-Paul Marat）和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Franc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再到熱月黨人，乃至拿破侖，“自由”的涵義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具有高度的多樣性。法國在占領地區構建符合他們的價值目標和政治利益的政權的時候，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地所面對的問題千差萬別，他們在用“自由”話語表達各自的訴求的時候，各自有特定的界定。這樣看來，“自由”就不是一個普遍的、抽象的東西，不是一種政治哲學上的觀念，不能用一種定義涵蓋一切。各國的“自由”有共同點，也有各自切身訴求在其中。波拉斯基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革命者，包括像拿破侖這樣權傾一時的人物、在塞拉利昂建立定居點的黑人、為家庭和自身地位思考的女性、在海地造反的黑奴等，雖然都在追求“自由”，但追求的不是一個有永恒定義的“自由”。

方法路徑和問題意識

孟凡

我認為波拉斯基是想做一個專題性的研究，從全球視野去審視大西洋革命這個題材，她的野心是很大的。這本書在介紹大西洋世界交流的時候，主要探討人口和政治文本思想觀念的流通，似乎沒有提及資本的流動。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著眼，比如說大西洋世界中受革命影響的物價水平、港口中進出口船只的數量等，可以從經濟維度展現這個時代更豐富的內容。

她書中著重提了一個概念，叫“替代性政治空間”（alternative political sphere），她用的是誰的概念，具體是怎么界定的？我以前看過一本書，使用了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國際性公共領域”的概念，即在國際領域中有一個話語平臺，很多觀念在其中流通，但是不受各個民族國家政府的干擾。

于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夏劉鋒

她沒有明確說是“公共領域”，也沒有作具體界定。

王仲達

我覺得這本書也可以從政治傳播學的研究視角去理解。這本書涉及的題材會讓我聯想到一些美國史學家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經典著作，如《叫魂》和《施劍翹復仇案》等，它們展現了具體歷史事件借助大眾媒介和官僚網絡體系的傳播，進而揭示出事件背后的社會心理和大眾心理在其間的發展與變化。初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以為她會在一些章節采取與之類似的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在講海地、牙買加政治謠言傳播的時候，側重通過史料講其傳播的過程和結果，而忽略了社會心理、大眾心理、政治結構等方面對謠言的反作用。我覺得如果從這個角度深入考察的話會更有意思。我認為，此書依然是從比較經典的政治史視野下看問題，這樣就把很多很有趣的東西排除在外了。

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

此外，我猜想波拉斯基作為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大學中接受歷史學教育的女性史家，可能在史學訓練中受到較多文化轉向、新文化史、新社會史、新政治史的影響，所以在本書的寫作中，她似乎更強調歷史敘事而非分析框架，這就使得本書“論”的部分略顯單薄，這是我覺得稍顯遺憾的地方。如果波拉斯基能更進一步，把大西洋兩岸某些社會結構性的問題發掘出來，會更具有史學深度。

李劍鳴

這里有三個概念。一個是“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另一個是“跨大西洋視角”（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還有一個是“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這三個概念是一回事嗎？作者用的是哪一個？

“跨大西洋視角”側重的是大西洋兩岸的關系，把兩岸設置為不同的歷史主體，研究其往來、聯系和互動。從波拉斯基的寫法看，從美國到海地再到拉美，沒有跨洋；從法國到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也沒有跨洋。所以，這本書用的并不是“跨大西洋視野”。這本書也不是“大西洋史”。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說的大西洋史是什么？首先是把大西洋世界，主要是北大西洋，視作一個整體，考察在這個整體框架之內發生的事情。貝林發現人口運動最能夠體現大西洋世界的共同特征。可是，本書多次提到“national borders”，可見是一種典型的“跨國史”，比“大西洋史”或“跨大西洋視角”要復雜得多。波拉斯基講的是兩岸不同國家、人群和革命者的共同故事。

還有一個問題，你們說這本書只是敘事，難道作者沒有問題意識嗎？

孟凡

自從帕爾默提出“民主革命的時代”以來，關于大西洋世界的敘事就叫“日月當空”，也就是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兩條主要的敘事脈絡去代替其他的事件。我認為波拉斯基這本書的目的，是把大西洋邊界上面一些小的民眾反抗運動，如歐洲小國的革命、加勒比海的革命，以及黑人到塞拉利昂建立定居點等，提高到應有的地位。她意欲將帕爾默的雙線主流敘事，轉變成我們現在所講的眾星璀璨式的敘事模式。比如說我以前看過小羅伯特·J.奧爾德森（Robert J. Alderson, Jr.）的《幸福革命的光明時代》（This Bright Era of Happy Revolutions: French Consul Michel-Ange-Bernard Mangourit and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ism in Charleston, 1792-1794），他的問題意識特別好。當時大西洋世界中只剩美國、法國和海地這三個最顯著的共和制國家，它們的意識形態高度相似。但在君主制虎視眈眈的環境里，這三個共和制國家為何相互為戰？作者采用一些概念去分析這個問題，我感覺非常有價值。

