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沈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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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仇英 觀榜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成化十一年，又是一輪科舉的終局——殿試發布了結果。第一名狀元是謝遷，第二名榜眼是劉戩，第三名探花是王鏊。這三人后來都成為明朝才干與德行兼具的清吏能臣，廣受贊譽，因此這個讓三人成功入仕的殿試結果本應該沒有問題，然而在當時，消息一出，就引來了爭議，焦點便是位列第三的王鏊。

吳郡五百名賢傳贊 圖源：蘇州圖書館

王鏊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也稱震澤先生，出生于洞庭東山陸巷村。如今這處古建筑保存完好的古村里，還留有王家為了慶祝王鰲連中解元、會元、探花而建起的三座牌樓，這也是陸巷村的標志性建筑。王鏊自幼隨父讀書，十分聰穎，八歲就能讀通經史，十二歲就能做詩。他曾受人所托，在一幅《呂純陽渡海圖》上題詩曰：“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不僅文采斐然，更展現了其志向遠大，看過的人無一不贊嘆，認為王鏊日后必成大器。十六歲時王鏊隨父親北上進京并入國子監，每次完成的文章都因為出類拔萃，很快就被國子監諸生爭相傳頌。所以，王鏊這樣一位年紀極輕就因天賦卓絕、才華橫溢而聞名于世的天才，連中解元和會元后，人們都覺得最終的狀元也應是王鏊的囊中之物。

然而，當時王鏊遇上的主考官，正好就是明朝唯一一位連中三元的名臣商輅。很顯然，如果王鏊也得了殿試狀元，那么“連中三元”就不再是商輅獨一份的殊榮。因此傳言稱，商輅就是出于這個動機，才將王鏊列為第三，謝遷列為第一，又因謝遷容貌英俊，儀表堂堂，于是時人譏諷此事說：“文讓王鏊，貌讓謝遷。”

明 王鏊 憫松詩卷（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雖然坊間議論沸沸揚揚，但王鏊本人卻似乎完全沒將這樣的事放在心上，甚至在各處記載中，也不見他對商輅有偏見或與之交惡。或許是因為，無論名次爭議是真是假，王鏊到底是在這場讀書人最重要的考核中脫穎而出，名列前茅，成為了這個國家文人里名副其實的“頂流”。所以除了得到功名的喜悅，大概也就只有一腔正準備在大明的朝堂大顯身手的豪情和抱負，志存高遠的人往往不會在意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

但與美好的理想相比，現實往往不盡如人意，甚至與理想大相徑庭。明朝經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開創拓展，又有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與民休息帶來“仁宣之治”，正是蒸蒸日上的國力卻因明英宗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而急轉直下——“明自正統以來，國勢浸弱”。明英宗親征瓦剌，卻在土木堡兵敗被俘，回朝后又發動“奪門之變”，迫害曾力挽狂瀾的明景帝朱祁鈺和于謙、范廣等忠臣良將，致使政局日趨黑暗腐敗，從而民生艱難，國力衰弱，明英宗之后的帝王慵懶怠政、重用奸佞的情況也不鮮見。

明 佚名 明成祖坐像軸（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明太祖朱元璋為子孫立下太監不得干預朝政的鐵律，但從明成祖朱棣讓“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到廣為人知的東廠、西廠，明朝太監的存在感讓人無法小覷。顯然，理想的律令對抗不過現實的必要。朱元璋禁止太監干政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訓，但既然同為封建王朝，那么皇帝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從來都只有一個，就是如何鞏固皇權，坐穩龍椅。因此，滿朝文武對于皇帝來說，始終都是不穩定因素。于是朱棣違背了朱元璋立下的規則，重用宦官，也就為后面的明代皇帝們開了“好頭”。

王鏊是中國傳統文人中典型的佼佼者，既治學嚴謹，才華出眾，又潔身自好，清廉正直，對與親近諂媚皇帝的宦官、外戚之流從無好感。壽寧侯張巒與王鏊有姻親關系，其女就是被明孝宗一生獨寵的孝成敬皇后，因此貴為國丈的張巒自然是顯貴的外戚，但逢年過節張巒派人來問候送禮，都被王鏊趕走。時人覺得王鏊這么做未免過分，王鏊直言：“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萬循吉”指的是明代內閣首輔萬安，萬安無德無才，為了平步青云攀附明憲宗的寵妃萬氏，認萬貴妃為同宗，這讓王鏊極為不齒。所以對于憑女兒顯貴的張巒，王鏊也回以同樣冷漠的態度，表明了自己不慕權貴的心志始終如一。

