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蘇萊曼清真寺附近的觀景臺上俯瞰這座城市。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圖

帝國作為人類歷史中延續時間最長的一種特殊的國家權力結構，是由若干國家或地區組成的等級權力體系，其中的一個國家為宗主國或母國，其他國家或地區則為附屬國或殖民地。在20世紀，帝國的終結和殖民統治的崩潰，即學界通常所說的非殖民化進程，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發展中國家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基本上是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殖民主義的領土分割奠定了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形成體系的基礎；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政治抗爭的結果。具體到中東地區，西方國家人為“制造國家”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瓦解了在伊斯蘭世界維系數個世紀、多民族共存的奧斯曼帝國體系。

現代土耳其共和國脫胎于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曾是雄踞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地域遼闊、多元文化共存、東西交匯是其顯著標志。但是奧斯曼帝國自17世紀后期便逐漸衰落，進入19世紀后更是面臨內外交困的嚴重生存危機。為了應對西方的挑戰和內部分裂，奧斯曼帝國精英從三種意識形態角度尋求解決方案：基于共同臣民身份的泛奧斯曼主義、基于穆斯林團結的泛伊斯蘭主義和基于種族（民族）認同的土耳其主義（事實上是泛突厥主義和處于萌芽過程中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的混合體），三類主張在帝國向民族國家轉換的進程中相互交織，并最終促使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萌生。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凱末爾主義即共和主義、國家主義、民眾主義、世俗主義、民族主義、改革主義成為土耳其的政治思想指南和官方意識形態。凱末爾認為這些原則是確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奧斯曼帝國轉型成為世俗、現代、統一的土耳其共和國的重要途徑。凱末爾主義者力圖以土耳其民族主義認同為核心實現國家建構，但卻無法徹底割裂和排斥奧斯曼帝國時期多元、復雜的身份認同的影響。短期來看，在凱末爾主義指導下，土耳其激進的國家認同塑造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長期來看，只要國內和國際形勢發生異動，土耳其國家身份認同的同一性與泛共同體認同多樣性的矛盾就會顯現。筆者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已經探討了泛奧斯曼主義對土耳其身份認同的影響，這篇主要探討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對土耳其身份認同的影響。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名婦女帶著她的孩子走在街上。

泛伊斯蘭主義與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1.土耳其歷史進程中的泛伊斯蘭主義

泛伊斯蘭主義興起于19世紀中葉，首倡者是近代伊斯蘭改革主義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它本質上是穆斯林世界面對內憂外患的嚴峻挑戰所做出的一種反應。泛伊斯蘭主義的核心主張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在《古蘭經》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在哈里發的領導下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國家，抵御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入侵。

奧斯曼帝國晚期，泛伊斯蘭主義被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利用，極力宣傳超民族、超種族、超地域的穆斯林共同體思想，試圖以宗教認同為工具強化專制集權、維系行將崩潰的奧斯曼帝國統治，但以失敗告終。

進入土耳其共和國時期后，凱末爾對泛伊斯蘭主義進行了徹底否定和批判，廢除了蘇丹制度和哈里發制度，并強調泛伊斯蘭主義對土耳其融入國際體系構成了威脅。

進入冷戰時期后，泛伊斯蘭主義迎來了復蘇的機會。在東西方對抗的冷戰體制下，內吉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和塞扎伊·卡拉科奇（Sezai Karakoc）等人主張建立一個基于歷史、地理和文化的跨國伊斯蘭聯盟，使其成為國際舞臺上理想的第三集團。隨著土耳其加入北約以及美蘇冷戰的白熱化，泛伊斯蘭主義作為反蘇、反共工具在土耳其國內日趨抬頭。受國內和國際伊斯蘭復興運動影響，土耳其在1976年宣布加入伊斯蘭會議組織（現已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以體現其在伊斯蘭歷史上的“領導地位”。

泛伊斯蘭主義在厄扎爾（Turgut Ozal，曾任土耳其總理和總統）時代獲得快速發展并與新奧斯曼主義形成互補關系，通過將伊斯蘭重建為“奧斯曼伊斯蘭”，喚醒土耳其與穆斯林群體和國家共同的奧斯曼記憶。厄扎爾在國內試圖通過泛伊斯蘭話語彌合族裔分離主義的張力；在國際上重新重視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關系，積極參加泛伊斯蘭組織活動，尤其是在“波黑危機”時宣稱土耳其對巴爾干穆斯林負有保護責任并積極進行干預。此外，厄扎爾還支持土耳其國內的伊斯蘭宗教團體在境外加強宗教活動，宣傳土耳其模式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卡迪科伊區的當地人在堤岸上消磨時光。

2. 正發黨執政以來的泛伊斯蘭主義及其內在矛盾

正發黨執政以來，埃爾多安以泛伊斯蘭主義作為文化和價值觀根基，期望依托奧斯曼帝國某些“成功的歷史實踐”，實現當代土耳其的國內和世界構想。具體實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正發黨將宗教事務委員會（Diyanet）工具化，以“溫和伊斯蘭”為名推行社會領域的伊斯蘭化。