小羅伯特·J.奧爾德森《幸福革命的光明時代：法國駐查爾斯頓領事米歇爾-昂吉-伯貝爾納·芒古里與國際共和主義（1792-1794）》

我感覺她沒有提出特別鮮明的問題，還是以敘述為導向，通過奇聞軼事，引起讀者興趣。大西洋世界的信息交往和人員流動網路是一個常規性的描述，作者沒有深入進去研究。我以前看過對法屬大西洋的人員交換的研究，通過功能性分析其運作方式和規則；而這本書基本是敘事性的分析。所以感覺她沒什么問題意識。

李劍鳴

我不認為波拉斯基沒有很強烈的問題意識，沒有提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她還是很有想法的。一提到“大西洋革命”，我們就想到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再早一點，還有16世紀的英國和荷蘭革命。波拉斯基不僅挑戰了傳統的“大西洋革命說”和帕爾默的“民主革命說”，而且把很多新興起的研究路徑放在一起，重新考察美國革命開始以后20余年間大西洋世界所發生的變化，包括政治觀念和社會的變化。這些新路徑包括跨國史、新社會史、新文化史、性別研究、底層群體研究等，她把很多東西揉合在一起。這本書所呈現的革命的面貌，不僅要表明除了兩場革命還有其他的革命，也不止于強調制度的變遷，以及上層領導人高呼“自由”的口號，更重要的是指出革命涉及各種不同群體，特別是那些我們過去認為跟革命無關的邊緣群體。實際上，他們在這場跨越疆界的革命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既受到了革命的沖擊和感染，也加入了革命，點染了革命的底色。

小結

李劍鳴

波拉斯基有很大的學術勇氣，很強的學術能力，能夠基于十分有限的材料，勾勒出跟過去非常不一樣的大西洋世界的畫面。她突破成說，打破既有的路徑，做了新的有益的嘗試。雖然每一個單一的路徑都不是她發明的，但她把它們糅合在一起，并且很好地發揮各種路徑的長處，把她所掌握的有限材料中的信息提煉出來，構成一個非常有意思、有層次感的歷史變動的畫面。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嘗試，她的學術能力、學術眼界令人欽佩，值得我們學習。

而且，這本書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取向，就是肯定美國革命的正面意義和世界歷史意義。現在美國的美國革命史研究有兩股特別強勢的潮流，一種潮流是貶低美國革命的歷史意義，不僅談不上什么世界意義，而且對美國也沒那么重要；另一種潮流是不講美國革命的核心成就，比如《獨立宣言》、聯邦憲法、自由、民主、共和等等，他們都不怎么講，而是大講下層群眾和邊緣群體，講他們的抗爭、他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革命對他們的影響和意義，以及他們參與革命對革命性質的改造和對革命意義的提升。波拉斯基卻肯定美國革命的傳統價值，也就是美國革命樹起了反抗暴政和壓迫的大旗，確立了一個追求自由的榜樣，對美國以外其他地區的邊緣群體和不滿現狀的激進分子產生了激勵。她雖然不是研究美國革命的專家，但她對美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有鮮明的界定。相對來說，她這樣做不會冒太大的政治風險，因為雖然她強調美國革命的傳統價值，但是講的是美國以外的故事，講的是其他地方那些被忽視、沒有得到表現的群體，講他們如何在美國革命的影響下采取革命行動。

但是她的書也有一些問題。

第一，她的研究明顯受制于材料。她的材料十分有限，有些是偶然發現的，順藤摸瓜帶出了別的東西。如果她沒有碰到這些材料，也就想不到要寫這樣的內容。她是一個做歐洲史的美國學者，有天然的語言優勢，能用比利時、荷蘭、瑞士等地的法語、德語資料。不過，材料的限制還是難以克服的。

第二，像孟凡剛才說的，她把美法以外的偶發性事件的意義拔得太高。有幾個人聽說美國人革命了，他們的理念挺好，于是就模仿一下，有的剛起事就被鎮壓了，有的是他們自己先跑了。這些偶發事件在當時的世界并沒有留下很大的影響，雖然有些人也知道這些事，可是只是在書信里偶爾提了一句，或者在日記里記了一筆，它們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它們才是真正引起廣泛關注的重大事件。那些零星的偶發事件同兩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些偶發事件嵌入到大的畫面中以后，看起來好像很重要，這是因為用探照燈把光亮打在了上面。但是，同更大的事件相比，它們就沒有那么重要了。

第三，她講革命沒有疆界，革命爭取“自由”的行動具有很強的傳染性（contagion），但是只有法國革命的情況更特殊一些。因為法國軍隊越出了邊界，占領和改造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親法的政權。至于那些像受美國革命影響的瑞士人、荷蘭人和比利時人，包括一些逃亡者、效忠派、黑人等，要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這并不是通過簡單的聯系、“傳染”就能解釋的。它們各自都有內在的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是恰巧發生在某個時間點上。用一個通俗的比喻來講，有一堆干柴，碰到火星就燒起來了；但波拉斯基更強調火星的作用，而不太重視那堆干柴的情況。這樣就容易造成一種假象，似乎跨國的聯系和影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然，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在某一點上做了有意義的嘗試，就是很了不起的。要是她不寫這本書，我估計其他美國史家也寫不了，因為她是個研究歐洲史的學者，又是個美國人，還在美國大學教書，才會有這種學術自覺來寫這樣一個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