明 王鏊行書七律軸（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面對更鄙夷的宦官，王鏊自然就更不會忍氣吞聲。明孝宗即位后，勵精圖治，締造“弘治中興”，但因為迷信佛道，宦官李廣便因“以符箓禱祀蠱帝”而得寵。在李廣引導明孝宗游西苑時，王鏊便以“文王不敢盤于游田”的實例規勸明孝宗要學習周文王，不能耽于游樂田獵。也多虧明孝宗是較為賢明的君王，不僅不動怒，還接受了王鏊的諫言，回頭告誡李廣等宦官：“講官指若曹耳。”——“王鏊所指責的就是你們啊。”太子朱厚照出閣讀書，王鏊因德才兼備獲準輔佐太子。

但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十六年荒嬉政治，寵信宦官，以致催生出明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宦官群體——劉瑾為首的宦官“八虎”，進一步加劇了明代中期政治昏暗、國力衰弱的局面。明太祖朱棣重用的鄭和，明憲宗朱見深重用的汪直至少是有才能的宦官，而劉瑾視作榜樣的“前輩”卻是導致了“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因此劉瑾等“八虎”每天向皇上進獻鷹犬、歌舞、摔跤等游戲，引導皇帝微服出行、尋歡作樂，再心安理得地憑借皇帝交付的權力作威作福。王鏊面對這樣的時局自是痛心疾首，文人的自尊和理念都讓他對禍亂朝綱的“八虎”深惡痛絕。

為了對抗劉瑾為首的“八虎”勢力，王鏊一方面力主唯才是舉，反對結黨營私，以期更多忠誠正直、博學多識的人才充實朝堂、凈化風氣，另一方面與劉瑾等人的陰謀和惡行正面對抗，從無懼色。正德初年，王鏊就上奏請求皇帝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甚至他作為通過科舉脫穎而出的名士，還能看到八股取士的局限性，認為一心只讀圣賢書而對經典書本之外的事情全然不顧的文人士大夫“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可這又是明代科舉內容重經義，專究宋人注疏、語錄導致的。天下士人不得不以畢生之力鉆研八股只求高中，而像沈周、文徵明、唐寅這樣名滿天下的有才之人卻因無法適應僵化死板的科舉模式而失意終生。王鏊雖不能從根本上變革科舉體制，但他盡自己所能維護“在野”的名士們應有的地位和名譽，為的也是自己“用人唯其賢”以造福家國的理想。

王鏊等修撰 《【正德】姑蘇志》 圖源：蘇州圖書館

在讀過宋史后，王鏊更加深信，宋朝之所以滅亡，根源在于皇帝用人不當，以致權奸當道，害民誤國。因此王鏊提出用人治國的基本原則：“夫法無新舊，惟其便；人無疏戚，惟其賢；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又勸皇帝收攬天下遺才，設立館閣聽取講學，多與大臣溝通交流，“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矣”。不過從明武宗的生平記載來看，顯然他并沒有把王鏊的諫言放在心上。

王鏊的選人用人思想，到底也沒能跳脫出封建文人寄希望于明君治世的思想藩籬。皇帝不“明”，根源是其作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絕對利己與自戀的本質，但像王鏊這樣的文人只能一廂情愿地相信，自己侍奉的皇帝從無差錯，只因奸臣小人作惡多端，蒙蔽皇帝視聽才導致家國的禍患。元蒙遺部小王子和火篩等部落在河套、大同一帶不斷侵擾時，王鏊就在上疏獻策時直言：“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正德四年，王鏊被起用為左侍郎，就與韓文等大臣共同上疏，力陳“八虎”罪狀，請求皇帝誅殺劉瑾等人，以正朝綱。因其言辭懇切，明武宗也極為動容，這就讓劉瑾等人又驚又懼，連夜圍著明武宗哭泣懇求，明武宗最終選擇袒護“八虎”。

明 佚名 明武宗坐像軸（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而劉瑾也對想要誅殺他的大臣們展開毫不留情的報復。他派手下留心探查大臣們的過失，找不到大錯就捕風捉影，興風作浪。韓文被劉瑾“坐以遺失部籍”，和侍郎張縉一同被關入詔獄，數月后才獲釋，又被要求交出千石大米作為罰款，直到韓文“家業蕩然”。謝遷與劉健因明武宗偏袒宦官無視忠言，憤而辭職，但劉瑾也不打算放過他們。多方搜尋后，劉瑾及其黨羽認定謝遷、劉健與余姚隱士勾結徇私，將受到推舉的余姚人周禮等人下獄，并試圖抄沒謝遷與劉健的家產。王鏊聯合李東陽等人奮力救護，這才讓韓文、謝遷、劉健等人免遭大禍。