其二，構建以宗教事務委員會為主導的伊斯蘭外交，支持從拉丁美洲到歐洲、非洲和中亞地區伊斯蘭教的發展，支持全球范圍內的清真寺建設，幫助完善宗教教育體系，而且還向伊斯蘭世界的非政府組織提供大量的人道主義救濟，通過這些途徑宣傳土耳其獨特的伊斯蘭文化品牌。

其三，增強同穆斯林世界的貿易往來。有關數據顯示，土耳其與穆斯林人口占多數國家的貿易額從2002年的84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90億美元。

其四，正發黨強化了土耳其與伊斯蘭世界非政府組織的密切合作，振興伊斯蘭合作組織，在伊斯坦布爾多次舉辦有關伊斯蘭國家合作的重要國際論壇。

其五，自“阿拉伯之春”以來，土耳其積極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組建“親穆兄會聯盟”，藉此推廣輸出土耳其模式，爭奪地區主導權。

其六，在國際上為巴勒斯坦問題、緬甸羅興亞問題、克什米爾問題等涉及穆斯林利益的熱點問題積極發聲，謀求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

總之，當前土耳其已經將泛伊斯蘭主義視為謀求地區領導權所倚重的重要軟實力，但是，由于泛伊斯蘭認同與土耳其民族認同之間始終存在張力，并使其不斷遭遇挫折并深陷身份政治的困境。

當地時間2023年8月3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和其他外交官一起向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陵墓敬獻花圈。

首先，泛伊斯蘭主義主張重建超越種族、民族、地理疆域的普世性信仰共同體——烏瑪（Umma，穆斯林共同體），而土耳其民族主義核心是建設現代世俗民族國家，因此二者存在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矛盾。

土耳其追求和強化泛伊斯蘭主義認同必然侵蝕民族國家認同，削弱世俗民族主義的政治合法性，進而引發國內世俗主義力量的反對，激化教俗矛盾。

其次，通過泛伊斯蘭主義謀求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領導權，勢必加劇土耳其與沙特、伊朗等中東地區大國之間的矛盾。

自“阿拉伯之春”以來，土耳其與沙特圍繞地區熱點問題話語權、地區領導權和發展模式主導權展開了激烈競爭，并與雙方爭奪伊斯蘭教遜尼派世界和整個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一度導致雙方關系嚴重惡化。長期以來，土耳其和沙特的爭奪突出表現為雙方利用伊斯蘭教在中東、中亞、南亞、高加索和巴爾干地區進行地緣政治競爭。沙特已經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巴爾干和高加索地區建立了強大而有效的網絡，并且尋求確立沙特在這些地區的主導地位。土耳其則更多通過文化和教育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巴爾干和高加索地區進行和平滲透。此外，土耳其與沙特圍繞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爭奪也是雙方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重要領域。土耳其與沙特基于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競爭一度使雙方關系在十余年里陷入高度緊張，直到2021年以來才在雙方政策調整后趨于緩和。

最后，土耳其的泛伊斯蘭主義外交政策將加劇西方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癥”，擴大土耳其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分歧。

近年來，土耳其與西方圍繞宗教和民主、自由的關系等問題紛爭不斷。2020年法國巴黎“教師被斬首案”發生后，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宣布將嚴厲打擊具有分離主義特征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此舉引發伊斯蘭世界強烈不滿。埃爾多安譴責法、德等國家針對穆斯林群體的言論和非公正舉措，諷刺馬克龍“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呼吁抵制法國商品，這一事件導致土法雙邊外交陷入低谷，而且還加劇了歐盟與土耳其的緊張狀態。

土耳其卡帕多奇亞的熱氣球。

泛突厥主義與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

1.土耳其歷史進程中的泛突厥主義

泛突厥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沙皇俄國統治下的突厥語系民族和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中出現的一種社會政治思潮。作為對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文化同化的一種反抗，泛突厥主義原本是以“統一語言、行為和思想”為目標的文化運動。自傳入奧斯曼帝國以后，泛突厥主義從文化運動轉向政治運動，演化為以突厥種族認同為核心紐帶，謀求歐亞大陸突厥語民族全面一體化、甚至建立大突厥國家的烏托邦思想，具有極強的擴張傾向，一度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主導意識形態。

凱末爾改革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的發展方向，它主張放棄泛突厥主義幻想，將土耳其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嚴格限定在共和國現有疆界之內，否認泛突厥主義的民族觀和國家觀。受此影響，泛突厥主義思潮總體上在土耳其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遭到了否定排斥。不過由于凱末爾主義本身存在帶有一定種族主義色彩的歷史局限性，鼓吹種族優越論，因此它并沒有斬斷泛突厥主義的文化和種族之根，進而為泛突厥主義的再生埋下了伏筆。如二戰期間，受德國納粹主義的影響，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文化領域表現十分活躍；進入冷戰時期，泛突厥主義更是作為反蘇反共的意識形態工具之一，得到土耳其政府的默許并有所發展。