也因正德初年，劉瑾畢竟根基還未牢固，所以王鏊直言敢諫之處，劉瑾還是要忌憚幾分。但隨著謝遷、劉健相繼罷相，內閣閣臣只剩李東陽一人，劉瑾入主司禮監，雙方的實力差距開始逆轉。因為內閣急需閣臣，朝廷公推王鏊入閣，劉瑾則向明武宗推薦了自己的親信焦芳。最終明武宗為平衡兩方勢力，讓王鏊與焦芳一同進入內閣。

明 王鏊行書洞庭兩山賦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焦芳粗陋無學，個性陰狠，被主流文人群體所鄙視，但焦芳毫不在意，反而更加自私自利、肆意妄為。因為晉升之途受阻，他就認定是彭華背后算計他，揚言當不上學士就當街刺死彭華，讓時任大學士萬安不得不將他晉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又因上書的意見被謝遷壓下，焦芳也因此憎恨謝遷，并遷怒余姚、江西出身的學士，經常對他們破口大罵。自知得罪了眾多廷臣，焦芳便選擇依附討好劉瑾，自稱劉瑾門下，拜訪劉瑾時言必稱千歲，不僅將韓文等人上疏誅殺“八虎”的計劃透露給劉瑾，還在批注奏章時完全迎合劉瑾的心意，在劉瑾迫害文人官僚時積極充當馬前卒。因此，雖然王鏊與焦芳一同進入內閣，但焦芳有劉瑾撐腰，劉瑾則深得皇帝寵信，王鏊這邊就顯得勢單力孤。

即便如此，王鏊依然在力所能及之處，盡力庇護忠良、伸張正義。尚寶卿崔璿等三人因小錯被劉瑾下獄拷打，幾乎要被折磨致死，王鏊力阻劉瑾：“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再有李東陽全力施救，最終三人免于死罪，被發配戍邊；楊一清不愿依附劉瑾，劉瑾深恨，欲構陷楊一清修筑邊墻糜費過度，王鏊同樣據理力爭：“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力救楊一清出獄；焦芳之子焦黃中傲慢兇狠，才疏學淺，還想靠著父親的關系當上狀元，也被王鏊堅決抵制，終未成功；明憲宗的廢后吳氏去世時，因其沒有太后的名分，劉瑾準備將其按一般宮女的規格火葬，王鏊還是力持不可，最終吳氏得以按妃子的葬禮下葬。

可只憑王鏊一人之力，就注定了會力不從心。焦芳與劉瑾聯合，氣焰囂張，不可一世，大肆禍害縉紳。而王鏊，據明史所載，“鏊不能救，力求去”——實在無法改變時局，王鏊選擇了辭官返鄉，此后家居十六年，無論廷臣如何舉薦，王鏊都不再出仕。

明 王鏊行書七律軸（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其實文官與宦官作為天然對立的政治勢力，是由皇權一手促成。皇帝并不會真心偏向哪一方，雙方的爾虞我詐，都時刻被放在皇帝的天平上仔細衡量，一切取舍都以是否有利于皇權穩固為標準。劉瑾權勢極盛時，被時人稱作“立皇帝”，明武宗則是“坐皇帝”，但當劉瑾已樹敵眾多，朝野上下怨聲載道，又被坐實謀逆時，明武宗一道旨意就讓昔日權擅天下的“立皇帝”被凌遲處死。而劉瑾之后，又有江彬上位成為明武宗新的寵臣。無論是宦官佞臣毫無尊嚴的依附和諂媚，還是文人士大夫大義凜然的諫言和理想，對皇權來說都不過是工具而已，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只有“有用”與“無用”的分別，一旦喪失利用價值都會被棄如敝履。

這樣的事實，或許文官與宦官雙方都心知肚明，但既然投身的是皇帝主導規則下的“戰場”，那么質疑裁判顯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質疑作為裁判的皇帝，那么弊端的根源就永遠無法拔除。像王鏊這樣的文人或許是最痛苦的。他們既無法像焦芳之流拋棄尊嚴和操守去同流合污，也無法殺身成仁，以死明志。比死更殘酷的是清醒著目睹并感受痛苦，所以王鏊只剩離開一途。

決意歸隱時，王鏊寫下《己巳五月東歸三首》，自謂“滄海巨帆晴望濟，長途疲馬早思回。閑非閑是俱拋卻，濯足滄浪坐釣臺”。回到吳中后，王鏊在洞庭山后的新居住下。原本長子已建成新的宅第，自然愿意贍養父親，但王鏊素來清正廉潔，嫌長子宅第太過華麗，不愿居住，于是王鏊的長子又另建相對狹小簡陋的一室，王鏊這才同意入住，并作《洞庭新居成》曰：“莫笑吾廬吾自愛，檐間燕雀日喧喧。”如今的王氏舊宅，也是簡約古樸之貌，足見王鏊“天下窮閣老”的風范。

元 趙孟頫 洞庭東山圖 上海博物館藏

遠離了讓他失望的官場，王鏊的日子十分輕松愜意：“明月逍遙，白云自在，別是人間閑世界。起來把酒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閑暇的日子里，王鏊可以潛心作文，整理文稿，與志同道合的吳中士人聚會出游。對于文徵明、唐寅、祝允明這樣仕途失意的吳中文人，王鏊從來都認可他們的才華，愿意為他們的人生提供支持。

文徵明科舉失利后，王鏊曾作詩安慰鼓勵他：“人間得失無窮事，笑折黃花插滿頭。”王鏊歸隱回鄉后，文徵明則專門為王宅的真適園題詩十六首，足見兩人亦師亦友的交情。

明 唐寅 王公拜相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圖繪王鏊出山拜相情景

一向放蕩不羈的唐寅，對王鏊也極為尊重。王鏊經父喪后回鄉守孝三年，期滿后應召入京，唐寅特作《王鏊出山圖》為其送行。王鏊七十大壽時，唐寅亦作《壽王少傅》詩表達敬仰之情。王鏊也對唐寅回以《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的詩作，贊賞唐寅在詩書畫上的成就。

雖不身在朝堂，但王鏊憂國憂民的情懷并未隨著歸隱而一并消散。他始終關注著家鄉吳中的變化，尤其是對民生的牽掛。明朝從太祖朱元璋起對工商富庶的吳中地區采取高壓統治，吳中的稅賦、徭役都重于其他地方，再加上明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生存壓力。王鏊為此特作《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給當地巡撫李充嗣。王鏊歷數繁重賦稅下吳中百姓“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于榜掠之下”的慘狀，指出吳中地區已經到了貧民棄田逃離，富人賣田躲避徭役，田地既沒人買又沒人耕種的地步，人民既無以為生，國家的稅又要從哪里來呢？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王鏊雖不愿出仕，但也還上了《親政》《講學》兩篇奏章，希望嘉靖皇帝革除前代弊病，開創國家的新局面。然而嘉靖皇帝是絕頂聰明的人物，卻并不把才智用在正途。王鏊暮年最后的希望，到底還是落空了。

王鏊故居 圖源：蘇州日報

王鏊去世后，王家人將唐寅曾為王鏊所題的“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作為挽聯，此聯也鐫刻在東山陸巷王閣老墓前的石柱上。人們認為這是對王鏊一生最精準的概括。“海內文章第一”說的自然是王鏊在文學上的造詣，“山中宰相無雙”則是引自陶弘景的典故——南朝梁時陶弘景也因仕途不得志，辭官隱居茅山，梁武帝即位后，因其屢聘不出，就常派人至山中向他請教國家大事，“山中宰相”之名由此傳開。王鏊若論人生的總體成就，應是比不上陶弘景，但其急流勇退的歸隱之道和心懷天下、見識不凡的素質，仍與陶弘景有相通之處。

確實王鏊無法實現抱負，在與奸臣的對抗中落敗，但他竭盡所能，既堅守本心，兩袖清風，也救助忠良，匡扶正義，已然足以成為文人士大夫的楷模。這亦如王陽明所言：“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

參考文獻

1.《明史》

2. 馬微《論王鏊》

3. 童皓《徜徉于出處之間——明代中葉吳中文人心態研究》

4. 劉俊偉《明代中葉著名翰林王鏊兩個重要問題簡論》

5. 張祝平《八股文宗師王鏊科舉經義學術淵源》

6. 葉梓《山中宰相王鏊》

7. 李志《王鏊詩歌創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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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王鏊：“完人”宰相的進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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