冷戰結束后，原蘇聯的歐亞地區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和地緣政治真空，為土耳其通過推行泛突厥主義擴大地緣政治影響提供了機遇。“突厥語世界”成為當時土耳其政界和媒體的流行話語，泛突厥主義思潮再度升溫。厄扎爾強調加強土耳其與中亞突厥語系國家的聯系，并主張建立突厥語國家共同體。1992年，首屆突厥語國家元首會議在安卡拉召開，會議提出加強突厥語世界的融合和促進合作。此后，土耳其陸續成立突厥語國家合作與協調局（TIKA）、國際突厥文化組織（TURKSOY）等組織機構，設立“土耳其獎學金”（Türkiye Scholarships）等學生交流項目，通過文化、教育、宗教和價值觀等領域對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施加影響。

2. 正發黨執政以來的泛突厥主義及其內在矛盾

正發黨執政以來，新奧斯曼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成為土耳其對外戰略的思想指南和政治動員手段。在加入歐盟不斷受挫的背景下，土耳其開始重提“突厥聯合”以提升自身地位。

2009年，土耳其與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語國家委員會，旨在深化成員之間的全面合作。2010年，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居爾(Abdullah Gül)喊出了突厥語民族“一族六國”的口號（六國指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6個突厥語國家），試圖進一步打造“突厥語世界”。2021年，“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更名為“突厥語國家組織”，標志著突厥語國家多邊合作領域的拓展以及合作機制的完善。

在泛突厥主義的大旗下，土耳其開始積極介入與突厥語國家、民族相關的熱點問題。例如，如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納卡沖突中力挺阿塞拜疆，通過參與阿富汗問題向中亞滲透，在克里米亞危機和俄烏沖突中表達對克里米亞韃靼人捍衛自身權利的支持，都是其泛突厥主義政策的具體表現。同時，土耳其還繼續加強與突厥語國家在能源、資源、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擴大對突厥語國家的文化影響。

如上所述，一個多世紀以來，基于歷史記憶和想象的泛突厥主義幾度浮沉，構成了土耳其難以割舍的泛民族主義情結，塑造著土耳其的國家身份。泛突厥主義盡管在服務于土耳其內外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極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第一，泛突厥主義作為強調種族認同的泛民族主義，其構建的政治空間超出了土耳其現有民族國家主權范圍，過度強調基于種族想象和虛構的統一性，忽略了突厥種族中各離散族群發展過程和階段的差異性，因此具有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色彩。

第二，從內政方面看，依賴泛突厥主義進行政治動員會導致認同混亂特別是主體民族和少數族群的矛盾。正發黨目前與右翼政黨民族行動黨結盟，其選民基礎主要是國內保守派，而泛突厥主義是其進行政治動員的意識形態。埃爾多安和正發黨強調泛突厥主義話語固然可以調動民族主義情緒，鞏固正發黨的政治基礎，但超出和偏離土耳其國家認同的范疇容易引起少數族群的反感和排斥，尤其是激起亞美尼亞裔群體對歷史苦難的回憶，導致國內族群矛盾激化。

土耳其安卡拉

第三，從外交層面來說，泛突厥主義無法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實體。首先，突厥語國家的政治整合難度大。土耳其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之間具有潛在的領導權之爭，各國政治精英不愿接受他國主導的一體化進程。其次，突厥語國家經濟相互依賴小，難以形成大規模的經貿合作。再次，突厥語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資源爭端以及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因素也影響著彼此合作。最后，泛突厥主義在本質上是泛民族主義運動，土耳其若過度依賴泛突厥主義介入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事務，不僅會引發突厥語國家的擔憂與反感，更會加深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矛盾。

總之，泛民族認同、泛宗教認同在民族國家時代已經缺乏合法性基礎，泛民族主義具有目標遠大、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色彩，并在思想和實踐上使土耳其陷入矛盾困境。歷史已經證明，各種泛民族主義都無法拯救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作為帝國的繼承者，自然無法割斷超國家認同，將其作為文化要素融入土耳其的國家認同之中也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受特殊內外環境影響，無法擺脫泛民族主義超國家認同的迷思和幻象，并以超國家認同作為對內政治動員的工具，對外以泛民族主義謀求國家利益，并衍生出不切實際的政治抱負和地緣政治訴求，甚至干涉他國事務，則會對內侵蝕其民族國家建設的根基即國家認同，對外因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并采取激進做法而陷入困境。

（本文第二作者曾卓，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根據論文《土耳其政治發展與對外戰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的部分內容改寫，論文原載《外交評論》2023年第1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